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顿迟来的晚餐之后，父亲和我才从旅馆的餐厅走到外头灯光昏暗的街道上散步。几个男人坐在人行道边，手中的烟头衬在暗黑的夜色里，烧出星星点点的橙红色微光。商店此时已经打烊，店员正忙着拖地。刚从土窑出炉的烤扁饼飘散着诱人香气，混杂在地上的食物残渣发出的腐臭气味里。夜幕深处隐约传来迷蒙的丁零声，远处的汽车喇叭发出嘀嘀的鼓噪，大卡车驶过柏油路面轰隆作响。距离旅馆不远，我们来到一座桥，我听到一阵拍打声，像是玩具飞机螺旋桨发出的声音。我抬头一看，数十只蝙蝠正在我头顶上空盘旋；它们的形体模糊不清，接着整群一下子疯了似的飞进哈布尔河边一棵树的枝丫间。
在黑夜的温柔拥抱中，父亲沿着桥踽踽而行，开始沉浸在记忆中。“我梦过很多次自己又走过这座桥，结果都被警察挡下来。”他说。
“为什么挡下你？”我问。
“他要我背诵《古兰经》，如果背不出来，就不让我过桥。”
我们转身循原路返回，经过一间小铺子，小时候的约拿·贝赫·萨巴嘎会到那里买一把糖果抓在手里吃。就像方才一样，他要说的故事不是他对这个地点的童年回忆，而是它又如何出现在梦境里。“我也会梦到从前在这边的糖果店，”他指着那间店面说，那里如今已经变成通信行，橱窗里摆满五彩缤纷的手机外壳，“在梦里，我必须在土耳其糖果或约旦杏仁之间选一样，因为我的零用钱只够买其中一种。不过有时候店老板会大发慈悲，把两种都给我一些。”
我现在想起来了，在我父亲颠沛流离的人生中，梦一直都是他的避风港。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在美国的第一年，曾经梦到自己人在纽约，独自在中央车站徘徊。忽然间火车门全部打开，札胡所有的库尔德人都冲上月台。梦是岁月的碎片得以完整拼凑起来的地方。我们到札胡的第一天所看到的景象，跟他出生时的札胡已有天壤之别。二十一世纪初的札胡是个繁忙的城市，成长快速，到处一片欣欣向荣，努力冲向美好未来。但那天夜里，当父亲让自己的头陷进柔软的枕头中，我相信他在梦乡里看到的会是那个自由不羁、无畏无惧、在犹太区的屋顶之间当空中飞人的小男孩。
犹太区就在我们下榻的旅馆后方。那里已经没有犹太人了；所有犹太人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都已经离开，其中大多数都是前往以色列。在伊拉克原有的十三万五千名犹太人中，只有极少数留下来，主要是在巴格达。但札胡居民依然把这个城区称为“玛哈拉犹希雅”——犹太区。隔天上午，苏莱曼带我们到那里参观，在迷宫般的拥挤住宅区里走过一条条车辙斑驳的巷弄。犹太区现在是全札胡最贫穷的地方，在逾四十度的高温中，到处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管道从粗陋的水泥屋伸出，将废水直接排入巷道，腐烂的食物和各式各样的废弃物就这么流进哈布尔河中。
看着小孩子们光着脚丫在污泥里奔跑，我难过得心里一阵紧揪。不过我父亲仿佛还处在自己的梦境里，他面带微笑地停下脚步，从塑料公文包里抓出绿箭口香糖，分给逐渐围聚过来的小朋友。
“Chawani Amerikai？——美国人，你好吗？”一个笑起来很甜的小男孩问。两只褐色的小鸡跟在他身后，跑到泥土路上来。
“Chawani Zakholi？——札胡人，你好吗？”父亲接着他以库尔德语回道。
新旧杂陈的犹太区是古老与现代碰撞激荡的最佳辩证。平坦的屋顶上，崭新的圆盘式卫星天线就搭在生锈的老床旁边。一名用拇指拨弄念珠的驼背男子身上穿的是传统库尔德长袍，头上却戴着垫有海绵片的卡车司机帽，帽上印有“耶稣爱我”的字样。一位正前往市集的农夫领着一头羊穿越四线道马路，在熙来攘往的车阵中，试图用一根圣经里描述用来赶牲口的棒子，催促那只毛茸茸的动物勇往直前。在一间欧洲品牌鞋店前面，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头子正在叫卖盛装在柳条篓中的杏桃。放眼望去，这里到处都是科技与传统的杂糅，地球村与在地群落的交会，二十一世纪与十九世纪的冲撞。倒是二十世纪——诸如自来水与排水管道系统——似乎完全被略过了。
库尔德地区自从波斯湾战争结束后实施自治这十三年来，札胡已经甩去侯赛因政权时代残留的痕迹。上一次我父亲回到札胡时，还看得到建筑物上弹痕累累的巨幅侯赛因肖像海报，但如今那些东西早已消失。战争结束后惊慌失措地聚集在札胡的难民不是已经融入这座城市，就是回到了原来的村庄。
我们跋涉在一条狭窄的巷道，父亲这时忽然在一栋有小院子的水泥房子前停下脚步。“这里好像就是我们家。”
我们向现在的屋主德尔辛·雷札吉（Dersim Rezazi）自我介绍。雷札吉是个二十四岁的工人，态度恭敬，他请我们喝杏桃汁。他让我们参观主要的房间，并把正在睡觉的小孩子嘘赶出去。他和他当油漆工的弟弟以及另外八个亲戚一起住在这栋房子里。这里几乎没有隐私，四间没有门的小房间直接面着庭院。大部分日子里，家人睡觉的地方是沿着两间卧房边缘摆放的一排薄睡垫。当酷热的夏季来到，他们就改睡在屋顶上一张咯吱作响的四柱床，就跟我父亲一家人多年前的习惯一模一样。
我父亲四处观察之后说了一句，“什么都不一样了。”
“对，”雷札吉用库尔德语告诉我们，“几年前我到这里的时候，这一带都是土屋，现在都变成水泥房子了。”
我带父亲爬上一段阶梯，走到平坦的屋顶上，环视四周的街区，看到一堆尚未完工的煤渣砖墙、波浪钢板屋顶、圆盘式天线，晾衣绳纠结地盘杂在一起。我呼吸着带着微微清香的暖和空气，想象父亲小时候从这个角度瞭望市区的情景。
“这里一定就是你们老家的房子，没错吧，阿爸？”我急着想问他各种问题，把所有细节记录在笔记本里。
“老实说，阿里埃勒，我不太确定，”父亲温柔地说，“一定是在这里的某个地方。不过是不是这栋，我不知道。”
我渐渐明白，记忆的坐标不见得能与现实世界的方位吻合。
我们向雷札吉道谢，走回车辙痕迹满布的巷子。两座犹太会堂依然耸立着，粗糙斑驳的石墙道尽岁月沧桑，不过这些会堂现在都成了民居。一位戴着蓝色头巾、笑容可掬的妇人带我们进到“大犹太会堂”，她和当建筑工人的丈夫以及四个小孩住在那里。会堂里的浸礼池过去是我祖母和其他犹太女性在月事期间净身的地方，但现在早已铺上水泥，变成一间小卧房，角落里摆了一架电视机。庭院对面原来是“圣所”，过去曾经存放着妥拉经书卷，还有为犹太婴孩行割礼时用的“以利亚之椅”（Elijah/'s chair）。现在，圣所成了一间普通的储藏室，一具小朋友骑的木马挂上墙面，角落里的红色草坪椅上搁着一个沾满泥污的足球。
我们抬头仰望会堂的拱顶。“光线会从上面那些小窗户射进来，”父亲告诉我，“照耀在妥拉经书卷上。”我想到曾祖父整晚坐在那里，与他的祈祷书和天使们相伴。我看到那些窗框还在，但窗户开口已经被砖块封住，室内因而变得非常阴暗。
再转个弯，我们来到“小犹太会堂”。听到我们的敲门声，一名身穿桃红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面有愠色地打开金属门。我认出我在父亲1992年时拍摄的照片中看过的那座中庭；中庭里绿荫环绕，中间种着一棵挺拔的无花果树。在父亲的照片里，有一块刻有希伯来文的石碑，是原来矗立在那里的古代神庙的遗物。石碑倚靠在中庭墙面上，被一根巨大的Y字形树枝簇拥着。父亲带我走近看那块石碑上的希伯来文铭刻，结果当我们辛苦地穿越庭院里的野花野草，却只看到那根Y字形树枝，而且已经倒落在地，覆盖在一片荆棘中。
父亲问那女子是否知道石碑的下落，女子转身而去，喃喃地说她不知道。父亲叹了一口气，眯着眼睛凝视透过无花果树枝丫洒落下来的阳光。
几天后，我们在城市另一头的一个穆斯林家里找到五块石碑。那家人在小犹太会堂里住了三十年，几年前才搬走。前任屋主的长子鲁夫提·穆罕默德（Lufti Mohammed）告诉我，他们家在重建工程期间把那些九十厘米高、六十厘米宽的石碑移走，暂时保存下来。
“我们知道这些石头以前属于犹太人，所以有朝一日可能会有人感兴趣。”我们在他们家庭院旁的一个房间吃西瓜时他这么说。但这些石碑摆在家里其实让他们很害怕；他稍微放低音量说，侯赛因对所有犹太人的东西都非常敏感。即使在1992年战争结束后，当他们卖掉犹太会堂的住所，搬到比较富裕的街区，他们依然保持谨慎。穆罕默德说，他和兄弟们把希伯来文石碑藏在运糖的大袋子底下，趁着夜黑风高用推土机偷偷运到新家。他们家人从那时起就非常确定这些东西可以用好价钱卖给国外的博物馆。我请他们让我看看石碑，于是另一位儿子——他说自己曾经在美国德州的酒吧跟人打架，拿刀刺了人家，结果锒铛入狱——带我爬上屋顶。就我看来，即使那些石碑曾经可能会吸引某个博物馆的兴趣，但时机也早已过去了。沉重的石块犹如尸体般地堆放在屋顶一块木头板上，任凭风吹雨淋、艳阳暴晒，碑上的希伯来文铭刻早已完全无法辨识。
来自札胡犹太会堂的希伯来文石碑碎片。札胡，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