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的父亲是一个牧师，母亲四处打工，是标准的劳碌命。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燃气被切断的时候，母亲就会在烧柴的炉子上弄晚餐。她懂得如何持家，幼时她在乔治亚州哥伦布市（Columbus）的家对门就是个垃圾场，后来还住过旧金山恶名昭彰的福特饭店（Ford Hotel）[1]。她自己非常好强，也期许着我们这些孩子可以奋发向上。虽然她和父亲都没有能力帮忙出钱，但她还是希望我们可以读完大学。我父亲也以他的方式，让我们牢牢记住这一点。每当我们开车经过一排弯着腰在烈日下挥汗做着“烂”工作的人，父亲就会转头问我们，“你们会想一辈子那样吗？”
“不想。”
“那就要读大学。”
所幸有就学贷款和一些奖学金，我成功进入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从我家温斯洛（Winslow）开车到学校要四个小时。当时我想成为一名律师，所以选了传播、历史与司法等课程。在这些课上，我学到了很多事情。我发现世界上有两个美国，一个是爸妈、主日学校老师、童子军队长说给我听的美国，一个是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美国。而这两个美国格格不入。贫穷渗透美国之深，蔓延之广，真的在发达国家中“无人能出其右”吗？美国梦真的已经成了少数幸运儿的专利了吗？有了这种疑问的我开始在工作或研究之余翻找图书馆里的资料，我想知道我的祖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品性”。
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银行夺走了我从小长大的家。一个朋友和我开了四个小时的车回到老家，就为了帮我爸妈搬家。我记得那股深沉的哀伤与难堪，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一切。或许是有某种东西开始在我内心发酵，返校后，我花了几周的时间与当时的女友一起帮助慈善组织“国际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盖房子；每周有几天晚上，我会和坦佩市（Tempe）米尔大道（Mill Avenue）上的游民混在一起。在街上，我认识了老老少少的朋友，他们风趣、真诚、为各自的问题苦恼着。毕业后，我感觉自己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的贫困现象。在我眼中，贫穷才是许多问题与苦难的核心，而社会学又是最适合研究贫困的学科领域。于是我申请进入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班。威斯康星大学的所在地是麦迪逊，也就是老密尔沃基人口中“方圆三十英里都被现实环绕着的地方”。
在开始以博士生的身份研究贫穷之后，我发现大部分的文献在描述贫穷、解释不平等的时候，都把矛头指向两点。其一是我们看似无法控制的“结构性因素”（structural forces）：比方说历史遗留的种族歧视问题，或者是经济的转型与变迁。第二点则强调“个人的不足”——这包括文化上的习俗，例如未婚成家；或是“人力资本”的匮乏，比如教育程度偏低。自由派人士比较青睐第一种解释，而保守派则钟情第二种。对我来说，两种说法都是隔靴搔痒。它们把低收入家庭当成“需要隔离开来的动物”看待。在许多以单亲妈妈、帮派成员、无家可归者为主题的著作中，社会学者和记者笔下的穷人都像是独立于社会的存在。穷人被说成是“透明人”，或者是“另一个（平行）美国”的一部分。贫民窟则像是“城中之城”。穷人被摒除在关于不平等的讨论外，就好像我们觉得富人与中产阶级的生计与自己息息相关，而其他人包括穷人则可以忽略不计似的。那些动动手指就能影响到低收入家庭和穷困社区的富人，他们在哪儿？那些拿穷人开刀而致富的人，他们在哪儿？我纳闷我们是不是光忙着记录穷人如何打平收支，却忘了问：他们的账单金额为什么如此之高？也忘了问他们的钱究竟都流去哪儿了？
我想要写一本书谈贫穷，但我不想把重点只放在“穷人”和“穷地”之上。贫穷是一张关系网，里面既有穷人，也有富人。对我来说，想了解贫穷，就必须认识到这段关系。这样的想法敦促我出发，踏上探寻之旅。我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过程将穷人和富人联系在一起，在当中可以观察到穷人与富人的相互依赖与挣扎。驱逐，就是这样一种过程。1
2008年5月，我搬进了托宾的拖车营，机缘是我在报纸上读到里头的居民将面临大规模的驱逐。事情后来并没有如期发展（托宾最终将拖车营出售，连尼和办公室苏西则搬去了别处）。尽管如此，我还是在那儿待了下来，因为我发现在拖车营可以认识很多收到粉红色驱逐通知单的朋友，还方便我追踪托宾和连尼的行动。
我的拖车在公园里是公认的“高档”货。除了干净以外，我的“家”还有木制的外墙和厚实的锈橘色地毯。问题是，我在那儿住了四个月，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热水。为此我向物业反映过多次，但托宾和连尼始终不当回事，热水器的烟囱一直被放任不管。我甚至挑明了自己是名作家，还会将他们和拖车营写入书中，但他们还是不闻不问。要是我硬开热水器，一氧化碳就会直接灌进拖车内。办公室苏西有试着修过一次，她拿了片木板往烟囱底下一卡，然后叫我可以安心了，但其实热水器和烟囱之间还有约五厘米的空隙。
对我来说，民族志（ethnography）是你想要了解某群人时所做的事情。你要让他们的生活变成一个模子，然后将你自己的生活完全变成他们的形状。要做至如此，你首先要和你想了解的族群打好关系，长时间追踪、观察、体验他们在做什么，包括跟他们一起工作、玩乐，尽可能把他们的行动与人际交往记录下来，直到有一天你走路像他们、说话像他们、思考像他们、对事物的感受也像他们为止。在我们“这一行”，直接住在你要调查的“田野”里，对工作而言是颇有裨益的。只有如此，你才可能获得浸入式的体验。说得更实际一点，你永远不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大事。租一辆拖车，可以认识一大群人，听到许多八卦传闻，还能对住户担心的事情感同身受，并从他们的角度看待事物。总归一句，我可以全天候观察这一群人的日常生活。
为了展开在拖车营里的田野调查，我先是常去办公室溜达。我的很多邻居也会在那儿消磨个大半天。拉瑞恩手持治安官发的驱逐令、颤抖着走进来的那个晚上，我就在办公室里。我看着拉瑞恩把能付的钱都给了托宾，又看着她拖着身子走出去。她前脚刚回到自己的拖车，我后脚也跟了过去。拉瑞恩给我开门，用衬衫的袖口擦起了眼泪。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在传出我有兴趣和遭遇驱逐经验的人聊聊之后，帕姆要了我的号码，然后自己打电话过来。我们见面的几天后，我开始追踪她的情况，主要是看她们一家如何找新地方住。帕姆跟司科特提到了我的研究，然后司科特要我去他的拖车面谈。某天早上我如期赴约，只见司科特踏出门外说了句：“我们去散个步吧。”然后他又说：“嗯，我就挑明了说。我当过十年的护理师，但后来我染上了止痛剂的毒瘾，然后就失去了全部：我的工作，我的车子，我的家，全都没了。”
怎么会有人在一个拿着记事本和原子笔的陌生人面前，一五一十地交代自己的丑事，至今仍是个谜；怎么会有人自己敞开大门放人进去，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或许，那些身处流浪边缘的房客除了需要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像是有电话可打或有车可用，还有一种无形的、心理上的需求。好几个当事人管我叫“心理医生”。他们常向我诉说衷肠。而另外还一个原因，那就是底层的人常觉得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再多讲点也不会怎样。有天晚上在阿尔迪亚康复之家，也就是司科特清醒地住了好几个月的那个地方，司科特冲着在记事本上奋笔疾书的我点点头，丢了个问题给匿名嗜酒者互诫协会的铁杆成员安娜·阿尔迪亚：“马修在这儿会让你紧张吗？”
“三八，不会啦，”安娜说，“我早就没什么秘密了。”
司科特应和道：“我也没有，你懂的。什么尊严，啥都没了还管什么尊严。”
到了秋天，眼见司科特、拉瑞恩、帕姆还有奈德从拖车营被驱逐之后，我开始在密尔沃基北部找新的地方落脚。有一天我把这事说给保安员伍哥（Officer Woo）听，他是托宾为了安抚维特考斯基议员而不得不雇用的其中一名保安。伍哥的本名是金博尔（Kimball），但他让大家以他小时候的绰号称呼他。伍哥是个很容易和人混熟、也想跟拖车营里的每个人都当朋友的黑人。他习惯穿着6XL的特大号T恤，上面还挂着他从军需用品店买来的勋章。
“你说你想搬去银泉（Silver Spring）那边吗？”伍哥问，他讲的是密尔沃基从黑人旧城区过渡到北边城郊、像格伦代尔（Glendale）与棕鹿村（Brown Deer）的地区。
“我想去的是旧城区，”我澄清了一下。
“你想住在马凯特（Marquette）那边？”伍哥不可置信地追问，马凯特是指闹市区那间由耶稣会创办的马凯特大学。
“不是马凯特，我是想找个旧城区的社区住。”
伍哥眯起眼睛看我，他大概想自己是听错了吧。这之后我们又聊了好几次，伍哥才弄懂我是真的想要住在北区，而且是想要去住他所在的那种社区。那些社区的路标放眼望去都是绿色的，不像密尔沃基西北郊区的沃瓦托萨，用的是蓝色的路标。了解我想干吗之后，伍哥就问我要不要去第一街和洛克斯特街（Locust Street）口的合租公寓当他的室友，租金含水电是400美元。我接受了他的提议，把钱付给了房东和房东太太：昆汀与谢伦娜。
我合租的房子位处一栋双联式公寓的二楼，外观是白色的，同时还装饰有绿色。伍哥和我共用同一个客厅、浴厕还有厨房。怕室友“误吃”你食物的话，厨房里的壁橱还可以上锁。我的房间有窗，上头覆盖着当窗帘的厚毛毯；还有一张大床；我从底下翻出了喝完的“经典冰啤”（Classic Ice）铝罐、匿名戒毒者互诫协会的宣传手册、（脚）趾甲刀和一台装在硬塑料箱里的打字机。公寓后面是条巷子，墙上标记有“帮派弟子”[2]的涂鸦，然后就是一个杂草丛生的小后院，里头有棵一到五月就会下轻柔花瓣雨的樱桃树。从那时开始，到2009年6月，我都住在这间公寓里。
伍哥跟谢伦娜说过我“在写一本讲房东与房客的书”。谢伦娜答应让我访问，而采访到最后我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谢伦娜，我希望能当你的学徒，”我说。怕她不懂，我进一步解释说自己的目标是要“尽可能进入她的世界，从她的角度来看事情”。
谢伦娜非常配合。“我答应你，”她说，“就照你的意思。”她热爱她的工作，也以这份工作为荣。她希望外界知道“房东的辛苦之处”，她希望更多人停下来想想房东的所言所行。
我开始亦步亦趋地当谢伦娜和昆汀的影子。这之后他们无论是买新房子、筛选房客、把阻塞的污水管道通好，还是递送驱逐通知单，旁边都有我的身影，就好像这些事情是我和他们一起完成的。经由谢伦娜，我认识了阿琳、拉马尔和辛克斯顿一家。透过阿琳，我认识了克里斯特尔；而透过克里斯特尔我认识了瓦内塔。孤零零的多琳很乐意坐下来与我聊天。在我撸起袖子帮忙粉刷帕特里斯的旧公寓之后，拉马尔和我也开始有了“融冰”的迹象。而最后我能与拉马尔“破冰”成功，是因为我打得一手好“黑桃王”，怎么说在大学时代当消防员[3]那会儿我也玩了不少回。
阿琳则比较棘手。起初她拒我于千里之外，我跟她解释我所做的研究时她总是一声不吭。当我想说点什么来避免冷场时，她又会打断我：“你不用一直讲个不停。”她怕我是儿童保护服务局的卧底。“我不喜欢跟你讲话，”阿琳在我们初识的某次交谈中提到，“倒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怎样，而是因为我过去的遭遇。我跟（儿童福利）体系结下梁子已久，我现在谁也不相信。”我回复她说我了解，然后把自己以前出版过的书给她看——经验告诉我要在车上放一些自己的旧作，遇到这种想争取信任的状况时会非常好用。这之后，我开始缓慢而又渐进地跟阿琳互动。我规定自己每次会面时的问题不能太多。
其他人觉得我不是警察、就是议员派到拖车营的“特务”。还有些人想说我是瘾君子或嫖客（在合租公寓里，伍哥和我有过性工作者的室友）。谢伦娜会介绍我是她的助理，而对托宾来说我什么都不是。
有些房客怀疑我跟房东串通，有这想法的人会对着我说房东是“你的朋友”。在很多场合，他们想听我亲口说出他们的房东有哪些不是，像拉马尔有一次就逼着我承认谢伦娜是“土霸王”。一旦拒绝，拉马尔就会给我贴上“房东同路人”的标签，指控我是她的眼线。有些房东会拒绝谈论某个特定房客的细节，或者会反过来要我对特定的案例发表意见。对此我的一贯立场是尽可能不插手事件（虽然之后我会讲到我曾两次“破戒”），但房东往往会逼着我站队。就我所知，我唯独做成和事佬的那次，是谢伦娜一再问我她应不应该打电话给治安官告阿琳的状。被问到最后，我只得挤出一个“不”字，而她也真的没那么做。事后谢伦娜向我承认：“要是没有你的那声‘不’，讲真的，执行令应该已经申请下去，就等治安官大驾光临了……要是你没插手，阿琳早就玩完了。”所幸老鹰搬家没有收走她的东西，阿琳可以把家当存放在大众仓储。只不过到最后，东西还是因为欠款被当成废弃物处理。
一段时间后，房客和房东都慢慢接受了我的存在，继续过他们的日子。真要说，他们也没那么多闲工夫管我。我会跟着房客去驱逐法庭，开庭时我会坐在他们的身边；我会帮忙他们搬家，跟着他们去收容所和荒废的房子；我会帮忙看孩子、与他们争吵、睡他们的家。我和他们一起上教堂、去做心理咨询、出席匿名嗜酒者互诫协会，参加告别式、迎接新生命。这当中我曾跟着某家人去德克萨斯州，也跟着司科特一同前往爱荷华州。人与人相处久了总会有感情，而我们之间渐渐产生了某种姑且可称之为信任的东西；只不过就算是信任，这也是一种极其脆弱、有诸多条件的信任。2事隔多年再见面，阿琳还是会在某个沉默的瞬间问我是不是在替儿童保护服务局工作。
我要搬去北区的决定，伍哥一时间无法理解。但真正为此感到不安的是我在拖车营的邻居们。我把这件事告诉拉瑞恩的时候，她几乎尖叫着表示反对：“不不不，麦特，你不知道那里有多危险。”毕可也在一旁附议：“他们那儿可不买白人的账。”
不过实际上，白人在贫民窟里还是享有一些特权。比如说明明两宗独立的枪击案才刚在我的门前发生，警察对我还是客客气气的，而且速战速决。后来我看着一名警官把巡逻车开到阿琳大儿子杰杰的身旁，戏谑着说道：“老兄，你怎么这副德性！”（杰杰有学习障碍，所以走路慢，说话也慢）。我走出公寓想看个究竟，那位警官往我这儿瞟了一眼，随即驱车离开。要不是他看到现场有一名白人男性手拿记事本，很难讲接下来他会做些什么。
这些时刻是常态而非例外。就拿克里斯特尔和瓦内塔与第十五街那位歧视人的房东来说，双方交锋时我就在外头的车上照顾瓦内塔的小孩。克里斯特尔和瓦内塔一回来，立刻向我转述了事情的经过。我从出租招牌上抄下了房东的电话号码，然后隔天打电话过去。我跟男房东约在跟克里斯特尔、瓦内塔同样的地方，然后我报我的月收入是一千四百美元（跟瓦内塔与克里斯特尔加起来一样）。我说自己有三名小孩（跟瓦内塔相同），还说我想租有浴缸的房子。听完，房东说他有另外一间房子要租，甚至还开他的绅宝载我过去。我向公平住房委员会检举了他，但对方受理后并没有下文，也没有回我电话。
旧城区的朋友对我呵护备至，生怕有人会欺负我。拉马尔会冲他身边那群像他孩子似的年轻人发飙“闹够了没！”意思是叫他们不要再跟我要钱了（虽然只是一美元）。有一天在出租屋，楼下一个叫C.C.的邻居问我有没有几美元可以借她，她要买垃圾袋。我把钱给她，然后不以为意地回家写稿。但这事让伍哥的小侄女、也就是当时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凯莎（Keisha）看到了。她盯着C.C.离去，然后自称看到C.C.打电话给药头。我对这情形并不清楚，一会儿也就自顾自地去买东西。伍哥回到家，从凯莎那儿了解了情况，立刻气冲冲地打电话给我。“麦特，你不准再给她一毛钱了！”他劈头盖脸就说。“他们觉得因为你跟我们不一样，你不是在这附近出生长大的，所以可以这样揩你的油……我这就他妈的去楼下叫他们把钱还你。”
“那个，伍哥，是这样……”
“就这样了，麦特。”
伍哥挂上电话。我不知道他后来跟C.C.说了什么，总之等我回到家后，C.C.在门外等我。她戴着假发、穿着遮不了多少肉的吊带衫与七分裤，还有绑带的高跟鞋。她把钱还给了我，我也没多问钱是怎么来的。
我感觉很糟。“你太护着我了，”上楼之后我这么跟伍哥说。
他趴在厨房的洗碗槽上，赤着双臂洗碗。“你是郊区的‘白斩鸡’，我们是贫民区的‘土鸡’，”他低沉的嗓音像是爸爸在对儿子温情说话，给人一种“这一刻他等了很久”的感觉。“而你愿意来到这里，冒险跟我在这种地方生活，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光荣，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好你，我不希望你出任何事情。”
我这么个白人住进旧城区，把旧城区写进书里，但我不仅没有在这里感觉危机四伏，反倒还备受呵护。而这也造成了一种隔阂。旧城区的居民们有时觉察到我的存在，就会变得拘谨起来。初次接触时，不少人会慌忙把地方弄干净还连连道歉。有年轻的小哥哥教我，当被尊称为“先生”（sir）的次数达到一个程度，就能领到所谓的“免死金牌”（gangster pass），当地的帮派就不会动我。而我已记不清自己被邻居们叫过多少次先生了，考量到当时我还是个不满三十岁的白人，这样的待遇更是夸张。对于一个想要把生活如实记录下来的人来说，这些礼遇其实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困扰。要突破这样的隔阂，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脚踏实地在此生活，尽可能让自己从一个莫名其妙的外来者变成一个理所当然、赶都赶不走的外来者。时间久了，大家自然会卸下心防。不过，一旦发现苗头不对，他们还是会立马拉起“防护罩”。
要跟像凯莎这样的“师傅”学习观察事物的功力，需要时间累积。凯莎身上的“雷达”能让她知道何时要竖起耳朵、哪里有重要的线索。我在密尔沃基遇到的师傅不止凯莎一位，很多人都向我示范过该如何看待事情、该如何理解它们。即便如此，我知道自己还是错过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刚开始那阶段。这不光因为我是局外人，还因为我老是“过度分析”。心中有一场纷杂的独角戏，让我没办法注意到眼前上演的人生百态。从自我保护的观点来看，这样确实比较安全。我们的一些想法是社交生活的润滑剂。依据各种分类和理论，我们把事情整理得井然有序。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警告过这种自我舒适圈会“掏空这个世界”，蒙蔽我们的双眼。3
本书背后的研究工作，牵涉长时间与女性（在她们的家中）相处，而这自然会引发一些疑虑。事实上我曾经两次遭书中的男性指控与他们的女朋友上床。第一次是在奈德和帕姆酒后起争执时，奈德脱口而出：“你不是很爱跟麦特讲话吗？你不是当他是他妈的心理学家吗？你干吗不去跟他做！”奈德气冲冲地离开之后，帕姆才跟我说：“他以为我们有一腿，这人没救了吧？”吵完气消，奈德也没有继续谈这件事情。但事发经过几周，我便开始和帕姆保持距离，并且尽可能多地把时间花在奈德身上。另外一次是我去找瓦内塔，那是她被判刑前一个月的事情。当时除了她，还有她在“旅馆”认识的一名年长男性厄尔（Earl）。厄尔痴迷瓦内塔，而瓦内塔也不讨厌对方。这样的厄尔见到我自然不会高兴。为了“宣示主权”，厄尔曾冲着我说：“听清楚，她是我的女人，我有权知道自己的女人在做些什么事情。”我于是花了点时间跟厄尔解释我的工作，也拿之前的著作给他过目。我觉得他有可能会伤害瓦内塔——前科累累的他有过家暴记录，或至少有可能甩了她，连同他军人的退休金一并带走。厄尔向我道歉，但这场风波令人深感不安。走的时候我拜托瓦内塔的姐姐埃博妮要看好瓦内塔，而埃博妮也照办了。隔天早上我打电话去确认一切平安。“我不怕他了，”瓦内塔对我说。但我认为还是该稍微提防一下。瓦内塔在出狱后跟厄尔分手，有人朝埃博妮的公寓开了一枪，当时瓦内塔和孩子正住在那儿。大家都觉得这应该是厄尔干的。
身为从事民族志的学者，我从事研究的第一要务就是确保不要让对我敞开大门、让我进入他们人生的人受到伤害。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相当复杂而敏感，要想确实做到并不容易。4尤其在贫困的社区里，什么都要钱。你为谁做了什么事情，就代表你一定得到了某种好处。你们之间一定有某种交换条件。所以奈德和厄尔觉得我不收分文地开车载他们的女朋友去找房子或办事情，一定是因为我“有所图”。我确实有所图，我图的是他们女朋友的“故事”。他们觉得我怪，对我有所质疑，完全说得过去，而我也带着诚意回应他们。
当我在场时，人们的行为举止和言谈方式会有性别上的差异：我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例子。出狱后的瓦内塔在卖汉堡的乔治·韦伯连锁餐厅找到了一份整理餐桌的工作，同时还认识了一个叫本（Ben）的男人。本想当卡车司机。有天晚上在他们的公寓里，本突然闪人。“你们还好吧？”我好奇地问。
“不好，”瓦内塔叹口气说。“他觉得我太像男人了。”
“什么意思？”我真的不懂。
“就是说我好像懂太多了……他好像是在说，‘你像个男人一样，什么事情到你那儿都一定会有个答案。’”
“你有明明知道答案但装傻过吗？”
“偶尔。”
我第一时间就纳闷起瓦内塔有没有在我面前装傻过：为了表现得更像女人，她又扮过多少次呆呢？
你的一切——你的族裔、性别、出身背景、脾气与秉性，会决定在你身边的是哪些人、别人会跟你分享哪些秘密、让你看到什么东西，如何理解看到的东西。我的身份有时像把钥匙，为我开了些门；有时也像铁鞋，让我在一些状况下举步维艰。说到最后，我们都不可能改变自己是谁，只能尽力而为，关注自己的每一种特质如何与工作产生化学反应，同时不要忘记初衷，把问题牢记在心。5
在密尔沃基的那段日子，我是一个全职的田野调查者。大部分时候我都带着一台数字录音机，并把它一直开着；这样我就可以原封不动地把他人说过的话给记录下来。我还带着一本小的记事本，记下形形色色的观察与对话，而且通常是在事件发生的当下写完。我从来不忌讳让人知道我是来写书的，我会记下每一处细节。我会利用深夜和清晨工作几个小时，除了把笔记本上的东西打进电脑外，我还会把当天发生的事情整理成文字。而要说我拍过的照片，总数应该不下几千张。光是书里没登场的对象，包括三十位房东，我采访的次数就超过一百场。我访谈和观察过的角色有法院的法警、社工、房屋检查员、物业经理，还有以拖车营或旧城区为家的居民。
在我离开“田野”后，工作尚未结束。事实上这时我才刚开始进行将各种资料转录为文字档的“长期抗战”。这方面我请了几位高手帮忙，当然我自己也做了不少。等到所有材料都有纸本后，我发现自己记下的东西即便缩成单倍行距，页数也超过了五千。我开始爬梳这些资料，把照片和文字配对，也在早晚通勤或摇我刚出生的女儿入睡时，听一些我录下的实况。在正式动笔前，我把所有资料来回读了好几遍。6我希望能在文字与影音中重温现场，然后再尽我所能让事实在书中还原。还有就是，我真的很想念大家。从密尔沃基的北部跳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Cambridge，Massachusetts）——前者是什么模样大家清楚，后者则是养尊处优的“天堂”——让我有一种强烈的错位感。一开始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回到拖车营或密尔沃基的旧城区。事实上，我也为自己找了很多理由重游旧地。
在写这本书时，我看重的是第一手的观察。遇到我没能亲眼见证的重要事件，我会和多位当事人或目击者对谈，然后再去找新闻报道、病例、法庭记录或房贷文件来交叉比对。书中的任何事件，如果是根据二手资料写成，我都会在章后注中标明。文中如果提到有人“觉得”怎样或“认为”如何，那都是她/他亲口这么对我说过，我如实转述。写到过去发生在某人身上的事情，我会说她/他“记得”或“回想起”怎么回事。为了检验这些细节的真实性，我在那些年曾多次提问同样的问题，看当事人的说法会不会前后矛盾。这个办法非常好用，因为很多当事人原本跟我说的是一套，但事实常证明他们的描述并不完全准确。真相的浮现，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
为了查证书中资料的真实性，我一直很努力地与第三方接触。这代表我不仅会去了解事情本身的起承转合，还会确认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空穴来风。比方说我就跟威斯康星州儿童和家庭部确认过阿琳遇到的社福制裁（welfare sanction）是不是真的那么常见。我曾偶然听到阿琳向谢伦娜解释社福制裁是什么东西，也曾陪着阿琳去社工那儿把事情厘清。这件事的查证并不麻烦，只要写几封邮件、打几通电话就可以搞定，所以我就顺手这么做了。毕竟就像任何一个辩护律师都会说的那样，及目所见也不见得完全是事实。太多时候我们会对眼前的真相视而不见，太多事情会误导我们的想法。实在确认不了的素材，我就会忍痛舍弃。曾经娜塔莎·辛克斯顿跟我说过她之所以从高中辍学，是因为学校自助餐里发生了枪击案。在跟多琳确认过有这回事后，我其实很喜欢这个故事，想在书里找个地方把它放进去，但我后来发现像这种冲动其实应该避免。于是我又分别找了三位密尔沃基公立学校系统的行政人员了解情况，结果这三位职员都没办法证明有枪击案发生在娜塔莎说的时间节点上。真相可能是的确发生了些什么，而这三位职员都搞错了；也可能是娜塔莎说了个大概，但没把细节交代清楚；再不然也可能是娜塔莎说的都不对。在考虑过种种可能性之后，我决定放弃娜塔莎的故事，就像我放弃了另外两个“罗生门”的故事一样。经过一番折腾，书的初稿终于出炉，之后我又请了一位校对。7但我自己也没闲着，亲自跑了趟密尔沃基和田纳西州的布朗斯维尔处理未了结的问题。8
我经常被人问及我如何“消化得了”这项研究。他们这么问的意思是：目击这种程度的贫穷与苦难后，我的内心受到了怎样的冲击？我想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问题触及了我内心最不设防的角落。为此我编了一些言不由衷的回答敷衍大家，就像魔术师扔出的烟雾弹一样。待到烟雾弥漫时，我就可以悄悄下台，不被任何人看出破绽。但如果诚实地回答，我会说这项研究让我心碎，也让我与抑郁为伍了许多年。看到他们努力活着，我也学会了要咬牙撑住。好几次听过他们说：“不要这样看我啦！”后，我学会了在伤痛面前压抑自己的惊恐，学会从贫穷的缝隙中看到真正的危机。我知道有些事在锦衣玉食的精英眼里叫作懒散或不求上进；但真相是，穷人也需要配速和调剂，不然日子真的会过不下去。对克里斯特尔或拉瑞恩来说，不能把心力都花在今日的危机上，因为明天还会有新的问题。在拖车营和密尔沃基的旧城区，我见证了人的韧性、冲劲与智慧。我听闻了不少欢笑，也目睹了很多伤痛。在田野调查进入尾声的时候，我在日记上这样写道：“我觉得自己很污秽，我竟然在搜集这些悲惨的故事与别人的苦难人生，就像是在搜刮什么战利品。”在田野调查中所感受到的罪恶感不但没有随着我的离开而消散，反而还变本加厉地在我内心打转。我觉得自己是个骗子，是个吃里爬外的家伙，我好希望有人能过来随便指控我做错了什么，我打算统统招认。看到大学聚会时放在我面前的一瓶酒，或是收到日托中心每个月寄来的账单，我都会下意识地想到这笔钱可以在密尔沃基变成租金或保释金。光是研究这些人的生活，就已在我的心上烙下痕迹，你可以想象这样的真实人生会有多么辛苦。
随着我与房客和房东的相处时间越来越长，我发现自己心里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田野调查无法回答的。驱逐到底有多严重？驱逐会产生哪些后果？被驱逐的都是什么样的人？穷困的家庭花了这么多钱在居住上，他们牺牲掉的又是哪些东西？我开始寻找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市贫穷、社区与贫民窟，这些主题一直都在美国的社会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定有人曾经有过相同的疑问。
但结果是没有。我找不到任何研究或现成的资料可以充分回答我内心的疑惑。这让我难以置信，毕竟我所目睹的这些情形在密尔沃基天天上演。我纳闷的是，私人租房市场的发展动态——这明明是美国贫穷问题的一大病灶，但（美国）国内的学术界对此却视若无睹。我后来认识到会有这种令人不解的现象，其原因在于我们研究住房问题时的策略。整体而言，研究贫穷的学者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公共住房或其他的住房政策上，又或者他们会忽视住房问题，因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都市社区的特性——比如说不同程度的种族隔离和居民对中产阶级趣味的住房改造项目（gentrification）的抗拒。9事实上，私人租房市场是不容忽视的存在。这里是穷人的大本营，租房向他们的生活施加了偌大的影响力。密尔沃基许多（我认识的）家庭都背负着相似的命运，他们因为租房被吃掉大部分的收入，在贫穷与剥夺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因为租房不成而遭到驱逐、失去安全感、沦落至无家可归。租房问题决定了他们住在哪里、与哪些人“共组家庭”，也板上钉钉地决定了他们身处社区的属性与稳定性。这件事情鲜少被研究，许多状况都被蒙在鼓里。
我曾想要忽略这个问题，把所有时间花在与房东和房客的实际相处上。但当我发现问题不会凭空消失的时候，我决定自己来搜集相关资料。我的第一步是设计问卷来访问密尔沃基私人租房市场中的房客。访查的规模一开始并不大，但因为有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的资助，我的访问开始有了突破。我把这项研究称为“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Milwaukee Area Renters Study，MARS）。从2009年到2011年，大约有1100名租房者在他们家中接受了我们专业采访人员的采访。这些直接向我报告的访谈人员接受着威斯康星大学调查中心（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urvey Center）的训练与督导。为了让研究的资料具有代表性，我们的采访人员走遍了整座城市，所有的租房个人与家庭都是我们锁定的对象。人手一块手写板与一台联想ThinkPad平板电脑的同仁们，勇闯密尔沃基最让人心惊胆寒的社区。其中一位伙伴被恶犬咬伤在前、被人抢劫在后。
因为有广大采访人员的“英勇”表现，《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达成了高达84%的回应率。能在这个人口流动率很高的贫困地区取得这样的成绩，他们的表现让人肃然起敬。我在田野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与心得，大大充实了《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的250个问题：重点不只在于我问了什么，还在于我怎么问。在拖车营生活的期间，我学到了要问清一个人为什么搬来，其实没有想象中容易。租房者往往会搬出一套说辞，尽最大可能强调这是他们自愿做出的决定。而要询问人为什么被迫搬迁，租房者又会有一整套极其复杂的用语，就像房客对“驱逐”一词也有其独特而严格的定义。就拿我在拖车营的邻居萝丝与蒂姆（Tim）为例，他们被迫搬离拖车是因为蒂姆工作时伤了背部。他们并没有为了这事上法庭，但他们无疑遭到了驱逐（他们的姓名出现在驱逐记录里）。尽管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但他们并不这样看待自己。“听到你说‘驱逐’，”萝丝解释，“我脑海里的画面是治安官跑来赶人换锁，然后老鹰搬家会把你的家当扔到路边。那才叫驱逐。我们可没有被驱逐。”如果萝丝和蒂姆在受访时被问到：“你有被驱逐过的经验吗？”他们也会答“否”。这样的访查就会严重低估了非自愿搬迁的普遍性。经验告诉我提问题的措辞是一门学问，你得考虑到租房者对驱逐的理解，才能设计出有效的访谈问题。
这项调查搜集了关于住房、居民流动性、驱逐与都市贫穷等方面的资料。它也是我们手头仅有的对都会租房者遭迫迁频率进行广泛预估的一项资料。在整理这些数据的时候，我很惊讶地发现，在密尔沃基，每八名租房者，就有一名至少在受访的近两年内遭遇过一次迫迁——这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驱逐，房东的房子遭到查封，或是房子被宣告为危楼、不适合居住。
这项调查还显示将近半数（48%）的迫迁案例属于非正式驱逐：没有经由法院处理，所以记录上是查不到的。这包括房东给钱叫你滚，或者是花钱请几名壮汉把你往街上扔。正式的驱逐相对比较少见，占整体迫迁案件数的24%。另外有23%的迫迁肇因于房东的房子被查封。最后的5%则是建筑物被宣告为危楼而不得居住。10
换句话说，我们每见着一件由司法体系裁定的驱逐判决，其背后就有两件法院管不到、任何程序正义都谈不上的驱逐悲剧。如果不把非正式的驱逐列入计算，我们就会严重低估美国城市里正在发生的危机。如果当政者看了被低估的报告形成决议，进而导致资源无法投入、舆论也不予关注，那这些因为人为误判使得驱逐数据不能如实反映现状的研究报告，就不只是学术的对错；它会给许多活生生的人带来切实的伤害。
随着《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的完成，我们掌握了许多新发现，其中驱逐会产生的连带问题就很值得重视。相关的资料将驱逐联结到居住的不稳定性、水准欠佳的屋况、社区品质的下降；甚至连失业都可以算在驱逐头上。在此之上，我结合了一个具全美代表性的资料组，即《脆弱家庭与儿童成长研究》（Fragile Families and Child Wellbeing Study），进一步分析驱逐带来的恶果。结果显示被驱逐家庭“物质困窘”的问题会加剧，他们的身心健康也变得更糟。
即便把泛滥的非正式驱逐排除在外，法庭的正式驱逐记录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官方数据准确记录了城市里发生的驱逐案件的频率与位置。于是我毫不客气地提取了从2003到2013年间所有发生在密尔沃基的驱逐案件，总计有几十万笔。按照这些政府记录所列，每年有近半数由法院正式下令执行的驱逐发生在密尔沃基以黑人为主的社区。同时，女性在这些社区遭驱逐的几率是男性的两倍以上。11
最后我另外设计了一项调查来帮助我了解何以有些人可以逃脱驱逐的魔掌，有些人却只能被命运捉弄。为期六周的《密尔沃基驱逐法庭研究》（The Milwaukee Eviction Court Study）在2011年1月和2月，面对面采访了250名出席驱逐法庭的租房者（受访率有66%）。这些紧跟着听证会进行的访问，让我们得以管窥密尔沃基遭驱逐群体的处境和心境。这项访查的资料显示：密尔沃基驱逐法庭上房客年龄的中位数是三十三岁，其中最年轻的仅十九岁，最年长的为六十九岁。这些人家庭月收入约为935美元，平均房租积欠金额也差不多是这个数目。调查还显示：横在驱逐命运两端的，不只是租金的赊欠而已。分析完材料后，我们发现除在房客积欠的房租，外加家庭收入、种族背景等其他因素，孩子的存在会让房客收到驱逐判决的几率提升至原来的三倍。在驱逐判决上与孩子同住的效应，大约等同于拖欠四个月的租金。12
本书用到了多种研究方法和不同的资料来源，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的效用也相当显著。我一开始投入这个计划时，有一整组的疑问推动着我前行。随着田野调查的开展，这些问题有的得到了推进，有的依旧悬而未决。还有些问题所在的领域我从未涉猎过，也欠缺对应的概念。所幸在分析完庭审记录与访问资料之后，我终于能从制高点观看整个局面，也更能体会驱逐在弱势社区里的严重程度。我终于可以觉察到驱逐存在的差异性，也不会把不同性质的迁居混为一谈。通过定量研究，我得以知悉自己的观察具有何种程度的代表性。只要情况允许，我会尽量让自己的研究接受统计学上的稽核，借此判定眼下的情形会不会在更广大的人口范围内出现。当整体的比较厘清或精炼出一个观念时，我会回到自己的田野笔记里确认这些数据背后的运作机制。不同方法论之间的“团队合作”不尽发挥了“1+1＞2”的效果，还一一突破了单一方法可能存在的盲点。
除了这些大头的努力——包括执行原创的访查、分析庭审记录的大数据——我也寻求了各式各样的证据，一方面巩固我观察内容的有效性（validity），一方面深化我对于各项议题的理解。我分析了密尔沃基警局共计两年的“妨害设施告发单”（Nuisance Property Citations）资料，取得了密尔沃基超过100万条911紧急报案电话记录，搜集了房东名下的物业、收租明细、法律文件誊本、公共不动产记录、学校入学档案与心理评估结果。
这种种资料加在一起，拼凑成一幅前所未见的浮世绘。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私人租房市场是一股多大的力量，也可以了解到这股力量是如何形塑着美国穷人的家庭与社区生活；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贫穷带来的各种问题——无法安居、严重的剥夺、弱势社区的高度集中、健康状况的损害，甚至失业——都源于美国城市里缺少穷人可以负担的住房。透过哈佛大学Dataverse Network，我已经将所有的访查资料公之于世。13
这本书的核心是密尔沃基。威斯康星州的第一大城固然不是一般的城市，但比起为数不多但独具特色、甚至代表着美国都会经验的一线城市，密尔沃基倒也没有那么特别。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生态系统”，只是有一些会更加显著。拿密尔沃基来说，它是个相对典型的中型都会城市，有着相对典型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住房市场，也向租房者提供相对典型的保护措施。14比起其他的一些选择，密尔沃基更能反映城市居民生活在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巴尔的摩、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加里（Gary）、罗利（Raleigh）、尤蒂卡（Utica）等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能朗朗上口的地方是怎样一种体验，毕竟这些城市不是美国的骄傲（旧金山、纽约市），也不是美国心中的伤痛（底特律、纽瓦克）。
但话又说回来，我在密尔沃基发现与记录下的这些状况，究竟能不能反映其他地方的实情，最终还是要交由未来的学者与研究去检验证明。我回答了很多问题，同时又留下了更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强有力的社会学科把住房当成研究课题，并且将关注的范围扩大到狭隘的政策面与公共住房以外。我们需要一个崭新的社会学分支去研究迁居，去记录驱逐行为的泛滥程度与前因后果。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个有使命感的社会学科去研究不平等现象，尤其是要板起脸来严肃对待私人租房市场中剥削与吃人不吐骨头的问题。
当我经常自问“我的发现能不能代表其他地方的状况？”时，我还是会纳闷：我到底想问什么？我是真心相信驱逐会发生在匹兹堡，却不会发生在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吗？我真的以为这些悲剧是孟菲斯的专利，而绝不会在迪比克（Dubuque）上演吗？在讨论都市贫穷和居住（不）正义这样严肃而普遍的问题时，我们收集的证据倒向了另一个方向。这项研究在美国一座主要城市的核心进行。密尔沃基可不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中欧波兰聚落，也不是蒙大拿州某个人烟罕至、草木也稀稀落落的小镇，更不是才几个人到过的月球表面。15密尔沃基的驱逐件数，绝对可以跟其他许多城市的状况相差无几。在密尔沃基被召唤至房屋法庭出庭的人数，看起来与查尔斯顿（Charleston）和布鲁克林（Brooklyn）大同小异。或许当我们自问“一份研究能不能概括其他地方的状况”时，我们真正想问而没有明说的是：其他地方的状况是不是也如此糟糕？又或者我们真正应该问的是：我是不是应该要好好关心一下这些问题了？
近来的民族志，几乎都采用了第一人称。这是一种单刀直入的书写策略，效果也相当显著。对希望自己的民族志作品能被当回事的作者来说，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作者必须让读者相信他们曾“亲历其境”。“若要让人相信在日常生活中曾真的发生过这么个奇迹，就一定得靠手中的笔。”16格尔茨说。说服读者的重大责任，便交到了“第一人称”的手中。我在现场，我亲眼看着事情发生。而正因为我亲眼看着事情发生，你也可以相信事情曾真的这样发生。民族志的作者会在现场把自己缩到最小，但在书里却会把自己放大。我们这么做，是因为第一人称可以传递经验——而经验可以传达（目击者的）权威。
但第一人称的叙事并不是仅有的选择。17事实上，若真的想捕捉社交世界里的精髓，第一人称或许是最应该避免的那个选择。“我”的视角就像一把筛子，把所有东西都过滤干净了。在第一人称叙事中，作者和研究对象永远保持在彼此的视线范围内，作者的任何观察都将基于研究对象的反应。无论作者如何小心翼翼，第一人称的民族志还是轻而易举地成了作者的所见所闻。我参与过不少以民族志或报告文学为题的对谈，过程中没有人在谈作品的主题，反倒都在说作者的决策、误判或“伦理人格”。而在以本书为题的学术演讲上，我几乎都会被问到以下这几个问题：“你看到那个场面时感觉如何？”、“你是怎么获取这些信息的？”这些都是好问题，但我们需要想得更长远一些。在这块富裕的土地上，痛苦与贫困现象依旧举目可见。饥饿、无家可归、不公不义——面对美国当下的这些困境，我更感兴趣的是一场不同的、也更紧急的对话。“我”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我衷心希望大家若是跟人聊起这本书，你会说到谢伦娜与托宾、阿琳与乔里、拉瑞恩、司科特和帕姆、克里斯特尔和瓦内塔——而在你居住城市的某个角落，可能就有一个家庭，刚从他们的住处遭到驱逐，路边堆满了他们的东西。
抛弃第一人称的立场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本书的脉络里，抛弃第一人称意味着低调地出手干预，然后假装无事发生。我自己招了：这在本书中发生过两次。书里说有“朋友”替阿琳租了一辆U-Haul卡车，让她可以从第十三街搬出去；还说瓦内塔向“朋友”借了钱买炉子和冰箱，好让自己在要上门的儿童保护服务局面前增加印象分，其实我就是她们的“朋友”。还有一点很重要是，书里所有人物都没有车子，我有，有时候我会充当他们的司机，载着他们四处找房子。而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会搭密尔沃基班次很不固定的公交车，要不就是徒步走来走去。如果没有我的车子（或手机），这些人找房子会更花时间、更费力气。
任何人接受我的访问或花时间回应我的需求，都没有从我这儿领到一毛钱。即便他们开口向我要钱，那也是因为他们逢人就开口要钱。为此我养成了不带钱包出门的习惯，也学着跟身边的所有人一样把“不”字挂在嘴上。要是我刚好有几块零钱在身上，有时候我会顺手给他们，但不给大钱是我的原则。
在密尔沃基，不少人会买吃的给我，我也会买吃的给他们。他们会送礼物给我，我也会送礼物给他们。辛克斯顿一家曾把我拐到地下室，说是希望我出手打一打出故障的锅炉，或许锅炉就能恢复了。想也知道我没这个本事。但等我“铩羽而归”回到一楼的时候，等待着我的却是他们为我准备的生日蛋糕。还有一次，阿琳买了一罐饼干给我，上面还附了张那种会播音乐的卡片。我们决定把卡片放我车上，需要笑的时候就拿出来放一下。司科特到现在还会寄生日卡片给我的大儿子。他会在里头夹一张10元美钞当作心意，这是他从无家可归时就开始做的事情。
对一位田野工作者来说，难的不是出发，而是挥别。而最大的道德困境不是被要求出手相助时该如何回应，而是面对他人的无私与付出时要怎样回应。我很幸运可以在密尔沃基遇到书里这些人，他们一次又一次不计理由地帮助我。每当他们这么做，我都会想起他们拒绝屈服于困苦的优雅身影。贫穷再不堪，也动摇不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良善。
[1]Ford Hotel，建于1925年，一家以毒品走私问题泛滥著称的贫民窟旅馆，有“来自地狱的饭店”之称，其所在地应该是洛杉矶，此处的旧金山是作者的笔误。
[2]Gangster Disciples，源自芝加哥（伊利诺伊州），是当地以非裔为主、最大的黑人帮派。除暴力犯罪外，运（贩）毒、性交易、甚至抢劫，无恶不作。
[3]作者当消防员，融入高危职业人群的经历参见Matthew Desmond，On the Fireline：Living and Dying with Wildland Firefighter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