新加坡的范多斯旅馆远算不上豪华。客房昏暗肮脏，蚊帐很破，满是补丁。浴室都在客房外面排成一排，总是湿淋淋的，还弥漫着难闻的气味。不过这家旅馆倒也有些特色。住在这里的大都是跑货船到新加坡来的船员，失业的采矿工程师，还有来度假的种植园主——在我看来，同精明的本地市民、周游世界的旅行家、政府官员夫妇，还有那些总在欧洲大酒店举办午餐筵席、打高尔夫球、出入舞场、穿戴入时的富商大贾们相比，住在这家旅馆的人要更浪漫些。范多斯旅馆有一间台球室，球台上的绒布破旧不堪，船上的机械师和保险公司的职员常常聚在这里打斯诺克。餐厅很大，里面空荡荡的，很安静。只有几家去苏门答腊的荷兰人在这里用餐，他们只顾埋头吃饭，彼此从不交谈。从巴达维亚来这儿出差的单身男子一边用餐，一边专注读报。这里每周两天供应rijistafel[荷兰语，直译为“米饭桌”，是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改良的印度尼西亚精致餐点，由许多小份配菜组成，配以多种不同方式烹制的米饭。]，一些住在新加坡的荷兰人特别喜欢吃这种饭，常常到这里来用餐。按理说，范多斯旅馆本该是个沉闷的地方，可不知为什么这里并不沉闷，想必要归功于这里曾发生过一些奇闻趣事。过去的事可能早已被人遗忘，但昔日的异趣仍依稀可见。旅馆有一个很小的临街花园，客人可以坐在那里的树荫下喝冰啤酒。在这座忙碌拥挤的城市里，虽然马路上汽车呼啸而过，人力车川流不息，车夫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和丁零零的车铃声不绝于耳，但这里仍不失置身于荷兰偏远小镇似的宁静。我已经第三次住在范多斯旅馆了。最早告诉我这家旅馆的是一艘荷兰货船“乌德勒支”号的船长，当时我就坐那艘船从新几内亚的马老奇到印度尼西亚的望加锡去。途中走了快一个月，因为货船要在马来群岛的很多小岛停靠，阿鲁岛、卡伊岛、班达内拉岛、安汶岛，还有一些我已记不起名字的岛，有时停一两个钟头，有时停一天，装卸货物。一路上虽然单调，但也别有一番趣味。
我们的船抛锚靠岸后，轮船代理人会乘汽艇过来，通常荷兰驻地行政长官也会同来，我们一起坐在甲板上的凉棚下，船长要来啤酒，大家边喝酒边交流各地的新闻。我们会给岛上的人捎来报纸和信件。如果停留时间较长，驻地行政长官还会请我们吃饭，我们留下二副照看船，其他所有人（船长、大副、轮机长、押运员和我）都挤进汽艇，上岸去开心消遣一晚上。这些小岛都十分相像，我对它们的兴趣只是因为我知道以后再也见不到它们了。我心里莫名觉得这些小岛仿佛不存在似的，每当我们的船驶离这些岛，它们渐渐消逝在海天之中，我就只能运用想象力才能让自己相信，在我最后一眼望见它们之后，这些小岛还会继续存在。
不过，船长、大副、轮机长和押运员的身上却丝毫没有神秘或引人遐想的东西。这四个人都出奇地壮实，可以说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胖的人。一开始我都分不出他们谁是谁，虽然其中的一位，也就是押运员，肤色很黑，另外三位则要白一些，但他们长得实在太像了，每一个都是大块头，红红的大圆脸上没有胡子，粗胳膊粗腿，圆鼓鼓的大肚子。每次上岸后他们都会扣上外套的衣领，肥大的双下巴就从领子里鼓了出来，看上去好像要喘不过气来了。不过通常他们是不扣上纽扣的。他们常常大汗淋漓，不停地用头巾擦脸，使劲儿扇着芭蕉扇。
看他们吃饭是一大享受。他们的胃口大得惊人，每天都要吃大盘的什锦饭，好像是在互相比赛谁能吃得多。他们喜欢吃热乎乎、味道浓的饭菜。
“在这个国家要是饭没味儿就根本吃不下去。”船长说。
“在这个国家只有猛吃才能活得开心。”大副说。
四个人是特别要好的朋友，就像中学生一样总在一起打打闹闹，相互捉弄，彼此说的笑话也都熟稔于心，不管哪位刚开口说一句不知说了多少遍的笑话，便哈哈猛笑起来，笑得浑身肥肉抖个不停，再也说不下去了，于是另外三位也跟着狂笑起来。他们在椅子上笑得前仰后合，脸越涨越红，身上越来越热，最后船长便大喊要啤酒，于是每个人都喘着粗气兴冲冲地一大口喝干一瓶啤酒。他们这样一起跑船五年了，不久前，有人请大副去另一艘船上当船长，他断然拒绝了。他舍不得离开这几个伙伴。他们已经商定，只要有一个人退休，其他几位也都一起退。
“好船、好哥们儿，还有好吃好喝的，长点儿脑子的人还有什么想要的呢？”
一开始他们同我有些见外。虽然这艘货船上可以住六七个乘客，但他们很少让别人搭乘，更是从不接受他们不认识的人。在他们眼里，我不但是个陌生人，还是个外国人。他们自得其乐，不喜欢任何人去打扰他们。四个人都喜欢打桥牌，有时大副或轮机长需要值班，另外三个人打不成牌了。后来他们发现每次三缺一的时候我总乐意凑个数，他们也就很愿意找我一起打牌。同他们的人一样，他们的桥牌玩法也很奇特，赌注小得不能再小，一百分就输赢五分钱。他们说不愿意赢别人的钱，只是喜欢玩牌而已。可他们玩的是什么牌啊！每个人都玩得兴致勃勃而又认真执着，差不多每一盘都起码要叫一副小满贯。他们的规则是，只要可以偷看其他人手里的牌，尽管偷看好了，如果你成功藏牌，而且告诉了你的搭档也没有被对家发现，这两个人便会狂笑起来，笑得肥胖的脸颊上泪流不止。但是如果你的搭档坚持不让你叫牌，用连到Q的五张黑桃同花顺叫了大满贯，而你确信自己可以很容易拿到七张方块小同花顺，即便你手里凑不成一墩牌也照样可以叫加倍，结果让你的搭档丢了两三千分。这时，两个人又会狂笑起来，震得桌上的酒杯都不停晃动，把对家惊得手忙脚乱。
我怎么也记不住这四个胖子拗口的荷兰名字，只记住了他们在船上的工作职责，就像人们都知道意大利古老喜剧中的滑稽丑角一样，不去管他们叫什么名字反倒更觉得荒诞好笑。这四个人在一起时的模样，只要看一眼谁都会忍不住捧腹大笑，而我想他们看到自己引来了陌生人的惊奇肯定也乐不可支。他们自诩是东印度群岛最出名的四个荷兰人。不过在我看来，他们严肃起来的时候才是最好笑的。有时到了深夜，他们终于脱下了工作服，其中的某一位会穿着睡衣走到甲板上，同我一起并排躺在长椅上。这时，他会变得多愁善感。轮机长快要退休了，上次回国时认识了一个寡妇，整天想着要同她结婚，然后到荷兰须德海岸找个到处都是古老红砖房的小镇共度余生。船长则特别迷恋岛上的土著姑娘，他每次激动地用他那混浊不清的英语描绘起自己如何被她们迷得神魂颠倒时，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打算尽快在爪哇岛的小山上买一幢房子，娶一个漂亮的爪哇姑娘。这里的姑娘长得那么小巧玲珑，性情又那么温顺，从不吵闹。他要给他娶的姑娘穿上丝绸纱笼，戴上金项链和金手镯。可是大副却嘲笑他。
“太蠢了。蠢死啦。她会勾搭你的朋友，家里的用人，谁都勾搭。退休后，老伙计，你需要的是保姆，不是老婆。”
“我？”船长嚷道，“就算到了八十岁，我也要娶老婆的。”
上次船停靠在望加锡岛时，船长勾搭上了一个土著姑娘，这次船还没到港口，他就激动得坐立不安了。大副耸了耸他肥胖的肩膀。船长每次见到一个浪荡女人都会被迷得头脑发昏，可是他的激情总是在船还没到下一个港口就烟消云散了。接着，他就会把大副叫来收拾残局。这次也会一样旧戏重演。
“这老家伙太胖啦，心脏不好。不过只要有我在这里照料他，就不会出啥大事的。只是他白白糟蹋了钱，那太可惜了，不过反正他有钱糟蹋，那就随他便吧。”
大副显然是个很懂哲理的人。
我在望加锡岛下了船，同这四位胖朋友道了别。
“下次再来同我们一起航行啊。”他们对我说，“明年或后年再来，你会看到我们还同以前一样。”
一晃好几个月过去了，我又去了几个陌生的地方。我到过巴厘岛、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也去过柬埔寨和越南，现在我就坐在范多斯旅馆的花园里，感觉像回到家了一样。清晨天气很凉爽，我吃完了早饭，正在翻阅过期的《海峡时报》，想了解一下上次看报之后世界上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没有什么新闻。突然我的目光被一条标题吸引住了：“乌德勒支”号惨剧：押运员和轮机长被判无罪。我随意读起了这则报道，然后突然坐直了身子，“乌德勒支”号就是那四个荷兰胖子的船，从报道中看，似乎押运员和轮机长涉嫌谋杀罪受到了审判。不可能是我的那两个胖朋友吧。报道中写了名字，可是这两个名字对我毫无意义。审判是在巴达维亚进行的。报道中没有写出案子的详情，只是登了一条简短的通告，说法官审议了检方的起诉和被告的自辩后做出了无罪判决。我惊得目瞪口呆。我不敢相信我认识的那两个人居然会犯下谋杀罪。我无从知道是谁被谋杀了。我又仔细读了几份过期的报纸。毫无收获。
我站起身去找了旅馆经理。那是个态度和蔼的荷兰人，英语说得很流畅，我给他看了那则新闻。
“这艘船我坐过。我在船上待了近一个月。这里说的肯定不是我在船上认识的那几个人吧。我认识的那几个人都是大胖子。”
“没错，就是他们。”经理答道，“他们在东印度群岛这一带很有名，四个最胖的船员。这件事太不幸了，曾经轰动一时。他们是好朋友。我认识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给我讲了事情经过，还回答了我因惊恐而提出的问题。可是有些我想知道的细节他也说不上来。整件事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置信。一切都只能猜测。就在那时，有人来找经理了，我就回到了花园里。天气热起来了，我上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我心里一团乱麻。
我了解到的事情经过好像是这样的：在某一次航行中，船长把他正在交往的一位马来姑娘带上了船——是不是我在船上时他急不可待想要见的那个姑娘，我不得而知。另外三个人反对他这样做——船上带个姑娘有什么用呢？只会给他们惹麻烦——可是船长执意要带上她。我想是因为他们对她心存嫉妒吧。在那次航行途中，他们不像往常那样开心。每次他们想要打桥牌时，船长总在船舱里同那个姑娘厮混。船靠岸后，四个人还会上岸去玩，可船长总是迫不及待想回到那姑娘的身边。他已疯狂地迷上了这个姑娘。这四个朋友当初的欢声笑语再也听不到了。其中最讨厌那个姑娘的是大副——他本是船长最亲密的朋友，自从他们第一次从荷兰出来跑船后就一直搭档。因为船长痴迷恋情，他们俩不止一次发生激烈的争吵。没过多久，这几个老朋友除了工作中必须说的话之外，再也无话可说了。四个胖子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深厚友情已不复存在。接着，事情变得越来越糟。其他船员也都感觉到了事情不妙。船上笼罩着不安而紧张的气氛。一天夜里，船上响起了一声枪响和那个马来姑娘的连声尖叫。押运员和轮机长一骨碌跳下床铺，发现船长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正从大副的船舱出来。他一把推开他们两个人，走上了甲板。押运员和轮机长赶紧走进大副的船舱，发现大副已经死了，那个姑娘哆哆嗦嗦地躲在门后。他们被船长捉奸在床，船长一枪打死了大副。他是怎么发现这两个人的奸情的，似乎谁也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私通。是大副故意勾引姑娘去了他的船舱，想要报复船长呢，还是那姑娘知道了大副对她心怀不满，急于安抚他，所以引诱他上钩？这恐怕是永远解不开的谜了。我的脑子里闪现出十多种可能的解释。轮机长和押运员还在大副的船舱里，被眼前所见的惨状吓得惊魂不定时，又传来了一声枪响。他们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赶紧跑去找船长。船长回到了自己的船舱里，用枪打爆了自己的脑袋。接着，这件事被传得更邪恶、更诡异了。第二天早上，那个马来姑娘不见了，接管船务的二副报告了押运员，押运员说：“她八成是跳海了。这是她能做的最好的事了。好歹可以终止坏事继续蔓延。”可是一位当班的船员在天亮前见到押运员和轮机长把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裹抬到了甲板上，包裹的大小能装得下一个土著姑娘。他们四下里看了看，确定周围没有人看到他们在做什么，立马将包裹扔进了大海。船上传开了一个说法：这两个人为了给朋友报仇，在船舱里找到了那个姑娘，勒死了她，然后把她的尸体扔进了大海。船到了望加锡岛后，他们被逮捕，押送到巴达维亚去接受谋杀罪审判。因证据不足，他们被判无罪。但是在整个东印度群岛一带，大家都知道押运员和轮机长为他们死去的两个兄弟报了仇，惩罚了那个坏女人。
这就是那四个荷兰人广为流传的滑稽友情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