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一年后，约拿终于为卡塔蒙山丘上那栋景观公寓付了首付款。不过他不是计划和妻子迁居耶路撒冷，而是让父母搬进去，让他们能脱离拉什巴葛街那栋政府补助公寓狭小脏乱的环境。换了新房子的拉哈明和米里亚姆则是把老家转让给刚结婚的阿夫拉姆。
约拿此时正隔着半个地球，设法提升家人的生活质量，但弟弟妹妹的来信中语气却是越见焦急。所有人都感觉大哥正深深陷在美国的黑暗中。二十岁的阿夫拉姆之前很少写信，这时忽然口吻严厉了起来：
致大名鼎鼎的约拿·萨巴尔，何等荣幸你在我们家里那么有长进……可是你必须牢记生你养你、给你知识和智能的母亲。你抛弃了她。在所有层面上，你都已经被视为叛徒，不仅是在爱国心或民族情感这些方面而已。我只有一个字要告诉你：道义……告诉我那里和这里的区别。我认为有一个区别：这里是犹太人的国家。那里是外国人的国家，特别是对你，对约拿而言。
在此同时，米里亚姆晚上会梦到人在美国的儿子和媳妇搬进卡塔蒙的新公寓，过着幸福的生活。“她做梦时，会用亚拉姆语跟史蒂芬妮说话，”尤里在一封信里跟大哥说，“她对你和嫂嫂说，‘我现在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了，我什么都可以煮给你们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唯一能拿给你们吃的只有生菜色拉。”当时十六岁的尤里向来非常聪明狡猾，他太自负也太有心机，没事绝不会把心里话说出口。可是1969年6月，他又写了一封信说，因为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忙乱，他的压力太大，所以决定从就读的高中名校辍学。他说他每天到学校上课六个小时，放学后必须到父亲刚在卡塔蒙区买下来的小杂货店帮忙。他坐在那里看店，看到一些无赖一再要父亲让他们赊账，不然就是一些穷人恳求他打个好折扣，而父亲经常没有多思索就答应。他觉得父亲这么做是被别人踩在脚底了。星期五工作结束以后，他还有一个额外的任务：帮家人熨烫衣物和擦鞋子。有这么多杂事要做，他没有办法专心课业，况且家里也太拥挤，太嘈杂了，让他心情又紧绷又气愤。他干脆出门闲晃，等所有人都睡着了才回家。他的成绩因此受到影响，开始不交作业，最后只好辍学。他感到绝望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
约拿后来终于明白这些信并非无病呻吟。在花木扶疏的新英格兰待了那么久，他差点就将故乡的辛苦生活抛到九霄云外。他的家人其实还在每天烦恼账单该怎么付。他的父亲再度经商失败，性格变得更加愤世嫉俗，母亲则继续默默忍受丈夫的无端指责。
他是否应该回到家人身边？那里不是他真正的家之所在吗？他在系上表现出对自己的根源的浓浓牵系，甚至将博士论文定调为一种对故乡的崇高致意。“谨此献上一支纪念蜡烛，”他在前言上方以希伯来文写道，“缅怀我的祖父埃弗拉伊姆和库尔德斯坦的拉比们，他们让妥拉的火种得以继续燃烧，让火苗不会在那些‘迷失于亚述大地上的人’之间熄灭。”
但是，为什么他体内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抗拒返回以色列的念头？一个人有没有可能会对自己祖源的某部分感到强烈的牵系——某个涵盖语言与文化的抽象部分——但对另外的部分却不尽然如此？他的责任义务到底是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人，竟会忽略自己的家人？他们不正活生生地代表着他的根源吗？他本来以为自己能将“过去”带在身边，用盒子装起来，而后栽种在新的土壤中。现在约拿怀疑这个想法根本就是在蒙骗自己。
约拿在耶鲁大学几乎每门课都得到特优成绩，他拿到的推荐信同样熠熠生辉。“萨巴尔不仅是为数已不多的新亚拉姆语使用者之一，他对这个语言的学术知识也已达到至高的水平。”罗森塔尔教授写道。系主任马文·波普（Marvin H．Pope）教授则是这么写，“在最顶尖的学术圈中，他将是个锦上添花的宝贵资产，我非常羡慕所有那些有资源也有远见，懂得吸收他这个知识精英的近东研究学院。”
过去与未来在约拿内心交战。他可以选择回老家，回到母亲身边，回到自己的根源，回到同胞那里；或者，按照当时的情况，他可以飞到任何他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