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美国的前一夜，我忙着把访问数据输入我的掌上电脑，一直到深夜都还没睡。这时电话响起，是旅馆柜台打来的。
我下楼时看到哈尼戴着棒球帽，斜倚着柜台。
“我有好消息给你。”他咧嘴笑道。他抓住我的手，拉着我走到后面的通道。一名十多岁的侍者把我们带进一间地面楼层的双床房，房内桌上摆着两瓶水，他接着把门带上。哈尼请我在床上坐下，自己则坐上另一张床，我们的膝盖几乎贴在一起。
“我把完整的故事带来了。”他一边费力地呼吸，一边擦去额头的汗，“你带了笔记本吗？”他从衬衫口袋抽出一张折好的横线笔记纸，摊开后开始读起上面的文字，“他们把她改名叫莎拉。”他说。
“什么？改谁的名字？”
“一个犹太小女孩——可能就是你姑姑。”
“你怎么知道？”
“今天哈森部落的头目到底格里斯河另一边、靠近叙利亚边境那一带找薛拉比部族的人打探了。”
“到吉兹罗尼亚？”之前鲁拜得提过，他听说有一对叫嘉姆拉和哈森的夫妻曾经住在那里。
“对，”哈尼又低头看了一下他的笔记，指尖滑过一行行写得异常工整的阿拉伯文字。“吉兹罗尼亚的一位薛拉比老人告诉部落头目，1939年时，嘉姆拉和她的姐姐把小孩带到吐桑尼村。这位嘉姆拉是哈森家族的人。”
“继续说。”我半信半疑地说。
“吉兹罗尼亚的人说小女孩名叫莎拉。莎拉后来嫁给一个阿拉伯裔的薛拉比男人，不过他们不知道那人的名字。莎拉生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小孩现在跟其他薛拉比人一样住在摩苏尔的薛拉比城区。”
“那莉芙嘉呢？那个莎拉？”
“吉兹罗尼亚的人跟那位头目说，‘我们很遗憾，她三年前死了。’但她还在世时曾告诉家人，她在土耳其的吉兹雷（Cizre）有个朋友或亲戚什么的。她到那里去，说是要拜访那个人，不过后来家人发现她在吉兹雷其实没有认识什么人。”
“那她为什么要去那里？”我问。
“他们说，她到吉兹雷是为了打电话给在以色列的亲人。”哈尼说。他附带解释，如果从伊拉克打电话，恐怕会招来杀身之祸。
“可是，我们家人未曾有过她的消息啊！”
“总之人家是这么告诉哈森部落头目的。”哈尼说。
我非常震惊地坐在那里。
“跟头目结束会面以前，”哈尼继续说，“那个薛拉比人告诉头目，‘如果有人到摩苏尔的玛哈拉特薛拉比，他们可以去找莎拉的儿子阿里和萨雷。’”
我应该觉得非常振奋才对：眼前这个人刚刚告诉我的，似乎是我姑姑整个人生故事的浓缩。但我只觉得满心怀疑。哈尼之前带我追踪的线索一条条全是死胡同，怎么他现在忽然击出了全垒打？这次他提供的讯息实在太详尽，情节太过天衣无缝，笔记也做得太有条不紊了，很难让人相信这一切足以相信。他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深夜才来跟我报告这些，想必是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有时间进行确认。
话说回来，哈尼提供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包括日期和儿子的名字。如果他只是要告诉我他认为我会希望听到的话，为什么他会挑与我先前向他说过的话有所抵触的1939年？为什么他会说女孩被改名莎拉？为什么不说莉芙嘉了事？为什么要提两个儿子的名字，或她打电话到以色列的事，而这些信息却那么容易查证？况且，这个故事里的主要部分——莉芙嘉的婚姻和小孩、她在摩苏尔的生活、她后来才发现自己是犹太人——不都跟奶酪达人瓦哈布和鲁拜得提供的版本吻合？如果在莉芙嘉消失的年代有其他的犹太小女孩也被掳走，照理说我应该也会有所耳闻吧？一部分的我极度渴望“捕获猎物”，这个我正在跟天生喜欢刨根问底的自己激烈交战。哈尼会不会是在设法捞到更多钱？别人告诉我他这辈子都是个单身汉。有没有可能他对我动了凡心？他是不是只是想象力过于丰富？或者，他只是个很单纯的人，赶着在我离开之前把他听到的话一五一十地转告给我？
我的时间就快用尽了。我告诉哈尼，我需要证据。我开始问他如何得到这些故事细节，他的信息来源又是什么人。不过他显然希望我对他表示感谢，而不是质问。
“我可以把阿里和萨雷请到家里来，拍照片给你看。”
“谢谢，可是我也想亲自跟他们见面。”
“他们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刚好也在这里？”
“你选个特定日期请他们到札胡，我会专程赶过来，甚至我爸也可能会来。”
哈尼说他很怀疑我们真能找到适当的时间点，他还补上一句，由于我们是犹太人，双方实际见面会有潜在危险。
“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沉默好一阵子之后，哈尼的语气有点失望，“好吧。”
我从口袋里捞出最后仅剩的美金递给他。
“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钱。”他坚决强调，然后把钱收进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