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共产党阴险暴戾，深刻精到，机警疑忌，严密笃实。但是共产党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懂辩证法，你们以后对辩证法要好好研究，才能应付他们。这次我发一本辩证法给你们，希望你们回去认真研究。”——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军“军事检讨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给每一位与会者发了一本黑格尔的著作。
这是蒋介石在中国大陆召开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南京，六朝市井，秦淮金粉，这座长江下游的古都在一九四八年的夏天溽热难耐。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从全国各控制区乘飞机向这座城市聚集，南京机场顿时格外忙碌。由于彼此的战区已被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阻隔，长时间未见面的高官们纷纷在楼馆中觥筹交错，南京各大饭店和餐馆无不高朋满座生意兴隆。军政大员的府邸前尽管有军警守卫，但访客依旧昼夜不断，无论如何谁也不会错过这个联络上司、处理私密的绝佳时机。尽管会议事先严格保密，但依旧没能躲过记者们的耳目。军事大员们如此整齐地聚集在一座城市里，记者们被来来往往的金灿灿的将星弄得眼花缭乱：笔挺的军服，铿锵的佩剑，英武的随从，闪亮的皮靴，每位军中翘楚的头发都在不同牌子的头油打理下纹丝不乱——这真是一个疆域广袤的国家，眼前的排场很符合一个大国的风范。
共产党人也在开会，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是自撤离延安之后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玉米灌浆，高粱初红，中国北方天高气爽，秋色斑斓。除了置身东北战场的林彪和西北战场的彭德怀因为战事紧张未能前来之外，中共中央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向那个庄稼掩映的小村聚集。已经不是从前去陕北的时候了，现在交通便利了很多，他们变换着乘汽车、骡马或者牲口大车等交通工具，虽然有些地段仍需要步行，但这些共产党领导者大都经历过长征，走路对他们来讲不是什么艰难的事情。如果中途没有自己的部队或地方政府所在地可以驻扎，他们就在路边的百姓家里喝上碗面糊糊吃上块烙饼，然后在房东的大炕上沉沉地睡上一觉。他们的棉布军装颜色稍有差异，这是各地被服工厂染料配方不同的缘故。老战友见面交换的礼物，比从前阔绰了一些，可能是一支缴获的自来水笔、一支手电筒，或者是几盒美国产的香烟。警卫战士掀着门帘，他们先后进屋，柳木桌上是房东送来的红枣和花生，墙角火炉上大铁壶里的水已经烧开，正呼呼作响。略带喧哗的寒暄刚起，茶香和烟草气味就混合在一起弥漫开来——这是一个已经空前强大的政党，她的领导者们面色黝黑，神情自信，言谈之间充满对未来的憧憬。
国共两党会议的召开，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决战的先兆。
战争进行到第二年，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在急剧减少。两年间，国民党军共损失兵力约二百六十四万，其中被俘一百六十三万，毙伤九十六万六千多，还有数万部队倒戈，再加上溃散和逃亡的人数，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底，算上重新补充的兵员，其总兵力从内战初期的四百三十万下降到三百六十五万。其中正规军一百零五个整编师（军），共二百八十五个旅（师），约一百九十八万余人；非正规军五十三万余人，特种兵、海军和空军约四十五万余人；后方机关和军校约六十九万余人。而其部署在第一线的正规军仅有二百四十九个旅（师），共一百七十四万人。具体分布是：东北战场卫立煌集团三十四万余人，连同非正规军四十四万九千人；华北战场傅作义集团二十八万四千人，连同非正规军三十九万七千人；西北战场胡宗南集团二十六万八千人，连同非正规军三十一万四千人；华中战场白崇禧集团二十六万七千人，连同非正规军三十五万七千人；徐州战场刘峙集团五十万四千人，连同非正规军七十万五千人；山西战场阎锡山集团七万人。在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和西北战场上，国民党军正规军只能担任战略要点和交通点线的守备以及附近地区的防御作战任务，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部队所剩无几。除上述五大战场之外，在长江下游、大巴山以南、兰州和贺兰山以西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军正规军的驻守总兵力不超过三十六个旅，共约二十三万八千人。
两年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共损失兵力约八十万。但是，因为有近一百一十万解放区青年农民参军，加上四十五万伤愈归队官兵，并且有近八十万国民党军俘虏兵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连同在战场上倒戈的国民党军部队在内，总兵力已由战争初期的一百二十余万，发展到近二百八十万。其中，野战军四十九个纵队（军），一百六十八个步兵师（旅），五个骑兵师（旅），三个炮兵师（旅），二十个教导团、九个补训团、一个工兵团、一个战车团，总兵力一百四十九万；地方军区有五个一级军区、三个二级军区、二十八个三级军区和一百一十三个军分区，总兵力一百二十五万。南方各省游击队约四万人。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国民党军的军力对比为一比一点三，其中正规军军力对比为一比一点三二。
蒋介石真的要全面认真的检讨了。
参加国民党军“军事检讨会议”的人数是空前的，除了蒋介石、何应钦和顾祝同之外，各主要战区的司令官以及陆海空军的主要将领几乎悉数到会：白崇禧、林蔚、刘裴、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等，只有战区局势十分紧张的胡宗南、刘峙和黄百韬派来了代表。再加上国防部各厅厅长、各局局长，各“剿总”、绥署参谋长，各军军长和参谋长等，共计一百二十多人。会议由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三人轮流主持，会议内容是全方位的一系列“检讨”：一、剿匪军事之总检讨；二、对匪军战法之研究及我军战法之检讨；三、我军机械化装备及后勤之检讨；四、华中作战之检讨；五、总体战之检讨；六、兵员征补之检讨；七、提高士气之办法。国防部长何应钦陈述的会议主旨是：“对当前剿匪应有全盘性之重要决策，对于政府各部门需要如何协力应主动提出切合实际之办法。过去剿匪失败，由于没有实行总动员，仅系纯军事的剿匪，虽有完备之总动员令，但无执行机关，以致政治经济各方面均未动员。今后如何运用全国人力、物力以及政治经济用以配合军事行动，应提出完善方案。”
八月三日，蒋介石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可谓痛心疾首：
过去两年来的剿匪军事，我们全体官兵牺牲奋斗，固然有若干成就，但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这是我们革命历史最大的污点，更是我个人最大的耻辱！今天趁大家集会一堂的机会，我要求大家认清我们目前剿匪首要的急务，是改造我们一般官兵的精神和心理，要恢复我们革命的自信心，加强我们精神的武装，才能真正发扬我们革命军奋励无前的士气，来消灭背叛国家民族的共匪。因此大家在会议期中，对于自己平时的精神思想、生活行动，必须彻底反省，彻底检讨，在会议以后，能真正有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革，才能达成此次会议的任务，也才能完成我们军人剿匪戡乱救国救民的使命！
“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这样的措辞严重刺激了与会将领们的自尊。尽管他们对形势的判断大多不持乐观态度，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十分悲观，但大家依旧对蒋介石的话感到难以接受。特别是蒋介石表示：“本来抗战胜利后，我个人的事业可以告一段落，但是我担心你们搞不赢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会生活不下去，没有饭吃，为使党内同志和广大官兵能有生存权利，我才又被迫勉强带领大家干，谁知道我军许多将领信心不足，士兵士气低落，作战屡次失败，很不争气，使我非常为难。”——形势是很严峻，国民党不但军事上屡屡失利，政治上也问题重重。但是，如果把失利的原因全部归结于在前方作战的将领和他们的官兵，仿佛只有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南京大员们才是正确的，这是什么道理？——国民党军将领们的议论是：“话很沉痛，但说怕大家没饭吃，说得有失体统。”
蒋介石警告他的高级将领们“死无葬身之所”，毛泽东则要求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们想出一个经过几年作战才能彻底打败蒋介石的时间表，同时想出新政权建立初期的那些必须程序。显然，这是一个令人愉悦的议题。
之前，毛泽东刚从城南庄来到西柏坡。而他之所以滞留在城南庄，是因为他准备去苏联会见斯大林。毛泽东此前从来没有走出过国门，他似乎从来没有产生过离开他的祖国的愿望，但是战争进行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必须下决心去遥远的苏联，因为这是时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赢得战争已经不是悬念，但最后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建立更广泛的政治联盟是必须的，尤其是与社会主义苏联的联盟。
毛泽东的出访之事，只有少数人知道，包括杨成武。毛泽东当面要求杨成武准备一个战斗力最强的师，由杨成武亲自率领护送他去东北，然后从东北出境转道去苏联。在聂荣臻的主持下，杨成武挑选的部队是二纵四旅，他们详细研究了行动路线，甚至选择了过平绥路的地点。但是，有史料表明，包括聂荣臻在内，凡知道这件事的人，大多不同意毛泽东去，理由很简单：战争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毛泽东不宜离开。不久，杨成武被通知那个机密任务取消。毛泽东从城南庄转移到一个名叫花山的村庄。他改变了去苏联的路线，准备自花山出发，经内蒙去外蒙，再由苏联方面派飞机来接。毛泽东在花山等待斯大林的最后回音。五月十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大意是：我们欢迎你来访，但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在这个时候，统帅不应离开自己的岗位太远。如有重大问题需要同我们商量，我们可以派一位负责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听取你的意见。毛泽东随即取消了出访苏联的计划，并于五月二十七日到达西柏坡。
斯大林派来的负责同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达西柏坡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那时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米高扬到达西柏坡的那天正好是北平和平解放的那天。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上看，毛泽东是否出访苏联对中国的命运来讲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客观地说，苏联方面在中国解放战争中并没有像国民党方面宣传的那样起到关键作用。在那段日子里，最令人担心的却是毛泽东自身的安全问题。至少在五月里，蒋介石每天都焦急地等着空军报告好消息，他期望着一个准确的报告，说毛泽东已经死了。如果这个消息真的传来，“军事检讨会议”上弥漫的就会是另外一种气氛了。然而，毛泽东没有死。五月十八日，国民党军的飞机突然飞临，航空炸弹准确地击中了毛泽东住房。毛泽东不但没有受伤，甚至连惊慌都没有，他所困惑的是国民党军轰炸的准确程度。
聂荣臻当时的秘书范济生回忆道：
一天早饭时，冀晋军区电话报告，有六架国民党飞机，沿阜平西大庄大道飞往阜平城上空，现拐向史家寨。我接完电话马上报告了聂总，聂总要我保持与冀晋军区的联系。我刚回到房间，冀晋军区又电告，六架飞机转向南飞。再报聂总后，时间不长，就听到敌机声。一架野马式战斗机飞临我们驻地城南庄上空，对着城南庄到易家庄之间几个驴驮子扫射。聂总得知敌机转向我们驻地方向飞来，随即到院中观察。敌机一到，聂总就去动员毛泽东去防空洞。毛泽东工作了一夜，刚刚上床休息，不肯去。敌机对驴驮子一扫射，聂总急了，要我搬来行军床，要几个人用担架把毛主席抬到防空洞去。毛主席见此情景，说“自己走，自己走”。这时，先来的那架战斗机刚走，又来了一架B-25轻型轰炸机。聂总等人陪同毛主席刚到防空洞，敌机就投下了第一枚炸弹。我到防空洞时，看到聂总，赵尔陆（华北军区后勤部司令员）用身体挡着毛主席，毛主席从他两人身体之间向外看。听不到敌机声了，聂总才请毛主席回房休息。这次敌机共投了四枚杀伤弹，其中一枚落在聂总住房前面，一枚落在营门前没有爆炸，聂总曾要工兵来把炸弹拆走。饭后，毛主席出去散步，见到没响的炸弹，蹲在旁边观看。聂总在院中见此情景，急步跑到毛主席跟前，拉起毛主席就走，一边走一边说“不能在这里看！”我从没见聂总急成那个样子。聂总扯得快，毛主席也没争，但莫名其妙。毛主席走后，聂总要我再催工兵来拆走。
直到解放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才从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中查明，当年在城南庄的时候，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竟然是国民党特务，是他向国民党空军报告的轰炸目标。
九月八日，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董必武、彭真；中央委员有：徐向前、饶漱石、贺龙、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滕代远、薄一波；候补委员有：廖承志、陈伯达、邓颖超、刘澜涛。重要工作人员罗迈、杨尚昆、胡乔木、傅钟、李涛、安子文、李克农、冯文彬、黄敬、胡耀邦等列席。
此时，共产党人对未来乐观展望的根据是：通过两年的战争，人民解放军不但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大大加强了自己军队的数量、武器装备以及战斗力，而且将解放区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约占全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解放区内拥有城市五百八十六座，占全中国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解放区内人口约为一亿六千八百万，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在长江以北的战场上，国民党军已经完全处于守势，其龟缩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枢纽已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直接攻击对象。
毛泽东还强调了他对国际形势的乐观估计：没有必要担心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也没有必要担心美国会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与苏联之间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美国不会大规模地直接卷入国共之间的战争，他们既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能力。如果美国迫于某种压力硬要干涉中国内战，最坏的情况是少量出兵帮助国民党军控制一些大城市，这只不过要我们前去攻打的时候组织更大的兵力和多费点时间而已。
共产党人开始设想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甚至包括从蒋介石阵营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是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的政权根本不同”。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那么，战争还要进行几年才能彻底打败蒋介石？
毛泽东在内战爆发时就计算过，他认为战争持续的时间在三至五年之间，最坏的情况下也许要打十五年。一九四七年七月，在陕北小河会议上，毛泽东肯定了五年的估计，并解释说，根据过去一年的战绩，这个估计是可能实现的。现在我们有九十万野战军，六十万地方军，如果把野战军发展到一百五十万，就足以解决问题——“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但不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又说再过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一九四八年三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情况的通报》中，使用数学方式进行推论，再次提出五年消灭国民党军的估计：“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事实上，从去年秋季以后，超过了这个数目；今后可能有更大的超过。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周恩来从兵力对比上进行了计算。他认为，我军现有兵力两百八十万，根据现在的歼敌进度，以收容俘虏兵百分之六十计，今后三年内可收容俘虏兵一百七十万，同时动员两百万翻身农民参军，除去消耗，我军的兵力可能接近五百万，那时攻一城即得一城。而国民党军在战争第一年损失约一百五十万，仅仅补充了一百万；第二年损失约一百五十二万，补充了一百四十四万，两年实际损失六十五万；第三年，国民党军估计要损失一百五十二万，按补充一百万计，兵力将减少到三百一十二万左右；第四年减少到二百六十万人左右；第五年将减少到一百五十二万人。国民党军补充兵力递减速度为每年八十万，那么第五年国民党军将实际减少至一百八十八万人左右，除去近一百万的机关人员，实际作战兵力将不足九十万。九十万兵力只能勉强防守个别大城市。到这个程度，国民党军可以算是最后崩溃了。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会议制定了详细的建军和作战计划。建军的核心内容是：充实野战军，增加特种兵，整顿地方部队，减少后方机关。共产党人计划在今后三年内发展到二十个野战兵团，七十个步兵纵队，共两百一十个步兵师，再加上九十五个炮兵团，三十个骑兵团，四十七个工兵团以及五百个团的地方部队。作战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战争第三年继续发展外线进攻，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准备打具有决战性质的大会战。
战场重心在长江以北，重点战场在中原和东北。
会议制定的歼敌指标是：三年内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三百个旅以上。这一歼敌任务按照战区进行了分配：华东野战军歼敌四十个旅左右，并攻占济南、苏北、豫东和皖北地区的大中城市；中原野战军歼敌十四个旅左右，攻占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西北野战军歼敌十二个旅左右，钳制胡宗南集团使之不能施行战略机动；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徐向前部）歼敌十四个旅左右，攻占太原；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三兵团（杨得志部、杨成武部），歼敌三十五个旅左右，攻占北宁（北平至沈阳）、平绥（北平至绥远）、平承（北平至承德）、平保（北平至保定）各铁路沿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之外的一切城市”。
国民党方面已经没有任何依据来计算什么时候打败共产党了，“军事检讨会议”不得不深究无法逆转的军事危机。进入一九四八年以来，西北战场刘戡部的五个师被歼于宜川战役，中原战场区寿年兵团六个师被歼于豫东战役。对于前者大家谈得很少，因为谁都知道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说多了也许会引出麻烦，于是与会者集中火力直指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在区寿年被围时见死不救的“无耻行为”。会议还研究了与共军作战的战法问题。前线的将领们并没多说什么，倒是从来没有打过仗的南京的高官们不断地夸夸其谈。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提出“包围不如突破”，前线的将领们一致反对：共军通常没有固定战线，遵循的是“打不赢就走”的战法，他们根本不接受攻击，也不给你攻击的机会，战前连鬼都没有一个，你突破什么？等他“打得赢就打”的时候，找准弱点环节，集中数倍兵力猛烈袭击，你还没稳住阵脚，战斗就结束了，然后跑得又是鬼都没有一个，你向谁突破？
“军事检讨会议”翻印分发了三本共产党军队的小册子。一本是华东野战军的《攻坚战斗》，这是专门针对国民党军的堡垒防御而写的战术指导文件。其中有以炽盛火力压制后，封锁敌方射击孔，掩护梯子组和突破组进行突击等实战内容。国民党军修筑的堡垒一般高出地面，目标暴露，纵深很浅，只要一点被突破便会全线崩溃，导致阵地和城市丢失和大批官兵被俘，这是国民党军防御上的很大弱点。但是，与会者对这本小册子并没有特别重视。第二本是东北野战军编印的《目前的战役问题》，这是蒋介石专门批示印发的。小册子里基本上是毛泽东的战略观点的集中，特别是其中变内线防御为外线进攻的阐述，蒋介石感到十分重要。但是，前线的军事将领们认为，蒋介石连具体战斗的细节都横加干涉，现在让大家关心整体战略转变问题又有什么意义？第三本小册子是华东野战军编印的《战斗手册》，基本内容是要求基层指挥员必须掌握的战术技巧和战役原则。这本小册子是国防部决定翻印的，翻印之前专门让参谋们对《战斗手册》中的每一条都加上了批注和对策。比如，“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条，参谋们加上了“打破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批注和“把农民争取过来”的对策。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看后眉批道：“如果能把农民争取过来，仗不用打就胜了，战争也根本不会发生了。”
“军事检讨会议”进行到第三天，何应钦在他的军事报告中抛出了“重磅炸弹”，他公开了两年来国民党军的实际作战损耗，而这原本属于万分机密的数字：死伤、被俘和失踪总计三百万人，损失步枪一百万支、轻重机枪七万挺、山炮野炮重炮一千多门、迫击炮和各种小炮一万五千多门，再加上损失的战车、装甲车、汽车、通讯器材和各种弹药，惊人的数字引起极大的震动。有人悲观地说，这仗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下去了；有人指责国防部指挥无能，南京的大员们都是饭桶；有人呼吁政府赶快请求美国干涉，不然中国就是苏联的天下了；也有人开始攻击陈诚，因为陈诚在战争初起时曾保证过在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现在应该把他揪出来问问。何应钦在这个时候把这些数字披露出来，用意很清楚：一九四四年蒋介石和陈诚不但迫使他交出了军政部长的职位，还让他去纽约当联合国军事参谋团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完全剥夺了他的实权，军政大权都在蒋介石和陈诚手中，因此军事上的失利不但没有他的任何责任，谁该负责自有公论。
蒋介石那天没有到会，听说何应钦的讲话后，十分震怒。
第二天，蒋介石特地穿上军装走上了讲台，说他二十多年来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但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决心。两年来与共军作战虽然受到挫折，但大家要同心同德，共度时艰，绝不可以散布悲观失败的论调以至影响国军士气。说到士气问题，蒋介石的态度比何应钦直率得多：
我体察一般高级干部的情绪，大多数对于革命前途信心丧失，心理动摇，以为本党的地位，真是岌岌不可终日，这种现象的发生，是我个人最感惭愧痛心的一件事。因为今天一般高级将领，不是我亲自领导出来的干部，就是我亲自教育出来的学生，我不能使他们对主义建立生死不渝的信心，对革命抱定百折不回的志愿，这就证明我个人领导无方，教育失败，我对国家就不能辞其责任！……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的观念完全消失！这样的将领，如何可以领导部下，和万恶的共匪来作战呢？尤其使我痛心的，这两年以来，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俘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许多下级官兵被匪军俘虏，编入匪部来残杀自己的袍泽，而不能相机反正。这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奇耻大辱！我一想到这些人都是我多年领导的部下，我心中更觉沉痛万分，无地自容！……如果今天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对于自己的精神思想还不能彻底觉悟改革，对于过去那种失败主义的心理还不能扫除净尽，不能重新建立革命的信心和决心，那无论我们有多少军队，有怎样精良的武器，将来总要被共匪所消灭。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固然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那我们真是上无以对总理和先烈，下无以对全国人民和万世子孙了……
就在蒋介石讲这番话的时候，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阵亡和被俘数字已经达到令人惊骇的两百一十六名之多。
究竟是因为我们的武器不如敌人精良，部队不如敌人众多呢？还是因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自己的精神堕落，生活腐化，以致部队情感隔阂，士气消沉，战力消失呢？我要求今天在座的各位高级将领反躬自问一下，你们今天是不是还能保持东征北伐时代的革命精神，对于敌人无所畏怯，对革命的前途具有信心呢？你们对于主义是不是还能像过去一样的绝对信仰，对于上官的命令是不是毫不犹豫的彻底执行呢？对于部下是不是还能像过去一样亲爱如家人兄弟，与之同甘苦、共生死呢？你们对于自己的同胞，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的休戚相关，荣辱一体，协同动作，赴援必先呢？
但是，国民党军队的信念和士气丧失，远不是高级将领们“反躬自问一下”就能够挽回的。
军队的主体是士兵，士兵的处境和状态决定一切。
“军事检讨会议”的最后几天，在前线打仗的将领们终于获得了发言的机会。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在申诉各自的困难，要武器、要新兵、要军粮、要器材、要车辆、要弹药，当然还要钱。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说，他见过的绝大部分基层官兵都十分厌战，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打仗。现在几百万法币还抵不上一块钱，物价的飞涨使士兵的待遇严重降低，士兵开始吃不饱穿不暖，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已不能维持其家用最低限度的生活。宋希濂认为，蒋总统既然说政府还有九亿多美元的基金，那就应该自八月起，所有官兵的副食费一律改发现洋，每人每月三元；将校尉级的薪金也改为发现洋，自每人每月五元起至三十元不等，借以维持官兵的生活。宋希濂后来回忆：“我的发言尤以我的建议得到与会者许多人的同情。”
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面临着如何保持高昂士气的问题。
在即将到来的决战前夕，共产党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共产党人从不讳言自己所领导的军队是一支农民军队，也承认在这支军队里农民习气浓重，并认为如果这种习气不改变，对于即将到来的巨大战争能否打赢至关重要。
为此，毛泽东严肃地提出了部队整训问题，要求部队努力克服存在的以下问题：一、组织不纯问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发展壮大中混进来一些不良分子，特别是大量俘虏兵的进入给部队带来很大的问题。战争进行到一九四八年，军队的大多数连队中，俘虏兵已占到一半以上，有的连队甚至占到百分之八十。这些战士大多是贫苦出身，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的一些人依然沾染着旧军队的习气，特别是不懂得为谁打仗的道理，“吃谁家粮就当谁家的兵”的雇佣思想严重。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更是混淆：“打内战是不应该的，其责任国民党蒋介石要负，共产党毛泽东也要负。”二、思想不纯问题。一些官兵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不愿意过艰苦的战争生活，不愿意到国民党控制区作战，尤其是怕打到长江以南去，认为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还有人惧怕美国出兵援蒋，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怕战争没完没了地打下去。三、对党的政策不理解或理解不深，政策水平低，违反政策和纪律的事时有发生。有人执行命令不彻底，缴获不完全归公，个别人搜俘虏腰包甚至杀害俘虏。特别是对土地改革政策，不少人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不了解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四、部队内外关系问题。有些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对下级干部和战士缺乏阶级情感和平等思想。而在同级关系上表现为本位主义，没有整体观念。有的干部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争功诿过。战士中也存在着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不尊重干部，不服从指挥。在军政关系上，不尊重地方政府，不爱护群众的人力物力，有的甚至打骂百姓和政府干部，搞“枪杆子主义”。
对此，共产党人开展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式整军运动”。
毛泽东特别批评了林彪。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林彪和东北局发出一封长达两千字的电报，批评林彪没有按照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做出综合性报告。林彪的理由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于全部了解，对做全貌的报告遂甚感困难。”毛泽东说：“你们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后才声明理由，是不对的，并且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林彪当即作出检讨并写来了综合性报告，毛泽东在回电中所阐述的观点，可以视为共产党军队所以进行新式整军运动的目的：“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在即将与国民党军进行大决战的前夕，“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整个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
国民党军“军事检讨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命令下发的小册子名为《为什么要剿共》——题目就显得颇为奇怪：二十年前国民党就致力于剿共，甚至在抗战时期也没有停止过，现在还在阐述“为什么”。
蒋介石的这个“为什么”不只是说给军队听的，他还想告诉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百姓，因为他对这个国家的民心所向已经甚为忧虑。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国民政府的军事预算已经达到四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亿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一九四八年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二百六十万亿元。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除了加重田赋、税收和大举外债内债之外，国民政府决定增发货币，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止，增发的货币达到六百零四万五千亿元，从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与一九四七年相比已经上涨了五百万至一千万倍。
英国传记作家菲利普·肖特对那时中国形势的叙述可谓经典：
……政府滥印钞票以支撑内战，造成通货膨胀和工薪贬值；渗透性的普遍腐化使得合法的工商业无法生存——所有这一切使得曾是国民党核心支持者的那些集团转而反对它了……这些都是国民党病入膏肓的征兆。但这种无可救药却是根植于蒋介石创建的统治体系的实质之中。它太衰弱太多派系倾轧以至无法以暴力强加其意志了，它也太腐败太漠视公众福利以至掌握不到基础广泛的支持了……与之相反，毛（毛泽东）依靠的是“群众的集体意志”，而它却是足够了。
“群众的集体意志”，就是军心和民心所向。
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在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都明白了“群众的集体意志”对于一个政党和一支军队的生死攸关重要性。但是，当大决战即将来临之际，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军队已经成为了中国“集体意志”的拥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