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米里亚姆莎芙塔(savta,奶奶)的长孙,也是她孙子辈里最早结婚的一个。可是当我在2001年,也就是那篇文章刊出后大约一年前往耶路撒冷时,距离我上次见到她已经有十四个年头了。
美国的亲友都劝我和梅格延后这趟行程。在我们出发前的几个星期里,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达到顶点,美国媒体上满是惊悚的报道和血腥照片。后来我觉得我的担心有点儿蠢,毕竟我不是以色列人刻板印象中那种神经兮兮的美国人吧?此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向导:那年夏天,我父亲也在耶路撒冷,准备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
我们抵达以色列后的第三天,一名自杀炸弹客在耶路撒冷市中心一家比萨连锁店内引爆一颗装满铁钉的炸弹,造成十五人死亡,其中七人是儿童。
“我们别再出门了。”梅格说。
于是,我们不上馆子也不去观光景点,每天晚上都跟米里亚姆莎芙塔一起度过。
我父亲在耶路撒冷高级住宅区雷哈维亚租下一栋公寓,这一区就是他母亲多年前到希伯来大学教授家打扫的地方。我们每晚都会以和米里亚姆从前工作路线相反的方向,从雷哈维亚徒步走到她在卡塔蒙的住处。在这个她住了半个世纪的库尔德人城区里,她目前的住所是一间一室一厅的小公寓,在一幢多数房客都是银发族的楼房里。
第一个晚上,我们爬上灯光昏暗的楼梯,看到米里亚姆坐在沙发上沉思。我欠身在她头上亲了一下,将她娇小脆弱的身体抱在怀里。她抬头看我,眼里闪烁着温暖的光芒,那个奇妙的乐音随即从她口里流泻而出:她说起亚拉姆语。她说的每个字词似乎都以深沉的喉音展开,再以哀怨的长元音结束,仿佛意大利语与阿拉伯语交织而成的小调。“她在为我们祝福吗?”我问父亲。我从来没能了解她在喃喃说些什么,对我而言,那些如歌般的神秘语句一直就像古代象形文字的口述版。
“不是,”父亲回道,“她是说她很难相信你真的来了。她看到你走进来的时候说了一句‘弥赛亚来了’。”
我忍住哽咽,试着微笑。一个弥赛亚回来救赎她的族人。我差点儿就完全忘了我的族人!十四年来,我和奶奶只说过几句话。我回洛杉矶老家时,父亲会把电话听筒交给我,接着我就会透过噼啪作响的电话线路,隔着十个小时的时差,听她以亚拉姆语说出一串祝福话。“你就穿插几句‘阿门’吧,”父亲说,“这样她会很高兴。”那时,我乖乖说了“阿门”,然后继续过我的生活。
事实上,我并非唯一容易忽略奶奶的人。她沉默寡言,也不愿意加入公寓大楼里其他老太太的闲言闲语。有三个老太婆闲话特别多,她们老爱坐在大门口附近的长椅上,斜眼看着那些访客来来往往的邻居;我父亲怀疑她们的眼神不怀好意。
我们到奶奶住处时,有些邻居会来跟我父亲打招呼,顺道认识我太太,但他们在进出之间几乎连对驼着背躲在角落的奶奶点个头都没有。她早已精通在人群中消失的艺术。有一天晚上我们带了晚餐过去,那是姑姑准备的安息日前夜大餐,但奶奶拒绝跟我们一道吃。她坐在阳台边一张小椅子上,那里大概是公寓里距离餐桌最远的地方。
“拜托,请她来一起吃。”梅格恳求我。
“不必多此一举,”一位姑姑说,“她不会过来的。”
奶奶身体已经很孱弱,无法再下厨烹煮她那些库尔德葡萄叶饭卷、热吉士扁馅饼、库贝酸汤等招牌菜,但她还是坚持遵守等大家都吃完她才吃的传统。只有等到所有人都离开餐桌以后,她才会从剩菜中盛一小盘东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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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的爷爷拉哈明昏迷不醒了好几个月,而后感染肺病,在赎罪日前几天过世了。他生前一直无法在以色列成功创业,人生最后几年的工作是在以色列的重要军事设备生产商塔斯公司(Ta/'as)的员工餐厅当收银员。
退休为他带来某种程度的安逸生活。他加入退休老人俱乐部,到那里听演讲,有空就到游泳池里游几圈。艾雅拉姑姑最近跟我喝咖啡时告诉我,“他过世时,米里亚姆奶奶说,‘在他的坟里倒点水吧,你们知道他很喜欢玩水的。’但她说那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到语气里有一丝嫉妒,好像她觉得丈夫这辈子过得太快活了。”丈夫多年前对她的那些无谓指责,仿佛丝丝缕缕的毒素,让夫妻的关系变调,后来他们的感情就一直恢复不了了。
不过,独自生活也不容易。由于奶奶不太理解物品的价格,钱也数不清楚,无论是上超市买菜或到银行办事,对她而言都是个考验。除了早上在楼下的交谊厅跟一群房客一起活动以外,她很少跟其他人见面。她跟那些房客同处时,大都也只是在一旁喝茶,听他们闲聊小孩的八卦。
从任何程度来看,米里亚姆都很有成就。我父亲和他的弟弟沙洛姆都是有名的大学教授;莎拉在洛杉矶的希伯来语成人班授课,艾雅拉则在新泽西州教犹太学童希伯来语;尤里住在以色列北部一座莫夏夫(moshav,合作式屯垦区),在附近一所学校担任副校长;阿夫拉姆则是银行贷款部的经理。可是米里亚姆在交谊厅跟邻居聚会时从不提到他们。离开札胡、来到遥远的以色列那么多年,她依然相信夸耀自己会招致邪恶之眼的报复。
她非常想念约拿买给她和拉哈明住的景观公寓。当拉哈明带她改住到这栋几条街外退休老人住宅区的简陋公寓时,她觉得自己失了根,心里异常寂寞。她怀念小孩环伺在旁的声音,讨厌让外人照顾她的感觉。
“可是妈,你年纪真的大了。”艾雅拉告诉她。
“又没有其他人那么老。”米里亚姆指的是她的新邻居们。
拉哈明去世后,她继续做了一段时间的菜。安息日来临前的星期五下午,她会带着一盘丰盛的菜肴前往一位失明邻居的住处,经常不发一语地直接把菜肴摆在他的餐桌上。但现在,准备周五晚餐也已变得太辛苦,她的腿部血液循环不良,小腿总爱犯疼。她出现了一些溃疡问题,得擦抹抗生素药剂。她拒绝服用医生开的处方药。由于没办法在床上找到舒服的睡姿,她干脆半夜里起来,搬一张塑料椅到阳台上坐着凝视星星。
每当亲戚带食物到她的住处,她内心就会一阵酸楚,因为厨房曾经是她的权威不受任何人挑战的地方。虽然她嘴巴上不说,但大家都知道她觉得他们带来的外卖食物是一种侮辱。我猜想,那些东西也残酷地提醒她,过去已经永永远远地逝去了。在她的人生将尽之际,她的身体如同新生之初那般脆弱无助,再也无法哺喂她所爱的小孩。
米里亚姆的小腿日益肿大,体力也迅速流失,于是她请我父亲帮忙祷告,让她早点儿离开人世。父亲办不到。这位不识字的女士一直是他的灵感缪斯、他的资深顾问。虽然约拿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爬到了学术界顶层,但在那些编纂新亚拉姆语-英语辞典的漫长岁月里,凡是任何字意让他疑惑,或某个微妙的语言细节难以掌握,他都是打电话找妈妈寻求解答。
米里亚姆非常喜欢和家人回忆过往,从如今只存于记忆中的遥远时空里挖掘色彩斑斓的人生故事。但近年来,随着朋友陆续逝去、小孩各奔东西,她身边接触到的人对这些东西也没什么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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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你记得哪些小时候的事?”
那年夏天,我太太在我们与米里亚姆莎芙塔度过的第二个晚上问了她这个问题,由我父亲负责翻译。“听说你生了十二个小孩,”梅格继续问,“你记得他们出生的情形吗?”
当时是梅格在儿童心理诊所驻院实习的最后一年。“亲爱的,你现在是在度假喔。”我正想这么告诉她,但我还没能开口,就看到奶奶坐直了身体,眼睛发亮,仿佛一个长久被人遗忘的木偶忽然感觉到师傅又开始扯动起她的拉绳了。接下来的连续四个夜里,她带领我们踏进一篇充满大灾难与小胜利的人生史诗——毫无预料地嫁给她几乎不认识的堂兄;她的第一个孩子被人掳走,接着又有五个孩子陆续在幼年死去,而另外六个活下来的孩子又是如何长大成人。
说着故事的奶奶闪闪发光,有如注满燃油的灯台。
在第四个夜里,约拿告诉她梅格很喜欢游泳。我们那天稍早去了一家旅馆,在泳池里游了几圈。
“啊,”奶奶以亚拉姆语说,“梅格是个卡毕德玛雅。”
父亲听了一怔。卡毕德玛雅,kalbid maya——海中之犬,这不就是他被《X档案》制作单位找去翻译“海象”这个词时临时编造的近义词?当时他假定那是他发明的新词语,现在他知道自己恐怕错了。
“妈,我问你,卡毕德玛雅确切的意思是什么?”我父亲边说边从衬衫口袋掏出纸笔。
“意思就是像梅格这样爱玩水的人啊。”奶奶回答。
“喜欢游泳的人?”
“对啊对啊。”奶奶说。她的手伸到面前挥动着,似乎在说,这么简单的东西你怎么不知道。
父亲振笔疾书。
隔天晚上我们不能到奶奶家,因为尤里叔叔计划带我们参观他住的莫夏夫屯垦区附近的村庄。“我觉得你们不应该去,”奶奶听了边抗议边用力晃着她的手,仿佛在驱赶妖魔。“这样不好。”尤里住的屯垦区位于以色列北部一片绿意盎然的山坡,当时附近的阿拉伯村庄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我们是跟尤里一起,没事的,依妈,”父亲说道,“我们后天就会回来看你。”
可是奶奶坚持她的想法。“你们为什么要去?这样真的不好。”
我们不太明白她的态度为何那么强硬。小时候我到尤里叔叔家玩过很多次,根本没什么问题。我心想,老祖母就是爱杞人忧天吧。
道别时,奶奶坐在夜里经常睡在上面的沙发椅上,看了几个小时电视后,她通常累得没力气走回隔壁的卧房。可是,这天晚上,她似乎是中了邪。她用助行器把自己撑起来,跟着我们走向外面的走廊,而后一路走下楼梯。这趟路照理来说她是没力气走的。
助行器的铝质支架擦过地板,奶奶口中不停冒出祝福的话语。“上帝保佑你们旅途平安,”她又对梅格和我说,“愿你们九个月后添个宝宝。”
我们已经走到街上,但还清楚地听到奶奶对我们和对上帝的呼唤。她的身体已经逐渐从苍茫的世间隐退,但她坚定的声音却在那个夏夜里回荡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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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一早,电话响了起来,我听到父亲在隔壁房间轻声说话。接着有人敲我房间门。我打开门,看到父亲穿着睡衣站在门外,面色凝重,全身松垮,双臂像是挂了哑铃般沉甸甸地垂在身侧。
“奶奶昨晚走了,邻居今早在她的沙发上发现她。”
“我很难过,阿爸。”我起身抱住父亲,泪水涌出眼眶。
我们搭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奶奶的住处。她的身体被人用床单盖住,邻居发现之后一直还没有人移动过她。父亲拉开床单,凝视着她的脸庞,接着盖了回去。看到奶奶的身体似乎只是床单底下的一小块枕头,我第一次明白她有多么娇小,禁不住一阵哽咽。
陆续赶到的亲友们进进出出,忙着安排葬礼。那天太阳晒得凶,公寓里异常闷热。不久后,有人开始递食物给大家吃。一个十多岁的表弟到奶奶房间里小睡。下午,奶奶的遗体依然在客厅沙发上,大家似乎没有特别去注意她,仿佛那只是一堆旧报纸。最后两个库尔德葬仪社的人终于出现,将遗体抬进灵车的后车厢。葬礼在隔天举行,地点是耶路撒冷丘陵地带的吉瓦特沙乌尔(Givat Sha/'ul)公墓。多年前,她的孩子们在他们父亲的墓旁买下了一块地。
遗体没有进行防腐处理,也没有纳棺,埋葬地点也没有盖墓穴。她弯弯的身子包裹在一袭简单的连身裙里,放进——感觉上像是用丢的——满布岩石的褐色泥地中。米里亚姆莎芙塔就此成为这座被人称为“札胡城”的库尔德犹太人公墓的永久居民。
库尔德斯坦人没有记载出生日期的传统,不过,按照我父亲的计算,她去世时应该是七十九岁。
亲戚们转眼间就开始阐释她往生代表的含义。他们认为米里亚姆之所以决定离开,是为了阻止我们到危险的北部地区;死亡是她为了保护后代所做的最后一次牺牲。她死前并没有病入膏肓,根据医疗记录,她也没有处在任何疾病末期状态。所以除了那个原因,她还有什么理由选在此时离开人间?
这个说法充满诗意,但我不确定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另一种可能是,她害怕孤独地死去。终其一生,米里亚姆一直被别人遗弃。在她还小的时候,母亲就永远离开人间,把她留给残忍的继母。她太快把第一个小孩送给奶母哺喂,结果小女儿就此人间蒸发。约拿跟她说耶鲁毕业后就会回到她身边,但后来却决定不回以色列。莎拉跟着大哥的脚步移民美国,艾雅拉随后也走上这条路。拉哈明十多年前告别人世,不过早在那之前三十年,他在感情上就已抛弃她了。米里亚姆的一生中有太多次原本应该只是短暂的告别,最后却变成永远的分离。
她把我唤成弥赛亚——救世主。如今我不禁心想,她的语意是否带有某种反讽?我经过十四年才回到以色列看她,我们连续四个夜里听她诉说她的人生点滴,欢声笑语中不断恳求她继续分享更多故事。我姑姑告诉我,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已经懒得问她那些事了。我们问的问题让她感觉到被爱,甚至是被崇拜,可是现在我们却要离开她。的确,我们告诉米里亚姆我们不过是离开一天,但大家说话不都是这样?她知道,一天很快就会变成更久。很快地我们就会回到美国,老祖母们和她们那一代的故事在那里一下子就会散逸在空气中。
终其一生,奶奶在不断遭到遗弃的过程中感觉无助、孤独。她去世前,或许终于得到了一点儿宽慰。在短短四天里,米里亚姆莎芙塔成为全家人的中心,她就是要在这种被亲情拥抱的幸福状态下,含笑离开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