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第一站是瓦哈布·潘涅利的店铺。瓦哈布就是那个喋喋不休的奶酪师傅，他经常和薛拉比部落的妇女做生意，她们会拿水牛乳制成的奶酪卖给他。一年前我父亲和我拜访他的时候，他说他猜测嘉姆拉已经死了，不过他会继续调查，要我们耐心等候。
这次我们到他店里时，这位奶酪商对我露了个大大的微笑，接着把一名老人从他小小的店面里请出去，腾出空间让苏莱曼和我坐下。
“你记得我吗？”瓦哈布问，他的一双蓝眼闪耀着光芒。他似乎以为我们是碰巧走进来的，因此需要帮我恢复一下记忆。当然记得！我抓着他的肩膀说。他到水槽边洗掉手上凝结的乳脂，接着蹲坐在我座椅前的地板上，一只手摆上我的膝盖。
“有个人告诉我，犹太人离开札胡时，吐桑尼村民把你姑姑藏了起来。后来养你姑姑的那家人搬到摩苏尔，她在那里长大，结了婚。”
我想我大概没听懂他的话。“可以请他再说一次吗？”我问帮忙将瓦哈布说的库尔德语转译成英语的苏莱曼。
但来不及了，一群顾客挤进狭窄的店门口，瓦哈布旋即站起来跟他们聊了一串八卦。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我感觉如坐针毡，直到人群终于散去。
“那个薛拉比人跟我说，‘吐桑尼那个女孩还活着，’”瓦哈布继续刚才没说完的话，“可是小女孩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哈森家就跟札胡的犹太人说她没活下来。后来这个莉芙嘉发现她不是哈森和嘉姆拉生的，因为有人告诉她，‘你是个犹太人’。”
瓦哈布说嘉姆拉和哈森带着犹太小女孩从吐桑尼迁居摩苏尔附近乡下的巴督夏地区，小女孩在那里长大成人，而后结婚生了孩子。
“他们真的有说她叫莉芙嘉吗？”
“没有，只说是从札胡抱去的一个犹太小女孩。”
“这个消息太棒了，这些事是谁告诉你的？”
瓦哈布说是一个从摩苏尔来卖奶酪给他的薛拉比妇女，不过他不愿意透露她的名字。
“她还说了什么？”
“我不知道详细情形。”他的语气忽然变得很冷淡，“我继续追问她，可是她不想回答。她一副惊讶的样子问我，‘这关你什么事？’”
事情实在有点儿奇怪。过去一年间，苏莱曼曾经到瓦哈布店里问过莉芙嘉的消息，但瓦哈布并没有提过这些。现在，他忽然说了这么多细节。我恳求瓦哈布再跟那位薛拉比妇女聊聊，并请他通过她传话给摩苏尔那个有可能是我姑姑的女人。他答应我他会这么做。
“Galak Mamnun.——非常感谢！”我用库尔德语说。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曾祖父是札胡的khamdari，”他用库尔德语说了“萨巴嘎”这个字，也就是“染布师傅”。“我向来喜欢帮犹太人的忙。以前侯赛因的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因为我会跟犹太人来往。我这么做是为了全人类。”
☆☆☆
我们的下一站是吐桑尼。十个月前，我父亲和我在那里碰到的农夫鲁拜得说，他在七〇年代住在摩苏尔时，嘉姆拉——可能就是莉芙嘉的乳母——和她的一群孩子就住在他家隔壁。“等摩苏尔那边比较安全的时候，”他那时告诉我们，“说不定我可以到嘉姆拉家问问看。”
他对嘉姆拉的记忆比其他人都来得清晰，而且还知道她住在哪里，因此我对他寄予厚望。不过当苏莱曼载着我再度来到吐桑尼时，村民告诉我鲁拜得已经不在那里了。他们说，他现在在札胡的某个建筑工地工作。
我们回到车上，循原路开回札胡。原来鲁拜得并非长住吐桑尼，他找了个建筑工作，现在几乎都住在札胡。我们在一处新开发的住宅区看到鲁拜得在一栋房子屋顶拿着铁锤敲敲打打。
上一次我在吐桑尼看到他时，他穿着传统库尔德裤，光着脚走动。这次在城里看到的他则是穿上蓝色牛仔裤，脚上的休闲鞋沾满灰尘，看起来似乎是仿蛇皮做的。
他从屋顶爬下来跟我们打招呼时，看起来比较疏离，而且也苍老了些。他倚靠在墙上，修长的手指掏出一根香烟。
“我打听过了，”鲁拜得缓缓抽了一口烟，有点兴味索然地说，“可是没得到什么消息。”
他是找谁问的？
“一个住在薛察纳（Shechan）镇的薛拉比人，叫做穆塔布（Mutab）。”
苏莱曼为我说明——或许他是在对我暗示些什么：“穆塔布”这个字在阿拉伯语里是“疲倦”的意思。所有人似乎都累了，我心想。对我的故事厌倦了。恐怕也厌倦了我这个人。
但是我不能放弃。如果鲁拜得没办法到摩苏尔传话给嘉姆拉，至少可以帮我更清楚地描述她，让我能在我写的家族历史里将她鲜活地描绘出来。他记得嘉姆拉和哈森哪些事？他们长什么样子？有什么生活习惯？他们是好父母吗？
“我不认识他们。”鲁拜得声音平平地说。
我请苏莱曼提醒他一年前我们交谈时的内容，当时他说他们在摩苏尔当了十年的邻居。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他边说边又抽了一口烟，嘴角接着吐出烟圈，“我没法确定谁是谁。薛拉比人太多了，大家全都混在一起。”
我真怀疑眼前这人是否真的是我前一年见过的那位。
苏莱曼转身向我说话。“我们可以请他到吉兹罗尼亚（Gizronia）和薛察纳，”这两个小镇位于底格里斯河另一边，有些薛拉比老人还住在那里，“可是你得付钱给他。”
鲁拜得这时挺直了身体，他对莉芙嘉的兴趣忽然又变得高昂起来。
“两天后来找我，到时我会告诉你们我发现了什么。”
隔天我又得到另一个人的协助。我已经有几天没见到第一个翻译法歇姆了。不过这天在下午两点时，他出现在旅馆房门口，身旁站着一个有点儿眼熟的大个儿熊男。
“这位是哈尼·阿布督尔·卡里姆·宣定阿嘎（Hani Abdul Karim Shemdin Agha）。”法歇姆露出局促不安的笑容说道，仿佛一个不务正业的浑小子忽然奇迹般地改邪归正。
他是谁？我正想问。
“他是阿卜杜勒·阿尔－卡里姆阿嘎的儿子。”法歇姆先我一步说出了答案，也省得我尴尬。
我恍然大悟。我立刻看到他跟我在书中照片见过的他父亲外貌相当神似。阿卜杜勒·阿尔－卡里姆阿嘎就是那位脾气火爆、喜欢拿着长拐杖的部族首领，在我父亲那个年代，他非常保护犹太人。犹太人和穆斯林人发生买卖纠纷时，他会居间调解。有一次巴勒斯坦煽动者来到札胡试图挑起当地人对犹太人的不满，他挥着拐杖把那人赶走。犹太人离开札胡前往以色列时，他甚至驾着吉普车护送运输车队到摩苏尔，确保他们平安抵达。
我热情地跟哈尼握了手，招呼他在房里唯一一张椅子上坐下。他身材高大，胸部凸出，卷曲花白的短发衬着一张圆脸和一撮白胡须。他的棒球帽上写着斗大的“澳大利亚”，还缝上袋鼠跳跃的图案。哈尼是个六十七岁的单身汉，他说他是他母亲的第三个儿子，因此幸好没有承受太多家庭压力，因为他父亲一共跟四个妻子生了十六个小孩。
房间里有冷气，但哈尼一直喘气冒汗，仿佛身体正努力加班，设法让他这么一个大块头能在夜里继续运转。每隔几分钟，他都会掏出手帕擦拭额上的汗珠。
“我父亲喜欢犹太人太多太多了。”他以不太灵光的英语这么告诉我。
当我告诉他我来札胡的目的，他看起来浑身来劲，要我立刻跟他到他家，他准备打电话找一些人帮忙打听。他认识很多人，可以透过他们家在札胡一带的人脉得到一些消息。他说，我只要稍微等一下就知道了。
“哈啰，先生！”我们走过几条街往他家的方向行进时，他带着自信十足的笑容跟我说。“哈啰，亲爱的朋友！”
哈尼的父亲很久以前就已经离世了，不过他还是保有父亲的特质。我心想，一个犹太人忽然出现在札胡，可能在他心里唤起一股他遗传到的保护本能。一回到他的住处，他马上要家人拿起手机打电话。他的侄子把手机贴在耳边，在庭院里前后踱步，语气急促地追问相关线索。打完最后一通电话后，侄子面露微笑。“你可以试着找穆罕穆德·菲克里（Muhammad Fikri）。”
吐桑尼，伊拉克，2005年。Tusani，Iraq，2005.
当晚我们就在市中心西侧一条昏暗的街道找到了菲克里。弯腰驼背、牙齿掉光的菲克里是个形容枯槁的七十一岁老人，他在月光照射下的前院草坪拉出几张椅子让我们坐下。他说他是个退休的小麦农，出生在哈森部落，因此他跟乳母嘉姆拉的丈夫可能同属一个家族。他的儿子娶了一位薛拉比头目的女儿。
哈尼告诉他莉芙嘉的故事。菲克里摇摇头，说他不记得自己听过这件事。而且那位乳母的名字非常普通，“那地方叫嘉姆拉的人太多了，”他的眼睛仿佛是凹陷的脸上唯一有生命的东西；当他说话时，一道微弱的光芒会在眼里闪烁。“薛拉比人很穷，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会抢走别人的小孩。”
可是养小孩毕竟是经济上的负担啊，为什么已经生了许多小孩的穷苦家庭还要再多抱一个？
“他们有时候会把小孩卖掉，或是拿去换取食物。”生不出小孩的夫妇也好，需要多些人手帮忙种田的家庭也好，都可能会设法去抱个小孩。
他说他可以问问吉兹罗尼亚或薛察纳一带的人——这两个地方正是鲁拜得提过、位于底格里斯河附近的城镇。
“我有很多朋友，也许我帮得上忙。不过，如果我帮忙，”哈尼在旁翻译得有些不好意思，“你可以给我包个红包吗？”
我拿出一张二十美元钞票递给菲克里。他以非常戏剧化的动作拒绝我的好意，一阵子后又满怀感激地收下，“我一定会好好帮你问问。”
走回街上后，哈尼满脸胜利的模样，仿佛多年的谜题终于就要解开了。
“哈啰，先生！”他抓着我的手说，“哈啰，亲爱的朋友！”
但后来我们根本没再听到菲克里的消息。
隔天，苏莱曼和我开车到札胡郊外几公里的地方，在一处煤渣砖盖成的路边餐铺跟鲁拜得碰面，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斩获。
鲁拜得给我们买了橘子汽水，点起一根香烟，蹲坐在光线不足的小店一角。
“我去了薛察纳。”
“然后呢？”苏莱曼问。
“那里的人知道一个叫哈森的人，不过他的太太不叫嘉姆拉。我倒是听说吉兹罗尼亚那边可能有一对夫妻叫哈森和嘉姆拉。”
“那你为什么没到那里去？”苏莱曼问他。
“我没时间。等我有时间的时候就去。”
鲁拜得这种不积极的态度让我挫折不已。我提醒他，去年七月，他说过他在摩苏尔时就住在哈森和嘉姆拉家隔壁。难道是我听错了？
“摩苏尔是有一位哈森，不过我不确定他太太叫嘉姆拉。”他边说边拿着钥匙圈绕着手指转。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再相信任何人的话。是不是他上次说了实话，但后来有所顾忌？或者他这次说的才是真话？
想必鲁拜得感觉到我的不悦，他以恳求的眼神看了苏莱曼一眼，说他将近一年来一直都在打听莉芙嘉的消息，不过没什么具体结果。
我向鲁拜得道谢，并把几天前我答应付给他的一百美元交给他。在伊拉克北部，美金是大家抢着要的东西。
我们走回停车处。“我会一直问一直问，”鲁拜得在我们挥手道别时这么说，“如果有新的消息，我就打给你们。五年以后，总会听到什么的。”
开车返回札胡市区时，苏莱曼叹了口气，“真是金玉其外啊！”
“你是指鲁拜得还是瓦哈布？”我问。
苏莱曼一股脑地摇头。“有些人就是光说不练。”
那天晚上，我独自走在街上，发现札胡这十个月来变了好多。
新的电子公司和计算机专卖店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一间皮尔·卡丹精品店摆售着潇洒利落的西装。河边现在又多了一家生意兴隆的咖啡馆，坐在露台白色座椅上的客人可以眺望溪流景致。新款宝马汽车在市街里奔驰，我看到其中一辆崭新的休旅车，车内的座椅靠背后方都装了屏幕。河边正在兴建新的市政大楼，那是一幢带有水蓝色玻璃帷幕的现代建筑，如果建在任何一座美国城市里都会有模有样。一家挪威石油公司已经开始在札胡外围进行开采，那是该公司与库尔德省政府签署的协议，库尔德政府似乎执意借此让一批当地地主大发横财。
在一间小杂货店外头，我看到一幅宣传海报，海报上是一位知名的札胡传统歌手。我问一群在场青少年他们有没有听这位歌手的音乐，他们摇摇头，露出恶心的表情。“我们喜欢50 Cent和Eminem的饶舌歌，”一名十七岁的青年说，“Tupac和Sean Paul也超棒。”
“还有珍妮弗·洛佩兹（Jennifer Lopez）。”另一名男孩边说边和同伴们色迷迷地交换眼神。
就连犹太区给我的感觉也变了。起初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但我低头一看，原来前一年那些坑坑洞洞、把我们的鞋子弄得满是污泥的巷弄如今都已经铺平了。旅馆职员后来告诉我，那个工程是两三个月前完成的。库尔德犹太人千百年来赤脚踩过的那些凹凸不平的土泥路，现在都成了干净平坦的水泥街道。
札胡全城都正疯狂地向未来迈进。库尔德人获得自治地位之后的短短十五年间，这座位于土耳其边境的城市凭着优越的战略地位，已经在飞速的发展中历经多次蜕变。如果光是十个月就能有如此剧变，那么一个七十年前在札胡城外最后一次被人看到的初生婴孩又还能留下什么痕迹？
或许父亲真的说对了，我心想，或许我在白费心力。没有父亲在身边，札胡甚至不再像札胡。这整座城市像是没了灵魂，而我只是个天真的美国犹太人，只身来到全世界危险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进行一项被人指指点点的个人任务。我觉得自己非常无知，开始担心自己早已被视为容易对付的目标。一个星期前，当我抵达札胡时感觉无亲无故、孤立无援，如今的处境却完全相反。每天夜里，经常是在夜深之际，某些自称可以帮忙的人就会来到旅馆，关心我一整天过得如何，暗示我只要提供小小的“礼物”，他就会非常乐意提供协助。起初我有点疑神疑鬼，心想这会不会是伊拉克政府派眼线来监视我这个声称自己正在探索个人身世的美国记者。后来我发现这些人的动机可能没那么可怕，应该只是有人在宣传，说有个美国来的神经病正在发放百元美钞给所有愿意帮他满足一些诡异幻想的人。
在札胡的最后一天晚上，我见识到有些人可以多么不顾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