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前，爷爷就教导我要爱劳动，爱念诗。“劳动”是让我拾粪、浇菜、割驴草……“诗”是学念他一生中读过的唯一“诗集”《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等。我还算听话，常下地帮着干零活，偶尔也念诗。上中学后喜出望外地得知，最早的诗歌便是俺乡下人干重活时有意无意发出的“哎哟、哎哟”之类的号子声。老师说，这是鲁迅先生发现的。后来糊里糊涂考进北大，便懵懵懂懂向冯至、李赋宁、闻家驷等老师学习一些欧洲国家的诗歌。
大约十二天前，我正准备出访东欧和中亚时，北大、北外、党校三重校友兼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指示我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即将付印的《英诗经典名家名译》写篇序言。基于上述背景，我竟不自量力，欣欣然应允，飞机起飞不久就边拜读边写体会了。
一看目录，我在万米高空立即激动不已。译者全是令我肃然起敬又感到亲切的名字。
冰心是我初中时代的“作家奶奶”，我工作后曾专门找借口去拜访她在福建的故居。袁可嘉半个世纪前应邀从南大到北大讲英国文学史，我是自己搬着凳子硬挤进去旁听的幸运学生之一。王佐良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教授英国诗歌的。同学们爱听他的课，他大段引用原文从不看讲稿，我们常觉得他的汉语译文会比原文更精彩……穆旦、屠岸、江枫、杨德豫等我未曾有幸当面请教，从他们的作品中却受益良多，感激恨晚。
前辈翻译家们追求“信、达、雅”。落实这“三字经”却并非易事。
第一，在丰富多彩、良莠不齐的英文诗林中，译者要有足够高的先进理念和真知灼见去发现和选择思想水平高的作品。国产千里马尚需伯乐去认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诗就更需要了。看诗的高下、文野，境界和情感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国《诗经》历久不衰，首先因为里面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样政治上合民心的诗句，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样传递真情的佳句。这套诗集选了许多跨世纪思想性极强的好诗。如雪莱《普罗米修斯的解放》中的警句：“国王、教士与政客们摧毁了人类之花，当它还只是柔嫩的蓓蕾……”今天读起来仍发人深省。如莎士比亚在其第107号十四行诗中将和平与橄榄树的葱郁有机相连，上承两千多年前中国先哲“和为贵”的真谛，下接联合国大会此时此刻的紧急议题。这样的诗自然有人爱，有人信。
第二，诗源于生活。诗作者和译者都最好与百姓血肉相连。马克思曾与诗友调侃：诗人也得吃饭，别奢望写诗写饿了上帝会把盛着面包的篮子从天堂递下来。这套诗选中有许多生活气息浓醇、情意真切的诗。如出身佃农的彭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写的政治讽刺诗：“我赞美主的威力无边！主将千万人丢在黑暗的深渊……”，“……阔人们日子过得真舒泰，穷人们活得比鬼还要坏！”，“……有的书从头到尾都是谎言，有的大谎还没有见于笔端。”写实和预言都相当准确。
第三，译文要忠实于原作，自身又要通畅、简洁、优美。这套诗集中，英文原作都是名符其实的经典。读诗最好读原文，但世界上大约有三千种语言，一个人会用来读诗的语言肯定少得可怜。为开阔视野、加强交流、增进友谊，读外国诗大多还得靠翻译。这套诗选中的译者都治学严谨，都酷爱祖国和外国优秀文化，译文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杰出成果。他们把拜伦的奔放、纪伯伦的靓丽、济慈的端庄、布莱克的纯真、华兹华斯的素净、叶芝的淡定、狄金森和弗罗斯特的质朴译得惟妙惟肖。读这样的译作，哲学上可受启迪，美学上可得滋润。这有益于读者的身心健康，能满足青年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为有关专家的进一步研讨提供方便。
不妨说，这套诗集中外皆宜，老少咸宜，会书中两种语文或其中一种的人皆宜。
李肇星
2011年9月14日至25日自乌兰巴托（意为“红色勇士”）上空经莫斯科、明斯克（“交易地”）、塔什干（“石头城”）飞阿拉木图（“苹果城”）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