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获胜后，举国狂欢，所有电台都在播放《金色的耶路撒冷》，人们在街头高唱这首描述犹太人两千年来渴望归乡的流行金曲，仿佛那是以色列的新国歌。1967年夏天，约拿和史蒂芬妮夫妇来到耶路撒冷度蜜月，原本约拿将此行视为将来在以色列生活的“试营运期”，但他的希望之情很快就被郁闷取代。他注意到新婚妻子对当地狭窄的生活空间、难以忍受的燥热和你推我挤的人群有了负面反应，这个反应很隐微，却很真实。当库尔德法师在一个驱除恶灵的卡帕拉（kappara，牺牲）仪式中拿着活鸡在她头顶上挥舞，她本能地缩起身子，这是不是在害怕？“我很喜欢这里。”史蒂芬妮向丈夫保证。但有一天深夜，他们参加完一场婚礼后搭上一辆没有顶盖的卡车回家，司机忽然紧急刹车，史蒂芬妮急忙撑住身体，座椅的金属支架在她左小腿肚上划出一道开口。她在耶路撒冷一家医院待了将近一个月，做了好几次整形手术之后才能够慢慢走路。
回到纽黑文后，他们全心投入课业。我母亲每星期搭好几次火车到纽约市的耶什华大学修读社会工作硕士学位课程。约拿把自己关在耶鲁大学的闪米语系数据中心，日夜钻研亚拉姆语和库尔德斯坦犹太人的相关研究。耶鲁在古代书籍和手稿方面的庞大收藏开启了令他屏息的壮阔视野，让他看到他过去以为是无人之境的研究领域竟然已经有了那么多前人的足迹。
现在他明白了，早在他之前就已经有许多前辈投入这个工作了。但他不确定他们的方法够不够正确，动机够不够真诚。在过去许多个世纪中，少数几个勇敢或疯狂的犹太旅行者就算远征到库尔德斯坦的山区，也经常对当地犹太人的知识水平嗤之以鼻。最尖酸刻薄的批判者无疑是十三世纪西班牙犹太诗人犹大·阿尔哈里吉（Judah Alharizi），在他以押韵散文体写成的著名旅行见闻录《塔克摩尼书》（The Book of Tahkemoni）中，他描述自己在某个星期五晚上来到摩苏尔的一间犹太会堂，结果看到一群丑角般的信徒，还有一个愚蠢的合唱团领唱员被自己的祈祷披肩绊倒。
在该书的一个英文翻译版中，我们可以读到，“领唱员的激狂之情水涨船高，他也随之犯下无以细数的错误。他该唱的是‘尊扬赞颂你的圣名，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结果他居然唱成‘鳟鱼葬送你的圣名，是我们责无旁贷的遗物’；他该说‘恭祝天主，我们的神’，结果他说‘攻击天主，我们的神’；他该说‘敬颂主，哦我的灵魂’，但他说成‘急送猪，哦我的灵坟’……他的离谱错误不胜枚举，最后我只能后悔自己去了那个地方；哎呀，羞愤哪！我不禁伸手紧紧掩住灼热的脸颊。”
然而，那些信众——“各个有如傲骨建成的高塔，人人挺着大肚皮，背脊如巨人般耸立，潮涨般的大胡子凌乱摆荡”——他们却相信自己正聆听着天堂的声音。
“有些人乖乖坐着，有些人则躺在地上，睡得如同死猪……又有一些人逃掉了，他们离开祈祷堂，没再回来……只剩下四只蠢驴，他们跟着领唱员尖声乱叫，还以为自己是优秀歌手。”
六个世纪以后，二十七岁的罗马尼亚犹太青年约瑟夫·以色列·班杰明（Joseph Israel Benjamin）放弃伐木工作，前来寻找传说中那个“失落的部族”。他走访库尔德斯坦，结果却以类似的态度鄙夷当地的一切。他在巴尔赞（Barzan）时写道：“我们在这里的犹太同胞是难以言喻地无知，他们甚至无法好好背诵一段祈祷文。我必须以无比痛苦的心情坦言，我从不曾在任何地方看到犹太人下贱到这般程度，在道德上如此堕落。”
另一位十九世纪的造访者是立陶宛犹太拉比戴维·德贝思·希勒尔（David D/'Beth Hillel）。热衷云游四海的他不辞辛劳地旅行到札胡，结果却闷得直打哈欠。“我对这个城镇实在没什么特别想说的，”他写道，“它非常古老，房子是以粗陋的石板砌成的，看起来破烂不堪，街道和市集都非常狭小……大约六百户犹太家庭住在这里……他们无论对希伯来的语言或风俗都显得极其愚昧。”
库尔德斯坦犹太人被描绘成对犹太习俗和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的原始山地人，这样的主题充斥在历代撰述中，就连如埃里克·布劳尔（Erich Brauer）之流的二十世纪初期学者也不出其外。“一位学界同僚与库尔德犹太裔信息提供者相处的经验跟我的感觉一样：没有任何一个人对犹太先祖的历史有任何了解。”布劳尔在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民族学研究专书《库尔德斯坦犹太人》（The Jews of Kurdistan）中写道。这本著作深受推崇，不过布劳尔本人并没有到过库尔德斯坦。早期的造访者都不会说当地语言，而且约拿现在知道了，他们与当地犹太人相处的时间也不够久，对这些人的风俗习惯认识浅薄，因此只能写出一些嘲笑讽刺的肤浅文字。
曾经试图掌握新亚拉姆语的西方人又是另一个奇特的族群。约拿归纳后发现，这些人可以分成两种类别：狂热的基督教传教士和留着长胡子的德国语言学家。
先来到库尔德斯坦的是传教士。他们急于翻译圣经，并透过当地语言宣教，因此有一批基督教福音传道者——美国人、英国人、道明会圣职人员、法国遣使会会员——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设营进驻，开始研究各种当地方言。第一位认真钻研亚拉姆语的西方学人是戴维·塔潘·斯托达德（David Tappan Stoddard），他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北汉普敦（Northhampton），早先就读于耶鲁，后来获授任为牧师。1843年，他加入美国设在波斯国欧鲁米耶（Orümīyeh）的布道组织，在聂斯脱里教派(1)信众间传播福音，并经营一所男子学校。他认为如果要成功打入当地社会，绝对要能说流利的“叙利亚克语”——这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古代犹太社群所说的亚拉姆语方言。“斯托达德先生自己表示，他总觉得自己‘舌头打结’，无法把当地语言说得溜。”一名传记作者在1890年出版的《传道路途上的美国英雄》（American Heroes on Mission Fields）中如此写道。
他带着福音来到，但却没有能用以传布福音的媒介……历经一年的辛勤研读，他终于开始能勉强以叙利亚克语布道。布道地点位于一名传教士的住所，大约有四五十名妇女和小孩前来聆听。说起当时的过程，他表示，“当然那只是一个小小的付出，不过我确实非常努力，而且我打算再接再厉。有了上帝的祝福，明年夏天我就可以更顺利地布道。我还无法用这个语言祈祷，但我是该认真学了。”
1885年，也就是他在因为斑疹伤寒病逝的前两年，斯托达德研究亚拉姆语的正式著作《现代叙利亚克语文法，以其今日于欧罗米亚、波斯和寇德斯坦的口说形式为准》（A Grammar of the Modern Syriac Language，as spoken in Oroomiah，Persia，and in Koordistan）获刊于《美国东方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这本小小的文法书是史上首度有人试图让世人接触这个过去鲜有人知的语言，了解它的结构和文法特性。”一名十九世纪评论者如此指出。然而这个努力毕竟还是不够的，“在那些早期时日里，进行传教活动的迫切需求让人难以投注时间进行纯粹的语言研究。在这位耶鲁大学优秀校友的开疆辟土下，这个领域原本前景无限，可惜他英年早逝，这个世界无疑也因此失去了进行更成熟研究的良机。”
不过，仍有一些人后续走上这条研究之路。那个年代最伟大的东方研究者——德国学者提奥多·诺德克（Theodor Nöldeke）在1869年出版了一本《新叙利亚克语语法》。另一些同样留着引人侧目的大胡子的德国语言学家，包括莱比锡大学的阿尔贝特·佐钦（Albert Socin）、柏林大学的卡尔·爱德华·扎豪（Karl Eduard Sachau）等人，也对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语言展开研究。不过第二个真正在这个领域迈开大步的还是一位传教士，这次是个英国人。阿瑟·约翰·麦可林恩（Arthur John Maclean）牧师原是剑桥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不久，他就获选担任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旗下大名鼎鼎的“叙利亚东部传道任务”的总负责人。“在他之前，调查研究场域辽阔而苍茫，”本杰明·拉巴里（Benjamin Labaree）牧师在1899年出版的《美国闪米语言和文学学报》中写道，“在欧鲁米亚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土地上，存在着巴别塔般种类繁多的语言，造成许多研究上的困境。但主任牧师麦可林恩透过无比的学术热诚、细致的观察方法和明确的研究目标，为这个领域带来新气象，并有效整理了不同部族之间的语言差异。”在库尔德斯坦待了五年以后，麦可林恩牧师对亚拉姆语已经有了充分掌握，并在1901年编纂出世人所知的第一本新亚拉姆语辞典。约拿在耶鲁大学当研究生时，有一天在图书馆里仔细看着这本字典的封面，忽然发现它的微妙之处。字典副标题显示它的内容不只包括基督徒所说的方言，也“从札胡犹太人的方言中举证”。
针对这个某些学者起初完全否认存在的艰涩语言，传教士和语言学者无疑做出了值得嘉许的贡献。那些不相信亚拉姆语确实存在的学者认为，在第七世纪穆斯林征服阿拉伯世界，使得阿拉伯语成为整个中东地区的共通语言之后，一个原有的地方语言是不可能长久生存的。但他们的研究只能算是触及表面。传教士有其他的工作职责，因此他们在语言上的探究经常较为简略。他们不太重视亚拉姆语不同方言间的差异性，而是设法找到某种“亚拉姆语版的世界语”，让神职人员在整个库尔德地区都能用它来宣教。德国学者则是将研究奠基在仅仅一两个用户提供的语言样本上，让人不得不质疑其调查结果的有效性。他们的研究几乎都只针对该地区基督徒使用的方言，造成犹太人使用的语言继续处于无人探索的混沌状态。有些人将他们的调查研究视为纯粹的知识演练，甚至连在字面上都不隐瞒自己对其研究对象和文化的轻蔑态度。以诺德克为例，虽然他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最受尊崇的闪米语言学家和伊斯兰学者，但他在一段恶名昭彰的文字中，曾经表示他研究东方种族的结果，只让他更确信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身为研究东方的学者，”他在1887年写道，“我的研究工作反而成为反向强化的工具，提高了我的亲希腊主义倾向。我认为所有人如果在怀抱开阔心胸看待东方民族本质的同时，又能对其进行严肃深入的研究，必然会得到跟我相同的体会。”
库尔德犹太人的历史被忽略的情况也很类似，甚至更糟的是，它经常遭到诬蔑。当约拿在书里看到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早在十三世纪就对自己在库尔德斯坦的同胞表示轻蔑，他不禁一阵心寒。这时他明白，原来欧洲犹太人的偏见并非近代的事。那天下午，他在耶鲁大学的图书馆里查阅那些历史典籍，当他从书页中抬起头仰望窗外天空，他感觉自己的职志忽然更加坚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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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元五世纪时从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分支，又称东方亚述教派，传入中国后称为“景教”，一度在中国也有相当多人信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