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的一天，每个月都要找十名学生当面测试和谈话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问站在他面前的那位年仅二十三岁的学员：
“你叫什么名字？”
“徐象谦。”
“你是什么地方人？”
“山西人。”
“在家干过什么？”
“当过教员。”
蒋介石显然不感兴趣，他挥挥手，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蒋介石无法预料到，这个看上去身材纤瘦根本不像军人模样的学生，将成为一个以毕生的军事才能与他作对的人。
一九四七年夏出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时，徐向前的病还没有完全康复。他在抗战后期得了严重的结核性胸膜炎，在缺少医疗器械和有效药物的环境中，这种病几乎等于必死无疑的绝症，在延安它已经夺走了另一位共产党将领关向应的生命。曾经指挥红四方面军十万大军的徐向前虚弱得无法站立，病痛令他长时间地辗转于病床和担架之上，但他最终以指挥作战的决心和意志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八日，徐向前出生于山西五台县永安村，乳名银存，表字子敬，号象谦。以“向前”为名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个看似瘦弱的山西人终生都有坚定的信仰和不屈的意志，自三十岁那年成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后，他的名字长久地出现在国民党当局“通缉匪首”的名单中。历史注定他要与另外一个著名的山西人对抗到底，这个人就是阎锡山。一八八三年，阎锡山出生在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与徐向前的家乡仅隔一条小河。虽然大了整整十八岁，但阎锡山和徐向前是真正的同乡。徐向前平生第一次穿上军装，就是在阎锡山创办的太原国民师范学校里，那所学校的军事教官全是阎锡山队伍里的营级军官。抗战时期，徐向前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如果从国共合作抗日的战区划分上讲，他接受的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指挥。在随后爆发的解放战争中，徐向前的主要作战对手还是阎锡山，他指挥部队一直战斗到把阎锡山赶出他盘踞了整整三十八年的山西。
一九四七年底，拖着病体的徐向前把攻击目标对准了山西南部的运城。运城位于晋南平原的同蒲路上，西可出击关中，南可威胁陇海，为连接晋、陕、豫三地之战略要冲。这里原来是阎锡山部队的防地，内战爆发后，胡宗南派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率四个整编师进入晋南配合阎锡山部作战，南京国防部随即便将临汾以南划归成胡宗南的西安绥靖公署辖区。徐向前对这座城市耿耿于怀，因为晋冀鲁豫部队曾经打过两次，都没有把这座城市打下来。
第一次攻击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当时运城的守军是整编十七师四十九团，外加四个连的炮兵和保安团，共约四千余人。陈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十、十一和十三旅以及太岳军区部队，先后攻占了机场和西关、北关，胡宗南急令整编第十师十旅和青年军二〇六师的一个团由韩城东渡黄河增援，陈赓被迫放弃了攻击。
第二次攻击是在这一年的十月，当时陈谢兵团已经南渡黄河向外线出击，为了不使晋南地区的国民党军牵制陈谢部的行动，晋冀鲁豫军区奉中央军委之命对运城实施攻坚。担任攻坚任务的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运城城墙坚固，堡垒密布，堑壕连绵，防御纵深达十余里，守军为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三六九团、整编十七师八十四旅二五〇团以及阎锡山的保安部队等，兵力已达万人以上。十月八日，王新亭指挥攻击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将运城包围。艰苦的攻坚战随即开始。当时，八纵不但兵力不多，装备也差，对一座工事坚固的城池发起攻坚，攻击部队竟然只有两门火炮，“其中一门还是牛车拉的，撞针很短，要用镢头撞一下炮屁股，才能打出一发炮弹”。于是，只有采取挖掘坑道迫近城墙实施炸药爆破的办法，这使得作战进行得十分缓慢，攻守双方皆伤亡很大，战斗始终在运城城墙外壕外围胶着拉锯。徐向前不断地给王新亭打电话，希望攻击部队不怕伤亡，“专心致志地攻城”。这种“专心致志”的外围战斗持续了一个月之久，虽然最终拿下了七座碉堡并占领了飞机场，但只将攻击前沿推进到距运城外壕一百米左右的地方，而准备爆破城墙的坑道距离城墙还有数十米的距离。整编三十六师在师长钟松的率领下，从太阳渡和茅津渡北渡黄河，于十一月十二日到达距运城仅几十里的杜马村和柳沟一线，只要他们翻过中条山主峰，就可以居高临下直扑运城。王新亭的八纵没有能力一面攻城一面打援，遂决定在运城周围只留下五个团监视守军，八纵主力与王震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联合打援。
主力一旦撤离攻城前沿，战场局面立刻险象环生。前往打援的部队必须跨越中条山南北走向的鱼脊形沟壑，这些沟壑沟深壁陡，黄土高梁之间只有羊肠小道相连，大部队行动非常困难。况且，在这种地形上，谁占据主梁的脊线，就能得地形之利。整编三十六师在渡过黄河后，已完全控制有利地形。尽管如此，十五日黄昏，王新亭的八纵和王震的二纵还是分别对柳沟和杜马村的援敌展开了攻击。战斗持续数日，双方伤亡都在三千以上，战斗打成了一场消耗战。最终，整编三十六师突破防御阵地，大队人马到达运城。战后，王新亭向徐向前检讨说：“我们在指导上的主观错误，乃对此南北横断、东西水阻、绝壁深沟、天井窑（之地形）；对在杜村、马村、七里坡有敌来时挖的工事之利害关系认识不足。我预伏在敌通过道路东西两侧十五里地左右，夹击敌二十里行军纵队，敌发觉我即成密集队形，跑进村落防御，我跟着猛扑，不得手，伤亡甚重。”更严重的是，增援部队到达之后，运城守军发动了大规模反击，王新亭留下围城的五个团无法控制战局，之前挖好的攻城阵地遭到严重破坏，对运城的攻击已无可能。
八纵攻城的时候，老百姓给予了大力支援，不但运送粮食弹药和转运伤员，听说攻城部队需要木料，运城周边几十里的百姓家家都把门板卸下来送上阵地，这些门板在运城守军发动反击时全部被烧毁。
战后统计，老百姓送上阵地的门板总数达到十七万块之多。
门板没有了，家还能叫家么？
部队撤离战场的时候，官兵一路看着百姓家家不能闭户，低落的心情难以言表。中央军委发来电报：“……运城未克，打援又未全歼，在指战员中引起一时情绪不好，是很自然的，但我军精神很好，一二次仗未打好并不要紧，只要你们虚心研究经验，许多胜仗就在后头，望将此意向指战员解释……”但是，晋冀鲁豫官兵坚持认为，必须打下运城，不然无颜见父老——官兵们一再期望打下运城的另一个原因是：“城内物资极丰，武器弹药甚多。”
第二次攻击运城失利之后，王新亭和王震的部队都在运城以北地区休整。十二月一日，他们一起去了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武安县冶陶镇，向徐向前提出了第三次攻打运城的请求。徐向前遂与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将战斗计划报给中央军委，表示部队战斗热情高涨，装备也得到了应有的改善，攻击时可以使用的榴弹炮、山炮、野炮和重迫击炮已有四十门。四日中央军委复电：“（一）同意你们打运城。（二）王震纵队应位于黄河北岸的要点，确实保证河南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仍无把握。（三）彭（彭德怀）张（张宗逊）主力本月休整，下月上旬向渭北出动。王震纵队须于该时西渡，勿误。”
此时，运城及其周边守军已达一万三千多人，由国民党军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三六九团团长覃春芳指挥。
王新亭和王震将他们能够指挥的三万多兵力全部投入了战场，主力被部署在运城西、北两个方向上：二纵的两个旅由西关地段实施突击，八纵的两个旅加上独立第三旅的两个团由老北门实施突击。同时，独立第三旅的一个团和二纵独立第六旅的一个团在东北和东南担任钳制任务，二纵独立第六旅的另两个团与周边五个县的游击队围攻运城东面的安邑县城，太岳军区的三个团和各县地方武装在黄河北岸的茅津、太阳、沙窝、风陵、吴王等渡口负责阻援。从这一作战部署上看，如果敌人的援军北渡黄河增援，因为阻援部队兵力不强，依旧必须停止攻城转而打援。这样，攻城和打援都面临相当的风险。
十六日，大雪纷飞，晋冀鲁豫部队第三次攻打运城的战斗打响。
攻城依旧采取的是人工爆破的办法。敌人的外围碉堡巨大而坚固，负责主攻的二纵接连受挫。这一次，官兵们决心拼到底，前仆后继的爆破一直持续到二十一日，独立第四旅十二团把十二号大碉堡炸毁了，负责从城西南发起攻击的三五九旅也把九号大碉堡炸哑了。运城守军急忙向胡宗南和阎锡山去电，形容共军攻击兵力与火力异常强大，他们只能“绝对殉城，以报国家”了：
养（二十二日）黄昏前，匪复开始以步枪协同向城北、城西两面猛攻，烟雾障天，手掷弹如雨，并携带大量炸药到处爆炸，城内外落多型炮弹达千余发。匪以十倍以上兵力硬与我拼，激战彻夜，北门外最坚固之十九号碉及西门外最坚固之西大碉均经陷落，其他各点亦多残破不完，守军弹药缺乏，又无空军助战，大部壮烈牺牲，匪已迫近北城及西南角数十公尺，危在旦夕。设有不幸，职等绝对殉城，以报国家，所有物资，除尽量使用外，余当竭力破坏，免资匪用，敬请释念，并早定收复晋南之策。但为挽救一线生机，仍请飞电胡主任及中央，立即投送大量弹药，日夜派机助战，尤其黄昏及拂晓前后，大量轰炸，并立即派军救援，为祷。
总攻时间原定为二十五日黄昏，但是，二十四日这天，胡宗南四个旅的增援部队已在陕县渡过了黄河，王新亭和王震遂决定将总攻提前，争取在援敌到来之前突破运城城防。
二十五日拂晓，总攻提前开始。接敌的坑道还没有完全开辟，坚固的城墙还没打开缺口，攻城突击队拥挤在外壕边缘，掩护火力不足以压制守军密集的枪弹，尤其是城墙下守军的重机枪阵地事先没有被发觉，导致突击部队伤亡巨大。两天两夜之后，攻击仍没有进展。这个时候，如果时间拖延，致使增援之敌过于靠近，就必须抽调攻城部队前往迎敌，攻城很可能面临再次失败。徐向前给所有攻击部队下达了死命令：“坚持到最后五分钟，一定要把运城拿下来。”但是，缺乏炮弹的火炮根本无法把城墙轰开，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把坑道挖到城墙下，然后进行大规模爆破。王新亭和王震研究的结果是：在火力封锁下强行接近城墙外壕，在外壕下挖掘放置炸药的坑道。
任务交给了八纵二十三旅。王新亭要求二十三旅在一昼夜内完成爆破坑道的挖掘。二十三旅旅长黄定基把任务交给了六十九团。团长张国斌认为七连的交通壕已经挖到距城北外壕二十多米，况且这个连有很强的土工作业能力，于是把任务交给了七连。七连接受任务的是二排长刘明生。刘排长挑选出九名官兵并分成战斗小组。第一组：排长刘明生，战士乔永亮、郭海顺和李少贵；第二组：班长崔有福、战士郭宪章和常豫恭；第三组：副排长申士功，战士车元路和张有才。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行动，他们每人不但要带上土工作业的工具，还要背上一块铺着湿棉被的沉重的门板，以抵挡国民党守军密集的子弹。
夜晚，风雪交加，第一组出发了。通过铁丝网的时候被敌人发现，城墙上扔下来手榴弹和照明弹，乔永亮牺牲，刘明生、郭海顺负伤，行动被压制在开阔地上。第二组接着上去了，郭宪章负伤，崔有福和常豫恭通过铁丝网冲到外壕边缘，在那里，他们看见已经负伤的李少贵正一个人拼命地挖着。
到了预定的联络时间，张国斌团长拼命拉联络绳，但就是没有回音。第三小组战士车元路请求让他上去看看，张团长答应了。
车元路消失在黑暗中。张团长趴在雪地里焦急地等着，拉联络绳依旧没有反应，直到凌晨几乎被冻僵的时候，他听见有人小声说：“团长！前面爬过来一个人。”车元路浑身都是冰碴，血浸透了军衣冻结在冰碴里，张团长赶紧叫卫生员包扎，卫生员发现他竟然有五处枪伤。车元路报告说：在外壕里挖掘坑道，不断受到炮火射击，挖好的坑道被炸塌了，现在正用门板支撑坑口拼死往里挖。报告完毕，车元路要求返回，张团长不准他再上去，车元路说他就是根联络绳，只要他活着，指挥所与外壕的联络就中断不了。
车元路，山西晋城常家庄一个孤苦的流浪儿。父亲给地主当长工病死，母亲被国民党军打死，哥哥被抓走从此没了消息。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时候，他参加了共产党军队。他所在的那个排，所有的战士，没有一个年龄超过十八岁的，在六十九团被称为“小鬼排”。但是，这些贫苦孩子打起仗来十分勇敢。车元路刚到部队，就赶上攻打曲沃的战斗，他的腿被子弹打穿，竟然还追上了一个逃跑的国民党军官。为此，小战士车元路荣立了特等功。
再次上去，车元路遭到猛烈的射击拦截。子弹围着他呼啸，手榴弹在四周爆炸。他终于滚进外壕的时候，身上不知道哪里又负了伤。在城墙外壕下挖坑道的人几乎全部负伤，国民党守军知道这些跑到外壕里的士兵在干什么，因此所有的火力都射向这里，坑道不断地被炸塌，人员不断地负伤，但坑道依旧在顽强地向前延伸。作业工具坏了，战士们就用手挖，每个人的指甲都掉了，血淋淋的双手不停地在坚硬的冻土上抠着。车元路又要返回了，外壕三米多深，因为再一次负伤，他仅爬出去就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刚登上梯子，几颗手榴弹在身边爆炸，这一次他伤在头部。车元路回到指挥所的时候，张团长一把把他抱在怀里。他一边报告情况一边说：“没伤到我的骨头！”报告完毕，他带着两名战士再次返回。守军的机枪封锁更加猛烈，城墙上点起了大火，国民党兵在上面喊：“你们打不进来！别送死了！”车元路在这片开阔地上往返了五次之后，依旧活着，他让六十九团所有的官兵感到十分惊讶又十分崇敬。最后一次回来时，他给指挥所带来了好消息：坑道已经挖了近六米深，可以容纳三千公斤炸药。为了运送炸药的人的安全，在通往坑道的交通壕里，每隔几米还挖了避弹坑。
增援的国民党军距运城仅有一天的路程了。
二十七日黄昏，八纵二十三旅爆破队仅用四十分钟就把三千多公斤炸药送了上去。十七时三十分，天崩地裂般的爆炸声响过之后，运城城墙被炸开一道二十多米宽的缺口。八纵的突击队员乘势拥入，与守军在突破口上展开拉锯战。敌人发动了猛烈的反击，第二梯队被截断，王震命令独立第四旅增援。第四旅在旅长顿星云和政委杨秀山的率领下，冒着守军的侧射火力，向突破口拼死突击。第四旅十四团副团长吴智光阵亡，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团级干部全部负伤。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八纵突击队从城北突进城区，二纵突击队从城西突进城区。二十八日拂晓，国民党守军终于支持不住了，开始从东门和南门向外突围，四千多人在永济附近被追歼，三千多人在平陆县七里坡附近被追歼。
蒋介石获悉运城失陷的消息，认为有碍整个晋南战局，命令胡宗南立即“从速收复”。但是，胡宗南得知运城失守后已经收缩了增援部队。
徐向前认为：“打下运城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仅把守运城的一万多敌人全部歼灭，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可以说是典型的攻坚歼灭战。而且，在精神上摧毁了敌人防守这种城市的信心，打破了敌人固守据点的信心。同时，我们创造了攻坚的宝贵经验。”
国民党军在山西南部固守的城市，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临汾了。
此时，就整个北线战场而言，蒋介石已无法顾及战区的广泛地域，特别是在华北地区，国民党军的兵力更显得捉襟见肘。
为什么兵力超过聂荣臻部队的北平行辕作战总是失利？蒋介石认为，重要的原因是行辕下属的张垣和保定两个绥靖公署不听指挥、互不合作，而且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缺乏指挥才能。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日，蒋介石下令：“保定、张垣两绥署即行撤销，另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调傅作义、孙连仲兼北平行辕副主任，并特任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冀、晋、热、察、绥五省军队归华北剿匪总司令管制。”蒋介石的这一变动最终还是出现了机构重叠的尴尬局面：首先是总部设在北平的总司令部与北平行辕的关系极其微妙，国防部的解释是：“总部负责指挥军事，行辕负责军政，对总部亦有监督之权。”其次是傅作义与阎锡山如何相处的问题，国防部的解释更加含糊：“总部辖区包括冀、晋、热、察、绥五省，惟太原绥署仍保留。晋省战区之划分，系太原绥署指挥太原附近军队作战，华北总部指挥雁北军区。”——这个解释不但让表面上拥有山西军事指挥权的傅作义感到别扭，阎锡山自然更加不满，因为这个山西霸主的军事管辖范围仅限于他的家门口“太原附近”。
傅作义上任之后，大力贯彻“总体战”的思想，将所能指挥的正规军编为由第十六、第九十四军组成的平汉兵团，由第六十二、第九十二军组成津浦兵团，以及原属于他的各军组成的平绥兵团。三个兵团分守三个方向，“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分别实施“机动防御”。
而就各野战军的实力而言，晋察冀野战军规模排在倒数第二，总兵力不足十三万。聂荣臻对指挥员们说：“你们不断打胜仗，缴到武器大量上交，加上土改搞好，兵源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可以扩编和装备新的纵队，我们的力量就会大大加强。”
打下石家庄后，晋察冀野战军的作战区域依旧局限在保定附近。因为以攻坚作战难以取胜装备优势的敌人，所以他们大力破坏平汉、平绥铁路，试图迫使傅作义的部队分兵作战。但是，傅作义坚守“集团推进”的策略，将主力集结在保定以北地区，晋察冀野战军始终没有找到战机。为调动和分散敌人，一九四八年一月中旬，郑维山的第三纵队对保定以北的涞水发动了攻击，傅作义即要顾及救援涞水，还要确保保定，于是被迫分兵——傅作义命令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率新编三十二师和一〇一师北援涞水。这一命令铸成了一个无可弥补的大错。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起家的部队，一九三一年他成为这个军第一任军长。而新编三十二师和一〇一师又是傅作义最珍爱的两个主力师，他把一〇一师称为“一块金子”，把新编三十二师称为“一块银子”。
一月十二日拂晓，“一块银子”在寒冷的大雾中刚渡过拒马河，就与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九旅三营遭遇。三营的任务是作为预备队保障主力围攻涞水，大雾中，他们弄不清楚河东来敌有多少，但随着阻击阵地被凶猛的攻势相继突破，这才感到情况有点不对劲，部队退入河西的庄町村西北角。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率领军部到达河东，他怕已经过河的新编三十二师孤立前出，遂命令他们暂时撤回来，等天亮以后一起向前攻击。师长李铭鼎曾率部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打大同、占张垣都是胜仗，因此认为军长的命令实在没有必要，新编三十二师就这样在庄町村驻扎了下来。李铭鼎不知道，就在他的部队安营扎寨的时候，三纵司令员郑维山严令九旅夺回庄町村——因为这里一旦被敌人占领，就会对攻击涞水的部队构成严重的后方威胁。
九旅突然发动了攻击，遭到新编三十二师的猛烈抵抗，仗打了整整一天未见进展。三纵司令员郑维山和政治委员胡耀邦立即决定缓攻涞水，调三纵主力全力攻击庄町村。同时，野战军指挥部命二纵在庄町村以南、拒马河以西对一〇一师进行钳制性进攻，命一纵一旅在涞水至高碑店的公路北侧占领阵地准备阻援。
十二日黄昏，三纵开始了歼灭新编三十二师的战斗。“一块银子”果然是支老练的部队，夜战时冷静地埋伏在工事里，等攻击部队冲到跟前五十米时，才投掷出大量的手榴弹，然后在各种火力的掩护下发起反击。三纵各营突击队都是一波倒下第二波接着上，一夜之间攻击往复发起，倒在血泊中的官兵难以计数。国民党军官兵边打边喊：“是野战八旅咱们就打，不是就滚开！”在他们心里，华北的共产党军队中只有第三纵队八旅算是能打仗的部队。
打他们的就是八旅。
八旅二十二团二连从村庄的西北角首先突破新编三十二师的防御线，七旅和九旅的部队跟着占领了守军的前沿阵地。
但是，战斗持续了一夜，三纵没能把新编三十二师分割开。
天亮的时候，拒马河上游枪声大作，国民党军骑兵第四师从一纵一旅阻击阵地的北面绕道，向三纵的背后杀了过来。地平线上太阳初升，骑兵的马刀在晨曦中挥舞成一片耀眼的旋风。三纵的前面是一个步兵师，后面是一个骑兵师，一个纵队对付敌人的两个师显然力不从心。但是，已经没有退路了，杨得志给郑维山打来电话，命令三纵“一步也不许后退，谁退则诉诸军法”！
八旅的二十二团和二十三团处在骑兵冲击的正面。两个团在继续攻击庄町村的同时，所有的机枪都原地掉头集中向骑兵射击。冲在前面的骑兵连人带马扑倒后，冲击的阵形显出了迟疑。这时候，战场到了谁能坚持到最后的关键时刻。郑维山将三纵所有的大炮都调到了庄町村战场上，三纵各旅各团开始拼死向村内突击，二十二团一营营长阎同茂带着突击连冲在最前面，官兵们把敌人投掷过来的手榴弹扔回去，然后就冲上去拼刺刀。战至上午九点，除一部被渡过拒马河增援的两个营接应而出之外，新编三十二师驻扎在庄町村内的两个团基本被歼。此役，晋察冀野战军伤亡近万人。在村内一户百姓家的菜园里，躺着一具盖着棉被的尸体，俘虏辨认说：“这是我们的师长李铭鼎。”
“一块银子”完了。
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得知新编三十二师覆灭的消息时，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一夜之间“一块银子”就这样突然丢了，这让他回去如何向司令长官交代？六神无主的鲁英麟正不知所措，他的车队突然混乱起来，这一次他的耳朵听得很真切——枪声从四面响了起来。
攻击鲁英麟军部车队的是一纵一旅，他们原来的任务是阻击可能增援庄町村的敌人，当发现公路上出现一列长长的车队时，旅长曾美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攻击命令。这是一次短促的攻击，几辆汽车燃烧起来之后，没有战斗力的军部立即散了伙，各级军官争相逃命，很快就被打死二百多、俘虏四百多。一旅缴获甚丰，军部的八十多辆汽车上拉满各种物资，跟随军部的一个榴弹炮连的全部装备也被缴获了，特别是他们头一次有了三门美式一百五十毫米大口径榴弹炮，而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全军才有四门这种“命根子”一样的重型武器。
第三十五军参谋长田世举被打死，只有军长鲁英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消息：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自杀殉国，地点是在涞水以东高碑店火车站的一节空车厢里。
没有人确切知道鲁英麟为什么要自杀。当他的军部受到袭击的时候，他向前来增援的新编骑兵第四师师长李春方要了几匹马，带着少数亲信逃到高碑店火车站，住进车站内的一个小邮局里。整个晚上，他拿着打开保险的手枪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边走边嘟囔着：“总司令起家的三十五军断送在我手里了……”一旁的副官劝他睡觉他不听，政工处长夺他的手枪几次都没能夺下来。半夜时分，傅作义从北平打来电话，副官只听得鲁英麟连续说“是，是，是”，没人知道傅作义在电话那头说了些什么。第二天天刚亮，在站台上徘徊的鲁英麟趁副官不注意，突然跳进一节空车厢，等副官赶上来的时候，车厢内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声。
鲁英麟和傅作义同是保定军校第五期学员。
虽然第三十五军损失惨重，但鲁英麟的死还是让傅作义十分痛苦。
傅作义说：“胜利是在顿挫不诿、再三再四反复冲杀中得来的，不牺牲就不会有胜利。”
一个月之后，在傅作义管制的战区内，重创再一次降临。
三月，徐向前指挥部队开始攻击那座孤零零的城市——临汾。晋冀鲁豫部队对晋南重镇临汾的攻击，成为解放战争中耗时最长，伤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战斗的残酷显示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将作战重心转向城市之初所遭遇的艰辛。
临汾位于汾河谷地中的同蒲铁路线上，是晋南著名的军事重镇。依自然地形砌在黄土高坡上的城墙周长约十公里，基部厚达三十米，倾斜的墙面高达十四米，顶部宽达十米，可以并行三辆大车。整座城市西傍汾河，城内地势高于城外，西、南、北三面均为开阔地，城墙东南加修有护卫城，称为东关，面积有主城的三分之一。临汾城防工事经过日军和阎锡山军队的逐年加修，成为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城防由四道防线组成：第一道是外围警戒阵地：以城市周围较大的村镇为依托，筑有碉堡、明暗火力点、鹿砦、电网和地雷区，各点驻有一个连至一个营的兵力，配有火炮、机枪，可以单独作战，也可以相互支撑。第二道是护城阵地：以环城的二十七座堡垒构成，其中三座一组呈品字形，距离城墙五十至八十米，碉堡周围配备有地堡、火力点、铁丝网和地雷，各主碉堡内既有暗道通往城内，又能与城墙上的防御工事构成立体火力网。第三道是外壕和城墙阵地：外壕深二十米、宽三十米，紧贴城墙；城墙上设置着火炮以及机枪射击阵地和防御火力据点；城墙的腰部修筑有机枪、步枪和喷火器的发射掩体；城墙的根部挖有地堡，地堡上布设着射击口。第四道是城内纵深阵地和地道工事。城墙内有内壕，壕内每隔十五米修有暗堡，城内的主要街道和建筑上设有大量的巷战据点。临汾守军，由胡宗南的两个团加一个炮兵营和阎锡山的六十六师组成，再加上各种杂牌武装、还乡团、保安队、保警队约八个团，总兵力三万余人。守军指挥官是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武装总指挥梁培璜。
晋冀鲁豫军区组成了以徐向前为司令员的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第八纵队的三个旅、第十三纵队的三个旅、太行军区的两个旅、吕梁军区的两个旅、太岳军区的八个团，总兵力约五万三千余人。
临汾是国民党军在晋南的最后一个军事据点。如果攻击得手，便可以使晋冀鲁豫和晋绥、吕梁解放区连成一片，徐向前的部队就可以北上晋中直指阎锡山的老巢太原了。
徐向前在战前动员会上说得更明确：以后与国民党军的作战，在本战区内，就是要肃清敌人遗留的城市据点；将来打出去解放全中国，要收复很多很多的大城市，从现在起就要积累城市攻坚的作战经验，要把“晋冀鲁豫军区的野战军培养成为专门的攻坚部队”。徐向前要求以攻击运城的经验来指导此战：一、注意攻击准备；二、强行坑道作业；三、采用连续爆破；四、巩固突破口向两翼发展；五、步炮协同延展纵深；六、兵力使用反对平均主义；七、坚决执行命令，不打滑头仗；八、要有忍劲，坚持最后五分钟。
攻击临汾的时间定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
但是，接连发生的两件事令徐向前警觉起来：首先是十三纵奔袭阎锡山的六十六师一个团的时候，竟然扑了空，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率增援部队绕道汾河西岸，最终带领一个团的正规军和三个团的保安部队顺利进入临汾城；接着，胡宗南为加强西安守备，决定将他的三十师三十旅从临汾撤出空运回西安，而且已经运走一个营了——徐向前领略了阎锡山的狡猾，同时认为，如果让战斗力最强的三十旅跑了，攻打临汾的行动就无法达成牵制胡宗南主力以支援西北野战军的作战目的。
徐向前决定将攻击时间提前三天。
七日，晋冀鲁豫部队首先用炮火封锁了机场，使得胡宗南的三十旅无法继续撤出临汾。接着，八纵和十三纵在雨雪交加中开始了肃清外围的战斗。梁培璜将主力逐渐调回主要城防阵地，用杂牌武装在外围各据点与晋冀鲁豫部队拼死纠缠，这使得外围作战进行得缓慢而艰苦。战斗中八纵连遭不幸，先是连日阴雨导致交通壕坍塌压死数十名官兵，接着因看地形隐蔽不好伤亡了两个营长和一个副营长，最后二十四旅旅长王墉在前沿阵地上中弹阵亡。三十三岁的王墉旅长是大学生，文武双全，智勇兼备，战时身先士卒，果断坚定，平时军衣整洁，仪表堂堂，他的死令徐向前万分痛惜。他写信给晋察冀军区参谋长王世英：
这次攻临尚未进入决定作战，八纵因干部看地形不隐蔽，亡营长一，副营长一，伤营长一，挖交通壕因土质松，连日阴雨天又解冻，又挖得大与宽，致土塌下，压死者数十人，我已下了一个训令纠正这一现象，但昨天二十四旅旅长王墉同志又到前方地堡看地形，被敌冷枪击中头部而牺牲，真正令人不胜悲愤……
晋冀鲁豫部队兵临城下，阎锡山抽不出兵力增援，只有不断地打电报给梁培璜，命令他“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仁”，因为“保卫临汾，就是保卫太原”。梁培璜复电阎锡山：“本人已下决心与临汾共存亡。”
临汾西靠汾河，城南、城北的城防工事之外均是深远的开阔地，易守难攻。二十二日夜，攻击部队开始猛攻临汾东关。担任攻击任务的是刚刚组建不久的十三纵，其三十八旅从东南方向突击护卫城垣，三十九旅从东北方向突击电灯厂。但是，攻击不断失利。炮兵曾把城墙轰开一个小口子，因射击技术不熟练，轰开的时间过晚，导致步兵在敌人猛烈火力的拦截下伤亡重大。
至三十日，攻击临汾的战斗进行二十二天，攻城部队已付出伤亡近四千人的代价。徐向前不得不改变攻击战术，各攻城部队奉命即刻转入隐蔽挖壕作业。十天以后，四条通向临汾城防外壕的坑道挖好。
四月十日，八纵二十三旅被调过来攻击东关。两小时的火力准备之后，一万六千斤炸药被点燃了，刹那间，整个东关砖石横飞，火光冲天，临汾城外壕被炸开两处大缺口，一个宽五十七米，另一个宽二十五米，二十三旅的两个突击营开始急速突进，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被迫带领少数卫兵退到主城内。
东关失守后，临汾守军陷于危机。三十旅伤亡了四百多人，六十六师也只剩下七百多人。阎锡山告诉梁培璜：“依现有力量死守，不要希望援兵解围。”梁培璜只有强令临汾市民参加战斗，男女老幼日夜加固碉堡工事。由于长时间处于被围状态，临汾城内物资严重匮乏，更危险的是满城无论兵民皆人心慌张。为了维持战斗力和城内秩序，梁培璜下达了严厉的命令：“奉令进攻迟缓者杀；奉令赴援迟缓者杀；未奉令放弃阵地者杀；邻阵被攻有力不援助者杀；邻阵被陷不坚持本阵地者杀；滥行射击、虚报弹药、阵前无敌尸者杀；谎报军情企图卸责者杀；主官伤亡次级不挺身而代行职务者杀。”让梁培璜心惊胆战的是共产党军队的大规模挖掘，他登临城墙看见四野泥土翻飞，但却不见一个人影。他命令在城墙下挖防御坑道，坑道底部放置水缸，监听城墙外面挖掘的声音。结果，水缸一个接一个被放置在城墙下，“吭吭”的挖掘之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梁培璜听后寝食难安。
晋冀鲁豫官兵挖掘坑道的作业异常艰苦。在与临汾守军“对挖、对听、对炸”的对峙中，坑道几乎是一寸寸地向前延伸着。为了尽量不被敌人发觉，官兵们使用了很小的工具，甚至用手挖掘，手破了缠上棉絮接着挖。敌人的反坑道挖得很密集，晋冀鲁豫官兵们不得不时常改变挖掘方向，这使坑道因为弯曲而进展得更加缓慢。
攻击临汾的战斗正处在艰苦的僵持中，战局陡变，傅作义和阎锡山集中兵力准备偷袭石家庄。中央军委认为必须保住石家庄，询问徐向前是否能在短时间内攻克临汾，是否能抽出两至三个旅的兵力北上，在太谷附近阻击阎锡山的主力部队。在尽可能调动周边兵力支援石家庄方向后，徐向前坚持认为，对临汾的攻击已经持续一个多月，部队已经伤亡近万人，如果放弃攻击不但功亏一篑，更重要的是损害攻击部队的斗志，还会使晋南战局陷入复杂化。徐向前坚持攻击临汾的决心得到了朱德的支持。朱德写信给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和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
我很顾虑你们怕伤亡，又打不开，不如不打。这样决心，那就前功尽弃，敌人守城更有信心，我们攻坚的信心又会失掉，部队也学不会攻坚。如此损失更大，又毫无代价。请你们考虑，如向前有决心，应支持他一切，如炮弹炸药手榴弹之类，源源供给向前，撑他的腰。我在军委动身时已告剑英，打临汾决不可自动放弃，更不可由后方下命令叫他放弃。
四月底，十五条进攻坑道和四十条掩护坑道都已经靠近城墙。
国民党守军开始了近乎绝望的破坏行动，炮火轰击、飞机轰炸持续不断，挖壕的坑道一次次被炸塌，晋冀鲁豫官兵一面反击一面修复，一个连全部伤亡后就再换上去一个连……还是门板！还是需要大量的门板！这种近乎原始的攻城方式，需要如此巨大数量的门板，实为解放战争中的战争奇观。临汾城附近数十里的百姓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不但日夜做军粮、抬担架、护理和转运伤员、输送弹药补给，而且人人都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来送上前沿，数量和打运城时一样达到了十几万块之多。这些上面还贴着门神画的门板，不但能够支撑被炸塌的坑道，而且是掩护官兵作战的“土坦克”，背着铺上了湿棉被的门板在弹雨中爬行，官兵们觉得安全多了——百姓将自家门板送给军队攻城的行为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对于百姓来讲是真正的毁家助战；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讲，百姓的家门是他们的生命归宿，不打下临汾如何能在进门的那一刻看见百姓的笑脸？
徐向前给夫人黄杰写了一封信：“昨日整夜未睡成觉，但今天精神亦不算坏，近来因事多、说话多，时常感觉胸背有些酸困与痛，但只要注意休息后，可少恢复，勉强下去还可以，只要不走路、不久坐即可支持下去。”接着，徐向前对八纵司令员王新亭说：“就是胡子打白了也要把临汾打下来，打不下来我和你到五台山当和尚去！”
五月初，八纵二十三旅的三条主坑道与巨大的爆破洞终于挖掘完毕。从政治部主任到战士，长长的队列开始传送炸药。为了防止炸药潮湿，所有的人都把衣服脱了盖在炸药上面。炸药的堆积数量十分惊人，看来徐向前和他的官兵决心把临汾城炸上天：一号主坑道装黑色炸药六千一百多公斤，二号主坑道装黄色炸药二千五百公斤以及硝氨炸药五百公斤。徐向前发布了解放临汾《紧急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以百倍紧张的精神紧急动员起来，扫除一切倦怠、松懈、烦腻、迟疑的现象，坚决、勇敢、积极、顽强，坚持最后五分钟的精神，争取解放临汾的最后胜利”！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傍晚的那场爆炸是古城临汾从未经过的。
惊天动地的巨大爆炸声还未停止，临汾城墙已被炸出了两处近四十米宽的大口子，八纵突击部队蜂拥而入。徐向前给中央军委发去电报：“八纵全部十九时五十分已攻入临汾，刻已进入三个团，正巷战中。”
十八日，天明时分，临汾城被攻占。
八纵二十三旅官兵战功卓著，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临汾旅”称号，这一称号至今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之中。
临汾守军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和整编三十师三十旅副旅长谢锡昌逃出城后被捉。临汾守军总指挥梁培璜当晚也逃出城，过了汾河藏进一片麦地里，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后，他被晋冀鲁豫官兵俘虏了。
梁培璜被带到徐向前面前时，光着脚，徐向前让人给他拿来了一双鞋。
徐向前问：“你是保定军校第几期的？”
梁培璜答：“第三期。”
徐向前问：“打了几十年仗，难道没记住‘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救之城’这条城防法则吗？”
梁培璜答：“知道。”
徐向前问：“明摆着临汾是座孤城，阎锡山远水救不了近火，胡宗南自顾不暇，蒋介石更帮不上手，你为什么还要死守？”
梁培璜无话。
临汾攻坚战斗之难，时间之久，消耗之大，战况之惨烈，在晋冀鲁豫军区战史上前所未有。在历时整整七十二天的攻坚中，部队伤亡一万五千三百余人，消耗各种炮弹九万五千余发，子弹一百六十四万余发，炸药五万公斤。战后，徐向前一一察看了临汾城外壕、城墙、火力配备据点、被炸药炸开的突破口。在后来的临汾战役总结中，他说：“假如说我们指导得好，打得好一些，是不是可以不需要七十天时间，早一点打下呢？是可能的。是不是不需要伤亡那样多？也是可能的。”
攻打临汾的攻坚部队，大多是新组建的部队，官兵也多是本地子弟，他们在父老乡亲的注视下艰苦作战，不畏牺牲。而如果没有百姓倾尽全力支援，耗时之长、伤亡之大的战役难以支撑。战后统计，临汾城周边动员支前民工二十万人，运送门板二十六万块、梁木十万根，粮食几百万斤。当付出巨大代价的百姓看见徐向前的队伍向北开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包括自己孩子的性命、自己家的粮食和门板在内，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
北边，是阎锡山的老巢太原，打下太原就意味着山西全境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