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北米脂县杨家岭村向东，大约走到绥德县吉镇附近，毛泽东遇到了一群当地的农民。
农民们显然认出了毛泽东，纷纷围过来搭话。
毛泽东问：“这里离黄河有多少路？”
农民们大声回答：“五十里！”
毛泽东这次向东移动，不再是与追击他的国民党军兜圈子，而是要离开他住了十多年的陕北。两天后，毛泽东看见了黄河。当地的百姓把他送到河边，他顺着黄河西岸向下游方向走了大约十几里，在吴堡县川口以南河神庙附近一个叫园则塔的渡口上了船。船靠东岸之后，毛泽东回头朝西望了好一会儿，他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那一天，是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春天温暖的阳光照射着中国西部连绵起伏的黄土沟壑。
自那一天起，毛泽东此生再也没有回过陕北。
国民党军在东北连续丢失城镇和损失军队的消息传到南京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写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民党“政治与军事的崩溃现在正迅速地接近早已预料的高潮。这方面最显著的证据就是：军队士气的涣散，不仅在无精打采和消极漠不关心上面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也在拒绝服从命令或者甚至做出违反命令的行动等上面也能看得出来。中国人称后者从民族利益来讲是自取灭亡的做法”。
在遭受一系列挫折与失败后，国民党军开始检讨和反省，并制订出名为“总体战”的新的战略——不知在各个战场都已手忙脚乱的蒋介石是如何观察出“总体”来的？
为什么在兵力和装备均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却“常遭失败，甚至将领被俘，造成革命军前所未有的耻辱”？蒋介石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打的是“人民战争”，而国民党打的是单纯的“军事戡乱”，没有发挥“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和军事的总体威力”。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对此解释说：“戡乱军事，进行已近两年，而匪祸蔓延，匪势仍甚猖獗，检讨我们所以不能迅速消灭共匪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共匪组织严密，能够控制其占领区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竭泽而渔，从事全面叛乱，并深入我后方，大肆破坏活动，秘密传播毒化思想，瓦解人民战意；一方面由于我们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配合不够，未能将全体人力物力动员起来，以致不能发挥军事政治经济的总体力量。”
蒋介石认为，若要挽救危局，就必须做到共产党军队的四个长处，即宣传、组织、主动和保密：“这四个长处都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决不是单凭武器和物质所能做到的。我们要赶上他，压倒他，也要从精神方面努力，也就是先要从政治工作做起。我以前在江西剿匪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地方行政与军事相配合，同样也适用于军中政治工作与作战业务相配合。”蒋介石严重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作为一个政党和一个政权，所代表和所依赖的是哪一个社会阶层。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是一个政治分水岭，从此国民党与共产党所依靠的社会阶层已划分清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地主和官僚资本阶层显然无法代表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站在少数阶层的立场上追求关乎一个政权和一个国家命运的“总体”效益，近乎梦呓。
这一点，足以解释当这片国土上爆发内战时，中国民众为什么对国共两军采取的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几乎生存在贫苦农民中间，其密切的军民和军政关系，使得每一场战斗都有数量巨大的农民支撑着。一个在林彪发动的冬季攻势中被俘的国民党军营长被他所看见的景象惊呆了：成千上万辆牲口大车从战场的边缘铺天盖地而来，大车上装着给东北野战军准备的大饼、窝头、大葱、猪肉和咸菜。当这些东西被运到战场上之后，农民们又帮东北野战军装载缴获来的美式炮弹。那些在作战中负伤的官兵被抬上担架，农民们用自家厚厚的棉被把他们包裹起来。大车上甚至还拉上了和丈夫一起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们，农民们招呼着：“上来暖和一下吧！以后别跟着他们遭罪了！”一些大车的牲口被从车辕上卸下来，帮东北野战军拉缴获的汽车和大炮，大炮和汽车陷在融化了的泥雪里，附近村庄的妇女和孩子抱着垫车轮的柴火甚至门板蜂拥而至。这个坐在雪地上的国民党军营长站起来就参加了东北野战军，他说他总算弄明白了国民党军为什么没什么希望。
曾驻留在华北战场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看到过令他震惊的悲惨场面，他为自己把这些场面记述下来向他的读者表示歉意，但他同时认为不记述下来读者就不会真正了解内战中的中国。在华北平原一个叫秦德沟的村庄里，只有二十八户人家，跟随国民党军返回的地主武装杀绝了二十四户，原因是这些农民在共产党人主持的土改中分了地主的土地。屠杀是半夜开始的，“他们把十个人投到一个枯井里活埋。又逼着另外十四个人躺在一条沟里，然后填土活埋。被活埋的人当中有一个刚两个月的婴儿、一个十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个年仅二十二岁的妇女，她和她的丈夫都是极端贫困的农民，共产党人给他们分了土地，女人当了村里的妇女主任。后来，丈夫跟着共产党的军队出去打仗了，这个年轻女人的厄运来了：
当国民党进村，逃亡地主也跟着还乡了。这个地主亲自跑去把这个妇女交给国民党军队说：“她是八路。”“你就是共产党。”一个军官说，“你一定会唱歌。”接着，那个军官把她带到兵营里，强迫她唱歌。一连三天，她被迫从一个班到另一个班，唱的是能记得的童年时的歌。一些士兵糟蹋她，但也有些士兵见她哭泣而感到羞愧，就走开了。天黑的时候她被关起来，夜里被带去供国民党军官泄欲。第四天，她被送进监牢。他们不给她东西吃。她的叔父给她送饭。有一天，叔父看到饭留在牢房外没动，才知道她已被杀害。他到处寻找，在附近的一座桥下找到了她和另外三个人被肢解了的尸体。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国民党军“华中绥靖会议”在南京召开，国防部长白崇禧对“总体战”进行了说明：共产党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以党的力量控制政治军事，“可称是党政军一体化”。解放区的男女老少都是战斗力，壮丁都是民兵，由民兵升入军区部队，再由军区部队升入野战军。他们采取囤粮于民的政策，使用粮草就地供给，并不需要辎重补给，可谓运用社会全部人力物力支持作战。因此。国军仅凭军队对抗是绝对不能及的——“现在戡乱战争，由于未实现坚壁清野，未能把战地的人力、物资确实控制起来，散在各处的群众和物资，为敌军所利用，所以刘伯承能率大军闯过黄河，陈毅胆敢于孤军深入苏北，袭击我军后方。‘总体战’方案，在军事方面，使要以国军主力进行机动作战，以一部分兵力扼要固守，来对付共军的窜扰。这就要求政治方面，加强基层组织，能对付敌军的裹胁。在经济方面，实行坚壁清野，使敌无从掠夺。这样密切配合起来，就可以打击共军的求兵、求食、求战的‘三求政策’了。”总之，“必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军队与民众协同一致，全面动员起来，才能发挥总体战的力量”。
“总体战”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在军事上，将西北、中原和华东战场重新划为二十个绥靖区，撤销原来战区的司令长官，绥靖区司令官统一指挥辖区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党务，实行自卫自足政策，彻底控制辖区内兵员粮食等物资，大力组建保安团等地方武装，清查户口，实行联防。绥靖区的建立，意味着国民党军防御战略的调整：“对东北方面，持久消耗打击匪军，使其战力不能成长。对华北方面，采取主动攻势，使东北之匪陷于孤悬分离，截断其补给。在华中方面，为匪我作战重心，首以建立封锁，阻止匪继续扩大窜扰；次为划建绥靖区，控制战场，争取人力物力，使匪无法生存活动；三为编组有力而机动之兵团，穷追猛打，以击灭匪军主力；四为挺进匪区，捣其巢穴，以断绝匪之生力。”
其次是政治战，其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组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分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为此，国民党提出“四自”政策：自清：组织自卫队，严格保甲制，进行乡镇户口总检查，切实做到廓清闾里；自剿：“有民皆兵，人不离枪，枪不离手”，发现共匪随时痛剿；自卫：“不论男女，无分老幼”，全体动员卫家卫乡，不容共匪入境活动；自富：“寓兵于农，寓农于兵”，农闲训练，竭力耕耘，“开辟合理外源，减少中央负担”。
经济战内容的有趣之处在于，国民党决定仿照共产党的做法实行土地改革。国民党执政中国以来，不但没有实行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反而使土地更加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掌握着全国百分之七十多的农村土地。对于这一点，蒋介石也承认：“我们没有实行总理的土地政策，无异于表示我们没有实行三民主义的能力，这是人民对于政府不能真正拥护，对于本党不能真正信任的最大原因。”于是，国民党决心进行土地改革。蒋介石说，可以由国民政府贷款给佃农，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本，若干年后佃农即可领得耕地成为自耕农。“这个办法，地主与佃农双方都可以接受，是很好的方法”。问题是，这个暗藏陷阱的“土地政策”会使佃农更加贫困，心知玄机的地主们当然愿意接受，但是佃农们呢？
蒋介石在主张“总体战”的时候，再次回顾了自己当年“围剿”中央红军时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成功。但是，他忘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年他的对手并不是毛泽东。
渡过黄河之后，毛泽东骑马沿黄河东岸南下，又循湫水河上行，三月二十四日到达山西临县交镇三塔村。虽然国民党“总体战”战略已隆重推出，但是毛泽东依旧对共产党人赢得战争胜利充满信心，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时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仅仅十三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一路向南追击溃逃的国民党军，那时候果真是“根本不用打仗”了。
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翻越五台山的路途中，与周恩来一起去看了山上的寺庙。在寺庙里，毛泽东看见一尊菩萨的胸前被挖出一个洞。寺庙里的人说，土改时农民与寺庙清算土地和财产，说菩萨的胸膛里藏着黄金，于是就挖出洞找金子。毛泽东说：“原来菩萨得了心脏病，群众是来给他施行手术治病的。你们要把他好好保护起来，原封不动，以便对日后来参观的群众解释，说他害了什么病，为什么给他实施手术。”走到山下，毛泽东看见一座龙王庙，里面香火缭绕，很是热闹。毛泽东问住持这庙是否也遭到了破坏，住持回答说，这庙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农民们还曾专门派人来护庙。毛泽东说：“你们看，从这里应得到的结论是多么明显！群众对山上的菩萨和山下的这位龙王的态度是多么的不同。山上的那位菩萨同农民群众的利益距离太远了，而龙王管着天雨，对农民关系太密切了。群众就是这样认识，这样对待问题的。”
当毛泽东离开陕北，向全国战场的核心地带走去时，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开幕了。国民党决定要以“民主国家”的惯例，为中国人民选举出“合乎民意”的总统和副总统来，“使整个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或者说，蒋介石希望以此使国民党政权合法化。当然，合法化的前提要把共产党排除在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称，希望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被容纳到国民政府中去，而“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愿意在中国政府中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政府中有任何共产党人”。
包括蒋介石在内，国民党军政大员们没有一个人会料到，此届“国民大会”连同“首届总统”只有短短不到两年的寿命，但当时的“国民大会”还是开得天翻地覆——所有政治阴谋中的拉帮结派、明争暗斗、钩心斗角很快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大会的唯一历史作用是，为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倒台埋下了又一个祸根。
首先是谁当总统的问题，没人怀疑蒋介石是当然人选，但蒋介石本人却提出他不愿意当总统，他主张首届总统应该由一位党外人士担任，并且应该符合下列标准：一、在学术上有成就，二、在国际上有声誉，三、对国家有贡献。蒋介石当众宣布自己无意竞选总统，之后就退出了会场，结果与会者的思维顿时陷入混乱。有人揣测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推选北大教授胡适当总统，甚至揣测也许蒋介石已经征求了胡适的意见。混乱之后，出自黄埔的多数国民党军政大员认为，蒋介石实在不愿当总统也好，但是要当有实权的行政院院长。而戴季陶等国民党中的强硬派坚决主张由蒋介石来当总统，认为除了蒋介石之外别人都没有这个资格。争论的结果是：“一致推举蒋做总统候选人”，由陈布雷打电话向蒋介石说明。
陈布雷的电话打了，蒋介石还是推辞。
十分棘手的问题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蒋介石到底当不当总统候选人？两种对立的意见开始重新争论。可是，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争吵了，行政院院长张群索性道破了天机：“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委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高官大员们恍然大悟，当即推举张群、陈立夫和陈布雷三人去面见蒋介石，转达中央常委会的意见：如果他愿意担任总统，就在宪法外另立条款，赋予他以必要的特殊权力。
蒋介石立即同意了。
所谓赋予总统必要的特殊权力，就是“国民大会”后来通过的《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根据这个条款，未来的总统将被“授予总统采取紧急措施之权力”，从而拥有一切军政大权，而只要共产党还没被彻底清除，都可以算作是“动员戡乱时期”，虽然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共产党根本不可能被彻底消灭。
果然，蒋介石顺利“当选”为总统。
四月十三日，走过艰辛的路途，毛泽东到达河北阜平县一个叫城南庄的村庄，他准备在这里住些日子歇歇脚——就是在这里，毛泽东电请陈毅、粟裕前来共商“在黄淮地区打几个大仗的问题”。而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几个大仗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最终倾覆。
南京的“国民大会”仍在轰轰烈烈地开着，总统的选举搞妥之后，副总统的选举开始险象环生。副总统的主要竞选者是李宗仁。李宗仁是国民党军桂系的领军人物，是蒋介石一生最大的政治夙敌。抗战结束后，李宗仁任北平行辕主任，这是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虚职，因此副总统选举对他来讲无异天赐良机。有充分的史料表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美国人的意图很明确：蒋介石政权衰败的趋势日渐明显，美国在中国利益的代表需要更换人选，而合适的人选是在抗战中因指挥台儿庄战役而颇得中国民众口碑的李宗仁。司徒雷登大使在给国务卿马歇尔发去的电报中说：“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统治的象征已光辉大减”，而“李宗仁将军正博得舆论信任”。李宗仁“博得舆论信任”，与他的竞选口号有关：“肃清贪污、改革政治、实行民主主义、铲除豪门资本。”——对于蒋介石的统治集团来说，这样的口号颇有揭老底的性质。于是，司徒雷登大使感慨地说：“现在需要的是能感召人的领袖，而这似乎是蒋委员长所不能做到的。”
李宗仁公开了竞选副总统的决定，并在南京成立了他的竞选事务所。
竞选对手随即出现，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说他也要竞选副总统。而之前当李宗仁一一估量可能出现的竞争对手时，也曾想到过孙科，为此他特意请白崇禧私下探问一下孙科，孙科的回答是：“副总统在宪法上无权，我无意参加竞选，祝德邻（李宗仁）先生胜利。”
孙科，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儿子。
孙科的出现令李宗仁意识到，蒋介石准备与他作对了，因为国民党内部谁都知道孙科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同时，李宗仁也感到了自己处境不利：孙科是孙中山之子，容易得到人们的支持；在总统非蒋介石莫属的情况下，自己与蒋介石都是军人，让一位不是军人的文官和一位是军人的总统搭档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果然，当李宗仁飞到上海和南京进行竞选活动时，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官邸召见了李宗仁，明确表示已决定提名孙科为候选人，希望他放弃竞选以免党内分裂。李宗仁当即表示：“我之前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李宗仁的理由是：“如今已经粉墨登场”，如何“掉头逃到后台去呢”？
蒋介石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李宗仁说：“委员长，这事很难办。”
蒋介石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李宗仁不快了：“这倒很难说。”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已是威风不在。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竞选活动。为了筹集竞选经费，李宗仁、白崇禧都贡献了自己的部分私产，而凡是以往借助桂系势力发财的那些门下故吏，如安徽省府主席李品仙、安徽地方银行行长张岳灵等也都纷纷解囊。桂系起家之地广西，更是把省府的大部分公款拨到了李宗仁的竞选事务所，以支持庞大的竞选开支。桂系在国民党内和社会中的所有文武官员全体出动，拉票声势之浩大弄得蒋介石与他支持的孙科寝食难安。李宗仁将竞选主张整理为：实行民主主义、清算豪门资本、征用外国存款、实施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战士授田、保障人民四大自由。很快，整个南京城开始盛传“李宗仁通共”。李宗仁在宴请千余名“国大”代表时慷慨声称他“不怕戴红帽子”，此话出于此人此时此种场合着实令人吃惊，更何况立法院刚刚通过了一个阴森森的《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其目的在于“依法制裁共产党和同情者”。——“特种刑事法庭之成立即在制裁共军。今日吾人已不允许对共军再有同情心理，凡同情共军者请退出去！”于是，南京城里的中外记者们纷纷感到中国的政治颇有些光怪陆离。
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就攻打长春乃至锦州的问题致电东北野战军，同时要求晋察冀野战军做好一切准备配合东北野战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作战——聚集在南京的国民党高官大员们并不知道，令国民党政权开始倾覆的战役已经在中国的东北蓄势待发。第二天，周恩来、任弼时先行离开河北与山西交界处的城南庄，向解放战争最后的指挥中心西柏坡走去。
就在这一天，“国民大会”的副总统选举开始了。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所有候选人得票都没有超过半数，只有让前三名即李宗仁、孙科和程潜进入第二次选举。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副总统选举进行第二次投票，结果是：李宗仁得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科得九百四十五票，程潜得六百一十六票。还是没人超过半数。
第三次投票前风波骤起。二十四日下午，蒋介石一面召见“国大”代表指示要把票都投给孙科，一面派人暗示程潜放弃竞选，并许诺说只要程潜把他控制的选票投给孙科，不但将来可以起用程潜一派的人，而且还可以补偿程潜花费的所有竞选经费。程潜当即予以拒绝，愤然决定放弃竞选。程潜的退出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意味着李宗仁必须单独面对蒋介石和孙科了。桂系要员们连夜在白崇禧的寓所召开紧急会议，第八兵团司令官汤尧说：“既然老蒋这样无道理，不竞选也罢，花这多钱，惹这多气，真划不来。而且一张票要送旅费几千元，德公为竞选费快破产了，又何必呢？到下届大选再参加不好吗？”白崇禧说话了，一句反问很有意味：“下届又要过六年，你看老蒋还能支持到六年以后不倒吗？”会议最后商量出一个以退代进的策略：李宗仁和程潜一起宣布退出竞选——我们相继退出，“选举便流产了”。“蒋先生既不能坐视选举流产，只好减轻压力恢复竞选常规，则我就必然当选”。
第二天，南京各大报纸纷纷刊载出李宗仁放弃竞选声明：“因受压迫不能竞选，所以即日退出竞选。”为了给公共舆论指明谁是幕后指使，李宗仁还特别补充说，有人说他参加竞选的目的是“逼宫”，为了“肃清流言，消除误会”，他“不得不放弃竞选，以免影响大会的进行”。
蒋介石和孙科顿时成为众矢之的。
处境尴尬的孙科也突然宣布放弃竞选，原本定于二十五日举行的第三次投票无法进行，“国民大会”竟然面临被迫停开的局面了。一天之后，蒋介石被迫召见白崇禧：“你去劝劝德邻，我一定支持他。”——从千方百计阻止他竞选，变成许诺一定支持他，李宗仁希望的局面终于出现了。更重要的是，经过明争暗斗的政治博弈，李宗仁竟然成了国民党内争取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他得到了几乎所有对蒋介石心有不满的人的同情和支持。
二十八日，“国民大会”终于复会，第三次投票结果是：李宗仁一千一百五十六票，孙科一千零四十票，程潜五百一十五票。虽然这个结果表明蒋介石依旧在全力支持孙科，但李宗仁依旧占据着得票第一的位置。根据选举法，淘汰第三名，只剩前两名。那么，在第四次投票中，即使一票之差，也可以决定胜负。因此，双方都在最后时刻使出了一切手段：
那时南京的大饭店、大旅馆，如中央饭店、首都饭店、安乐酒店、龙门酒店、广东酒家、大三元等等都被李宗仁、孙科包了，用以招待国大代表。人们进出吃饭可以不要钱，不过要凭着国大代表的徽章才能享此权利。各处都有李、孙专派的招待员招待，这些代表吃完就走，派头十足。
二十九日上午，第四次选举开始。唱票的时候场面热闹，每唱到孙科的时候，孙派代表就热烈鼓掌；唱到李宗仁的时候，李派代表就热烈鼓掌；当李宗仁的票唱到一千四百张时，孙科和支持他的代表纷纷离开了会场，会场里只剩下李派代表更加热烈的掌声。投票结果是：李宗仁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一千二百九十五票。
李宗仁当选国民政府首届副总统。
第一个上门祝贺他当选的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白崇禧的话暗含玄机：“老蒋不听美国分治的办法，所以现在美国很希望德公出来与共产党议和，南北分治。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取蒋代之，才能成为美国支援对象。不然美国援华，总不能援桂吧。再说整个局势由老蒋弄垮了，还怎样议和呢？共产党也就不肯议和了。所以现在势所必争，得不着副总统，就全军覆没了。”
而刚从东北战场脱身的陈诚，会后在家中宴请国防部所有部、司长以上官员。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现在桂系军阀极度猖獗，但我认为这是回光返照。不过道路传闻，他们有逼宫企图。我现在特提出警告，如果他们不自量力地胡作非为，须放着我陈辞修不死。”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国民大会”闭幕，蒋介石在闭幕词中说，我们现在正处在戡乱建国最艰难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就在国民党设想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弥补他们与中国民众之间日益扩大的利益裂痕，并准备与共产党人展开一场包括改善民生的“总体战”的时候，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发生了。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上海青年学生为反对美国支持中国内战举行了近两万人参加的示威活动，学生们高举的标语是：“替千千万万死在美国援助下的中国人报仇”。几乎是同时，上海申新纺织厂近八千名工人为争取改善生活待遇而罢工，罢工引起连锁反应，五千多名舞女和她们的家属因为国民党当局“禁舞”而捣毁了国民党设在上海的社会局。紧接着，在昆明发生的事情更加恐怖，云南省府当局袭击了云南大学，当场打死五名学生，抓走了一千多名学生，其中的三百多人被关进“感化营”，七百多人被直接关进了监狱。一位美国记者说：“西方人恐怕很难想象这些情景。要做一个合适的比较的话，美国人需要想象一下，凌晨三点钟，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正在宿舍里酣睡之际，全副武装的纽约市警察加上几十名民主党（即执政党）的特务，突然闯进校园，杀死几名学生，还逮捕了一大批，以‘叛国’、‘共产党’或者干脆就以‘危险分子’的罪嫌，不经审判关入监狱。这在中国是常事。”令美国记者感到奇怪的，国民党当局何以在内战爆发仅仅两年中就显示出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危机。
本来想对学校实行思想统治，结果事与愿违。在学校以及被拘留被捕学生的“感化营”里，宪兵、特务和三青团都不断攻击中共，恣意渲染它的罪恶。这样大肆宣传的结果，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身受恐怖统治之苦的学生心想，为什么那些如此可恶的家伙偏偏要当着他们攻击共产党呢？为什么亲手打过他们的人却偏偏要声嘶力竭地宣传共产党的野蛮？为什么恰恰就是那些思想最开明的老师被骂为共产党？为什么那些年过三十、身穿大褂、腰插手枪、横行霸道的“学生”，会突然之间跳出来，硬说一个经常在图书馆里埋头读书的学生是共产党？……一言以蔽之，一切进步的思想的行动——都成了“中共”和“八路”的同义词。学生们不免要问：难道这一切都是共产主义吗？蒋介石迫使人民把自己的思想和要求，以至自己内心的希望都同共产党的口号联系起来。如果你老是把一个人说成是共产党，久而久之，很可能最后他自己也会说：“莫非我就是个共产党？……如同一个魔术师凭空变出兔子来一样，中国的秘密警察硬是从本来没有共产党的地方制造出共产党来……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国民党地区投奔解放区，为共产党人数不多的队伍提供了十分需要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已经到达河北某处的情报送到蒋介石面前，这是一个比学生们的抗议口号声更令他惴惴不安的消息。
蒋介石已经无法有效地控制中国的政治局面，对于一个政权来讲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