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么做是为了让房客无缝接轨、让公寓不会有任何空档。
2.我并没有亲眼目睹这一事件，而是事后根据与阿琳、克里斯特尔、谢伦娜的谈话重建了现场。
3.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青少年在长大离开寄养家庭后，有1/3到半数的人在二十六岁前有过无家可归的经历。Amy Dworsky，Laura Napolitano，and Mark Courtney，“Homelessness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Foster Care to Adulthood，”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3（2013）：S318-23.
4.在日常谈话中，拖车营或旧城区的居民总是一会儿说自己没有朋友，一会儿说自己有很多朋友；一会儿说自己身边都是至亲，一会儿又说自己跟他们很是疏离。心情的剧烈变化使他们对社会关系和人情网络的描述变得极不稳定：前一天是万里无云，翌日却又倾盆大雨。我开始辩证地看待他们的言辞；我将它们视作主观意见，而非客观证据。换句话说，我不会凭借他们所言来判定其社会关系的真实面貌。我遇到困难的地方不仅在于如何判断某个居民与他人是否真的有交情，还在于如何去问出别人为他做了什么、而他又做了什么去报答人家。付出会提升人的自我价值，而收取则会降低自我价值。在救世军处舀汤给有需要的人和拿碗去接别人赠予的汤，二者带来的感觉完全不同。不难想象，人有可能会高估他们的付出，并低估他们的获得。民族志给了我机会去验证什么是“说一套，做一套”。驱逐则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情境，让我们可以把他们口中自己从亲友那里得到的帮助和他们实际获得的好处进行对照。被驱逐的经验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变熟悉，还可以考验人与人之间感情深浅与否，以及承诺的执行度。我们“肉眼”观察不到的许多真相，都会在驱逐的情境下浮上台面。Matthew Desmond，“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2012）：1295-335.
5.Carol Stack，All Our Kin：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New York：Basic Books，1974），93，33，43.
6.像联邦救济金与食物券这样的公共计划便是如此。如果你住在别人的屋檐下，在他或她的餐桌上吃饭，那你的联邦救济金就会减少1/3。家庭人口数越多，领到的食物券就越多——但大家庭领到的食物券总额再多，也多不过每个成员分开领食物券的总和。比方说，一对男女登记成一个家庭，那他们每个月可以领到食物券的金额上限是347美元。但如果他们分开领，那每人每个月可以领足189美元，乘以2就是378美元。扣除少数的例外，住在一起的家庭就必须合并申请发放食品救济券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而不得分开申领。参见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Applicants and Recipients，December 30，2013.关于联邦救济金上的规定，参见U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Simplifying the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Program：Options for Eliminating the Counting of In-Kind Support and Maintenance，”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68（November4，2008）；Brendan O’Flaherty，Making Room：The Economics of Homelessne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222。关于依赖亲属与“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的详情，见M.Lisette Lopez and Carol Stack，“Social Capital and the Culture of Power：Lessons from the Field，”in Social Capital and Poor Communities，eds.Susan Saegert et al.（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1），31-59。即便排除掉收入这项变量的影响，在密尔沃基领取联邦救济金的租房者相较于其他人还算住得宽松。《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2009—2011）。
7.说到基本需求的满足，穷亲戚一向是比中产亲戚更可靠的资源。参见Desmond，“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Stack，All Our Kin，77-78。
8.像阿琳这样的单亲妈妈是没办法靠社福收入让收支平衡的。平均而言，社福补助、食物券跟联邦救济金加总起来，只能支应单亲妈妈约3/5的生活费用。就算兼差赚钱或向社会服务机构求助，很多人还是得咬牙度日。挨饿、不能添置冬衣、不能看病，都是常态。Kathryn Edin and Laura Lein，Making Ends Meet：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7）.
9.范例参见Lee Rainwater，Behind Ghetto Walls：Black Family Life in a Federal Slum（Chicago：Aldine，1970），73；Sandra Susan Smith，Lone Pursuit：Distrust and Defensive Inpidualism Among the Black Poor（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7）。欲了解详情，可参见Desmond，“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其他民族志学者也曾在穷困社区中记录过类似的人脉动态。参见Elliot Liebow，Tally’s Corner：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7），163-65，182；Rainwater，Behind Ghetto Walls，73。当然这些情感流动可以在社会的各个层级观察到。比方说，中产阶级就经常有向素昧平生者寻求情感抚慰的倾向，这在飞机上相当常见，所以它被称为“飞机上的陌生人”现象。穷人依赖“一次性”的人际关系，在性质上与中产向陌生人求助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两者在程度上还是有所差别。穷人会经常性地依靠这种关系来满足吃住等基本需求。
10.邻里跟社区在人们眼中并不只是孩子的学区或普通的生态环境指标而已。人们会用很私人的角度去观察社区，觉得社区的许多东西都无法量化但又非常强大。这股强大的力量会让他们对城市中的某块地区趋之若鹜或唯恐避之不及。
11.祖母在一年前过世后，克里斯特尔就破罐破摔，没再去管食物券的事情。这项福利继而过期失效了。她记得祖母的死让她陷入了抑郁的深渊。“我什么都不管了，就是整天睡、洗澡、吃，然后回家又继续睡。我整个人都关机了——我对所有的人事物都没了兴趣。”克里斯特尔的例子，再次说明了心理创伤会怎样使贫穷恶化。
12.乔里这么说，显然克里斯特尔也用了侮辱人的字眼称呼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