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苏莱曼跟我父亲几乎没有共同点。他是在犹太人大举离开札胡那年出生的，因此他比我父亲小十二岁。在1974年的库尔德人起义行动中，他加入对抗伊拉克政府军的行列，并且两度带着家人，跟其他人一起逃难到毗邻土耳其国界的崇山峻岭中。后来我逐渐发现，苏莱曼其实可以算是我父亲的翻版。如果父亲当年没有被迫离开札胡，他可能也会变成今天苏莱曼的样子——一个受过良好教育、通晓多种语言的人，出身卑微，但忠贞虔诚、态度庄重，因而获得地方领导人器重，负责接待来访的外国贵宾。
他们两个人的父母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也都是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两个人都拥有高学历；苏莱曼在摩苏尔大学取得英文硕士学位，在札胡一所学校任教。他们都会在衬衫口袋里放一支笔和折起来的写字纸。他们说话同样温文有礼，谦逊的态度获得他人尊崇。两个人或许也都有些太过浪漫地相信人类的兄弟之情，认为人性的共同本质能让人类跨越信仰与族群的隔阂，成就天下一家的理想。或许是因为他们缓慢而柔和的说话节奏具有某种神奇力量，他们能将充满启示含义的哲学气息注入一些家常便饭的道理——例如“时间会让一切改变”或“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家人”。
除了油钱以外，苏莱曼拒绝收取任何费用，并且每天都向我们强调札胡人对犹太人的尊敬之意。虽然犹太人已经离开很久，札胡的民俗文化里依然充满他们的影子。苏莱曼告诉我们，当他父亲想要教导子女某个非常重要的道德观念时，他会开宗明义地说：“这是犹太人说的。”
在我们参观札胡的过程中，苏莱曼和我父亲展开了一场奇异的竞赛，两人争相比较谁能向对方说最友好甚至最滥情的话。
“你拥有领袖魅力，不像我，”我父亲说，“我现在就想任命你当札胡市长。”
“啊，原来教授大人是这么想的，”苏莱曼回道，“那么你也具有非凡的领袖气度，你既英俊又有过人的学问，所以呢？你是全人类的宝藏！”
“有你这样的朋友真好！”父亲说。
“不对，”苏莱曼故意摆出受伤的表情插嘴，仿佛他的自尊心无法接受别人颁授给他一个他自认为还没有资格享有的头衔，“不对。你才是我的良师益友。”
我们离开被房屋阴影笼罩的拥挤犹太城区，走到几乎被太阳烤焦的河堤。河堤下方，一名全身裹着长袍和面纱的妇女正在发青的河水中搓洗一捆捆羊毛，六七个小男孩在激流里尖叫着玩身体冲浪。
父亲停下脚步凝视他们。我走下河堤，用相机拍下那些玩水的男孩，他们看到我拿着相机，纷纷滑游到岸边，笑嘻嘻地摆姿让我拍照。我爬回河堤时，父亲依然沉浸在他的思绪中。六十年前，那个正在搓洗羊毛的妇女可能就是他的母亲，而那些男孩，可能就是约拿·贝赫·萨巴嘎和他的死党们。
“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父亲的目光终于从河流移开，转头告诉苏莱曼，“树可以重新种在其他地方，但永远都不一样了。”
隔天，父亲的神色有了天大的转变。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么孩子气。我听到他的声音变得强而有力，仿佛札胡的空气让他的呼吸更加顺畅，在他体内灌注了一股平常难以掌握的自信。
我们在旅馆餐厅用早餐时，他告诉我西尔提克（sirtik）——类似希腊羊奶奶酪——是他吃过最美味的奶酪。他说服务生倒在沙漏形玻璃杯里送上来的茶，是无论哪里的茶都比不上的。札胡人到底在里面放了什么，让茶变得那么好喝？当我大胆假设可能是因为茶里加了三小匙糖，父亲马上驳斥，“绝对不是，阿里埃勒，别傻了！”我们吃着起泡的酸优格朵乌（dow）时，他特别强调在美国任何一间中东餐厅都吃不到这么好的质量。“超级美味。”他煞有介事地说。有一道用西红柿和甜椒炖煮的凉拌牛肉也让他赞不绝口：“这道喀里塞克（qaliserke）跟妈妈做的一模一样，大热天我回家时，她常会做这道菜让我吃得高兴。”
他的英语忽然出现退化现象。他会忘掉一些字，句子也变得比较短、比较简单。他的腔调变重了，发音也出现一股“涩涩的”的味道，比如together被他说成togezer。我记得他早年在洛杉矶时也有类似的口音，经过好些日子才勉强甩掉那种好像刚下船的外国移民说的蹩脚英文。我注意到他开始在说话时掺入一些我没听过的拟声效果，比方某个时候他说“gish gish gish gish”，好像小孩子拿玩具枪假装扫射时发出的声音。在札胡这个不需要说英语的地方，他的英语居然退步得那么快，我不禁想到他在客居美国时，究竟得花多大力气，日复一日地设法让美国人了解他说的话。
他几乎会跟所有人招手说“恰瓦尼”，不管是帮我们清理房间的年轻孩子或旅馆餐厅里邻桌的客人。他不再是那个羞涩的外国佬，每次在UCLA的餐厅里为了要不要跟某个同事共桌吃饭都会犹豫得直冒汗。在札胡，父亲泰然自若。这里的社交规则比较简单，他也变得容易打开话匣子。
父亲向来习惯淡化不同文化、宗教、民族，甚至时代之间的差异，而他这种倾向在札胡变得更加明显。在一次次的谈话过程中，他反复提到人类虽然生活在不同年代、不同大陆，但人性的立足点是相同的。他对一位札胡居民说，今日叛逆的美国少女会在鼻子上穿洞戴上金属环，这其实跟许久以前的伊拉克妇女按照某种传统习俗戴上饰品的情况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没有什么是绝对原始或绝对现代的。”他告诉奥马尔·宣定。奥马尔是从前札胡部族领袖宣定阿嘎的儿子，他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毕业后定居美国，但每年都会回老家的房子住上一段时间。
每当有小孩看着我父亲，我都能感觉到他的内心立刻变得很温柔。他会在公文包里翻找，拿出事先装在美国的外卖食物袋里的各种椒盐卷饼、蜂蜜腰果、杏仁脆饼给孩子们吃。他把搭乘英航班机到伊斯坦布尔时得到的牙刷组转送给一位小男孩。小孩拿了礼物以后非常开心地跑开，像是要赶快让其他同伴看看那个“亚美利加人”送了什么奇特的东西。
看到父亲这么快乐，我非常感动。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我们走过札胡最著名的内摩德拉勒桥（Nemo Delale Bridge），四处品尝烤羊肉串和包着现烤扁饼吃的烤鸡片，还遇到一位干瘪的老水手说他记得我曾祖父的染布铺子。在我祖父和曾祖父当年开店的狭窄巷道里，我们和现在的店家聊天。他们说，那个地方从前叫做“黑暗市集”，因为商摊设置得非常密集，阳光很难照射进去。
有一天，父亲在苏莱曼的轻型卡车上告诉他，“我在美国走路很辛苦，不是背痛就是脚痛。可是来到这里啊，一身的病痛好像都消失了！”
隔天下午，苏莱曼开车带我们到札胡附近的丘陵地带。那些缓缓起伏的山峦有如围绕着札胡的巨大沙丘，布满干燥的草原，还长着许多野生谷物。我们在一处观景台停车，看到一群人正聚在那里庆祝一场婚礼。苏莱曼走过去不知说了些什么，结果我们就被邀请参加他们的活动。DJ台传出节奏强烈的传统库尔德音乐，我们在椭圆形水泥地边缘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水泥地早已化为舞池，一长排穿着闪亮服装的女子围成一圈，用手打着节拍，随着音乐热情地跳舞，同时不断有人加入。每位舞者的姿态都像是握着缰绳骑小马，跳舞的阵容则越围越大。
返回车子的路上，我们信步踏入山坡上深及膝盖的草原。在迷蒙的向晚天光下，札胡在我们脚下延展开来：哈布尔河闪动着粼粼波光，犹如青绿色的缎带缠绕着棋盘式的由街道与平屋顶房舍构成的市区，市区逐渐融入暗褐的平原，平原一路蔓延到远方的重重高山。
我看到父亲眼角泛着泪光，自己也禁不住百感交集。
“就算在我最狂野的梦想中，”他似乎是在对着札胡说话，而不是对我，“我也想象不到我会跟我的儿子在这里参加一场华丽的婚礼，一起欣赏札胡的景致。这是上帝从天堂赐给我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