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豫东硝烟未落之时，在湖北的北部，“长于攻坚”的六纵开始攻击“有山有水有坚城”的襄阳和樊城了。
襄阳和樊城于汉水中游隔水对峙。两城地处桐柏山、武当山孔道，北通关中、洛阳，东连武汉三镇，西扼川陕大道，南接沙市、宜昌。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称襄樊为“天下之腰膂”。“膂”者，脊骨也。这是一座可以俯视疆土之城。
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从大别山中转战出来的中原野战军在河南南阳彰新庄召开纵队干部会议，刘伯承说，从战争进程的角度看，国民党军五个最重要的军事集团（卫立煌集团、李宗仁集团、胡宗南集团、顾祝同集团和白崇禧集团）中，白崇禧集团将是国民党军的最后防线。现在，国民党军有三怕：怕林彪入关，怕打过长江，怕大军入川。在这“三怕”中，中原的国民党军就占了“两怕”，因为这个区域既可渡江也能入川。而在中原国民党军的防线上，汉水区域是其最大的弱处：
中原区有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河（长江、淮河、黄河、汉水）。我们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把四河变成我们的内河。黄河、淮河已变成内河。应背靠武当山向东南发展，白河、汉水流域是古战场。将郧阳、均县、房县划归鄂豫陕，南漳、保康、谷城划归桐柏，当阳、远安、荆门划归江汉，就是将汉水变为我们内河的开始。长江也会像黄河一样变为我们的内河。
刘伯承的“内河理论”，是个把拓展解放区的咄咄逼人与山水情怀的豪迈热烈融合在一起的战略设想——“我们中原区的任务就是将战争引向蒋管区，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把这个区域变为向东、向南、向西进攻的基地。”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设想，刘伯承认为将战场选择在豫鄂陕交界处为最佳，因为这里既有伏牛山、武当山为依托，又有桐柏、江汉可做前进阵地，而国民党军因长江、汉水和大巴山的阻碍，机械化大军难以快速调动。
十三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襄樊战役作战部署。襄樊战役，将举中原野战军全军之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指挥第二、第四纵队组成西兵团，奔袭豫鄂边界处的老河口和谷城，控制汉水西岸，直趋襄阳和樊城；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指挥军区主力部队以及第六纵队组成南兵团，奔袭襄阳，并在汉水西岸形成对敌兜击。第一、第三纵队组成东兵团，或向北面的南阳移动，或尾击可能从南阳南犯的国民党军王凌云兵团，或侧击可能从信阳西犯的国民党军张轸兵团，或转至驻马店地区作战策应襄樊。
襄樊战役正在准备，粟裕部在豫东与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开始鏖战，中央军委两次致电中原野战军要求他们出兵策应。
刘伯承、邓小平除命令第九、第十一纵队直接归粟裕指挥外，立即停止了襄樊战役的实施，集中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赶赴河南上蔡地区，全力阻击从驻马店北上的胡琏兵团，以消除粟裕部侧翼的威胁。
一直被刘伯承“藏”在桐柏山解放区腹地的王近山的第六纵队出动了。刘伯承决心以六纵的六个团、桐柏军区二十八旅的三个团、第三军分区的两个团、陕南军区十二旅的两个团和两个地方武装独立团，共十五个团约两万兵力，由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先打老河口，再攻襄阳和樊城。
七月二日夜，六纵在瓢泼大雨中自豫南与鄂北交界处的新野出发，向老河口奔袭。官兵一个昼夜奔跑了近八十公里，当先头部队抵近老河口时，国民党守军一六三旅正向谷城撤退。六纵渡过汉水追击，追至谷城以北，一六三旅又放弃谷城向南逃跑。此时，陕南军区十二旅已经攻占谷城，截断了一六三旅的退路，并随即发动袭击，歼灭了一六三旅的一个营。桐柏军区第三军分区的两个团歼灭一六三旅的一个连后，强渡汉水，截击并全歼一六三旅辎重营。四日，六纵和陕南军区部队沿汉水两岸向襄阳和樊城逼近。
襄阳和樊城是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的防地。
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副司令官郭勋祺。
康泽在国民党内是一个名人。他虽然毕业于黄埔，却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南京《中国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兼组织处长等职。他出身贫苦，学习勤奋，性情刚强。自黄埔军校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选派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后来成为共产党将领的邓小平是同班同学。回国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成立宣传大队，他被选任为大队长，在战争中显示出出众的宣传才华，得到蒋介石的特别信任。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在南京、武汉、重庆忙于国民党的青年干部培训。一九四五年，受蒋介石指派赴欧洲考察，一九四六年秋回国，年底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一九四七年夏，国民党军按防御区设立绥靖公署和绥靖区，康泽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隶属武汉行辕，归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指挥。
康泽实战经验不足，也没有嫡系部队，能够指挥的只有一〇四、一六三、一六四旅以及炮兵十四团七连和三个保安团。其中，一〇四旅几乎全是新兵，虽然武器好但战斗力差；一六三旅和一六四旅老兵多，有一定的战斗力，但这两支部队是川军将领刘湘的旧部，与川军没有任何渊源的康泽根本指挥不动。
为此，康泽特别推荐原川军将领郭勋祺来当他的副手。
郭勋祺在国民党军中也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十七岁入川军，二十六岁已升至旅长。一九二二年，陈毅自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在四川万县与郭勋祺结识。由于与陈毅来往密切，郭勋祺政治上逐渐倾向共产党，与吴玉章、刘伯承等人也交谊日深。一九二七年四月，陈毅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去重庆寻找郭勋祺求助，郭勋祺让陈毅在自己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送给陈毅三百块大洋和一套西服，并派副官和卫兵护送陈毅上船离开重庆。一九三一年，郭勋祺被川军将领刘湘起用，率独立第二旅参加围攻洪湖根据地的战役。他与共产党人最激烈的一次作战，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当时，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贵州北部，试图西进四川，然后北渡长江，与位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严令刘湘出兵入黔堵截。刘湘左右为难：川军没有必要与红军硬拼，但如果红军真的进了四川，还必须能死打硬拼把红军赶出去。刘湘考虑再三，选定了郭勋祺，因为他认为郭勋祺对自己忠诚，同时又有些同情共产党。郭勋祺率教导师第三旅进入贵州，当中央红军来到赤水河边的土城时，遭到郭勋祺部的猛烈阻击——眼看着红军要入川了，郭勋祺决定死打硬拼。在此之前，中央红军从未与川军交过手，川军的凶狠令红军官兵记忆深刻。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记述是：“到了上午十时左右，敌人显然没有仓皇溃逃。红军固然打得很好，但敌人打得也不错，实际上敌人反而越战越强了。中午时分，毛和他的部下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战斗。敌人并不是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驻守宜宾的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精锐部队，前线指挥员是外号‘熊猫’的郭勋祺。敌人的兵力也不是他们原来所想的两个团，而是两个旅即四个团，至少一万人……”——郭勋祺的阻击令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抗日战争中，郭勋祺是国民党军中著名的爱国战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率一四四师在武汉与日军血战，左腿重伤后坐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战后，郭勋祺升任第五十军军长。国民党军第五十军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驻扎在同一地区，因为他与新四军军长陈毅的旧谊，两军相处甚洽。郭勋祺的“亲共”倾向逐渐引起蒋介石的警觉，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以“作战不力”为由撤掉了他第五十军军长一职。内战爆发后的一九四七年，应康泽的请求，蒋介石命他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官。
康泽孤军驻守襄阳和樊城，最大的苦恼不是他的副手的政治倾向问题，而是兵力不足。一六三旅守老河口，一六四旅守樊城，一〇四旅守襄阳，襄阳的防守兵力显然不够。他请求白崇禧把吴绍周的整编八十五师二十三旅调来，以加强襄阳防御，可是二十三旅仅在襄阳待了两个月，就被吴绍周调走去与粟裕作战去了。康泽只好从一六三、一六四旅中各抽一个团来加强襄阳。
一六三旅已经遭受重创，这是康泽实战指挥经验不足的证明。当一六三旅报告说他们受到袭击，并说袭击他们的部队多是晋南和豫北口音时，康泽判断可能是刘邓部的主力从豫东战场回来了，而且很可能是陈赓的部队。于是，他命令一六三旅向襄阳收缩。这一命令是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草率作出的，结果导致一六三旅一撤就停不下来了，不但中途受到严重打击，而且残部最终竟没敢撤回襄阳，而是往沙市方向跑了——本来就兵力不足，这一来又损失了大半个旅。
六日，刘邓部的攻击部队并没有到达，驻守樊城的一六四旅却不知为什么开始往襄阳城里跑。渡过汉水的官兵混乱地拥挤在襄阳北门，要求打开城门让他们进去。根本没有下过撤退命令的康泽询问郭勋祺，郭勋祺说这是一六四旅的擅自行动。康泽勃然大怒，严令一六四旅回去守城。一六四旅官兵只好重回樊城，但是很快旅长就打来电话，说樊城已经无法守了，因为就在他们撤出去的这么一会儿工夫，城里的民心变了——“我们回来以后，老百姓对我们很冷淡，民心已经变了呀！”
襄阳城是刘邓部攻击的重点，也是国民党守军防御的重点。
襄阳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山是城防居高临下的据点，筑有大量的防御工事。城南和城西南的凤凰山、羊牯山等高地以汉水为屏障，可以俯瞰全城，控制通向城南和城西的通道。城垣和大山都修有坚固的地堡和碉楼，城垣四周的开阔地、道路和死角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康泽的防御部署是：一〇四旅十五团加十四团的一个营守城南和城西的羊牯山、真武山、琵琶山、虎头山、凤凰山、文笔峰、铁帽山等高地；十四团（欠一个营）守襄阳城垣；十三团一营担任河防和前哨部队，主力集结在东门机动；一六三旅四八八团残部守万山和大山头等阵地；一六四旅的一个营守老龙堤。
对于襄阳，必要“先攻山后攻城”，因为不占领城外的诸山，就连城墙都接近不了，更谈不上攻城。
王近山决定先包围襄阳，断其水陆退路，然后攻占城南诸山。
七日，六纵十八旅袭占南漳和宜城后，没有发现增援的迹象，于是六纵十七旅、陕南军区十二旅和桐柏第三军分区部队对城南诸山开始了轮番攻击。尽管对强攻工事坚固的山头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因没有远射程火炮的支援，攻击还是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十七旅五十团二营攻击的琵琶山，山上的防御兵力是守军的一个连。八日，二营的攻击受挫。九日。经过一个白天的准备，旅长李德生命令四十九团三营再次实施攻击。在有限的炮火支援下，七连副连长率突击队冲过两百米的开阔地，三班长赵存虎挥动铡刀去砍铁丝网，铁丝网又粗又密无法砍断。七连的两个排已经上来了，敌人的火力集中在这里，每一秒钟都有人伤亡。赵存虎急了，轮刀猛砍支撑铁丝网的木桩，砍倒数根木桩之后，铁丝网整体倒下。突击部队冲过铁丝网，分两路冲向山头，与守军展开近距离肉搏战，最后以伤亡三十多人的代价占领山头阵地。敌人发动反击的时候，三营官兵冒着飞机的轰炸和火炮的轰击连续打退六次冲锋。到第二天黄昏时，坚守主阵地的九连全连仅剩十六人，但琵琶山主阵地仍旧在我军手中。
与此同时，四十九团二营向真武山发动了攻击。真武山是外围城防的主阵地，山上大庙里有敌人的一个团指挥部。二营趁真武山守军抽出部分兵力增援琵琶山之际，经过猛烈的火力准备，六连在连长胡玉海的率领下，迅速突破了第一道防线。指导员郭松珍带领二排冲击地堡，六班长指挥正面火力掩护，副班长许心喜带着爆破小组迂回到地堡侧后，炸哑了地堡的机枪，刺杀了反抗的守军连长，活捉三个士兵。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二排连续解决十八座地堡，占领了第二道防线。接着，跟上来的五连和六连集中力量向上头的大庙攻击，官兵每占领一处就点火为号，两条火龙最终会合于大庙，真武山被攻占。
但是，国民党守军依旧占据着虎头山、羊牯山等山头阵地，王近山各部面对坚固的工事和猛烈的炮火攻击进展艰苦而缓慢。
九日，白崇禧电令康泽：“匪众我寡，守备襄樊则更单薄，着即放弃樊城，秘密集中，全力固守襄阳待援”。“已令整编第七、第九师主力分道兼程来援，因抽调兵力需时，务须能固守到七月二十二日”。
一六四旅在飞机的掩护下放弃樊城，于九日下午十六时渡过汉水进入襄阳。
可以看出，王近山的兵力定是捉襟见肘。不然，他决不会让一六四旅轻易渡过汉水移至襄阳，一六四旅的到达令对襄阳的攻击更加困难。
王宏坤提出“襄阳作战须重新考虑”。
王近山不同意放弃攻击。
这是一个严重的时刻。
攻击部队的顾虑是：国民党守军的策略是凭借险要地势和坚固工事固守，待增援部队到达后出击反攻。敌人以主力部队守大山，就是要与攻击一方拼消耗，只要拖延足够的时间，援军必定到达，守住襄阳城不成问题。而对于王近山的部队来讲，不夺取城南诸山，就很难接近城关；但是与敌人逐一争夺外围山地，既消耗时间又损耗弹药和兵力，这样攻下去似乎正中守军下怀。
此时，交战双方都已到了体力和心力即将消耗殆尽的时刻，这种时候制胜的关键只有战斗意志。
刘伯承命令王宏坤继续攻击：“不许顾虑伤亡，不准讲价钱，以求彻底胜利。”
十二日，襄阳作战命令下达，其核心要义是：绕过尚未攻占的虎头山和羊牯山等山头，使用地方部队对这些山头进行佯攻钳制。主攻部队六纵攻击西门，桐柏军区二十八旅攻城东南，陕南军区十二旅攻城东北，三路攻击部队最后会合于城内的康泽司令部。
这是王近山的建议。
这个建议意味着不攻山先攻城。
王近山认为，根据襄阳城的地形特点，如果坚持攻城必先夺山的战法，只会扬敌之长露我之短。襄阳城西南高地与汉水之间有一条狭长的走廊，直通西门。这条走廊距虎头山和羊牯山的距离超出了守军火力封锁的范围，襄阳城内的守军火力也不足以完全封锁。六纵如果把主攻方向放在西门，就可以避开敌人山头主阵地的火力，直接打击康泽守军的要害。总而言之，要断然改变攻襄阳必先夺山的惯例，采取猛虎掏心的战术，打开城西走廊，从西门一竿子插进城中。
王近山宣布，打襄阳开特例，为三件事设三个特等功：登城第一名、缴获四门化学迫击炮、活捉康泽。
十三日，六纵四十九团和五十团控制了攻击西门的唯一通道大石桥。六纵十八旅同时攻占了城东北角阵地，将桐柏军区二十八旅接应过汉水，从而对襄阳城形成了钳形合围态势。
就在襄阳城岌岌可危的时候，蒋介石给康泽发来电报，命令康泽把城外各山头全部放弃，守军退入城内坚守待援：“共军必无远射炮和重武器，弃山守城，固守待援。”蒋介石的这一命令给襄阳守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令人吃惊的是，蒋介石不但认为襄阳的“危险期已将过去”，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信赖余言”定会逢凶化吉：
南北两方援军最迟必于二十日前赶到襄阳，中正负责督促，勿念。至电中（指康泽致蒋介石电报）所述匪部装备与战况，以余判断，认为危险期已将过去。匪逼至襄樊外围各据点，激战恶斗已达数昼夜。匪部攻势之损失，将比我军伤亡更大。而且对方作战皆无后方，弹药之接济，照屡次战役之经验，匪部弹药决不能持久三日至五日时间。尤其各种炮弹之补充更为缺乏。在过去数日之激战，其枪炮攻势虽甚凶猛，但其炮弹必因争夺外围山地消耗殆尽。何况山炮之威力并不能轰破我坚固城墙耶！故此次如我决心退守城内，集中全力防御匪部来攻之办法，则必能击退匪部，确保安全；有时且可乘机转为攻势，歼灭疲乏之残匪；况且有我空军昼夜来助战，非匪之可能及也……只要信赖余言，坚忍镇定，匪虽凶横，其如何乎！
白崇禧坚决反对弃山守城，认为有违“居高临下，恃于形势”的军事原则。他严令康泽立即夺回丢失的真武山，恢复城南山头的防御阵地。但是，康泽是蒋介石的亲信，是蒋介石专门派来坐镇襄阳的，他没有理会白崇禧的命令，于十四日中午将外围虎头山、羊牯山的守备部队全部撤进了城内。
导致襄阳城防最后瓦解的致命决策生效了。
战后，白崇禧司令部的战役总结将矛头直指蒋介石：“襄阳城西南各高地能瞰制全城，羊牯山离我城西南角仅四百公尺，轻重机枪及火炮可以纵射西南城垣，瞰制南面城垣，诚为阵地之锁匙部。自放弃西南各高地之次日晚，匪即突破城防工事。守山地几十日匪攻不下，退守城内一日即被攻陷，足证放弃西南高地之失策。”
但是，襄阳终究是白崇禧的地盘，一旦失守会对他的后方构成威胁，因此他还是决定派兵增援。就白崇禧的兵力部署而言，驻守南阳的王凌云兵团距离襄阳最近，所辖整编第九师和整编十五师也有战斗力，但是白崇禧顾虑刘伯承围点打援的惯用战术，担心刘伯承的主力正在某个地方等待王凌云出动呢，于是不敢从南阳出援。唯一可以出动的是驻守信阳的整编第七师和驻守确山的整编二十师。这两个师如果出动，从信阳向西北走沁阳，再折向西南走唐河、新野，五天即可到达襄阳，但是这条路线要经过解放区，且中途还有唐河和白河阻隔——敌前渡河乃兵家之忌，白崇禧认为也十分危险。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怪异的增援路线：由河南的驻马店、确山和信阳乘火车到湖北的孝感，然后从孝感一路向北，步行经应城、京山、钟祥，过蛮河，由宜城到达襄阳——这条路线乘车至少两天，步行至少七天，即使衔接迅速，行军急促，到达襄阳也需十天。白崇禧对这个决策的解释是：远敌渡河出乎共军预料，且增援部队沿途只过他的控制区，定会十分安全。其实，白崇禧的真正意图是：一旦襄阳失守，增援部队可以控制宜昌一线，以防共产党军队南渡长江——襄阳是白崇禧的地盘，守军长官却是蒋介石的人，想守地盘又不愿意救人，白崇禧在这种矛盾中很难下定必救襄阳的决心，也许这才是导致他的增援路线十分怪异的根本原因。
刘伯承命令江汉军区部队在钟祥一带发动攻势，致使白崇禧的先头增援部队一七二旅不敢孤军冒进，在京山、钟祥一线停了下来，等待整编二十师的主力——这种散漫行军式的增援，几乎等于放任刘邓部攻击襄阳。
十五日黄昏，襄阳总攻战打响。六纵十七旅由旅长李德生指挥担任第一梯队，四十九团一营从西关经大石桥攻击西门，其余兵力为预备队；十六旅由旅长尤太忠指挥纵深战斗，其四十七团三营为主攻，由城西北配合十七旅攻城。四十六团为第二梯队，由西门攻击；十八旅为第三梯队，准备巷战；陕南军区十二旅攻击东北角，桐柏军区二十八旅攻击东南角，策应西门主攻。
二十时二十分，火炮抵近轰击西门城防工事。爆破组在炮火中连续爆破，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大洞。突击队员趁硝烟未散迅速跨过大石桥，竖梯登城。梯子很快就被守军炸断了，第一批攀梯的官兵全部摔下，其中的一部分官兵牺牲。一营三连李发科排长发现炸开的大洞距离地面不太高，他蹲下身让战士踩着他的肩膀上去，战士岳秀清和冯秀林两人因此率先登上城头，后续部队不顾伤亡在突破口击退守军的数次反击，将突破口牢牢巩固。战后，四十九团因打开西门的战功被授予“襄阳特功团”称号。
西门被突破后，在西北角攻击的四十七团也转由西门突入。
巷战在黑暗中开始了。四十九团向十字街，四十六团向十字街东南，四十七团向西北角，五十团向北街，五十二团向米花街，五十四团向南门里。攻击部队不与少数守军纠缠，迅速分割穿插将城内守军割裂。天蒙蒙亮的时候，守军阵地只剩下东街杨家祠堂内的绥靖区司令部和鼓楼两处了。上午十点鼓楼守军投降。攻击部队把康泽的绥靖区司令部包围得水泄不通。杨家祠堂是个四进院落，四角筑有坚固堡垒，中心是一座三层主堡，互相有坑道相连。此时，康泽在坑道里，郭勋祺则在中心碉堡里负责指挥作战。康泽司令部里的特务营和宪兵队数百人在郭勋祺的督战下拼死顽抗。僵持至下午十六时，王近山指挥部队开始了最后的攻击，炮兵射击，工兵爆破，步兵冲击，杨家祠堂的围墙被轰垮，塔楼工事被炸塌。八十三团三营教导员张景纯和五十四团二营副教导员要秉仁率部冲进了康泽指挥部的核心区。
五十四团二营六连指导员王秀斌跟着俘虏找到康泽进入碉堡的坑道口，战士高鸿岭和杨凤臣钻了进去，他们沿着狭窄潮湿的坑道，想在横七竖八的尸体中寻找康泽，但是没有找到。二营副教导员要秉仁决定再细找一遍时，看见陕南军区十二旅三十四团的官兵押着一个微胖的军官过来了，战士们说他是康泽，但被俘的军官说：“我不是康泽，我是郭勋祺。”
要秉仁带领战士又下了坑道，他觉得没有捉到康泽，战役等于白打了。他们扒开每一具尸体辨认，当他拉开一具尸体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个洞口，洞里有四五具尸体，尸体有人为摆放的痕迹。要秉仁踢了一脚，一具“尸体”的腿抽搐了一下，战士们一拥而上将这具“尸体”拖了出来。要秉仁认定这个人不但活着，而且和康泽有点像。“尸体”来到院子里后，集合在那里的俘虏们说：“康司令也来了！”要秉仁这下松了一口气。
襄阳攻坚战于七月十六日黄昏十八时结束。
刘伯承命令将郭勋祺送至河南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自一九二六年在重庆分别，刘伯承与郭勋祺已有二十二年未见了，刘伯承见到郭勋祺不禁感叹道：“从那时分别到现在，这中间的变化多大啊！”郭勋祺没有忘记一九三五年的土城战役，他慨叹那一仗令红军损失惨重，于是对刘伯承说：“过去战场上的对抗，我很惭愧。”刘伯承说：“明打不算，不要介意。”陈毅收到了郭勋祺要求见面的信，信封上写的是“仲弘兄”收，参谋们不知道“仲弘”是谁，陈毅拿过信说：“鄙人也。”接着，他专程从山东赶到宝丰来看望郭勋祺。一见面，陈毅便对郭勋祺说：“你呀你，大炮是没有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刘伯承和陈毅共同劝郭勋祺“从现在做起，为人民立新功”。刘伯承要求他回四川，做川军上层将领的工作，为日后解放四川做准备。
康泽于十五年之后的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作为第四批特赦战犯从北京昌平秦城监狱被释放。此后，他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七年六十三岁时病逝于北京。
襄樊战役历时十四个昼夜，中原野战军以伤亡三千七百人的代价，毙伤、俘虏国民党军约两万一千人。
襄樊战役不仅令中原野战军控制了汉水中游，更重要的是威胁了国民党军的总后方，对国民党军主力白崇禧集团形成了牵制，这一战役的重要性在未来的淮海战役中将真正显现出来。
刘伯承在《襄樊战役总结》中写道：
一、这一战役的胜利，是由于敌我两军对战于豫东、平汉线，将敌主力吸走，襄樊孤立，蒋、白两敌初判断我无力攻襄，襄阳可以固守，发援迟缓，一到我攻下，援兵已来不及。这与六月刘邓与胡琏对战，粟裕与邱清泉对战，陈士榘得钻隙攻克开封相类似。极似打篮球，双方相互牵制，以一人乘机钻隙投篮的方法。二、攻克老河口、谷城等地，是三个兵团东西对进，配合得宜，使敌一六三旅大部被歼。陕南部队截断谷城起了初战胜利的决定作用。三、攻城指导上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钳形突击，十三日后，我鉴于虎头山、羊牯山永久筑城不易攻下，襄阳城东西两面守备薄弱，乃变计划以郧（郧县）白（白河）独立团佯攻该两山之敌，以六纵全力攻襄阳西门，孔庆德全力攻城东南，刘金轩（陕南军区司令员）五个营攻城东北，而将三军突击队会合于城内杨家祠堂康泽司令部，此乃襄阳全胜的关键。在攻城中王近山指挥和第六纵起主导作用。
接着，刘伯承严厉批评了攻占襄阳之后，六纵与地方部队之间为抢夺俘虏和战利品发生的冲突。在这一事件中，两支部队甚至相互开火出现了伤亡。刘伯承责令六纵向陕南军区和桐柏军区部队写信认错，并通报全军。刘伯承特别表扬了桐柏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入城之初他就命令部队不得争夺战利品，并带领官兵们去城垣阵地捡国民党军丢弃的子弹，竟然捡得子弹二十四万发、黄色炸药几十箱。
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讲，攻占大城市还是新鲜事，他们不但缺乏攻打的经验，更缺乏占领的经验。
但是，无论如何，“长江也会像黄河一样将变成我们的内河”。
解放军官兵和他们的高级将领们，此时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就要开始大规模的攻城作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