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年六十五岁的阎锡山，是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位沉潜阴鸷、复杂多变的奇异人物。
他的祖上原是贫苦人家，家道的转机是从曾祖父经商开始。曾祖父通文字、工心计、巧计算，从粮食店学徒逐渐升到了掌柜，可惜积劳成疾，四十一岁壮年即病逝，但他已使阎家从贫困者跻身于资产拥有者之列。从祖父开始，阎家开始购置田地，做小生意和放高利贷，成为一户家境殷实的地主。阎锡山的父亲叫阎书堂，喜欢算卦卜占，热衷于观察天象变化。他的墓志铭中有这样的记述：“方在乡塾，即耽玩易象卜筮，涵濡既久，于阴阳否泰、盈虚消长之理，深有所悟而善观时变。”阎书堂十四岁便弃学经商，他雇佣佃农耕种购置的农田，自己则跑到县城开了家钱庄，号“积庆长”。钱庄在放高利贷的同时，利用银两和制钱的比价不稳买空卖空，进行金融投机，一时间生意兴隆。
阎锡山六岁时，母亲因病过世，他被寄养在外祖父家，这个生性顽劣的孩子受了儒家文化教育——“摘抄古圣贤修己治人之名言要语，自题曰《补心录》。”十五岁那年，阎锡山被父亲带到县城，当了钱庄的少东家兼伙计。这是阎锡山人生中的重要时期，他站柜台、开票据、做交易、算得失，参与高利贷发放和金融买卖投机的所有公开和秘密的活动，这个比父亲多读了几年儒学的青年很快就适应了市场变幻、人情冷暖、金钱万能的氛围，也学会了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和逢场作戏的本领。要不是一九〇〇年间的一场大变故，阎锡山很可能沿着一个金融商人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了——一笔大生意由于判断失误导致钱庄破产，父亲无法应付上门兑现的人群，带着儿子开始了狼狈不堪的逃亡生涯。阎家钱庄的命运与当时国家的命运惊人的一致：那一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以及整个大清朝廷开始逃亡。钱庄少东家一夜之间成了饥寒交迫的游民，阎锡山卖过烧饼，为清军出过兵差，做过马夫和各种帮工，备受屈辱的生活令他第一次把国破和家危联系在一起，他对繁华城市里的高官贵人和显赫权势愤恨不已：“公虽年未及冠而对社会不平了解颇深，更感于清廷政治窳腐，军事失利，外交无能，遂有改革社会、挽救危亡之大志。”
十九岁，阎锡山考入山西武备学堂，一年后被选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他先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和近代科学，后入日军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再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日本留学的经历，给阎锡山的人生留下深刻印迹，他崇尚日本军国主义，同时结识了孙中山先生，成为孙中山、黄兴组建的“铁血丈夫团”中的一员，并参加了同盟会。回国之后，他先在山西陆军小学任教官，然后一路高升，辛亥革命前已是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八十六标标统，其兵权相当于一个团长。当时，整个山西新军混成协只有两标。辛亥革命中，他成为山西革命首领之一，清廷的山西巡抚被杀后，他先投靠袁世凯成为山西都督，后又投靠段祺瑞成为山西省长。至此，这个五台县里的钱庄少东家完成了人生的重大转变，开始了他经营山西的毁誉参半的漫长历史。
“他的态度古板，说话慢条斯理，他的双手像舞蹈者一样，有节奏地做着各种姿势，俨然在用他的双手主宰着万国的兴亡，划出时间和空间，爱抚着城市和村庄。”这个说话时喜欢手舞足蹈的一方霸主，在连年的军阀混战中立场摇摆不定，唯一的目的就是确保他在山西的统治。他始终如一地把中国的山西省当作自己的私人地盘来经营，如同当年经营他的阎家钱庄一样。他大力发展山西经济，建立完善的教育体系，甚至不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把山西境内的铁轨缩短间距，使山西成为任何政治、军事和经济势力都无法自由侵入的堡垒式的私人领地。阎锡山的“保境安民”策略让山西始终置于战火之外，直到日本军队攻占娘子关和雁门关一线。日军兵临山西，一向反共的阎锡山出自保卫山西的目的，与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人拉上了关系，他甚至主动请共产党人到他的地盘里成立抗战组织。但是，当中国的抗战进行到最艰苦的时候，他又开始与日本方面私下媾和——“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对，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反共。”阎锡山从不在乎国家利益，在他看来只有山西才是他的“国家”。日本军队眼看就要垮了的时候，他再次转变回到反共的政治轨道上来，将自己与蒋介石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因为他知道，共产党人的军事力量已经强大到仅靠他一人无法抵挡的程度。
“如果阎锡山在他的战区内死掉，或者活下来，而没有用他那做着各种姿势的双手去折腾老百姓，那么，他死后或许可能变成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但到最后，山西农民却恨阎锡山比恨蒋介石更甚。”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阎锡山喜欢高谈阔论社会变革的哲理，他对玩味乌托邦的空想，远比对抗日战争中令人厌恶的苦差事感兴趣得多。”——阎锡山“折腾老百姓”的手段与中国其他军阀有很大的区别，区别的根本在于他有一套自创的“理论系统”，这个“理论系统”可谓千奇百怪，标新立异，乃至令人匪夷所思。
阎锡山认为，世间的真理之一就是“以贱养贵”，贱者不但要尽“养贵”的天生职责，而且在“养贵”的过程中受到伤害恰是贱者体现价值的必须：“理之生贵于情之生，有情之生贵于无情之生，生贵于无生。以贱养贵，是用之也，非伤之也。因用而伤之，所以成其用也。且也，植物吸取万物而发挥其精华，动物吸取植物及无生物而发挥其精华，人则吸取万物而发挥其精华，是贱者之用，借养贵者而更显著也。”
阎锡山认真研究过共产党的理论，心得颇多，他声称自己的理论与共产党的不一样，共产党运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共产主义不能说它没有，但看不见它何时可能”。他的理论法宝是“中的哲学”。所谓“中”，即在事事物物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且不能离开事物讲“执中”，而要“针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讲‘时中’”。阎锡山认为，这是世界上唯一靠得住的理论——“唯心偏，唯物也偏。撂了物的心，等于腐物的微菌；撂了心的物，就是毒害人的蛇蝎。咱不唯心，也不唯物，咱是唯中。”
阎锡山主张“按劳分配”，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宣称自己搞的“社会主义”才是最合理的。他宣称“生产资料是资，生活资料是产。资供生产，应归公有；产供生活，仍应私有。资本主义病在资私有，不病在产私有；共产主义不病在资公有，却病在产公有。按劳分配是资公有、产私有的社会制度，既利生产又利生活，是人类合理的社会制度”。至于共产主义，阎锡山认为“有其理无其事”。——“共产党是以共产主义作号召，他不能放弃共产主义，放弃共产主义就不成其共产党了。假如仅以此为号召，其祸人类犹小；若强行之，其祸人类必矣。”
理论无法挽救逐渐显露的统治危机，阎锡山又提出一个崭新的口号：“兵农合一”。他宣称，这一新理论超过了他以往的任何理论以及世界上任何一种社会学说，是全宇宙间最合理的理论，“是走向大同社会的不二法门”，能够“俱利无损地解决了社会问题”。他甚至认为正是因此他补救了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如果马克思“死而有知，一定可以得到个安慰”。所谓“兵农合一”，实际上是中国周代的“井田制”和唐代的“府兵制”的改版，是阎锡山为了应对共产党人的土地政策给他的统治带来的压力而想出的控制农民的手段。这个手段的核心，就是把农民军事化编组，平时耕田上缴赋税，战时出壮丁上战场。土地由政府从地主那里租来，再转租给农户：“地是谁的还是谁的，由国民兵出租种地，公家担保租子必须照缴。”事实证明，这种极其彻底的剥削理论进一步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沦为赤贫。孔祥熙等七十多名国民党高级官员联名打电报给阎锡山，明确反对“兵农合一”，因为“地方及乡村干部组织庞大，职权太高，分工复杂，生杀予夺，勒索凌辱，人民不堪其苦”，从而导致山西境内的百姓纷纷逃至北平、天津、洛阳、西安等处，逃离家园者“大多衣食无着，颠连困苦，其状甚惨”。然而，山西百姓越民不聊生，阎家就越富有。阎锡山的父亲不但大肆强买好地，同时大搞商业和金融投机，去世时这个老太爷积累的钱财达六百多万元。阎家的祖宅也日益扩大，成为山西境内最豪华的建筑群。阎家开办的各种企业和商号更是遍布全省，财富无数。
阎锡山对被共产党军队俘虏后释放回来的官兵，采取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强迫他们必须写自传和交代材料。他还在被俘官兵中开展“自白转生”运动，会场上竖立着绑人的立柱，上面挂着绳索，旁边放着棺材、木棍、刀枪，火炉、烙铁和各种皮鞭，然后强迫被释放的官兵跪着交代被俘经过。暂编第十总队团长张国栋被酷刑折磨致死；副团长邓自立被刺刀刺死；炮兵团长郭如彬因自白不彻底，又有人揭发他说过“阎锡山已成瓮中之鳖”，竟被当场活埋了。“自白转生”运动扩大到山西全省，各县县长不断把县、区、村干部集中起来，连续三天不准吃饭和睡觉，交代自己是否与共产党有关系。结果，这样的运动导致了山西全省的杀人竞赛，口号是“有关系的交关系，没有关系的找关系，找了关系交关系，交了关系没关系”。暂编四十九师一团团长赵俊义的做法，被阎锡山标榜为“俊义奋斗法”。这个团长最突出的本领就是杀人，在盂县他把抓来的三十多名农民全部刺死，在寿阳他杀了一百四十多名疑为共产党侦探的农民。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文水县云周西村被第六十一军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包围，共产党员刘胡兰被抓后拒绝“自白”，阎锡山的部队用铡刀将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女子铡成两截。
阎锡山的末日就要到了，这一点他自己很清楚。
因为不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壮大了，而且山西的百姓对他恨之入骨。
阎锡山需要帮助。虽然他曾经奉承蒋介石：“公留党在，公去国危。”但是他也曾致电蒋介石：“礼让为国”，赶紧下野。历史上的恩怨离合令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指望蒋介石，于是他想到了美国人。晋南重镇临汾被共产党军队围困时，阎锡山派人去北平面见美国驻华武官包瑞德，然后又去南京面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司徒大使询问：“在共军的进攻之下，阎将军的地面越来越小，军队越来越少，阎将军的最后办法是什么？”阎锡山的手下描述了太原大保卫战的设想，并提出阎将军希望得到美国方面的直接帮助。司徒雷登表示，美国不可能直接参加对共产党军队的作战。况且，现在国民党军队到处失利，国民政府必须自己想办法挽救局面。阎锡山决定亲自与美国人直接交涉，他给司徒雷登发去一封电报，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电报可谓句句语出惊人，皆在陈述他的“最后的办法”是推行“平等”，以便让共产党丧失煽动民众的理由：
美大使询山西戡乱实际有效办法，我们很惭愧，实在不够个彻底有效办法；不过自从新办法实行之后，不至于如已过的束手无策。实际有效办法的原则为四平等。就是是非平等、生活平等、劳动平等、牺牲平等。因共党是由不平等处来煽动人民，由残杀来强制人民，一变已过历史上比如以舟碰舟的两军决胜的办法，为如以水覆舟面的战法，遂成为有胜无败政略性面的战略。我们戡乱欲实际有效，是先人民去了不平，使共党无法煽动；再使人民持上武器，使共党无法强制。破了他的如以水覆舟政略性的面的战法。
阎锡山准备给予人民的“四平等”是：一、在乡村建人民座谈会，讨论施政得失，有绝对纠正之权，使人民得到是非平等；二、实行平民经济，贫富能得到同样的生活物品，做到生活平等；三、实行兵农合一，解决土地问题，去掉地主剥削，做到劳动平等；四、实行编组优待，抽签当兵，除去认为当兵是贫人保护富人不平等的反感现象，做到牺牲平等——司徒雷登对这样的怪论不感兴趣，让秘书将这个“实际有效办法”翻译成英文存档。
看来司徒雷登是指望不上了。
临汾被晋冀鲁豫部队攻占后，阎锡山手中大约还有十三万军队，他最忧虑的是自己控制的地盘日益缩小，经济来源几乎全被切断，而十三万兵力每月所需的军粮高达五百八十五万斤。如何解决粮食问题？阎锡山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抢。如何才能抢到手？阎锡山思考的结果是：“军队要学会跑”，也就是说向共产党军队学习运动战。为此，他专门发表了一个“对各干部唯一活路的指示”：
共匪一贯的到处拆碉拆城，我们到处建碉建城。共匪不要碉不要城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没有飞机大炮，所以他要拆碉拆城。我们因为有飞机大炮，我们要建碉建城。共匪不要城可是想出了个不要城的办法，就是会跑，使我们打他，百打百空。因此，他能以少数的兵力控制住大的地面，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衣有衣，要鞋有鞋，且有大量的手掷弹地雷。我们的兵去了，他跑了；我们的兵住下，他调上一百里、二百里、五百里、六百里，甚至一千里八百里的兵来打我们，他能调上绥远的队伍打中阳，调上四平街的队伍打忻县，你住的多，他调的多。他这个会跑不只是有政权、有壮丁、有粮食、有衣、有鞋、有手掷弹、有地雷，他并且有情报，能调多数打我们的队伍，俘虏我们的官兵，缴我们的枪支，把我们的部队作成他们的兵役大队，枪械弹药的输送队，此即他们所谓之“一跑万有，一跑万胜”。共匪能把孙子的“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这种从来未实现的兵法，实现在他们的军队中……
我们有飞机，有大炮，占了这飞机大炮的光，学下个守，受了飞机大炮的害，没有学下个跑。非有兵不能控制村庄。没有兵的地方，行政人员不敢再地方行政；有兵的地方，反成了为敌人送礼。我们派上一连兵住一个村庄，他拿上三连两连来打；我们派上一个营兵控制一个村子，他拿上二营三营来打；甚至我们住上一师二师，他拿上三师五师来打……这证明了我们有飞机大炮，反造成了两个死路：就是分散开叫敌人打死，集结回来自己饿死，这真成了子弟靠祖产，不只把吃苦耐劳没有了，把闹家业的志气也丢了。我们要想分散开不叫敌人打死，集结到一地，不至于饿死，也必须学会跑。这面的战法上跑，就等于饿了吃饭，冷了穿衣，谁也不能例外，且也无法在这跑之外另想一个办法……优势的敌人来了，我们跑了；敌人要聪明，他也跑了，他跑了，我们再回去；敌人要不聪明，他住下了，我们调上三倍五倍的兵力把他消灭了。可以说，能跑，多少县城也是我们的，多少村庄也是我们的；不能跑，多少县城也是敌人的，多少村庄也是敌人的……我们今天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是东风？就是只要我们军政能迅速配合起来跑，我们即可打通临汾、打通大同……
根据学会跑着打仗的策略，阎锡山把忻县、太原、榆次、太谷、汾阳和平遥六城列为“死守城”，意为任何时候都不能撤退；其余各县为“固守城”，必要时可以放弃；然后，以主力部队组成“闪击兵团”，担负跑起来机动作战的任务。其具体部署是：第四十三军暂编三十九师和第十九军六十八师驻守太原以北的忻县和黄寨；第三十四军七十三师，暂编四十四、四十五师位于平遥、灵石地区；第十九军暂编三十七、四十师，第三十三军七十一师、暂编四十六师以及暂编第九、第十总队位于榆次、太谷、祁县一线；第四十三军七十师和第六十一军七十二师位于汾阳、孝义地区；第六十一军六十九师位于文水和交城；工兵师位于晋源、清源；第四十三军暂编四十九师、暂编第八总队和各种特种部队守备太原。阎锡山集中了第三十四、第四十三、第六十一军的共十三个团组成担任机动任务的“闪击兵团”，任命第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为“闪击兵团”司令。
一九四八年夏，山西的麦子熟了。
阎锡山所属各部队都挂出了“军食司令部”的牌子，制定了在晋中“快割、快打、快交、快运”的抢麦子计划。
徐向前决定：攻击晋中，保卫麦收。
一九四八年五月九日，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军区合并，成立华北军区，任命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为第二副司令员，萧克为第三副司令员，赵尔陆为参谋长，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
华北军区调整下级军区为：北岳军区，司令员唐延杰，政治委员赵振声；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太行军区，司令员鲁瑞林，政治委员赖若愚；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王鹤峰；冀南军区，司令员徐深吉，政治委员王从吾；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赵健民，政治委员潘复生。
同时，以晋冀鲁豫军区前方指挥所组成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兵团下辖三个纵队：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第十三纵队，司令员曾绍山，政治委员徐子荣；第十四纵队，司令员韦杰，政治委员甘渭汉。以晋察冀野战军指挥部组成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兵团下辖四个纵队：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李志民；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李水清；第四纵队，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第六纵队，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向仲华。
原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仍属北岳军区，司令员唐延杰，政治委员王平；第七纵队仍属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
华北军区总兵力约二十四万。
六月下旬，徐向前派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前往西柏坡，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晋中战役计划。毛泽东留周士第一起吃饭，他边吃边说：“保卫麦收这个口号很好，可以调动广大人民参加战斗的积极性。晋中人民要收麦子，阎锡山要抢麦子，这是一场极其严重的斗争。敌人要抢粮就要出动，你们就有机会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毛泽东最后说：“此次战役是保卫麦收的战役，但是战役的重心还是要放在消灭敌人方面，消灭了敌人就是最有效地保卫麦收。”
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发动晋中战役的作战部署是：一部进至太原以北，切断忻县至太原的铁路，保卫忻口至太原铁路线两侧地区的麦收；一部进至文水、汾阳、孝义地区，切断汾阳至太原的公路，压缩阎锡山的部队，保卫平原地区的麦收；一部逼近介休、灵石地区，切断灵石至平遥的铁路，保卫这一地区的麦收；一部逼近榆次，向北切断榆次至太原的铁路和公路，向南切断榆次至太谷的铁路和公路，保卫榆次地区的麦收；一部切断太谷至祁县的铁路，保卫这一地区的麦收，主力则集结于东观镇地域，待机歼灭阎军主力；一部扫除平遥以东、以南地区之敌，保卫麦收，主力集结于该地域以东，待机歼灭阎军主力。
第一兵团总兵力约六万人。与阎锡山相比，无论兵力还是装备都处于劣势。
徐向前认为晋中作战有三大困难：一是敌人兵力多，装备好，工事坚固，机动性强；二是我军经过两个多月的临汾攻坚战，消耗大，特别是干部缺口大，官兵疲劳，部队新，缺乏大兵团野战经验；三是平原作战烧柴极缺，初步计算，部队和民工每天烧水做饭就需要烧柴三十万斤，而平原地区无法供应。即便如此，徐向前还是把作战目标定在歼敌四至六个师上，他的理由是：一，战役目的是为将来解放太原创造条件，应尽可能地利用野战机会多多歼敌；二，敌人为抢收麦子大部分兵力都已分散，只要指挥得当，分次大量歼敌是可能的；三，二十万民工支前，可以解决作战部队生活问题。晋中百姓对阎军十分痛恨，只要喊出“保卫麦收”的口号，就能够大量动员民众。
六月四日深夜，徐向前电告中央军委：
战役第一步，以分进合围态势，割裂阎匪防御体系，斩断其交通，分割包围其要点，肃清外围某些据点，清剿地方杂匪，确保晋中收麦；第二步，相机攻取某些要点，诱敌主力与我决战，而于野战中求得消灭其主力一部，以达削弱阎匪实力，缩小阎占区，创造攻取太原之有利条件。
晋中平原纵贯山西中部，汾河与文峪河流淌其间，自北向南是太原、榆次、祁县、汾阳、平遥、孝义、介休等河谷盆地，盛产小麦、谷子、玉米、棉花、大豆、烟草等作物。此刻，号称山西粮仓的晋中平原上到处飘荡着成熟的麦香。
徐向前命令地方部队佯装主力进至风陵渡，造成主力将要渡过黄河支援西北战场的态势，同时命令吕梁部队进入孝义和汾阳地区活动，自己则率领第一兵团主力向晋中敌人的侧背方向隐蔽开进。
十一日，吕梁军区部队突然出现在孝义、汾阳以西的高家镇地区；第二天，太岳军区部队沿同蒲路北上占领了灵石县城。十三日，因判断徐向前部主力已向西北开进，阎锡山下达了出兵合击高阳镇的命令。奉命率部前去歼灭高阳镇“土共”的部队，是“闪击兵团”司令高倬之指挥的十三个团。阎锡山的主力被诱调出巢，祁县、平遥、介休一带兵力空虚，徐向前立即率领主力向预设战场前进，他决心首先歼灭高倬之的第三十四军。十八日，八纵、十三纵相继对介休至祁县之间的各据点发起攻击，之后绕过坚固的子洪口要塞，迅速迫近同蒲铁路。同时，吕梁部队趁势发动反击，以两个团的兵力袭击了阎锡山派去合击高阳镇的七十师，打死了师长侯福俊。
徐向前主力的突然出现，令阎锡山感到十分意外，他再次尝到了“共军能跑”的厉害。为了确保太原的绝对安全，他立即命令“闪击兵团”回师东“跑”，并命令榆次、太谷的部队快速南下祁县，与高倬之部靠拢。
徐向前决心围歼回窜的第三十四军于介休与平遥之间。
大雨倾盆，部队埋伏在野外阵地上，等了一夜，却没有看见敌人。
高倬之的第三十四军没走通常的路，而是从汾阳以东渡过汾河直插平遥县城。与第三十四军一起增援高阳镇的第六十一军七十二师和炮兵团则正沿同蒲铁路返回介休。
徐向前当即改变作战计划，火速调动主力北移进行拦截。
八纵终于在介休与平遥间的张兰镇包围了七十二师和炮兵团。
七十二师和炮兵团不是普通的部队，在阎军中他们被叫做“亲训师”和“亲训团”。所谓“亲训”，就是由阎锡山亲自训练出来的部队。这支部队是内战爆发后阎锡山亲自组建的，他把最好的武器配备给这支部队，把最贴身的军官安插到这支部队做督导，把军事指挥最优秀的军官配置到这支部队。七十二师师长陈震东更是他认为忠诚可靠亲自选定的，因为一九三〇年他与蒋介石打仗时陈震东曾出任敢死队队长，后来阎锡山把自己二儿媳的妹妹嫁给了他。
当“亲训师”和“亲训团”进入八纵的伏击圈时，纵队司令员王新亭判断了好一会儿，因为他远远地看见队伍里有不少人骑着大洋马，他知道在后面追击敌人的吕梁部队里也有大洋马，怕打错了。位于最前面的二十三旅旅长黄定基举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直到看清队伍中的步兵每人都背着一个柳条编的、形状如同一个筐的背囊时，才判定是阎锡山的队伍，于是开火了。八纵官兵把当面敌人压缩在铁路与汾河之间狭窄的河滩上，然后开始猛冲猛打，因为眼前的不少大炮实在令他们眼馋。“亲训师”和“亲训团”打起仗来就乱了套，虽然装备好人员足，从官到兵都神气得很，但终究是刚成立一年多的部队，从没与共产党军队打过大仗，除了能够背诵阎锡山的古怪理论之外，极度缺乏实战经验。因此，三小时之后，三千多人被打死，四千多人被俘虏。师长陈震东负伤，在少数卫兵的保护下从战场上逃脱。二十四门崭新的山炮和十二门崭新的重迫击炮全部落在八纵手里，几个旅长纷纷要求把炮留在纵队，司令员王新亭大着胆子向徐向前打电话请示，结果遭到严厉的批评。但批评之后，徐向前还是给八纵多分了几门炮。
高倬之见势不妙，率“闪击兵团”迅速逃进平遥县城。
二十二日夜，第一兵团指挥所侦听到，阎锡山部第十九军军部将率暂编四十师和“亲训师”残部由平遥向北开往祁县。徐向前立即命令十三纵主力在祁县与平遥之间的洪善以北实施伏击，同时命令吕梁部队渡过汾河实施堵截。二十三日清晨，这股敌人开始由平遥向祁县“跑”，但是刚一动身就遭到阻击。由于汾河涨水，吕梁部队没能及时渡河，导致暂编四十师的一个团和跟随他们的太原民卫军一部跑进了祁县，其余部队则被十三纵主力压缩在北营村内。夜晚，第十九军军长温怀光和暂编四十师师长曹国忠丢下部队，带领少数亲信逃回了平遥县城。第二天天亮之后，北营村里的敌人试图突围，但很快就被歼灭在村外的野地里，第十九军参谋长李又唐被俘。
精锐部队的损失令阎锡山非常痛心。
蒋介石严令“大胆决战”，“死保晋中”，于是阎锡山决定与徐向前拼了。他命令第七集团军中将司令官赵承绶指挥决战。赵承绶命令被困在平遥的高倬之率第三十四军的两个师立即北上，命沈瑞率第三十三军的两个师由祁县南下，而第十总队由祁县北面的榆次出击。自二十六日起，阎锡山的部队向祁县与洪善一线发起猛攻，第三十三军拼命向南，试图迅速与从平遥北上的第三十四军靠拢。担负切断两军的吕梁部队压力巨大，在遭到数倍于己的敌人连续猛攻下，最终无法支撑，撤出了阵地，退往汾河以西。同时，八纵因动作缓慢，没能及时出击，导致第三十三军终于与第三十四军会合。自此，交战双方在平遥与祁县一带形成“顶牛”状态。
晋中战役第一阶段战斗结束。
阎锡山部被歼一万七千余人，徐向前部伤亡四千余人。
无法得知阎锡山又总结出了什么新的“理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军队绝对打不了“运动战”，还是大兵力聚集在一起安全些。问题是，共产党人把成熟的麦子守得严严的，老百姓家家都在大平原上日夜抢收。如果麦子抢不到手，部队聚集在一起吃什么？
徐向前认为，阎锡山虽然摆出了决战的架势，但他不敢让赵承绶部再向南走，因为那将距离太原过远，而如果我军继续向北靠近太原，反倒可能创造战机。此时，太原周边的太谷、榆次地区，麦收正在紧张地进行。徐向前决定大军北上，一方面保卫麦收，进一步断绝阎锡山的粮源；一方面诱敌调动，实现野外歼敌目标。作战要点是：拦头切断敌人逃往太原的通道，在预设战场聚歼赵承绶部主力。
六月，骄阳如火。部队连续作战，体力消耗很大，八纵司令员王新亭请示让部队休息两天。徐向前回答得很严厉：“不行，走不动，爬也要爬到指定的位置上！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运动战，要求动作要快，等歼灭了敌人才能休息！”
赵承绶很快就发觉了徐向前部正向他的侧后运动，于是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对洪善一线的攻击，回师北撤太原。七月二日，第三十三军主力进至太谷地区，第三十四军和第十总队也开始向祁县集结。
徐向前急令八纵紧紧咬住第三十四军，并以一部攻占徐沟；十三纵则袭占东观镇，力争把敌人逼进徐沟、太谷和榆次之间的三角地带予以包围。
三日至六日，是太岳部队官兵经受巨大考验的日子。他们的任务是切断榆次至太谷间的铁路，封堵赵承绶部主力逃往太原的通道。赵承绶为了撤回太原大本营，不至于在外成为孤军，连续投入七十一师全部，暂编四十六师一个团，第九、第十总队等共计十个团的兵力，在大量火炮和数架飞机的助战下，向太岳部队阻击阵地发起猛烈攻击。阻击防线是否能守住，是能否全歼赵承绶部主力的关键。徐向前对太岳部队司令员刘忠说：“再疲劳也要打，把钉子钉在那里，坚持最后五分钟，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惨烈的阵地争夺战持续了四个昼夜，双方都付出巨大的代价。太岳部队官兵在兵力和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凭借着慨然赴死的决心，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敌人始终无法逾越的铁壁铜墙。阵地上不断发生肉搏战，战死者的尸体在酷热的气温中散发出刺鼻的味道。
突围无望，赵承绶决定放弃沿着铁路线北撤的计划，命令部队离开铁路从榆次与徐沟之间夺路北返。他不知道，如此一来，他便一头闯进了徐向前预设的包围圈。此时，十三纵和八纵的一部已插入徐沟以东，断其归路；太岳部队向西接通了十三纵的预定战场；吕梁部队已东进到榆次西南；八纵主力则北上徐沟东南。至此，赵承绶三万余人的部队将陷入东西不足十公里、南北不足五公里的狭长地带中。
徐向前已经病得无法走路，他被担架抬到位于徐沟以南的兵团指挥部张家庄。到达张家庄后，他发出的指示是：赶快收拢部队，如果一时无法收拢，能收拢一个班就收拢一个班，能收拢一个连就收拢一个连。旅长走前面，追上去加强包围，包围起来两面做工事，先不要打，但必须守住，敌人要来就把他们打回去。
如果说徐向前有忧虑，那就是兵力不足。经过长时间的连续作战，部队严重减员的情况他很清楚。为此，徐向前曾专门给中央军委和华北局写了份报告：
临汾战役伤亡一万五千余，另逃亡两千余人，晋中战役伤亡五千人，共减员两万三千人。临汾战役后，补充新兵一千六百人，俘虏六千余人，伤员归队六千人，共一万三千六百人。至晋中战役，俘虏大部尚不能补充，因须进行一定教育。现部队三个纵队轻重武器及炮兵已大体配就，但连队极不充实。八纵一个主力团，每连战斗员最多者六十六人，少者二十七人。十三纵三十七旅为人数最多者，每营多只两个步兵连，每连两个排，每排两个班。部队目前正连续作战，不给敌以喘息机会，力争在野外歼灭阎军主力，及攻取某些必要据点，以造成围攻太原之有利条件。否则，增加今后攻太原很多困难，支付更大代价。但连续战斗必将大伤部队元气。为此，恳请迅速补充新兵一万五千人［每纵五千人］。
八纵虽已将敌人包围，但敌人的建制基本完整，在兵力严重减员的情况下，纵队领导们都认为这个仗不好打，只有徐向前毫不动摇，他说：“非打不可，有意见打完仗再提。做好工事可以吃饭睡觉。总之有一条，不准让敌人突围，谁让敌人跑了就找谁是问！”
十日清晨六点，总攻开始了。
晋中平原上的村镇都很大，一般都筑有坚固的围墙，房舍也多是青砖结构，被围里面的敌人非常集中，可借助围墙后的房屋和野战工事进行抵抗。于是，战斗只能从最艰苦的逐屋爆破开始。
十三纵、八纵二十二旅、太岳部队攻击太常村，第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就在这个村子里。一天激战之后，第三十四军军部和七十三师全部被歼，但换上农民衣服的军长高倬之跑掉了，七十三师师长王檄祖被俘。八纵二十三、二十四旅攻击南庄，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南庄的碉堡火力极其凶猛，部队伤亡巨大，直到炮兵赶来支援，攻击部队才冲进村。敌人被压缩在几个村庄里，携带的粮食已经吃光，连骡、马、羊都吃光了。十五日，徐向前组织了一百多门火炮向残敌猛烈轰击，各部队拼死向核心地带冲去，守军在最后时刻施放了毒气弹，十三纵三十九旅的两个突击连全部中毒。最后时刻，第三十三军的两个师和第十总队约万人被压缩在小常村一处，已经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后，十六日下午小常村被攻克。第七集团军司令官赵承绶，第三十三军军长沈瑞、参谋长曹近谦等被俘。
徐向前问赵承绶：“还认识吗？”
赵承绶说：“认识。”
十年前，为了与阎锡山协商联合抗日，徐向前作为中共代表曾到过太原，那时赵承绶向他的官兵介绍说：“请俺们五台徐向前将军训话！”
徐向前问：“你看我们指挥作战上还有什么缺陷？”
赵承绶说：“要能看出来，哪会走到这一步。”
徐向前问：“太原还有多少粮食？”
赵承绶说：“阎锡山历来是不准管粮的问枪，管枪的问粮。不过，估计只能维持几个月的样子。”
晋中一役，徐向前部歼敌正规军七万余人，非正规军三万余人，俘敌赵承绶以下将官十六人，毙敌师长以上军官九人，缴获各种火炮三千七百零四门，步机枪三万余支，火车头十五个，车皮二百零七节，其他军用物资和粮食无算。
赵承绶部覆灭后，阎锡山给晋中各县守军下达的命令还是那个“跑”字：一跑万有，一跑万胜，谁跑得快就能活着回来。晋中各据点的守军纷纷逃往太原之时，徐向前将各部队撒出去乘胜狂追，往往几个士兵就能追上上百个敌人。晋中的百姓也纷纷跑出来抓俘虏，清源县的一个老头用条扁担就缴了十九名敌军的枪。三位新华社记者俘虏了三十七个敌人，缴获两挺机枪和十几支步枪——“敌人只知道拖枪跑，不知道停下来射击，直至累倒在地……什么笔杆子、锄把子、伙夫、马夫，都跑去抓俘虏，抓都抓不赢。”
至七月二十一日，徐向前部已经占领了除太原以外晋中地区的全部县城。
共产党军队直逼太原城下。
阎锡山距离最后覆灭的日子不远了。
在这个麦子成熟的夏天，在比邻山西的河北战场上，东北野战军十一纵三十二师九十六团二营在接近隆化中学的时候，教导员宋兆田发现连接隆化中学北门有一座横跨沙河的桥，桥北的敌人驻守在一个桥形碉堡里，而攻击部队战前没有发现这座非常隐蔽的碉堡。
两个战士奉命爆破。
他们抱着炸药包冲上去了，可宋教导员迟迟听不到爆炸声。
桥下没有可以放置炸药包的地方。两名爆破手中一个负责掩护，一个冲到桥下用手托起炸药包拉开了导火索。
桥形碉堡在剧烈的爆炸声中被炸毁。
在二营工作的师宣传干事程抟久对宋兆田教导员说，负责掩护的战士叫郅顺义，那个牺牲的爆破手叫董存瑞。
部队冲进了隆化中学，程干事与宋教导员在被炸毁的碉堡前看着一大堆断砖残瓦谁都没有说话。几十年后，程抟久回忆说：“我们多想找到一点儿他留下的东西啊。”年轻的爆破手什么也没留下来，只在中国革命史中留下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至今为全中国人民所熟知——十一纵三十二师九十六团二营六连班长董存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喊道：“为了新中国，前进！”
在战争中倒下的所有的士兵，在这些翻身农民子弟的心中，“新中国”这个名词与世世代代弥漫在土地上的麦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们情愿去死，哪怕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