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末，拉哈明、米里亚姆、艾雅拉和尤里搭机抵达美国时，美国正经历社会变革的阵痛期。耶鲁大学的哥特式校舍虽然有如铜墙铁壁，却也无法抵挡席卷全美的骚动青年的反战情绪和民权抗争运动。誓言落实民主社会的学生团体占据校园各处办公室，一名驻校牧师遭到联邦法院以鼓动学生反抗征兵的罪名起诉。教员表决通过取消陆海军校园储备军官训练团课程的学分。耶鲁创设黑人研究课程，导入不打分数的“及格／不及格”评分制度，废除必修体育学分的规定，并在大学部首度招收女性学生。校友杂志中登出一篇学生思考大麻的文章，标题是“一个大麻吸食者的校园笔记”。在毕业纪念册中，过去穿西装打领带、外表整洁清爽的好男孩换成了不修边幅、放浪形骸的嬉皮士，还穿插了电吉他鬼才、摇滚红星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的照片。
学生骚动在1970年5月1日达到顶点。耶鲁大学自由派校长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开放校园草坪，供一万五千名青年学生在此集会，抗议即将在纽黑文展开的非裔黑人民权组织黑豹党（Black Panther）主席博比·西尔（Bobby Seale）被指控谋杀和绑架一案的审判。大约三千名挥舞刺刀的国民警卫队队员被派到现场维持秩序，警察对投掷石块和瓶子的抗议人士发射催泪弹。在这次抗议行动之前几天，布鲁斯特已经明白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并且因此严重激怒尼克松政权。他说他“非常怀疑黑人民权革命分子能否在美国任何地方获得公平审判”。
只有极少数系所能潜身在风雨飘摇、沸反盈天的街头活动之外，一如往常地运作，其中之一就是不久后即将颁发博士学位给约拿的近东语文学系。这个科系创设于1841年，是美国成立的第一个近东研究领域学术单位。在研究生学院大楼三楼面东的一排办公室中，教授和研究生忙着探讨的不是当下的社会颠覆运动，而是上古的人类文明悸动。长年以来，这群人聚精会神地检视数千年前的古人以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泥土做成的泥板，试图破解上面的神秘刻字。他们巧妙地重建出阿卡得语（Akkadian）、梵语、乌加里特语（Ugaritic）等已死语言的文法。他们巨细靡遗地剖析《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这是一首用楔形文字镌刻在十二块泥板上的史诗，也是人类已知最早的书写文学作品。
约拿打算带家人到学校参观，并把他们介绍给教授认识，或许还能让他们看看系里最有名的典藏——出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四万五千件泥板。他也想带他们好好看看美国，看这个国家理直气壮的种种新颖风貌。
☆☆☆
对拉哈明而言，美国没有一样东西比耶路撒冷好。食物也不行，海滩也不好，饮用水也不对。他说自己唯一真正咽得下去的东西是史蒂芬妮在附近一家冰淇淋店里介绍给他喝的那个简单、甜美的调饮。“奶协！（mitshek，即奶昔milk shake）”拉哈明高兴地叫道，“我在这里只爱喝奶协！很简单、很美味，又符合教规。奶协！”
当父亲忙着喝香草奶昔时，那时长发披肩的尤里闯进格林威治村，觉得自己到了人间天堂。嬉皮士在咖啡馆里拨弹吉他，街角的先知忙着鼓吹自由爱欲。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把一片迷幻药偷偷丢进尤里的汽水，总之，当一场骤雨把格林威治村浇得湿淋淋，他居然在街头狂奔，朝天空张开双臂，把哗啦而下的雨水接进嘴里喝下，泡水的凉鞋脱落了也没注意。后来他光着脚，浑身湿透地回到东九街克鲁格夫妇住的大楼，守卫挡在门口不让他进去。
身穿蓝色滚边制服的粗壮守卫以既狐疑又凶狠的眼神看着他，“你说你要找谁？”
“呃……我要到……克鲁荷家，”尤里说，“我找詹妮塔和寇德门。”
“开玩笑，小鬼。滚蛋！”
艾雅拉的“历险记”倒是比较私密。到美国几天以后，这个十二岁的漂亮小姑娘第一次月事来潮。之前她曾经听到我祖母跟莎拉说什么“不干净”的事。米里亚姆说弄脏的棉垫要用报纸包好，再用塑料袋封起来，塞在垃圾桶最底下，绝不能让男人看到。
所以当史蒂芬妮把她拉到一边说，“我们一起去买卫生棉。”艾雅拉不禁羞得脸红。她不知道史蒂芬妮是怎么发现的。
“你知道月经吧？”她们走出屋外，步入外头温暖的阳光中时，史蒂芬妮对她说。艾雅拉摇头，于是我母亲向她解释了这个生理现象。
原来这里是这样，艾雅拉心想。她们买了一大盒卫生棉，从药妆店走出来，史蒂芬妮答应说她会偷偷把它带进家里，不让别人看到。在老家那里必须隐藏起来的羞耻秘密，在美国就跟香草奶昔一样，又单纯又甜蜜又自然。
米里亚姆受到的震撼相当强烈，这倒也无可厚非，毕竟这时的情况是一位不识字的库尔德家庭主妇忽然被带进一个世界级大都会。米里亚姆在纽约时经过人行道上一处通风口，当一阵暖风灌进她长及脚踝的连身裙，将裙子鼓得像颗热气球，她吓得跳了起来。那天稍后，一家人行经百老汇一带时，大伙回头一看，发现她娇弱的身影被卡在车流中央，正在喇叭声四起的噪声中茫然地看着在她两侧反向呼啸而过的汽车。
尽管历经磨难，米里亚姆还是跟大家说她很喜欢美国。他们到华府待了几天，她说那里的街道干净到“用舌头舔都没问题”。不管到哪里，大家都很亲切有礼，脸上挂着微笑，随时说谢谢。从她提到史蒂芬妮父亲的方式看来，他应该是已经让她意乱情迷。有生以来，他是第一位帮她开门的男士。
约拿很怕嬉皮族会让母亲反感。但当米里亚姆看到半裸的“花孩子”(1)在公园中卿卿我我，她的表情居然一脸陶然。她不顾约拿的警告，让尤里带她去看《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Woodstock）(2)的播映会。看完以后，所有人都很惊讶她居然没有抱怨影片中充斥的赤裸酥胸。有人问她有什么感想，她的回答很简单：“看到他们那么自由自在，感觉真不错。”
她的美好心情一直到儿子毕业典礼当天都没变。那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她穿上全新的白色连身裙，搭配同色头巾，拿了一把折叠椅坐在耶鲁大学草坪上。
“约拿·萨巴尔。”典礼台上一位院长叫出这个名字。
她的儿子从前排座位上起身，身上的黑袍在阳光下闪着迷人光泽。四周的同学一阵鼓掌，夹杂几声揶揄的嘘声。约拿伸出双臂接下毕业证书，接着与一长排穿着长及脚踝的蓝色学院袍、头戴天鹅绒帽的院长和系主任握手。他在每一位耶鲁大佬身前轻轻弯身行礼，其中有些人似乎也屈身回敬。米里亚姆站起来伸长了颈项，她这辈子不曾见过那么多穿戴如此隆重华美的男士。
“他们可是国王？”她问旁边的尤里。
“不是啦，依妈，他们不是国王，”尤里翻着白眼说，“只是一些大教授。”
米里亚姆意会到自己的问题可能很蠢，但在那天，可能是她此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的祖母感觉自己像个女王。她的小王子去到遥远的地方，英勇地杀了那里的恶龙，娶得美丽的公主。她一心盼望儿子会回家。但即使在那时，她的内心深处也已明白，儿子是永远不可能回来了。
————————————————————
(1) 反越战时代，年轻嬉皮士佩戴或手持花朵，宣扬以花朵代替枪杆，以“花力量”（flower power）取代武力，争取和平与爱，因而被称为“花孩子”。
(2) 1970年的一部纪录长片，为1969年以爱与和平为名举办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节纪实，获得奥斯卡纪录片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