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卫立煌到达沈阳。
此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卫立煌的上任心绪复杂。因为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卫立煌是一个另类人物。
时年五十一岁的卫立煌，出生在安徽合肥东郊卫杨村，十五岁那年因家贫无以为生，应招到庐州军政府当兵，后进入湖北学兵营，结业后投奔粤军，成为孙中山的一名卫兵。跟随孙中山的时光，被卫立煌称为一生中的黄金岁月，他终生都以孙先生的信徒自居。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将广东军队改编为建国粤军，随后蒋介石又将粤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亲任军长，何应钦任副军长，王懋功任参谋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此时，卫立煌已是第一军第三师九团团长。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他升任第一军十四师师长，与他一起提升的还有第二师师长刘峙、第三师师长顾祝同。这一年的秋天，北方军阀孙传芳兵分三路渡过长江直指南京，卫立煌的十四师血战四昼夜，为保卫南京立下殊勋。但是，战后何应钦提拔刘峙为第一军军长，顾祝同为第九军军长，他仅为第九军副军长——卫立煌不是黄埔出身，这是国民党军中称他为“嫡系中的杂牌”的缘故。蒋介石任用高级将领常以黄埔出身为标准，仅这一点就让卫立煌对蒋介石含恨终生。
卫立煌
虽然卫立煌与蒋介石有解不开的芥蒂，在政治上他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是出身贫苦的他必须为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努力，因此他的人生似乎已经无法与蒋介石剥离，他们之间形成了共同进退、荣辱相连的依附关系。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时任第十四军军长的卫立煌奉命率部向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增援。途中，遭遇红军的突袭。当红军冲到距军部不足两百米的地方时，卫立煌产生了就要成为俘虏的恐惧。身边的特务连用上了最精良的二十响快慢机，卫立煌也把携带的英国自动步枪拿出来，密集的火力挡住了红军的冲击。在以后的日子里，卫立煌多次说起他差点就被红军捉去。他没有畏惧不前，率部继续向鄂豫皖苏区核心地带攻击。红四方面军开始转移，卫立煌带着一个师从小路迂回直插鄂豫皖苏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国军占领金家寨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喜出望外，除了巨额赏金以外，国民政府特别颁布：将安徽的六安、霍山、霍邱与河南的固始、商城五个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县，并以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在国民党执政中国的日子里，以人名命名县名者，在此之前只有一个，即孙中山的故乡广东中山县。
但是，卫立煌的战功再一次没有与他的升迁联系起来。顾祝同早就当上江苏省府主席了，原本认为安徽省府主席非己莫属的卫立煌被调到鄂东任清剿总指挥，接着又被调到皖西任清剿总指挥，最后又被调到江西任清剿纵队指挥官。他对这样的不公极其愤怒，干脆撂挑子回南京了。有人问他战事正紧怎么回来了，卫立煌说：“仗打赢了，全是别人的功劳；输了，全是我的责任。我又不愿意与那几位（陈诚等）共事。”蒋介石一气之下准备撤他的职，但驻守福建的十九路军突然倒戈，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领他的第十四军、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冷欣的第四师和汤恩伯的八十九师，沿闽江而下直扑福州外围，伏击了十九路军并与其达成接受改编的协议。“福建事变”结束之后，卫立煌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上将军衔。
抗日战争爆发，平津危机，卫立煌主动请缨率第十四军北上与日军作战。日军在山西遭到严重打击后，聚集十四万兵力猛攻北进太原的战略要地忻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统领晋北全部中央军和晋绥军近十万兵力在忻口以北建立防线阻击日军。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忻口大战爆发。日军的三个师团和特种部队发动猛攻，卫立煌指挥部队奋勇阻击。数日后，阻击防线在南怀化以南被日军撕开一个战役缺口。卫立煌严令部队实施反击，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桢先后殉国，卫立煌的部队官兵伤亡数千人。忻口战役持续二十三天，日军付出伤亡四万多人的代价，始终未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卫立煌写下了《第十四集团军军歌》：
这是我们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家乡，
我们第十四集团军英勇坚强。
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
团结得好比钢一样。
服从命令，保卫边疆，
联合民众，抵抗暴强，
把自己的力量献给祖国，
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
一九三八年四月，卫立煌率部向中条山转移时，借道延安——部队向中条山转移，本不用绕道陕北，之所以借道延安，是卫立煌有意为之。尽管在国共分裂后他坚决地站在蒋介石一方，并且在与红军作战时毫不手软，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卫立煌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过明确的反对言论——卫立煌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始终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那年春天的延安之行，对卫立煌的人生影响深刻。国民党军的庞大车队出现在陕北，立即成为当地的一大奇景。车队最前面是两辆黑色的小汽车，卫立煌与第二战区参谋长郭寄峤、副参谋长文朝籍以及戴着金丝眼镜的副官罗香山坐在第一辆车上。让卫立煌感到惊讶的是，距离延安城至少还有三十里，他就看见了“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的标语。车至延安城外，欢迎的队伍排列在道路两边，副官罗香山告诉卫立煌，从欢迎的人数上看应该是延安倾城出动了。前来迎接卫立煌的是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和陕北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他们一起在欢迎队伍的夹道中步行走进延安城。远远地，卫立煌看见前面有个人似乎在等他，那个人一看见他便热情地迎上来，卫立煌认出来了那人是毛泽东。
这是卫立煌第一次见到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自那以后，渡过坎坷人生的他再次见到毛泽东时，已经是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的一九五五年了——延安的共产党领导人设宴款待他，毛泽东面色不那么丰润，但谈锋极健乃至滔滔不绝。毛泽东称赞卫立煌抗日坚决，与八路军相处友善。毛泽东还谈到山西战场的重要以及日本在中国的战略。卫立煌参观了延安抗日大学，副校长罗瑞卿介绍说，现在学习的是第四期学员，有四五千人之多，一起吃小米杂粮，一起住简陋的窑洞，除了西藏和新疆以外全国各省的学员都有，不但有爱国青年，还有少爷、小姐和太太，甚至有国民党党员，都是经过千山万水来到延安的。从大后方和沦陷区来的学员们为什么如此清苦而精神愉快？为什么他们对创造一个新中国的政治远景抱有如此巨大的信心？受到感染的卫立煌应邀上台讲话，他讲述了自己与日军作战的经历，强调没有八路军的合作他杀不了那么多鬼子，面对四五千名爱国青年他发誓决不退过黄河。离开抗日大学后，卫立煌想去看望林彪，因为这位八路军师长在与日军作战时被他指挥的晋军误伤，现正在延安二十里堡养伤。走到半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身上没带钱，于是就让随行的军官们凑，但大家都没带过多的现金，这让卫立煌感到很尴尬，因为按照国民党军队的规矩，上司看望受伤的师长时至少要送数千元的现款。卫立煌只好空着手去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十年之后，在中国的东北，他将与眼前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共产党将领成为血拼的对手。
晚上，毛泽东陪同卫立煌观看文艺晚会。
……毛泽东氏陪卫入场时，全场鼓掌数分钟之久，由李富春宣布大会意义，毛致欢迎词，首先说明卫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此次过延安，希卫对边区工作加以指示，请卫训话。全场掌声雷动。卫姿态英伟，身着普通军衣，在不断掌声中讲话：此次奉命赴某地，系指挥黄河南北两岸部队，继续领导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次抗战中已把我国的弱点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因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战继续坚持，我们的弱点逐渐消失了。第二没有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成一道万里长城，来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最后他称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的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
当晚，卫立煌下榻在延安城里唯一的“洋房”——一座耶稣教堂里，共产党人给他准备的夜餐是雪白的馒头和红色的广式香肠。
第二天，卫立煌离开延安向西安方向开进。到达西安后，他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和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签发了一道手令：“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发。”临发货时，卫立煌又命令加上一百八十箱牛肉罐头。当时，国民党军后勤部调拨给第二战区的牛肉罐头只有几百箱——这是抗战期间，国民党方面给予共产党方面的最大的一次补给。
卫立煌与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私交甚厚。他在自己的军事生涯中见过各种各样的“司令”，朱德的谦虚朴直和信仰坚定令他万分崇敬。朱德曾毫无隐讳地向他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包括滇军生活、留学海外、信仰共产主义的过程、在井冈山打游击的艰苦、长征时的艰险以及共产党人的理想。卫立煌对周恩来也很敬重。一九二五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时，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是卫立煌的上级；一九二六年北伐开始，周恩来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卫立煌是第一军的一名团长。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流亡香港的卫立煌在是否回国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周恩来辗转带信给他，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欢迎你回来。”
一九三九年一月，卫立煌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第一战区是当时中国抗日战场上最大的战区，所辖范围东至山东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北至冀察两省与晋东南，西至潼关，南至信阳和浙川，战区统辖十个集团军，并可调动第二、第三、第九、第十战区的部队，兵力达到两百万人。按照国民政府惯例，凡是战区司令长官，都兼该战区内最大一个省的省府主席。但是，自卫立煌任战区司令长官以来，许久未接到省府主席的任命。忍无可忍的时候，他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说他的战区范围太大，军政统一迫在眉睫。九月，河南省府主席的任命终于下达。在卫立煌的辖区里，凡有国民党军与共产党武装发生摩擦，他都保持着中立态度，这使他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
蒋介石：八路军三年中大大有了发展，编制如前，人数剧增，由四万人增加到四十万人。我多次要你注意，你没有认真对待。
卫立煌：八路军力量增强，有利于抗日。他们一部分在防区，一部分在敌后作战，虽归我指挥，但其力量的发展，我们无法限制。
蒋介石：你发一百万发子弹给八路军，数量这么大，事先怎么不请示？
卫立煌：我军北伐以来，凡是对敌作战的部队，所用弹药都是实报实销，不用先向上级请示。八路军若无弹药，如何去打仗？他们归我指挥，我怎能下令让没有弹药的部队去打仗？八路军如果把弹药积存起来，不去打日本，那我就要负责。据各部汇报，他们打灵巧战术，又在敌后打游击战，现在没有任何实据说他们只游不击。
朱德告诉卫立煌，说延安知道卫先生处境不太好，让他“必要时骂骂八路军”。但卫立煌表示，他宁可保持缄默，也决不会骂八路军。
一九四三年新年之夜，蒋介石设家宴辞岁，卫立煌接到赴宴邀请，但是他没有去。一月，卫立煌被革去上将军衔，同时被免去河南省府主席职务，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这一年冬天，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失利，卫立煌被蒋介石召到重庆，他的上将军衔得到恢复，蒋介石希望他接替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卫立煌再创荣誉，自忻口指挥中国军队发动抗战中第一次大规模阵地战后，他再次指挥中国军队发动了抗战中最大规模的反攻战。中国军队强渡怒江，翻越高黎贡山，继而攻占腾冲、松山、龙陵、芒市、畹町，并最终打通了中印公路。卫立煌获得一枚青天白日勋章，他的照片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称他是国民党军中最能干的将领。
一九四五年初，国民政府任命卫立煌为陆军副总司令，而总司令是北伐时就与他有间隙的何应钦。他十分不满，先是称病，不久就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出国旅行考察。
一九四七年十月，卫立煌回国后，立即被蒋介石召见。蒋介石希望他接替陈诚，挽救东北的危险局面。
卫立煌说：“辞修已在东北，驾轻就熟，现在换人恐怕不好。”
蒋介石说：“他要是胜任，我就不借重你了。”
蒋介石选择卫立煌去东北的动因是：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卫立煌能拼善打，以资历和声望论他能担当这个职务；而论人事关系，东北的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都曾是远征军中的将领，而卫立煌统领远征军的经历令他在美国军界有较高的声誉，他的上任肯定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卫立煌犹豫不决。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在东北已有七十万正规军，地方武装将近百万，而国民党军作战部队不足五十万。更为严重的是长春至沈阳、沈阳至锦州的铁路都已中断，这就意味着据守在几个大城市里的国民党军都已成为孤军。蒋介石单独宴请了卫立煌，特别向他说明：如果不能挽救危局，卫本人没有责任；政府绝无放弃东北之意，三四月间将有三至四个军增调锦州；目前先派二十架大型运输机专为长春、沈阳、锦州运送给养。
卫立煌决定上任。
蒋介石的这番话感动了他：
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安危须仗出群才”，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的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我看只有你能担任这个艰巨重任，才让你去东北，相信你一定能够挽回不利形势……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把这个事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
卫立煌的夫人对他决定上任东北十分恼怒，说人人都知道东北快要完了，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你为什么偏偏“去替陈诚当替死鬼”？卫立煌的回答是：“要革命就不能怕死。”没有证据表明，卫立煌在政治上倾向了共产党方面。从他的人生轨迹上看，只有他对蒋介石不满是真实的，而且是刻骨铭心的——“将来我有了兵力非把这个不讲信义的人搞垮不可。”卫立煌一再受到蒋介石政治集团的排挤时，他的选择“多少有点利用共产党与蒋介石的矛盾来反蒋的意味”。但是，作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卫立煌的政治胆量可谓惊人，他确实提出过参加共产党的要求。抗战时期，他曾向他的秘书赵荣声说：“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提出这个问题后，他要求赵秘书立即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找林伯渠当面问一问。听了赵秘书转达的卫立煌的请求后，林伯渠的答复是：“卫先生若能作为一个执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比他参加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更为有利。”
卫立煌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要求？
也许除了他自己别人永远无法得知。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卫立煌飞抵沈阳。
卫立煌的战略是：固守沈阳，以待事变。他对他的副参谋长彭杰如说：“共军目前采用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只有蓄积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所谓“时局的变化”，就是鉴于中国东北特殊的地理位置，美、苏两国必然会争夺这一势力范围，只要固守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不要说东北问题，整个中国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沈阳非长期固守不可！美国人是坚决反共反苏的，沈阳系东北重镇，有战略价值，决不会坐视不理。现在东北问题，苏、美等国利之所在，势在必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只要我们保存实力，占据地盘，事情即有可为。”
卫立煌认为，固守沈阳还是有把握的，因为他有足够的守备力量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况且，他知道林彪攻击四平的失败已证明共军还不具备攻坚大城市的能力。固守沈阳的策略被卫立煌坚持到了极致：无论林彪打到什么地方，无论各地守军如何告急，甚至蒋介石一再电令催促他出击，他都一概不为所动。
卫立煌到东北上任不到十天，林彪发动了辽南战役：第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指挥第四、第六两纵队以及辽南独立第一师攻击辽阳和鞍山；第一、第二、第七纵队阻击从沈阳出援之敌；第八、第九纵队以及热河独立师、骑兵师牵制和打击从锦州出援之敌。
位于沈阳以南的辽阳，是沈阳外围防御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守军一万五千余人，由暂编五十四师师长马辙指挥。东北野战军的攻击部署是：四纵自城东、南、北三面攻击。十一师为主攻部队，主攻点是城东的高丽门；六纵自城西攻击；两纵队突破城垣后向市公署和转盘街发展并求得会合。
二月一日，四纵开始扫清外围的战斗。
六日凌晨，总攻击开始。十一师在六十多门火炮的支援下，撕开了高丽门附近的突破口，各团顺势冲入，城内国民党守军向城中心收缩。在城南方向，十二师三十四团爆破组炸开了小南门，仅用了十分钟便突入城内。城北的十师二十八团、城西的十八师五十二团也先后爆破成功，突进城垣。五十二团猛攻国民党县政府，四十九团实施迂回切断了守军的退路，五十一团则向火车站发动攻击。几小时之后，守军五十四师师部被包围，师长马辙率特务连突围。下午十五时左右，辽阳战斗结束，守军万余人被歼，其中俘虏九千五百余人。
卫立煌没有出援。
东北野战军第二、第六纵队休整四天之后，又对鞍山发动了攻击。鞍山四面环山，城市被穿城而过的铁路分为东西两区。西区为平地，是日本统治时期的制钢所所在地；东区有几处小高地，楼房较多；东南面的神社山和东北面的对炉山可以鸟瞰市区。鞍山守军主力是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兵力一万三千余人，城防重点是神社山核心阵地，师指挥所位于西区的制钢所，守军指挥官是二十五师师长胡晋生。
十九日清晨，东北野战军对鞍山的攻击一开始就十分猛烈。二十五师师长胡晋生命令神社山、对炉山的部队死守，主力向师指挥所靠拢。敌人的移动给攻击部队带来攻击战机，四纵和六纵先后将守军包围于制钢所、中央银行、市政府等地。中午，六纵主力和十一师攻击制钢所、十二师攻击市政府和中央银行，十师攻击对炉山。至午夜，守军被全歼。
鞍山受到攻击时，驻守沈阳的国民党军只向浑河以西和沈阳以南作了象征性的增援。
接着，第三、第十纵队开始攻击开原，第一、第二、第六、第七、第八纵队开进新民地区，以吸引沈阳的国民党军出援，四纵则与辽东独立第一师一起迅速南下直扑营口。
新民是沈阳至锦州间的重要据点，如果失守，沈阳与锦州两地将彻底失去联系，卫立煌被迫出援。出援部队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新三军十四师和暂编五十九师进至巨流河以东时，遭到了东北野战军的阻击而不得前进。卫立煌接到出援部队受阻报告的同时，陆续接到了开原失守和林彪主力逼近铁岭的消息，他担心铁岭失守会危及沈阳，急令出援部队撤回铁岭。但是，他接着又收到了营口方面传来的消息：守军第五十二军暂编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在内缺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率部八千余人宣布战场起义。拒绝起义的第三交警总队和第五十二军营口前进指挥所警卫连约三千余人被歼，营口丢失。
上任短短的二十多天，辽阳、鞍山和营口相继丢失，三个师的兵力损失殆尽，卫立煌眼看着沈阳由此成为一座孤岛。
鞍山失守的那天，蒋介石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将驻守沈阳的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一线，与原在锦州、山海关等地的部队连接为一体。
这个决定让决心“固守沈阳”的卫立煌大吃一惊。他上任之后，是把沈阳当成战略基地来经营的，各方面都下了很大的本钱，他没想到蒋介石这么快就改变了当初全力保住东北的承诺。卫立煌无比愤怒。但又无法抗拒命令。他认为如果蒋介石坚持这样做，当然只有服从，但是把部队从沈阳撤至锦州谈何容易？途中不但要跨越几道河流，更重要的是要突破林彪主力的全力阻击，就目前东北国民党军的士气而言，很可能没走到锦州就会全军覆没——“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惯用的方法，总是‘围城打援’，我们已经上当多次了。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他们早已埋伏好了。何况我们要经过三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方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不能用，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沈阳，等待部队整补完毕，才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打通沈锦路。”卫立煌建议郑洞国去一趟南京，向蒋介石当面陈述利害，说服蒋介石收回决定，允许东北“剿总”固守沈阳，坚持到扭转战局的那天——“沈阳有兵工厂，抚顺有汽油，本溪有煤炭，粮食也可以想办法，完全能够坚持下去。”
郑洞国以为，东北的国民党军分散据守在孤立的城市里，无异于等着林彪的部队分而歼之，这在战略上是极其被动的。如果能够“正视战争失利的事实”，先将主力设法撤出，保存实力，休整补充，或许能够卷土重来。但是，他也清楚卫立煌强调的困难和危险确实存在，目前东北的国民党军“一旦失去城市依托”，很可能还没撤到锦州就会全军覆没。二十三日，郑洞国飞抵南京。蒋介石正在庐山休养。郑洞国又飞抵九江，换汽车到庐山脚下，然后乘轿子上山。在景色秀丽的“美庐”别墅里，他终于见到了神情疲惫的蒋介石。郑洞国将卫立煌的请求陈述之后，蒋介石立即拒绝了：“这样不行，大兵团靠空运维持补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况且锦州方面又可以策应你们。你回去再同卫总司令商议一下，还是想办法向锦州打出来吧。”郑洞国赶紧强调说：“解放军已占领锦州至沈阳间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等河流已解冻泛浆，大兵团的辎重行李很多，很难通过。加上沈阳的部队缺员很多，战力尚待恢复，非经一段时间整补，否则很难战胜解放军。”蒋介石不耐烦地挥挥手，用很不高兴的腔调责备说：“北伐前，樊钟秀带几千人，由广东穿过几省一直打到河南，难道你们这些黄埔学生连樊钟秀都不如吗？”
蒋介石忽略了一个事实：卫立煌不是黄埔生。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命令卫立煌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
蒋介石于一九四八年三月间作出这一决定，从战略上讲，应该承认是富于远见的：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占据着个别大城市，相互间的联系以及补给的道路几近完全中断，国民党军在东北扭转战局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在这种局势下，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立即退守锦州、山海关一线，加强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形状狭窄的“走廊地带”，这样既可以与华北的部队保持相互配合，彻底切断共产党军队关内与关外的联系，还可以把林彪的部队彻底关在长城以外，以确保华北的安全。诚然，兵出沈阳南下是危险的，但无论如何也要比半年之后林彪占领锦州的时候再出来要安全得多。
军事危机将至，将领各有所思，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讲这是致命伤。
如果卫立煌迅速执行了蒋介石的决定，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具体地说，就是后来决定国民党政权命运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是否能够如历史已经呈现的状态发生，从而使战争在一九四九年基本结束，将很难预料。当然，历史无法预料。卫立煌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指令，执意将国民党军置于林彪的枪口下，并最终导致其全军覆灭于东北地区——虽然身经百战，却坚持固守沈阳，在可能查阅到的史料中，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始终无法找出卫立煌这样做的具有说服力的原因。
郑洞国回到沈阳，向卫立煌报告了蒋介石的态度。卫立煌立即召集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大家都觉得没有把握打通锦州，何况也不能丢下长春和四平等地的十几万部队不管，于是一致同意卫立煌的主张。
见东北的军事将领都不想撤，蒋介石被迫同意“暂保现状”，但还是强调待条件许可，“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至锦州”。——东北的几十万军队，大都是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在全国战局日渐吃紧的情况下，保全他们对于蒋介石来讲至关重要。
但是，林彪没容卫立煌喘息，就向四平下手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的四平保卫战和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四平攻坚战，给林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现在，他虽然准备再次对战略要地四平发起攻击，但不能否认依旧心存顾虑。林彪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能打下来更好，打不下来就改打援——东北野战军对四平的再次攻击，改变了国民党军两个高级将领的人生命运，这两个人就是郑洞国和曾泽生。
卫立煌与蒋介石的争执令郑洞国倍感前途渺茫，因为在撤与守这一战略决策上拖延时日，“势必要将东北的几十万军队葬送掉”，郑洞国萌生了从东北战场脱身的愿望。他以治病为借口，向卫立煌请假，得到了准许。但是，林彪部主力向四平的集结使卫立煌改变了决定，他担心四平失守会导致长春和永吉失守，于是取消了准许郑洞国离开东北的决定，苦留他与“剿总”参谋长赵家骧一起去长春维持局面，同时命令永吉守军第六十军撤至长春。郑洞国自觉身为军人，在这种时刻“不容讨价还价”，遂决定先飞赴永吉部署撤退事宜。临行，他面见卫立煌，恳切建议“在放弃永吉的同时也放弃长春”，因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解放军吃掉的可能性很大，与其将来坐待被歼灭，不如主动提早放弃，将东北的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这样尚能战、能守、能退，还可以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
三月八日清晨，郑洞国、赵家骧秘密飞抵永吉，向曾泽生军长传达了撤至长春的命令，并要求第六十军当天晚上开始行动。曾泽生有点不知所措，希望时间稍微宽限。赵家骧说：“曾军长，永吉距长春二百余里地，周围都有共军出没，万一走漏风声，第六十军就出不去了。兵贵神速，还是出其不意，马上就行动好些。”曾泽生只好服从命令，为了避免引起混乱，他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由于第六十军官兵散居在民房里，撤退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全市。军队还没有完全撤出，永吉市区已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官员、军官家属、地主商人拖家带口，汽车或马车把出城的道路完全壅塞。军特务营奉命维持秩序，以保证部队通过，但是路上积雪很厚，行进依旧缓慢。曾泽生没有按照上级的指令炸毁小丰满水电站，城外响起的巨大爆炸声只是在销毁不能带走的弹药。冰天雪地，在长达上百公里的路上，撤退简直成了一场灾难。先头部队过了河就炸毁桥梁，根本没人顾及后面的部队。跟随逃亡的地方官员和家属哭天喊地。财政厅长携带着大量钞票，由于桥梁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钞票被路上的官兵一抢而光。第六十军的突然出逃使林彪大为吃惊，他立即命令部队火速追击。追击的部队兵力有限，曾泽生亲自组织掩护战斗，结果只有落在后面的运输团遭到东北野战军的打击。第六十军侥幸撤进长春的时候，重武器和大量辎重都已损失殆尽，被长春守军新七军接应进城后，官兵们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包括曾泽生军长在内，没有人知道，第六十军自进入长春起便开始了他们噩梦般的日子。
尽管第六十军出逃了，四平还是要打。
四平坚固的城防还在，但国民党守军气数已尽。年初的时候，陈诚把第七十一军军部和八十七、九十一师调走了，四平城里只剩下八十八师和一些保安队，总共才有一万八千多人。八十八师师长彭锷对自己拥有的精良武器和坚固工事很有信心，但官兵们的议论还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四平是口没有盖上盖子的棺材，共军早晚要来打。”彭师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长春和沈阳的增援上。
卫立煌根本没有增援四平的打算。
东北野战军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发动的四平之战没有任何悬念。三月十二日清晨，猛烈的炮火把四平城防打成一片火海，第一、第三、第七纵队和独立第二师从五个方向同时突破，当天就攻占了大部分市区，严重压缩着国民党守军。第二天天亮之后继续攻击，竟然连二十四小时都没到就结束了战斗，一万八千守军被打死打伤四千余人，其余的全部缴械投降。
四平之战，证明了东北野战军作战能力的迅速提升，也证明了东北国民党军战斗力的严重下降。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发来贺电，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在速战速捷东北战场中，又悉四平街之大捷，创我军攻占现代化永久筑城地带之先声，使反动派胆寒而民主人士欣慰，自此东北全部光复指日可下，除继候捷音外，得与你们并肩作战，为光复全中国而努力并学习你们攻坚战术，彻底粉碎蒋匪乌龟政策。谨驰贺，并向东北解放军全体同志致亲切的敬意。
有确凿的史料显示，到东北上任之初，卫立煌接到过一封绝密电报：
前次在巴黎发出的电报，已到达目的地，对方有回信，谓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乃至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
抗战胜利后，卫立煌偕夫人出国旅行考察，在英国见到了夫人的姨女婿汪德昭。汪德昭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一九三三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的学生，也是居里夫人的女儿约里奥·居里的学生。受法国共产党员郎之万的影响，汪德昭成为中国留法学生中的左派领袖。令汪德昭感到意外的是，卫立煌对蒋介石的不满竟然不加掩饰，他们之间很快就无话不谈了：
卫立煌说：“将来回国，蒋还是要用我的。”
汪德昭说：“那你就起义么？”
“我决心这样干！”卫立煌说，“现在感到难办的就是我的意见，没法传到延安方面去。”
汪德昭说：“回到巴黎，我可以找到适当的关系，取得联系，寻求配合。”
卫立煌上任东北后，邀请汪德昭回国到他身边工作。身为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舍弃优厚的物质条件，跑到遍地战火的东北，去做自己并不了解的军事工作，汪德昭究竟为了什么？汪德昭的职务是：东北“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可惜的是，汪德昭多年旅居外国，和中国的共产党素无来往。返国之后，找不到解放军这一方面的线索，倒不如以前在巴黎找外国共产党方便。”但是，卫立煌和汪德昭都清楚曾经有过的“回音”：“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此段史料出自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的回忆，而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员赵荣声是共产党派往卫立煌司令部的，那时他的名字叫任天马。
历史真是让人摸不透。
唯一明朗的是，自卫立煌上任之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军事局势急转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