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里亚姆奶奶去世刚满一年，我太太就如奶奶生前最后一晚祈求上帝的那样，顺利生下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取名赛斯（Seth）。不过我们做了一个奶奶可能不会祈求上帝同意的决定：我们不打算为他行割礼。我的妻子是在每周上公理会教堂的环境下长大的，不过在赛斯出生那时，她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唯一确定的是她绝不让任何人在儿子出生后第一个星期，就拿着刀接近这个小生命。她完全不反对我们按照犹太人的礼俗抚养孩子，但条件是不可“动刀”。“如果有人让穆汉（mohel，割礼师）进来，”她事先就提出警告，“我一定会把赛斯抱进浴室，锁上门大哭。”
赛斯快要出世时，我父母试图发挥影响力，强力要求我们为他行割礼。“免得他觉得自己为什么跟爸爸不一样。”这是我母亲的说辞。在希伯来大学担任犹太艺术史教授的沙洛姆叔叔态度更激烈，他从以色列发来一连串长长的电子邮件，用各种论证方式说明割礼何以是上帝与犹太民族之间千古不变的盟约。
我觉得有必要揭竿而起，捍卫我自己的小家庭。但当我仔细反省这个问题时，我却无法下定决心。基本上，我不是严守教规的人，连自己上次什么时候上过会堂都记不得；加上我的妻子是个异教徒，因此严格来说，赛斯从一开始就不能算是个犹太人。况且，一个就某种意义来看非常野蛮的仪式，能为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吗？盲目遵守道统难道不是一种自我欺瞒？
我告诉长辈们我支持梅格的立场，设法让他们明白，他们无须为我们的决定多做臆测。我们还是会按照犹太人的方式抚养赛斯，只是我不认为割包皮是犹太人身份认同中的关键要素。
我很不喜欢那种集体压力。我发现自己跟父亲的关系因为这个问题产生了龃龉。他自己不就是在四十年前离开以色列那一刻，就为如今这个情况埋下种子了吗？当一个人放弃了犹太祖国，在洛杉矶都会区抚养小孩长大，又怎么可能指望生活会像他从前认为的那样？在遥远而闭塞的札胡，犹太人或许曾经坚守不变的传统，但洛杉矶不是那种地方。
按逻辑来看，移民行为的终极归趋不就是同化？当犹太人只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异族通婚岂不是无可厚非，小孩不行割礼难道不是无法避免的事？父亲老是强调要把传统从晦暗朦胧中拯救出来，但我现在发现他大话会说，实际做又是一回事。就在我认为我开始对他有更清楚的认识时，他忽然又变得若即若离。他到底要我怎么样？他又有什么合理的立场要求我？
赛斯出生几个星期后，我父母从洛杉矶到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来看我。我开始为《巴尔的摩太阳报》工作以后，就跟梅格搬到这里住。父亲要我们把赛斯带到犹太会堂让拉比为他祈福，梅格和我对此倒是不反对。
我们通过电话簿找到一所保守派会堂，于是在那周的安息日上午开车前去。在诵读妥拉经文之间的空当儿，一些男女信徒爬上读经坛祈祷，拉比的助理走到我们的座位前，询问我们要不要也做个祷告——这是一种他们按照惯例对我们这种访客表示的礼貌。
梅格抱着赛斯，和我及约拿步上读经坛，站在展开的妥拉经书卷旁边。忽然间，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在我们身上。我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这里是一处保守派会堂，有一些教规必须遵守。
拉比是一位活力充沛的中年女性，她开始为赛斯祷告。但当她念到与上帝的盟约——也就是割礼——那个部分时，她忽然停了下来。“他做过割礼了吗？”
圣堂里鸦雀无声，隐约透露出一股不安。我感觉全身血液冲上脸颊。
“还没有。”我支支吾吾地说。
就在同一时刻，我父亲忽然以介于点头与叩头之间的动作深深一鞠躬，而后咕哝着发出一个声音，听起来似乎有点像是“有喔”。
我不确定拉比听到的是什么，但她很快就重新开口为婴儿祈祷。
我非常震惊。父亲刚才是否在展开的妥拉经前对拉比撒谎？方才充斥全场的不自在感已经消失，我松了一口气，但父亲表现出的不诚实让我难以接受。我打算在礼拜结束后要和他理论。
我们回到座位。完成最后一段祷告后，仍站在读经坛上的拉比请我们自我介绍。
听到我们姓萨巴尔，拉比整张脸亮了起来。“哇，听起来很有塞法迪犹太人的味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当父亲说他的故乡是在库尔德斯坦，拉比的表情显得更加兴致勃勃，仿佛一道天堂的光就此时从会堂的天窗洒了下来。“非常非常有趣。”她语调高昂地说，还特别重复了两次“非常”，“我在拉比学院听过有关库尔德斯坦犹太人的事，但我们这个会堂好像还不曾有库尔德犹太人来过。”拉比和父亲就这样在所有会众的面前开始对话。拉比站在讲台上问了一个又一个关于札胡老家的问题，我父亲则站在后排，像在大学课堂上那样不厌其烦地提供解说。
拉比欣喜若狂。“孩子们，听到了吧，”她环视了一下会堂里的男女儿童，“你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是活生生的历史。”小孩子们和一些大人纷纷转头看着约拿，仿佛他们忽然觉得这个发型左右不对称、裤子拉得太高的奇怪访客特别有意思。
约拿告诉在场会众，他是札胡的犹太人在大举移民以色列之前最后一个做受戒礼的人。他提到自己仍然记得他念的那段出自《出埃及记》的妥拉经文。坐在我们前面一排的一位漂亮妈妈转过头来，说她的儿子今年行受戒礼时也是要念那一段。
“我们应该邀请你来呢。”她露出灿烂的笑容说。
稍后，在进行祈福餐会时，拉比和六七位中年女性围着我父亲说话。她们那种崇拜的表情，仿佛就像看到摩西本人忽然出现在会堂里。
后来我一直没有质问我父亲，为什么拉比问赛斯是否做过割礼时他要那样回答。在我看来，他似乎是刻意要表现得模棱两可。他发出有点儿像在清喉咙的声音，希望拉比会认为那代表“做过了”。他弯腰鞠躬也可能是为了表示答案是肯定的。对于我祖父那样的移民而言，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绝对的，当他们失去旧有的东西，会有必须接受梦想全盘破灭的准备。但我父亲似乎认为，如果要在新环境中求生存，就必须日复一日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取舍。有些时候，以务实主义替代正统教规，用模糊暧昧化解僵化的真理，反而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如果来自加州洛杉矶西区的约拿·萨巴尔需要这么做，以便说服自己他的孙子能够合乎道统，我又能责怪他吗？赛斯是否行割礼并非重点所在，我真心希望无论是对拉比、对我，乃至对我父亲而言都是如此。
真正真实且动人、真正重要的，是我父亲童年时代在库尔德斯坦的人生故事。那天紧紧扣住拉比和在场会众的，是父亲与三千年前被逐出亚述的犹太族群之间的关联。他代表着犹太教的初始，他是有血有肉的历史。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圣约。
接下来几年中，我到底该如何处理自己与过去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我。我知道时间所剩越来越少了。赛斯一天天长大成一个地道的美国孩子，他的父母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磨难，不曾只带着几包行李跨越国界寻觅新生，不曾为了生存学习陌生的语言。
与此同时，我父亲也正逐渐老去。他经常背痛，也开始不得不用弹性护膝保护自己日益退化的关节。他的双亲都已经不在人间。每隔几天，他那一代库尔德犹太人之中又会有人离开，长眠在别称“札胡城”那个规模越来越大的耶路撒冷库尔德公墓下。
时间一直流逝，我益发感受到必须有所行动的压力。我的强大动机有一部分源自我的记者本能；我知道什么时候必须积极追踪一个故事，以免报道它的时机永远消逝。但另外一个更深层的因素源自我内心的恐惧。我有一个大好机会为自己找到救赎，但如果我不行动，我害怕这机会将会离我而去。
2004年秋天，我辞去在《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工作，正式投入这场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