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过去了。我从大学毕业，回到加州，在一个专业乐团里打了两年鼓，找到在杂志社实习的机会，而后又返回美东，开始我的第一份记者工作，雇主是罗得岛州第一大报《普罗维登斯纪事报》（Providence Journal）。梅格和我在她父母的农场上结婚，在康涅狄格州租了一栋房子住。
我很少和父亲联络。他在1992年首次返回他的童年故乡札胡时，其实我内心暗自感到振奋——他终于动起来进行一场冒险，前去危险荒凉的鬼地方，果然不负他“印地约拿琼斯”的绰号。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恰当的时机问他关于那趟旅行的事，也没机会看他在当地拍下的录像。时间年复一年地过去。
2000年初，母亲打电话来告诉我一个消息。当时收视率正处于巅峰的热门影集《X档案》（The X-Files）制作单位刚刚打电话给我父亲，说他们正在制作一段场景，耶稣在剧情中要以亚拉姆语说“拉撒路（Lazarus），出来！”，制作人想知道我父亲是否能帮忙。
那是我在《普罗维登斯纪事报》担任记者第五年的事。我采访的新闻包括谋杀案、飞机失事、政治丑闻、贪污事件等；我热爱我的工作，只要有几天没有重大新闻出现，让我的肾上腺素直线飙升，我就会陷入一种极度郁闷的状态。
但最近我搬离了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公寓，和梅格搬进格罗顿（Groton）的一栋房子，那是康涅狄格州东南部的一座以制造潜水艇为主要产业的无聊小镇。我们搬到那里有一个原因：那里是我上班的普罗维登斯和她上班的纽黑文之间的中间点。我们每天往相反方向开车一个小时去上班。我们在格罗顿没有亲戚朋友。晚上回到家，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简单吃个晚餐后看点儿书报，眼皮就重得张不开了。我们才结婚没多久，但却几乎没有时间能好好相处。每天在I-95州际公路上开一百公里的沉闷路途日益加深了我心中的孤寂感。
我仿佛迷失在人生的荒野。有些晚上我回到家，忍不住抱着梅格就哭了起来。
如果当时我人在其他地方，可能会把母亲来电分享的消息当成父亲生活中出现的另一个诡异的小转折，顶多可能是在和朋友喝啤酒时随口提一下就算了。但在那个谁也不认识谁的通勤郊区，一切关于“家”的概念是如此遥不可及，一种失根的感觉油然而生。于是，在一个周六，我忍不住拿起电话拨给父亲。札胡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从小小的家中办公室望着屋外空寂的街道，开始问他一些问题。有谁还在说亚拉姆语？你小时候知道关于好莱坞或洛杉矶的事吗？我从他的回答里开始看到报道的素材，于是我从书桌上抓起便条本。札胡当地有电吗？如果那里没有电影院，你们的娱乐活动是什么？你在这次之前看过《X档案》吗？
我开始跟他聊的时候，说话的语气跟我为了写新闻报道而进行采访时一样慎重，但后来很快就把持不住了。我也找不到适当的时机停下这场对话。父亲的每个答案都会激发我提问其他问题。半小时之内，我已经写满一整本便条纸，只好开始在旧的信用卡收据上凑合着做笔记。
洛城酷文化的象征——好莱坞，和“反洛城文化”的代表人物——约拿·萨巴尔，我的记者本能被这种脱线的联结吸引。但还有别的事正在发生。父亲偶然漂泊到某个时髦的好莱坞专业片厂，这个故事仿佛是我俩父子关系的吊诡譬喻，跟他用洗发精瓶子装马尼舍维茨白酒的情形其实有点儿像，也像他穿着在J．C．Penney平价连锁百货买的打折西装到UCLA教员俱乐部，或在众人都用Boston Acoustics、Blaupunkt等一流品牌车用音响时，还跑去买手提收音机挂在车内。但此时此刻，我听着父亲说的话，过往心里那种尴尬、不自在的感觉逐渐转变成困惑。
对，他告诉我，他小时候确实知道好莱坞。青少年时代，在以色列那个新的国度里，为了逃离生活中的艰难困顿，他躲进耶路撒冷的电影院。他还记得那些光芒耀眼的女明星在《俄克拉荷马之恋》（Oklahoma！）和《七对佳偶》（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中唱歌的情景。“跟新移民的困苦生活相比，那些音乐剧呈现的世界是无比的美好，”他回忆道，“小时候我梦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到好莱坞，就算只是看看也好。好莱坞看起来就像人间仙境。”高中同学们甚至还互取好莱坞风格的化名，于是约拿·萨巴尔就变成了约翰·萨维治。
我笑了出来。“那你觉得《X档案》怎么样？我没想到你看过这个影集。”
“老实跟你说，阿里埃勒，其实我之前好像根本没听过这个节目。”所以他接到节目制作人打来的电话之后，在他的学生间做了小小调查，“他们说，那就像《阴阳魔界》（Twilight Zone）之类的电视影集，一半神秘，一半写实。”
他说，接过制作人的电话后，他变成系上众人热烈讨论数周的话题。“我本来以为这件事没有人会在乎，可是那些秘书听到我要上《X档》都很兴奋，”他又习惯性地略掉了一些美国名词的尾字。“助教在走廊上看到我，会冲过来说‘听说你上了《X档案》’，是真的吗？”
我关上门，坐在地板上，身边一大堆便条纸。“告诉我你那天去片厂的事。”
他说，他到达福克斯片厂时，警卫查了一下记事板，接着招手把他引到一个特定的停车区。
“先生，对，我们在等你。”警卫说。
“等我？”父亲问。
“是的，先生，请把车开进左手边那排车位。”
他把他的丰田Tercel停在一辆菲亚特和一辆宝马之间。
在宽敞的录音室中，一名制作人请他以亚拉姆语念出那句耶稣让死去的拉撒路从坟冢里复活时说的话。这部分还算简单。接着制作人请他以亚拉姆语说“我是海象”，这可就难倒他了。剧作家似乎是打算开个玩笑，揶揄一下披头士的歌迷。(1)我父亲在音乐素养上对以色列民俗歌谣的熟悉程度，想必超过《奇幻之旅》，因此他恐怕没法理解这句话里的玄机。
“呃，请教一下，”我父亲怯怯地说，“‘我是海象’这句话跟拉撒路之间有什么关联？”
制作人简短地回说“不重要”。
我父亲表示有个小麻烦，由于说亚拉姆语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山区，那里没有海象，所以也没有这个字。
“那有近义词吗？”
父亲想了一会儿。然后，录音带开始转动，他跟着说出一句他认为在亚拉姆语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句子：“Ana kalbid maya——我是海中之犬”。
后来情况变得让他更难掌握。制作人请他译出“goo goo g/'joob”——其实这是这首披头士的魔幻摇滚歌曲里的一个拟声句，模仿海象睡觉时发出的声音。我父亲心想，这里果然是肤浅的好莱坞，这一定是他们胡乱编造的咒语，准备念了让尸体浮起来。为了避免让制作人难堪，他很有礼貌地建议把它译成一句听起来具有神圣意味的祈祷词。
“我认为忠于剧本比较好。”制作人回道。
父亲表示，“我猜想那集节目一定是想搞神秘，他们甚至不愿意透露任何细节。制作人只要我做我那部分的东西，不让我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只好照着他的意思办。我问了一两个问题，不过他都没有真的回答。”
录音工作结束时，制作人表示他对我父亲的表现印象深刻，问他是在哪里学会用那么戏剧性的腔调说话。制作人的赞美虽然让我父亲心里很高兴，但他还是谦虚以对。他说其实任何人只要熟悉电影《十诫》里上帝对摩西说话的方式，一定也能办到。
“一般这样会付多少费用？”制作人问。
我父亲对好莱坞的商业运作没有概念，于是请制作人自己衡量。几天后，他收到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
父亲忍不住笑起来。他告诉我，这可算是加薪了，因为前一次他为好莱坞提供服务时，得到的酬劳要比这个低得多。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那是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他接到《噢，上帝！》（Oh，God！）制作单位的电话。在这部搞笑电影中，老牌喜剧演员乔治·伯恩斯（George Burns）饰演的“无上之神”向约翰·丹佛（John Denver）饰演的热心超市经理显灵。在其中一幕剧情中，一个半信半疑的教士团请约翰·丹佛证明全能的主真的会假扮成大声咀嚼雪茄的八十多岁老人现身在地球上。他们交给丹佛一份“用古老的亚拉姆语写成的”问卷，那个语言只有上帝能懂。
“你们是要我叫上帝填问卷？”丹佛问。
他们确实要请上帝填问卷，于是我父亲写了那份问卷：宇宙真正的起源是什么？人类是否因为堕落而失去恩宠，被赶出伊甸园？人类会遭受最后的审判吗？父亲用斗大字体写出这些亚拉姆文句子，他得到的酬劳则是一百美金外加一组豪华型签字笔。
晚上九点的《X档案》就快要播出了，我父母在洛杉矶的家里开始一阵手忙脚乱。
透过电话，我得知父亲事先翻过电视节目指南，发现该集节目获得九分的评价，直逼满分的十分。他准备好要用两台录像机录下内容，“我至少要做两份拷贝，搞不好到时候得同时借给两个人看。以防万一。”
我母亲开他玩笑。“你平常一直在烦恼退休后要做什么，现在可有着落了。”
不过一直到节目开演前夕，父亲一直担心内容要不是很尴尬，就是可能亵渎神圣，惹恼教徒。他内心有个小小的安慰，是制作单位向他保证，在与耶稣有关的内容中，不会出现任何脏话。星期六下午来到，我也开始兴奋起来。我在康涅狄格州家里的电视机信号不良，于是我打电话到附近的公路旅馆，问了两个问题：“你们的房间有附有线电视吗？”“可以按小时计费吗？”
当我拿着二十美元到旅馆开房间，旅馆前台的年长女士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想当然，几分钟后，当一名年轻女子开了另一辆车进来，她一定更加起疑了。年轻女子是梅格，她在心理诊所值完当天的班后赶了过来。
一个小时后，当我把钥匙交还给前台的太太时，她的表情还是一副警觉模样。我很想向她说明我父亲的事——札胡的小孩光着脚走路，亚拉姆语学者的工作代表长年都在台下默默耕耘，系上秘书为他短暂出现在聚光灯下的事兴奋不已，他一定会很高兴我付了二十美元，听他用一句话让拉撒路起死回生。但我终究一言不发地走回漆黑的停车场。
由于时区不同的关系，距离影集在洛杉矶播出的时间还有两小时，所以我回到家时打电话给我父亲。“你是个大明星了！”我开口就说。
“真的？”他的声音扬了起来。
☆☆☆
隔天我坐在计算机前开始动手撰写报道。文字轻快地流泻在页面上，仿佛我等了一辈子，终于决定说出这个故事。报道于2000年5月刊登在《普罗维登斯纪事报》的社论对页评述版，标题是《学者老爸进好莱坞：用亚拉姆语说“我是海象”》。我当记者这几年下来，一篇报道顶多收到两三封读者响应，大部分甚至完全得不到响应，让我有时不禁怀疑是否真的有人读过我的文章。这次，电子邮件、信函、电话纷至沓来，犹如排山倒海。
“我已经注意你写的文章好一阵子了，有时你会写东普罗维登斯校董会行事历之类的有趣材料，”一名普罗维登斯的医生写道，“然后忽然仿佛晴天霹雳，你写了一篇非常温暖动人的文章，跟读者分享你父亲研究亚拉姆语的工作，他对好莱坞的喜爱和对永生概念的着迷等等。你对他的感情和尊崇闪现在字里行间。”
有人说他们读了捧腹大笑，有人则是非常感动。我父亲也收到各种电子邮件……甚至工作提案。佳士得（Christie/'s）拍卖古董部一名员工看到文章以后，希望聘请我父亲为他们翻译一只公元七世纪陶钵上的亚拉姆文镌刻。
我非常惊讶地发现这篇文章的读者来自各行各业。2002年底，我开始在《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上班后，有一次我到五角大楼进行一场压力超高的采访，访问某位资深国防部官员和他的一群副官。采访结束后我离开会议室，走进一条看似永无止境的走道，这时那名官员的助理——一名面带爽朗笑容、说话有南方人的拉长口音，工作效率极高的女子——冲出来找我。“嘿，我只是要告诉你，我很喜欢你那篇关于你父亲的文章。”
我讶异地站在那里，那篇文章见报已经是两年半以前的事了。“我知道你们都会做一些背景调查，”我开玩笑地说，心里同时也有点儿好奇，我身为一个伊拉克人的儿子，是不是在国防部引起了警觉，“可是我还是——”
“是没错，我们的确会做点儿调查。不过我只是想找个话题跟你聊天。你爸爸真的很不可思议。”
最令我惊讶的是我在《纪事报》的一些同事的反应。文章登出几个月后，某天下午我经过新闻室，一名摄影师把我拦下来。“你没有继续写你父亲的事吗？”她近乎恳求地说，那语气仿佛是一个惊悚小说的读者因为作者迟迟不出版续集而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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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是海象》（I/'m the Walrus）是披头士乐团在1967年演唱的知名歌曲，收录在《奇幻之旅》（Magical Mystery Tour）专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