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威斯康星综合医院，圆您生儿育女之梦。”收音机里面传出这样的话。噢，天啊，我想，医院广告的降临，这是自我离开之后美国的又一项新进步了。如今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能遭遇医院广告。给谁听呢？一个家伙被车撞了，他会说：“快，把我送到密歇根综合医院去，那里有磁共振成像机。”我搞不明白。当然，事关美国医疗保障方面的一切，我都搞不懂。
就在开始这段旅程之前，我得知一位朋友住在得梅因的仁爱医院，我就在电话簿中找医院的电话，然而，在仁爱医院名下共列了94个电话号码，按字母排列顺序从“住院处”开始，接着是“生化室”“癌症热线”“性无能治疗计划处”“婴儿窒息热线”“骨质疏松症治疗计划处”“公共关系室”“睡眠咨询服务”，一个叫作“共享医疗公司”的什么东西，以及“戒烟班”，等等，不一而足。美国的医疗保障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且已完全失控。
我要去探望的那个病人，是我们家的老朋友，她也是刚知道自己患了卵巢癌，而且还有并发症——肺炎。正如你能想象到的，她看上去非常衰弱。我正在陪她的时候，一个社工走了进来，温文尔雅地向她说明治疗中的收费问题。举例来说，我朋友可以服用A药，一剂药为5美元，但一天要服用4次；也可以换用B药，一剂药为18美元，但一天只须服用一次。这就是社工的工作：充当医生、病人和保险公司的桥梁，确保病人不会收到太多保险公司拒绝支付的账单，当然，我朋友得为这种服务支付账单。这一切让人觉得那么疯狂、虚幻，病人从氧气面罩里艰难地呼吸着，已经濒于奄奄一息了，却还要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用微弱的点头或摇头为那些事关自己能否延续生命的问题作选择。
与国外通常的看法相反，在美国，到县立医院接受免费治疗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还是非常容易的。那当然不是让人欢欣鼓舞的地方，事实上还相当郁闷，但也不比任何一家英国国家健康服务网的医院更差。没法儿不提供免费医疗，因为40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但是，假如你在银行里有存款，却还想溜进县立医院揩点儿免费治疗的油，那让上帝保佑你吧。我在得梅因的县立医院工作过一年，因此我能告诉你，那里有一大批律师和讨债人，唯一的工作就是摸清那些使用他们设备的人的背景，以确认他们是否真的跟声称的一样穷。
不管美国的私立医疗保障体系怎样不合理，但其治疗品质居世界第一也不可否认。我朋友得到了高超且无微不至的治疗（他们把她的癌症和肺炎都治愈了，而且绝不是误打误撞的），她住着一个单间，房间里有独立的盥洗室，有带遥控器的电视机，有录像机，还有自己的电话。整个医院都铺着地毯，到处点缀着异国风情的棕榈树和赏心悦目的绘画。在英国的公立医院，你能找到地毯或彩色电视的地方只有护士长休息室。几年前我在一家英国国家健康服务网的医院工作过，有天深夜，我溜进护士长休息室想一睹究竟，好家伙，那简直就像女王的起居室，到处都是天鹅绒的家具和吃了一半的盒装牛奶巧克力。
与此同时，病人们却在光秃秃的灯泡下睡在寒冷的荡着回音的大厅里，白天就用至少丢了1/5的拼图打发时间，等候着每两星期一次约20秒钟的检查——那些负责检查的医生与见习生一个个还都是来去匆匆。当然，这都是英国国家健康服务网医院旧日的美好时光了，现在已经没那么美好了。
抱歉，我好像有点儿跑题了。我本来该引导读者你走过威斯康星州，给你讲述一些这一美国的主要产奶州的趣闻轶事来着，结果离题太远，对英国和美国的医疗保障做起缺乏建设性的评论来，这很不得当。
不管怎么说吧，威斯康星州是美国的首要产奶州，生产了全国干酪和奶制品的17%，老天！尽管如此，在高低起伏的美景中穿越时，我倒也没有被大群的奶牛所震撼。我已经行驶了很久，向南经过格林湾、阿普尔顿和奥什科什之后，开始拐弯向西朝艾奥瓦驶去。这是个典型的中西部农业区，到处是深浅不一的焦黄，有矮树覆盖的山、光秃秃的树、干枯的牧场和摇摇欲坠的玉米，有一种静穆的美。四处分散的农场都很大，看上去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差不多每隔半英里就会经过一座外表非常温暖舒适的农舍，有前廊环绕，还有栽满树的院子，附近总会有红色的谷仓，有圆圆的屋顶和高耸的粮库。到处都是快被撑破的玉米仓库。候鸟飞满了灰白的天空，田里的玉米看上去已经干枯，不时可以看到大型收割机，它们正一行行地将玉米吞下去，然后吐出金黄耀眼的玉米穗。
在午后淡淡的光线中，我在偏僻的路上穿行，就好像要没完没了地在这个州穿行似的，但我毫不介意，因为这里的景色是如此动人与安详。这种季节、这种白日、这种冬天正一步步走近的感觉，都有种不同寻常的魅力。到下午4点，白昼已渐渐远去；到5点，太阳在云层后坠落，渐渐隐没在远处的山峦中，就像一枚硬币投进小猪存钱罐似的。在一个叫作费里维尔的地方，我突然与密西西比河不期而遇。它就那么一平如砥地待在那儿，那么浩瀚、那么美丽、那么庄严，一瞬间我简直停止了呼吸。夕阳下，密西西比河就像一块液态的不锈钢。
大约1英里远的对岸，就是艾奥瓦，我的家。我受到一种兴奋感的奇特压迫，迫使我更低地俯下身子、更紧地握牢方向盘。我沿着河东岸行驶了20英里，一路凝望着艾奥瓦州那侧高耸的昏黑的峭壁。在普雷里德欣[1]，从一座到处都是支架和横梁的铁桥过了河，这就到了艾奥瓦了。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心跳在加速。到家了，这是我的州，我的车牌和其他人的都一样了，再没有人会露出一副好像在说“你在这儿干什么”的神色看我，我属于这里。
在渐渐衰弱的光线中，我几乎完全随性地在艾奥瓦东北部信步游荡。每两三英里就会碰到开着拖拉机的农夫，拖拉机轰隆隆地强烈震动着，载着归心似箭的农夫们回家吃饭，他们的家就在密西西比河岸边树木葱茏的小山上。这天是周五，是农夫们一周中的重大日子之一。他们会洗洗胳膊和脖子，和家人团团围坐在摆满大碗大碗食物的餐桌旁，全家一起祈祷感恩。晚饭之后，全家会开车到胡特维尔去，坐在10月寒冷的空气中，透过自己呼出的寒气，观看胡特维尔高级蓝魔鬼队在橄榄球赛中以28∶7的比分大败克劳特城队。农夫之子小默尔会拿到三次触地得分，老默尔就会到埃德酒馆庆祝一番（两瓶啤酒，绝不会更多），接受社区居民对他儿子的道贺，之后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在有霜的清晨早早醒来，和最好的朋友埃德、阿特和沃利一道，踏过黄色的田野，享受着纯净的空气和纯朴的友情，去猎捕野鹿。我对这些人和他们简单宁静的生活深感羡慕，想来，生活在一个安全的时光几乎停止的地方一定很惬意，你认识所有的人，每个人也认识你，大家可以互相信赖。我羡慕他们的亲密无间，羡慕他们的足球赛，羡慕他们的实物交易，羡慕他们的教堂活动。我为对他们的嘲弄而深感羞愧，他们可都是好人哪。
在无边的黑暗中，我经过了米尔维尔、新维也纳、喀斯喀特、斯科奇格罗夫等。每隔一会儿就会看到在远方显现的农舍，窗户里亮着黄色的灯光，温暖而好客。偶尔也会出现大一点儿的城镇，在黑暗中划出更大的光圈——那里是中学足球场，正在举行周赛。这些足球场把整个黑夜都点亮了，几英里之外就可以看到它们。我从每个城镇驶过时，发现大街上空无一人，显然每个人都去观看比赛了。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十几岁女孩，站在当地一家“牛奶皇后”的柜台后，等待着赛后人潮，而其他人都去了比赛现场。在艾奥瓦州举办中学足球赛时，你简直可以带队货车开进去把整个小镇都搬个一干二净，也可以用炸药炸开银行用手推车将钱运走，而不被任何人看到。但是当然了，没人会想到这样的事情，因为艾奥瓦州乡间是没有犯罪存身之处的。在这样的地方，所谓的犯罪可能就是错过周五的足球赛，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只存在于电视和报纸上，存在于那种叫作“大城市”的半神话式的远方。
我原打算继续驱车前往得梅因，但心血来潮地又在艾奥瓦市区停下了车。这是个大学城，是艾奥瓦大学的所在地，我还有几个朋友住在这里——他们来这里上大学，之后就找不到离开的理由了。我到达时已近晚上10点，但大街上挤满了出来狂欢的学生。我在一个街角给老朋友约翰·霍纳打了个电话，他叫我到菲茨帕特里克的酒吧去找他。我拦住一个经过的学生，向他询问到酒吧的路线，但他醉醺醺地说不成话，只是木然地盯着我，这小子看起来才不过大约14岁而已。我又拦住一群几乎同样醉醺醺的女孩，问她们是否知道到酒吧的路线。她们都说知道，但是分别指着不同的方向，然后就叽叽咯咯笑得简直要疯掉，还能站着已经是很难得了，她们在我面前摇来摇去，就像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坐船，这些女孩子看起来也不超过14岁。
“你们总这样狂欢吗？”我问。
“只有在返校节才这样。”其中一人回答。
啊，这就解释了一切。返校节，这是大学里的重大社交事件。在美国的大学里，与返校庆典相关的仪式有三段：一、喝得烂醉；二、在公共场所呕吐；三、醒来时反穿内裤，不知道身处何方或者如何来至彼处。好像我来到此处的时间介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事实上有几个更投入的学子已经致力于向水沟翻肠倒肚了。我在艾奥瓦闹市区穿梭如织的人群中左冲右突，不时抓住个什么人询问到菲茨帕特里克酒吧的路，似乎没人听说过它——但当时遇到的很多人恐怕用一屋子镜子也认不出自个儿了。最终，我自己撞见了酒吧。像艾奥瓦周五晚上所有的酒吧一样，人多得都快到屋椽上了。每个人看起来都只有14岁，只有一个人——我朋友约翰·霍纳——除外，站在吧台后的他从头到脚都显示着他35岁的高龄，没有任何地方比大学城让你感觉比实际年龄更老了。我走过去跟霍纳一起站在吧台后。他变化不大，现在是一位药剂师，在这个社区颇有名望，虽然眼睛里仍旧闪烁着带点儿野性的光芒。当年他曾是社区里最投入的吸毒者之一，实际上，尽管他总是极力否认，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学药理学的动机就是想要制造一种更奇特的迷幻剂。至少从小学一年级起，我们差不多就是朋友。互致了灿烂的笑容和亲热的握手，我们开始试着说话。但周围人声鼎沸，音乐又震耳欲聋，以致我俩只能看到彼此嘴巴开合，于是就放弃了谈话，而是喝着啤酒相对傻笑——通常我们遇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就那样，边傻笑边扫视着周围的人。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年轻，那么精力充沛，这让我简直无法忍受。他们从头到脚都是簇新闪亮的（衣服、脸和身体都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沧桑。喝完啤酒，我和霍纳就出了门走到街上，一起走向他的汽车。清新的空气感觉很棒，到处都有人斜倚着房子呕吐。“你这辈子见过这么多讨厌的小笨蛋吗？”霍纳很讲究修辞地问。
“而且他们都不过才14岁。”我补充说。
“生理上他们是14岁，”他纠正我，“但在情感和智力上他们还不到8岁呢。”
“我们在他们的年龄时也这样吗？”
“我以前也这样疑惑过，但我想不是。我以前可能是那么蠢，但绝不会那么无知。这些孩子穿着领尖有纽扣的衬衣和休闲鞋，看起来像是要去听奥斯蒙德音乐会似的。而且他们什么都不懂，在酒吧里跟他们聊，他们甚至不知道谁在竞选总统，也从没听说过尼加拉瓜。这可真让人揪心。”
我们边走边担忧着。“但是还有更糟糕的事，”他补充说。此时已经在他车旁了，我越过车顶看着他。“是什么？”我问。
“他们不吸大麻，你能相信吗？”
噢，我不能。艾奥瓦大学的学生不吸大麻，这种想法……哦，完全无法想象。到艾奥瓦大学念书的原因中，吸大麻至少排在前五条中的头两条。“那他们到这里干吗？”
“他们在接受教育，”霍纳用一种怀疑的口吻说，“你能相信吗？他们想成为保险推销员和计算机程序师，这就是他们生活的梦想。他们想赚很多很多钱，这样就能买更多休闲鞋和麦当娜签名纪念册。有时候这真把我吓着了。”
我们钻进他的汽车，驶过黑暗的街道去他家里，霍纳一路向我解释这一切变化是怎么开始的。我离开美国到英国时，艾奥瓦城里到处都是嬉皮。可能这很难让人相信，可是位于片片玉米地之间的艾奥瓦多年以来就是全国最激进的大学之一，巅峰时期只稍逊于伯克利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那时候，每个人都是嬉皮，学生是，教授也是。他们不只是吸大麻和经常暴动，而且都思想开放、智力发达，都关心政治、环境和世界的走向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而现在，从霍纳的话中可以感觉得出，人们好像都在罗纳德·麦克唐纳的精神调整研究院里洗过脑了似的。
“那么是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在霍纳家里坐下来喝啤酒时我问他，“是什么改变了所有的人？”
“我也不太明白，”他说，“我猜，主要是因为里根政府对毒品各种管制，而他们又不区分致瘾毒品和软性毒品。如果你是一个毒贩，带着大麻被抓，你会受到跟卖海洛因一样的惩罚，所以现在没有人卖大麻了。以前卖大麻的人现在都改卖海洛因了，因为冒的风险不会更大，但收益更好。”
“听起来真疯狂。”我说。
“当然疯狂！”霍纳回答，一时有些激动，然后又平静下来，“实际上许多人只是不碰大麻了。你还记得弗兰克·多特梅尔吗？”
弗兰克·多特梅尔过去是个毒瘾极大的家伙，给他一点点儿机会，他就会用花园里的水龙软管来吸可卡因。“当然记得。”我说。
“我以前常常在他那里买大麻。后来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说如果你在一所公立学校1000码范围内被抓到卖麻醉药品，就把你永远投进监狱。哪怕你只是卖给自己妈妈一点儿大麻卷烟，他们也仍然会把你关上一辈子，就好像你是站在学校台阶上，把大麻塞进了经过的每个流鼻涕的娃娃的喉咙里似的。他们一颁布这项法律，多特梅尔就开始犯愁，因为他住的街过去一点儿就有所学校。所以他就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带了条100英尺的卷尺测量他家到学校的距离，他妈的，竟然只有977码。所以他就不再卖大麻了，就这么着。”霍纳悲哀地喝了口啤酒，“真够泄气的，我的意思是，你试过不吸大麻看美国电视吗？”
“那一定很糟。”我随声附和。
“多特梅尔把他供货人的名字告诉了我，于是我就自己去买。哦，那家伙竟然在堪萨斯城，我本来还不知道这个呢。开着车巴巴地赶到那里，就只是买几盎司大麻，简直是疯了。房间里到处都是枪，那家伙从窗户里一直看着我，好像一直在想警察会在外面叫他举起手走出来，他几乎认为我是个秘密的缉毒警呢。我的意思是，现在我这样—— 一个35岁的有家男人，有大学学历和体面的工作，驱车180英里来到那么个地方，寻思自己会不会被枪打得稀巴烂，这一切都只是想得到点儿东西帮我熬过电视上《爱之船》的重播，这对我来说太疯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毒瘾奇大又没脑子——就需要一个像多特梅尔这样的人。”霍纳在耳边摇了摇啤酒罐，确定已经空无一物，然后看着我，“你没有这么凑巧身上正好带着大麻吧？”他问。
“真抱歉没有，约翰。”我说。
“真遗憾。”他说，然后到厨房拿来更多啤酒。
那天晚上，我在霍纳家的空房留宿。第二天早上，我、他，还有他可爱的妻子，一起站在厨房里边喝咖啡边聊天，孩子们则绕着我们的腿在转圈。我想，生活可真是奇怪。对霍纳来说，居然会有老婆、孩子、大腹便便、抵押贷款，并像我一样——正在接近中年的悬崖，这似乎很奇怪。我们在一起做了那么久的小男孩，有时我简直认为那种状况永远不会改变。我有点儿恐惧地意识到，下次见面时，没准我们谈论的就是胆结石手术和不同牌子护窗的优点了。这种想法一时间让我很是伤感，直到我从闹市停车场取回车再回到公路上，这种情绪还一直难以排遣。
我沿着老6号路行驶，这条路曾经是往返芝加哥的主干线，但如今，由于在它南边3英里就是80号州际公路，它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了，一路行来我几乎没看到一个人影。脑袋空空地开了一个半小时车，我急切地只想回到家里，想看看我妈妈、想洗个澡，渴望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摸方向盘。
在早晨的阳光下，得梅因看起来棒极了。州议会大楼的圆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树木仍然颜色浓郁。市区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闹市区现在到处是摩天大楼和泡沫飞溅的喷泉，现在只要到那儿，我就只能靠路牌确定我的位置了。即便如此，我仍感觉这里才是家。我想会一直这样，希望如此。开车穿过市区时，我真高兴到了这里，也自豪于自己是它的一分子。
在州长公馆附近的格兰特大街上，我意识到我妈妈正开着车行驶在我前方。她显然开着我姐姐的汽车。我之所以认得出她，是因为她在街上往前开时，右转灯一直在毫无意义地闪烁。我妈妈总是一把车开出车库就打开转向灯，然后就让它在剩余的时间里一直亮着。我以前跟她说过这个，但随后就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件好事，因为它会提醒其他开车者正在接近一位可能还没完全学会开车的人。我就在后面一路跟着她。在31街，正要朝家的方向转弯时，我妈妈的右转灯跳成了左转灯（我倒忘了她喜欢时不时把转向旋钮扭来扭去），最后1英里左转灯一直在快活地眨眼。下了31街后我们又上了榆木路。
我不得不在离家尚远时停车，然后，不顾孩子气地极想见到母亲的渴望，花一分钟把此行的最后一些细节记录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这总让我感受到一种奇特的重要感和专业感，就像大型喷气式客机的飞行员结束了横跨大西洋的航程一样。此时正是上午10点38分，我已经行驶了6842英里，离家34天。我在这个数字上画了个圈，然后下了车，从后备厢抓出行李包，轻快地朝家走去。我妈妈已经到家里了，隔着后窗能看见她正在厨房里走来走去，一面放杂货，一面哼着歌——她总是哼着歌。我打开后门，丢下包，喊出那几个全美国最通用的词：“嘿！妈，我回来了！”
看起来她真的很高兴看到我。“喂，亲爱的！”她快乐地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正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呢。要三明治吗？”
“太好了！”我说，其实并不饿。
回家真好。
[1]美国威斯康星州西南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