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蒋介石来到自李宗仁位于南京傅厚岗的住宅。李宗仁后来回忆道：
蒋说：“过去的事不必再提。徐蚌失败后，共军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么办？”我说：“我们现在样样都站在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做一步算一步！”蒋摇摇头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局面，和共产党讲和！”我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就更不行了！”蒋说：“……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我仍然说：“总统，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担此事的。”“我支持你”。蒋先生说，“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我还是坚决不答应，蒋先生便回去了。次日，蒋先生派张群和吴忠信（国民政府秘书长）二人来找我，还是逼我出来继任总统，好让他“退休”。我便很露骨地表示，当今局势非十六年（民国十六年）可比，蒋先生下野未必能解决问题，张、吴二人未得结果而去。不久，蒋先生又找我去谈话。我还是坚持。蒋先生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
几个月来，白崇禧策划了一系列要求蒋介石下台的舆论风波，而明知蒋介石无法维持局面的李宗仁三番五次地拒绝出山，目的就是把蒋介石一步步逼上绝路。此刻，蒋介石的困境也许是桂系首领们早就希望看到的——由他们营造的一个共识似乎已经形成：既然仗打下去没有希望，那么只有与共产党讲和；而只要蒋介石在台上，毛泽东就不可能坐下来谈，因此必须换一个人——好像有意配合桂系“逼宫”似的，国民党朝野突然充满了要求与共产党和谈的呼声，报纸上类似《首都飞出和平鸽》的文章连篇累牍，各路头面人物开始轮番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进行“和平演讲”，尽管这种演讲与国民党军在战场上的惨败相比显得有些滑稽。
蒋介石的无奈，更多的源于军事、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巨大压力——桂系的兴风作浪只不过是落井下石而已。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美国人马歇尔离开中国时，蒋介石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政府“有信心在八个月到十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然而仅仅过去了两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除太原、西安、新乡以及西北马家军所盘踞的少数据点之外，中国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已全部在共产党人的掌控之中，军事上的惨败令国民党军在北方的所有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几百万的军队、全部的美式装备，大多已经变成人民解放军的兵员与武器，而且这支日渐强大的军队就要从北向南压向蒋介石眼前的那条大江边了。
为了维持庞大的战争开支，国统区的经济已完全崩溃。一九四八年，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九百万亿元，不断增加的纸币发行量，导致无法遏制的通货膨胀，物价以天文数字疯狂上涨。一九四五年可以买两枚鸡蛋的一百元钱，到一九四九年春只能买到五十万分之一两大米。上海的物价指数上涨了近十四万倍，桂林的粮食价格比一九四五年上涨了二十七亿倍。南京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在这个国家完全失去了信用，百姓只要手里落下金圆券，就得立刻去买能够买回的任何东西，他们甚至“不愿留着金圆券过夜”——“由这样一个政府的资产作保证的新钞票只是一堆废纸而已”。政府税收的逐年加重和强行抽丁扩军，迫使大量农民逃离家乡，土地因此荒芜，农村经济遭到彻底破坏。
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危机越来越烈。为了求得生存，学生、教员、工人、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举行的罢课罢工、游行示威日甚一日。当上海的平民冲击米店和杂货店的时候，警察“把头扭过去，装作什么都没看见的样子”，然后他对站在一旁的记者说：“我干吗要抓他们呢，说不定明天我也会跟他们一块干呢。”美国记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从这个警察所说的话，可以听出旧社会的丧钟已经敲响了。社会制度的保卫者竟然准备跟老百姓一块干，这就充分说明政府的权力正在崩溃。”国民政府的信誉度下降到了最低点，就连蒋介石的亲信也对这样一个政府失去了信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刚刚组成半年的以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的行政内阁提出辞职，国民党内再没有任何人愿意接替行政院长之职，蒋介石强迫孙科出面组阁，孙科在邀请国民党内一些核心人物担任内阁成员时均遭拒绝，折腾了一个月之后内阁才勉强组建——“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而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
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行政院被迫迁往广州，而负责军事指挥的国民党军国防部却迁至上海——无论是表象还是实质，国民党政权都已支离破碎。
美国政府把国民党政权的结局看得清清楚楚。美国国务院提出的“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报告，在全面分析了中国的人口、地理、历史、资源、社会矛盾和当前国共两军的战争形势后，作出结论：“全力以赴地援助国民党政府是一条规模巨大没有尽头和十分冒险的行动路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和二月连续两次提出对华政策建议书，建议的内容还是不再支持国民党政府，“除非它证明即使没有外援也能有效地抗击共产党”——尽管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真正停止对国民党军的援助，但至少已经停止了对蒋介石政府的大规模援助。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正在积极推进国民党政权的“换马”行动，司徒雷登表示：“我们反对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蔓延，并急于在中国帮助制止此种蔓延；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通过一个失去本国人民支持的政府来这样做。”美国人在万般无奈中之所以还要有所动作，目的是尽量帮助国民党政权保持“半壁江山”，以阻止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垮台，同时遏制未来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可能的结盟。
美军顾问团撤走了，团长巴大维在呈给华盛顿的工作总结中，分析了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的原因：
我认为，中国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犯下的第一个致命的政治与军事错误，是他们完全将军事力量集中于重占前日本统治区，忽视了长期形成的、已有悠久根基的原有区域的民情，忽视了以创建有效的地方管理来赢得解放区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此外，受政治摆布而在军事上却无能的高层指挥造成的战略决策失误，也使国民党军队备受困扰。本应巩固华北就行了，可军队却被命令还要同时去占领东北，而且还是一项毫无后勤保障能力的任务。蒋政府总希望用最少的兵力占领最多的地盘，结果造成了自己的兵力散布在数千英里的铁道线上。鉴于这些部队的物资由华中各基地供应，占领铁路显得至关重要。可要守住铁路，就必须占领铁路沿线的各大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进攻能力的野战部队，逐渐退化成了卫戍部队和交通运输护卫队，这就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攻击能力。对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民众的支持以及技战术等，从一开始就严重估计不足。共产党在铁路沿线的广大农村占据了支配地位。要在这些区域维持有效的控制越来越难。国民党缺乏能与共产党抗衡的合格的野战部队，这也使得后者变得日益强大。国民党的可用资源有限，但其对手不但能随意调用人力物力来制定战略，而且还巧妙地利用了国民政府的战略战术失误以及经济上的脆弱等……自我抵达中国之日起，就没有一场战斗是因为缺少弹药或装备而失败的。在我看来，他们的军事失利，完全归咎于那算得上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领导能力以及其他许多毁灭斗志的因素。是这些东西使得部队完全丧失了作战意志。
这位在中国生活甚久的美国军人，最终触摸到了这块土地上自建立起封建帝国之后便逐渐生成，并由国民党人继承和发展下来的最致命的弊端：
有一点必须明白，那就是在国民政府所有的组织机构中，充斥着中国人特有的家庭、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裙带关系。不管一个人多有能力，他决不会仅仅因为是该项工作的最佳人选而获得一个要职。他必须得有后台。从举不胜举的例子里不难看出，这总后台便是委员长本人。他给他在军队中的老关系以足够的支持和信赖，使得他们稳居要职，不管他们称职不称职。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便是在与共产党作战中暴露无遗的荒谬战略和错误战术。
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集团已在突围中全军覆没，二十一日，北平的傅作义与共产党方面达成了和平协议，蒋介石在南京以“因故不能视事”为名宣告引退。
在南京黄埔路官邸，蒋介石召集党政军高级人员举行告别会。李宗仁对当时的情形印象深刻，因为事后他发现蒋介石再次耍了一个令他愤怒不已的政治手腕：
蒋先生首先发言，将目前的局面作详细的分析，最后的结论说，军事、政治、财政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到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决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蒋先生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与他平时训话时的慷慨激昂，截然不同。他说话时，众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泪……全场空气万分哀痛。CC派少壮分子、社会部长谷正纲忽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蒋先生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决定了。随即自衣袋里掏出一张拟好的文件，告诉我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稿，你就来签个字罢。在那样哀伤的气氛中，四周一片呜咽之声，不容许我来研究，甚或细读这一拟好的文稿。那气氛更使得我不得不慷慨赴义似的，不假思索地在这文件上签了名字。蒋先生便收回去了。我问：“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蒋先生说：“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说着，他走向门外。
但是，众人散去后，当李宗仁细看蒋介石拟定的文稿时，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引退”、“辞职”的字样，只是说：“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什么叫“因故不能视事”？宪法的解释是：总统被暴力劫持而无法履行职责。现在没有人劫持蒋介石，他应该是“辞职不能视事”；总统的职权也不是“代行”而应该是“继任”。愤怒的李宗仁要求蒋介石修改文稿，蒋介石承诺说要修改到李宗仁满意为止。可是，第二天早上，文稿一字未改地已经登报了。那些依旧守在风雨飘摇的南京城中的外国记者说：“他闪烁其词地为自己卷土重来埋下了伏笔。”
傍晚，在陈诚、陈仪、汤恩伯、蒋经国、俞济时等人的陪同下，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飞往杭州。
第二天，蒋介石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
蒋介石心里很清楚，那些“和共产党作战到底”的表态全是空话。
打仗是需要本钱的，这个本钱说到底就是军队。
在战争即将向长江以南推进的时刻，国共双方的军力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战争进行了两年零两个月后，国民党军损失兵力累计达四百九十五万。虽然经过不断的补充，至一九四九年二月，其总兵力还是从四百三十万下降到二百零四万。除了空军十万余人、海军三万余人之外，陆军正规军虽然还有七十一个军二百二十七个师的番号，但只有一百一十五万余人，加上非正规军十七万五千余人，特种兵十三万五千余人，后方勤务部队、机关、军校四十五万人，能用于作战的陆军部队最大量也只有一百四十六万余人，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防御。
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清单已显得有些简陋了：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位于长江下游，总司令汤恩伯，兵力十九个军六十个师，共计三十二万八千余人，非正规军两万三千余人，特种兵三万二千余人；
福州绥靖公署，位于福建地区，绥署主任朱绍良，兵力两个师八千余人，非正规军两千余人；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位于台湾岛，总司令陈诚，兵力两个师一万二千余人，非正规军三千余人，特种兵八千余人；
华中“剿总”司令部，位于长江中游，总司令白崇禧，兵力十二个军三十七个师，共计二十万八千余人，非正规军一万一千余人，特种兵两万一千余人；
长沙绥靖公署，位于湖南、江西地区，绥署主任程潜，兵力三个军九个师三万三千余人，非正规军四千余人，特种兵两千余人；
广州绥靖公署，位于广东省，绥署主任余汉谋，兵力两个军八个师共计四万六千余人，非正规军一万七千余人，特种兵八千余人；
桂林绥靖公署，位于广西省，绥署主任李品仙，兵力三个师一万二千余人，非正规军五千余人；
重庆绥靖公署，位于西南地区，绥署主任张群，兵力六个军十六个师八万六千余人，非正规军一万一千余人，特种兵八千余人；
西安绥靖公署，位于陕西省，绥署主任胡宗南，兵力十三个军三十三个师，共计十六万三千余人，非正规军一万二千余人，特种兵两万四千余人；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位于青海、宁夏和甘肃地区，公署副长官马步芳、马鸿逵，兵力三个军十二个师八万余人，非正规军一万二千余人，特种兵一千余人；
新疆警备司令部，位于新疆地区，总司令陶峙岳，兵力三个整编师十六个旅六万余人，非正规军一万二千余人，特种兵九千余人；
太原绥靖公署，位于太原地区，绥署主任阎锡山，兵力六个军十四个师四万二千余人，非正规军两万二千余人，特种兵七千余人；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绥远指挥所，位于绥远及榆林地区，指挥所主任董其武，兵力一个军七个师三万余人，非正规军两万三千余人，特种兵三千余人；
第十二绥靖区，位于河南地区，司令官李振清，兵力一个军一个师七千余人，非正规军一万五千余人，特种兵三千余人；
第十一绥靖区，位于山东青岛，司令官刘安祺，兵力两个军七个师三万五千余人，非正规军三千余人，特种兵一万五千余人。
上述部队，只有白崇禧、胡宗南、马步芳的部队编制比较充实，尚有一定的作战能力。
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其野战军和地方部队总兵力，截至一九四九年二月，已达到令人惊叹的四百万以上。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将所有武装力量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三类，统一称呼“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实行正规编制，统一称号，纵队一律改称军，师和旅统称师，地方部队以警备旅、独立旅为最高单位，游击部队仍然保留纵队和支队的名称。野战部队按三三制编组，设野战军和兵团两级。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为：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领导地方部队的军区分四级，一级军区共有五个：西北军区、中原军区、华东军区、东北军区和华北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个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野战部队，已是一个拥有汽车、坦克、装甲车、重型火炮，甚至还有一百零三架飞机的强大野战阵容：
第一野战军，十五万五千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部队组成是：
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辖第一军，军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第二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第七军，军长彭绍辉，政治委员罗贵波，共计九个步兵师。
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王世泰。辖第三军，军长黄新廷，政治委员朱明；第四军，军长张达志，政治委员张仲良；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徐立清，共计九个步兵师；第八军（不久该军归华北军区建制），军长姚喆，下辖两个步兵师。
野战军下辖两个骑兵师。
第二野战军，二十八万余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部队组成是：
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辖第十军，军长杜义德，政治委员王维纲；第十一军，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鲍先志；第十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王近山，共计八个步兵师。
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辖第十三军，军长周希汉，政治委员刘有光；第十四军，军长李成芳，政治委员雷荣天；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共计九个步兵师。
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辖第十六军，军长尹先炳，政治委员王辉球；第十七军，军长王秉璋，政治委员赵健民；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共计九个步兵师。
野战军下辖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达。
第三野战军，五十八万一千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部队组成是：
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辖第二十一军，军长滕海清，政治委员康志强；第二十二军，军长孙继先，政治委员丁秋生；第二十三军，军长陶勇，政治委员卢胜；第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政治委员何克希，共十二个步兵师。
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辖第二十四军，军长王必成，政治委员廖海光；第二十五军，军长成钧，政治委员黄火星；第二十六军，军长张仁初，政治委员王一平；第三十四军，军长何基沣，政治委员赵启民，共十二个步兵师。
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辖第二十军，军长刘飞，政治委员陈时夫；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第三十军，军长谢振华，政治委员李干辉；第三十三军，军长张克侠，政治委员韩念龙，共计十二个步兵师。
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辖第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政治委员陈美藻；第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政治委员张藩；第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政治委员陈华堂，共计十二个步兵师。
野战军下辖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治委员张凯；两广纵队（该纵队后归四野建制），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雷经天；教导师以及军政干部学校。
第四野战军，九十余万人，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萧克，政治部主任谭政。部队组成是：
特种兵司令部，司令员万毅，政治委员钟赤兵。
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辖第四十军，军长罗舜初，政治委员卓雄；第四十五军，军长陈伯钧，政治委员邱会作；第四十六军，军长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共计十二个步兵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