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前那几个月，我在规划行程细节时想到一件事：如果在札胡有人接应，可能会比较放心。某个我们能信任的人，他可以到边界接我们，把我们保护在他的羽翼之下。虽然大家都说库尔德斯坦很安全，但我们要去的地方毕竟是伊拉克，我们毕竟是美国人，而且还是犹太人。可是该找谁？我父亲告诉过我，他在1992年到札胡时遇到的人大多不是已经过世，就是离开札胡了，其他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联络。我在洛杉矶的父母家中翻过父亲那趟旅行留下的资料夹。在一堆文件和剪报数据中，我找到两封英文信。寄件人名叫苏莱曼（Suleiman），他在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札胡办事处的公关部工作。
“我喜欢写信给你，因为我们库尔德人很喜欢你和你的民族，”1993年12月那封信的开头这么写着，“我们尊敬、也喜爱你们的感觉，我们喜欢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痛恨侯赛因，喜欢库尔德人。”苏莱曼有点儿状况外地祝贺我父亲圣诞快乐，然后写道，“我亲吻你的眼睛和你母亲的手。我也亲吻你儿子们的眼睛。”他请我父亲寄家人的相片给他看，并欢迎我父亲随时回到札胡，在他们家住一个星期。这封信底下夹了另一封信，是三个月后写的。“约拿教授，我亲爱的兄弟，”苏莱曼开头这样写道，他再度表达欢迎之意，这次是邀请我父亲带全家人到他们家度假，住多久都不成问题。“跟你的家人说苏莱曼永远都是他们的叔叔。”他在这封信的末尾用语法怪怪的句子请我父亲“一直写信给我”。
我不太知道该对“亲吻眼睛”这件事做何感想，不过如果苏莱曼还住在札胡，说不定他能帮上忙。我把信拿下楼，在厨房里找到父亲。他正坐在餐桌旁，边看着电视边吃午餐。“这个人是谁？”我问他。
父亲说那是1992年他去札胡时其中一位向导。他是个党务人员，负责接待外宾参观札胡。
“他没两下就发现我是个犹太人。”父亲说。
“你是说，你没跟任何人提这件事？”
他说他完全不确定库尔德人会对他的来访有什么反应，因此第一天还特地声东击西，找人带他到一座基督教教堂，以免别人起疑。他一直想着他祖父埃弗拉伊姆的话：保持低调，把身段放低。但苏莱曼对札胡的历史了如指掌，脑筋又很灵活，所以很快就摸清我父亲的底细。
“对了，约拿，我们知道你是犹太人。”有一天吃晚餐时苏莱曼在人来人往的餐厅里宣布。
“我吓坏了。”父亲回忆道。
“他说完这句话有什么表示吗？”
“他拥抱了我。”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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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曼豪迈的文笔让我在心中把他想成一个气宇轩昂、个性爽朗的彪形大汉，身穿随风飘荡的长袍，头上盘着大头巾，蓄着《瑞普·凡·温克》里樵夫瑞普（Rip Van Winkle）般的大胡子——简言之，就是有点儿像我的曾祖父埃弗拉伊姆。2005年夏天，父亲和我搭出租车来到札胡郊外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公关部。站在门口迎接我们的人看起来像个美国小镇教员：他的身材不高，大概一百六十厘米多一些，蓄着发色花白的平头，穿着看似来自平价连锁百货的短袖正式衬衫，不过整个人的模样倒是神气十足。苏莱曼的外形跟我想象的落差实在太大了，如果我推开出租车门时他没有主动向我父亲招手，我再怎么样也想不到那个人会是他。
札胡街道上的碎石在我脚底下沙沙作响，我飘飘欲仙，有点儿担心想必略显愚蠢的笑容会永远挂在脸上。我走向苏莱曼，紧紧抱住他，仿佛他打从盘古开天就一直是我亲爱的叔叔。
“感谢感谢再感谢。”我呼吸着札胡的热气和尘埃，直到感觉头晕目眩。苏莱曼亲了我脸颊一边，随后又亲了另一边。他没有亲吻我的眼睛，不过如果他亲的话，我完全不介意。
“欢迎光临。”他接着伸手指着笼罩在薄霭中、一路延伸到山麓的城市，“这个地方属于你了，你现在是在你父亲的地盘上。”苏莱曼的确是个老师，他在一所当地小学教英语。他说的英语端庄有礼，有点儿像在念课文，仿佛他在课堂之外很少说英语，也很少听到这个语言。
他把我们的行李丢进轻型卡车后车斗，接着启动车子，沿着尘土飞扬的易卜拉欣哈利勒路（Ibrahim Khalil Road）往南开了好几公里，进入札胡市区。我们看到建筑团队正在一块块空地上建造一排又一排的办公楼和公寓住宅。在一个附设迷你超市的崭新伊拉克石油公司加油站，宝马、奔驰和其他一些较小的车款正排着队等加油。在通往札胡市中心的桥上，交通开始变得拥挤。我可能太过天真，原以为会看到满街脏乱的路边摊、卖香烟的小贩和简陋的旋转烤肉铺。但我眼前所见，却是一座正在大规模建设的现代化的城市。
“阿爸，你不是说1992年的时候，这里到处都是很小的食堂和客栈吗？”我问坐在前座的父亲。
父亲摇了摇头。
“这是新的札胡，”苏莱曼说，“一切都在发展，太快了。”
如今我明白父亲说的没错。这里不是他和家人在五十四年前离开的荒凉边疆前哨，完全不是。这里也不是父亲在十三年前造访的那个混乱、郁闷的难民收容区。波斯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享有越来越高的自治权，札胡因此欣欣向荣，发展快速，人口变成原来的三倍以上，达到十五万人。札胡位于距离土耳其不远的相对安全地带，如今已成为土耳其通往北伊拉克的贸易大门，每天有数以千计的卡车载运石油和消费物资在公路上呼啸而过，近来还加上伊拉克战后重建所需的建材。由于车辆大幅增加，札胡在一年前装设了第一批交通灯。苏莱曼告诉我们，此时正在进行的工程包括一座军校、一个大学园区、一所医院，以及一些工厂。
为了逃离首都四处弥漫的暴戾之气，巴格达市民纷纷前来札胡度假。林立的新旅馆让从土耳其长途开车到伊拉克的卡车司机有了更多过夜休息的选择。在过去分隔札胡和土耳其边界的原野上，建起了如雨后春笋般的住宅区，有些取名为“烈士小区”或“新烈士小区”，以纪念在侯赛因政权迫害下丧生的库尔德人。本地的天然泉水如今已装瓶出售，在全库尔德地区的商店都能买到。市中心一家旅行社的玻璃橱窗上贴满旅游广告，吸引居民前往挪威、德国、英国、澳洲、美国等地度假。隔了几个店面，有一个上网热点叫作“札胡咖啡网络中心”。
那个星期稍后，我们拜访了已故部族首领宣定阿嘎的儿子奥马尔·宣定（Omar Shemdin）。在我父亲成长的年代，宣定阿嘎是整个地区势力最大的首领。“札胡从前是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奥马尔·宣定告诉我们，“边境被封锁，除了走私者以外，没有人会在国界两边往来。易卜拉欣哈利勒路当时还是一条泥路，我们甚至会坐在路中间野餐。波斯湾战争结束以后情况全变了，侯赛因政权受到孤立，这里的库尔德人开始积极兴办事业。”
第一天开车进札胡时，我就知道再也不可能找到父亲过往岁月的痕迹了。
“那里以前是犹太人公墓。”苏莱曼在车子快要转进通往旅馆的街道时说。
“哪里？”我问。
他点着头，转身将目光抛向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他说，1976年以色列部队开进札胡，镇压一场库尔德人发起的叛变，侯赛因接着顺势派人把压路机也开来，把已有千百年历史的犹太公墓埋在厚厚一层柏油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