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6年5月的事，情况并不顺利。第一天晚上，当我让中年翻译法歇姆（Faheem）进到我在札胡的旅馆房间，告诉他我到伊拉克的原因，我看到他脸部肌肉一阵紧绷。稍早片刻，在从边境进城的出租车上，法歇姆还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样：他夸称自己在摩苏尔大学拿到英文学士学位，吹嘘他跟地位重要的氏族头目关系甚密，还问我喜欢哪些库尔德食物。但在我告诉他这次造访札胡的缘由时，他的和善友好便忽然不翼而飞。
他似乎认为自己接下的工作并不是陪同一位美籍犹太人去打探一起七十年前发生的阿拉伯绑匪掳人事件。“我完全不认识那些人，”他在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说，“如果上次是苏莱曼陪你去找人打听，这次也应该由他去。”
苏莱曼之前早已在电话上告诉我他这次太忙，没办法帮忙。他白天要上课，下午还得监督一项建设工程。他的儿子赫瓦尔英文说得很好，不过因为新工作的关系，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城里其他翻译人员各自都有军事任务缠身。三番五次没有着落之后，我在华盛顿认识的一位库尔德外交官终于介绍我跟法歇姆接洽。法歇姆是我唯一的希望，但才不过短短几分钟，他居然已经准备打退堂鼓。
“我很快就回来。”他说完后起身离去。
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时过去了。透过房间狭长的窗户，我看着札胡市区的屋顶逐渐笼罩在夜幕中。窗外下方，一名少年正在旅馆旁的空地上把玩带有狙击手瞄准镜的长步枪。他举枪对着天空瞄准，接着把枪放低，研究扳机，然后再度举起，瞄准各个不同的想象目标。我忽然觉得房间里的氧气越来越稀薄。
晚上九点多，法歇姆终于回到房内。他挽着一位双颊下陷、鼻子有如一颗植物球根的憔悴老先生。“这位是肯多·卡西姆（Kendo Qasim），”法歇姆说，“算是个历史学家。他记得犹太社群的事，还认识你父亲。他们年纪一样。”
肯多的确认识我父亲。小学时，他们是邻座的同学。1992年我父亲第一次返回札胡时，最高潮的活动是一场为期一周的婚礼庆典，肯多是当时那位新郎官的叔叔。
太好了，我心想。是个朋友呢。可是寒暄几句之后，他提到那次婚礼结束后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而我父亲并不知情。某个人偷偷录下我父亲——一个犹太佬——跟肯多的家人跳舞的情形。影片被送到侯赛因派驻在摩苏尔的安全部队那里；波斯湾战争之后，联军实施禁航管制，摩苏尔成为侯赛因政权仍能控制的领土中距离札胡最近的大城市。侯赛因在阿拉伯世界里素以痛恨以色列闻名，他曾经说过要用化学毒气让以色列“变成一片焦土”，并支付美金两万五千元给每个巴勒斯坦自杀炸弹客的家属。侯赛因当上总统之后，重新出版了一本他叔叔兼代理父亲写过的宣传手册，标题为“上帝不该创造的三种生物：波斯人、犹太人、苍蝇”。1991年，伊拉克被美国——以色列最坚实的盟友——打败后，侯赛因对以色列更是深恶痛绝，任何人只要在伊拉克招待犹太人被发现，都会受到严逞。
肯多说，他弟弟的一位朋友是侯赛因的安全部工作人员，他在那场婚礼后两三个星期出现在主办人家中，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到了摩苏尔，会遭到不幸的后果。“任何跟犹太人有接触的库尔德人都不准到南部，”肯多在狭小的旅馆房间里告诉我，“如果去的话，会被当局逮捕并以吊刑处死。”
肯多和法歇姆离开后，我钻进被单，关掉灯光，试着忘记我身在何处。我无法入眠。所有东西都设法让我清醒着：墙上的时钟奋力地嘀嗒作响，清真寺的宣礼吏在清晨四点准时以那超现实的呼声召唤居民起来晨祷。我觉得自己濒临崩溃，整个人随时都会瓦解。我的脑子受到无法止息的压迫，额内嗡嗡作响。我全身痛苦不堪，像是处于戒断状态中的毒虫。我希望能让我的心思全面断电，以便好好睡上几个小时，但我就是找不到控制开关。
接下来一整天我都缩在旅馆内。我紧张到不想出门，但在房里又睡不着。我没有任何具体的斩获，开始气自己。身为记者的我为了写出好报道，经历过许多困难，甚至危险的情况。但就我记忆所及，这次是首度感觉到一股令我瘫痪的恐惧。
晚间九点左右，电话响了起来。
“阿里埃勒？”一个温和亲切的声音说。
“哪位？”我呼吸急促地问。
“苏莱曼。”
听到这个人的声音，我前所未有地高兴。
“我的好朋友，欢迎回到你父亲的故乡。”
半小时后，有人敲响房门。我打开房门，看到苏莱曼如神迹显现般地站在那里。他脸上挂着电力强大的微笑，身上穿着熨烫整齐的灰色西装，配着红蓝相间的条纹领带，看起来有点儿像是有奖征答节目主持人。
“到我家吃晚饭吧。”他张开双臂，微微倾身点着头。
我们走出旅馆坐进他的轻型卡车时，他告诉我他请了假，隔天可以陪我一起追踪关于莉芙嘉的线索。
“谢谢你，苏莱曼，”我忍不住泪水盈眶，“超过你想象地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