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普珥节(1)那天晚上，约拿·萨巴戈和他的一群中学朋友聚在他们星期六习惯碰面的老地方：一条窄巷中的某个三楼公寓阳台，那里距离耶路撒冷最热闹的心脏地带——本－耶胡达（Ben Yehuda）街和雅佛（Yaffo）街交叉口——只有短短几步路。约拿的朋友什洛莫（Shlomo）——一位正等着发迹的吟游诗人——跟他的父母、三个兄弟、一个妹妹和一个阿姨同住在一间三室两厅的公寓。他们来自伊拉克南部，经济条件比住在几公里外卡塔蒙区的库尔德同胞们来得优渥些。星期六一到，他们就会竖起睡垫靠在墙上，让公寓成为一座小舞厅。前来玩乐的客人大都是一些怪胎，跟着家人从各个中东国家移民过来，由于不够时髦或缺乏自信，他们不敢出现在私立日校学生们出没的豪华派对。不过他们从什洛莫家阳台往外看到的景致还是会让所有青少年嫉妒：本－耶胡达购物大街上的咖啡馆和酒吧，对街旅馆窗户上偶尔透现的房客胴体，维也纳咖啡馆里衣香鬓影的客人，以及季昂（Zion）电影院那灿烂的广告灯光。
在普珥节派对这天晚上，吸引约拿和他的朋友们注意的倒不是街头景象或旅馆窗户，而是从公寓门口陆续涌进来的以斯帖皇后们。这些少女各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头上戴着廉价商店买来的头冠，身上缤纷耀眼的礼服是妈妈们用旧丝巾拼凑赶制出来的。
“不知道她们有没有人会需要皇家伺卫。”约拿心想。他把阿恰须维洛许王（King Achashveyrosh）面具戴在脸上，用橡皮筋绑好。他的黑色波浪卷头发油油亮亮，朝上精心梳理成当时最时髦的蓬巴杜（pompadour）发型，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特地上了美发院。
“喂，你觉得怎么样？”约拿的手肘顶了一下什洛莫的胸侧问道。
什洛莫扮成波斯贵族哈曼(2)，虽然他只是用那天的报纸折出这位邪恶大臣的三角帽，看起来还是有模有样。
“分裂而后征服，各个击破吧，皇上！”
这群男生之所以会凑在一块儿，是因为他们都上耶路撒冷工会办的夜校——劳动青年中学。大约二十位白天必须工作的少年每天晚上到学校上四个小时的课，课程包括希伯来文学、希伯来文法、作文、圣经、英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以色列地理、公民。另外还有一门比较特殊的课叫“劳工运动史”——由于学校是工会所兴办，这倒也无可厚非。大多数学生一年支付的学费是九十里拉，他们得从自己微薄的薪资中支应。几乎所有人都是家境清寒，他们的家庭几乎全来自伊拉克、伊朗、摩洛哥等穆斯林地区。原籍伊拉克的同学们很快就成为死党。
其中一位就是什洛莫·巴尔－尼希姆（Shlomo Bar-Nissim）。他们家来自伊拉克最南端的大城巴士拉，父亲是海关人员，三个哥哥都曾是锡安地下组织的活动分子。1948年伊拉克犹太人富豪沙菲克·阿德斯在一场作秀式的审判之后被吊死，尸体沿着他们家前面的街道被运送到犹太墓园时，他隔着百叶窗看到送葬队伍。一年多以后，他的父母决定移民，因为他们认为小孩子留在伊拉克太危险了。
多年后，巴尔－尼希姆也移民到了美国。我到他位于新泽西州北部的住处拜访他，他在喝咖啡时告诉我一些当时的往事。“学校九月开学，但每天有越来越多学生没来上课，”他回忆道，“有一天我回到家，看到我妈妈在哭。‘你明天不必去学校了，’她说。现场还有一个地下组织的人。我爸爸拿了几件外套和西装给我，告诉我，‘你今天晚上就走。’”
他的父母在离开之前还有一些生意上的事得收尾，所以他们让那时才十一岁的什洛莫跟一群其他的巴士拉犹太人一起冒险走过河流和沙漠，非法越境到伊朗，接着在当地领取伪造的身份证件，搭机前往以色列。
约拿另一位中学同学叫亚伯拉罕·齐哈（Abraham Zilkha），他来自巴格达，是家中七个小孩里的老幺，父亲经营一间旧货商店。他某部分像个书呆子，但同时又带有莽撞的性格。在他们全家离开伊拉克以前，他亲手写了一封信给伊拉克政府，要求政府正式允许他带几样东西到以色列：一些地理书籍，一本阿拉伯文－英文字典，一张阿拉伯文书法比赛冠军的奖状，还有他收集的钱币。也许某个官员被这个小孩充满稚气的笔迹感动，一封盖有官印的信真的寄来了——他的要求得到了伊拉克政府同意。
对他来说，只有一件事比到法国在巴格达开设的世界以色列联盟学校（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上课来得重要。“我会跟我妈说我要到同学家做功课，接着走过横跨底格里斯河的大桥，去看任何一部埃斯特·威廉斯（Esther Williams）演出的电影，”齐哈最近回忆起这件事，“我为她疯狂，我会跑去买一堆埃及出版的杂志，只为了在里面找她的照片。”
约西·埃拉提（Yosi Elati）是这群人里最安静的。他是巴格达纺织商人的儿子，家中排行老五。他最早的人生记忆是在法胡德暴动期间，惊恐地躲在阁楼里，同时在只相隔数栋房子的距离外，暴民正在屠杀一整家犹太人。来到以色列后，他的父母身无分文，于是他去当技工助手，下工后浑身沾着机油和车轴润滑油就到夜校上课。
“白天工作八个小时后，我们实在都累了，所以在课堂上很难集中精神。”我和埃拉提在耶路撒冷一家咖啡馆见面时他告诉我。这句话可以说是帮整群同学说的，因为他们白天做的都是粗活，不是洗衣、种树，就是修车、搬运东西，一整天下来的确身心俱疲。“有时候，我的头埋在课本里就睡着了。下课后，又还得搭一段公交车，再从公车站走上二十五分钟的泥路回我们住的玛阿巴拉。回到家，我也没法洗澡，因为那么晚是不可能烧热水的，所以只好一身脏兮兮地上床睡觉。”
老家在伊拉克基尔库克（Kirkuk）的尤瑟夫·萨吉（Yosef Sagi）是这群死党里最爱挑衅的同学，他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喜欢煽风点火、挑起争端。他没有和其他人一样上同一所学校，而是在玛阿巴拉里认识了这群死党中的几个朋友。
其中最疯癫的是巴鲁赫·吉瓦提（Baruch Givati），只有他跟约拿一样来自库尔德斯坦，而且恰好都是札胡人。他父亲是裁缝师，1952年就过世了，当时他们全家移民到以色列才两年。排行老二的吉瓦提当时不过十四岁，但忽然成了一家之主，必须负责家里的经济来源，于是他兼了两份差事，除了卖报，还到一家公司跑腿打杂。
约拿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对知识的好奇心，以及一种犹如变色龙般、能从随和的好朋友化身为孤僻学究的能力。某个星期他可能跟死党上电影院或一起吃烤肉包，隔一个星期如果碰上他得准备考试，他就会人间蒸发。有一次我到齐哈位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附近的住处拜访他（他现在是该大学的希伯来文教授），他挑出一堆扫描到计算机里的五〇年代黑白照片，其中一张有点模糊的照片是他们在课堂上的情景，照片中戴眼镜的老师站在排排坐的学生前方，右手正比画着什么。他正讲述的内容显然很好笑或很吸引人，因为半数以上学生不是面带微笑，就是抬头专心看着。我父亲却没有。他坐在第一排，老师就在他前面。但他的头低垂在课桌上方，鼻头几乎碰到笔记本，一只手拿着钢笔或铅笔正写着什么，另一只手合拢的手指则压平纸页，那模样就像外科医生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棘手的手术。“那就是你爸，”我们研究照片时齐哈对我说，“每个字他都要记下来。”
这些男孩原先在伊拉克的语言、社会阶级和教育隔阂，在他们来到以色列后全都模糊了，因为他们全都被以色列笼统地归类为需要接受文明开化的落后地区犹太人。“我在巴格达从没看过什么库尔德犹太人，也不认识任何库尔德穆斯林，”齐哈告诉我。“我看到的库尔德人都是些清道夫、排水沟清理员、挑夫。我看到头巾就知道他们是库尔德人，那时一般人的偏见认为库尔德人就是没受教育的原始人。小时候我也认同这个偏见。巴格达人自认是精英，所以他们瞧不起其他人。伊拉克有两个不同的世界，彼此不相往来，但在以色列，不同的世界全混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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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父母缩入保护壳中，缅怀那些名声与财富都来得比较容易的美好往昔，孩子们则是热情地拥抱光辉灿烂的未来。约拿在《最新新闻报》（Yediot Ahronot）上看到“青年留声机”的广告，于是透过邮购以分期付款方式买了一台。虽然机器上接了一大堆难看的电线，他却无比满足。由于他手头剩下的闲钱不多，没办法买唱片，于是他跟朋友们会去美国领事馆的免费图书馆，兴致勃勃地翻阅一套十六册的爵士音乐史，聆听贝多芬和德沃夏克的协奏曲，以及黄金双人组罗杰斯与哈默斯坦（Rogers and Hammerstein）创作的音乐剧，和图书馆员工练习英语。回到卡塔蒙的公寓后，他们会躺在地板上，听着借来的唱片播放出的悠扬旋律，轮流阅读封套上的简介和音乐花絮。周末一到，他们会冲进电影院看百老汇音乐剧电影：《七对佳偶》（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霸王妖姬》（Samson ＆ Delilah）、《睡衣仙舞》（The Pajama Game）……他们凑钱加入一个“每月一专辑”的唱片俱乐部，并报名参加音乐知识竞赛。
周末时，约拿也会到旧书店寻宝，买些英文或法文的漫画书，以及早已翻得破破烂烂的《三剑客》《白牙》《鲁宾孙漂流记》等冒险小说名著。他甚至享有一个安静读书的理想地点：厕所。一九五〇年代中叶，以色列政府把穷困的库尔德人从玛阿巴拉迁到卡塔蒙区的国民住宅。萨巴戈家分配到拉什巴葛（Rashbag）街的一间一房一厅小公寓，对这个有五个小孩——很快又会有第六个——的家庭而言，房子实在拥挤不堪。但至少公寓里有独立厕所，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得用外面的公厕，而且约拿发现厕所是能锁上的，于是那里就成了他的私人图书室。
约拿和他的朋友们正经历全面的蜕变。他们褪去原有的外表，孕育出新的面貌。他们的父母成为他们与过去唯一的联结，但那个过去在以色列又还有多少价值？
我父亲的朋友们告诉我，他们的双亲并不像刻板形象中那种挥鞭管教、尽管生活穷困，但执意检查小孩所有功课，要求每科都拿A的典型移民家庭父母。以色列新移民社群中大多数父母不是陷入忧郁，就是为了五斗米而失去自我，对于下一代的生活，他们顶多只能默默旁观。
“我们全靠自己，”巴尔-尼希姆说，“没有人告诉我们该上学念书，没有人说长大要上大学。”
巴鲁赫·吉瓦提补充说：“我们这群人很幸运。一个人是落在界线这边还是那边，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差别。我们碰巧是落在这边；但我们认识很多人，他们都没有机会上学。”这个“小小的差别”成了后来的关键：我父亲这群朋友长大后各个接受高等教育，享有成功的人生。吉瓦提、埃拉提、萨吉成为律师，巴尔－尼希姆成为合唱指挥，齐哈和我父亲则当上教授。那个微小的差异包含几个元素，一个是个人对企图心的拿捏，一个是自信心，还有一个是长辈的启发——像埃弗拉伊姆那样，相信心灵生命的重要性。
“札胡极少人像我父亲那样，小小年纪就学写阿拉伯文，”吉瓦提表示（阿拉伯文是中东地区知识阶级的共同语言），“所以他可以听收音机，了解各种事物，而后在茶馆里向别人解释这些东西。他影响了我对教育的看法，我们大部分的朋友都没读书，没上大学。许多人很嫉妒我们，而且因为我们读过书，他们就认为我们很骄傲。”
不过多数时候，别人也懒得为他们费思量。
“其实我们都是些瘪三。”齐哈表示。
我父亲非常同意：“我们完全是一群怪人。”
这群人皮肤黝黑，身高毫不起眼，卷曲的头发仿佛是一团溶化的奶油软糖搅拌而成。老照片里的他们是一群体形精瘦的年轻人，穿着匀整的休闲裤和礼服衬衫，袖子平整地卷了几折，收在手肘上。这些人不是巴格达披头士就是库尔德版凯鲁亚克(3)，基本上有点像外星来的怪人。巴尔－尼希姆告诉我，说穿了，他们都只是些“yaldut ashuka——有缺憾的小孩”。不仅物质上有缺憾，连在定位上都有缺憾。约拿·萨巴戈是他那一代移民以色列的库尔德人里少数读高中的人，因为他接受了教育，有些从前的朋友就开始认为他自负而冷淡。他遗弃自己的族人，用自己的成就羞辱了他们。生活在以色列的库尔德人应该要聚在一起，而不是想着超越别人。可是，如果约拿不属于库尔德人圈子，那他又是什么人？
星期六晚上，约拿和朋友会到耶路撒冷人潮汹涌的步行区逛街，欣赏一个他们永远不可能打进的世界：那些穿着高尚的阿什肯纳兹(4)犹太精英阶级子女，他们白天上私立学校，晚上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伊拉克犹太男生称他们为“chevra solonit——沙龙一族”。“沙龙一族”口袋饱满，上时髦的咖啡馆吃喝，互相嬉笑怒骂、眉目传情。约拿还注意到，那些人当中上大学的男生穿的衣服经常是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布料制作，质感华美的布料上有细致的沟纹。他听到人家说那叫“灯芯绒”。在他父亲从前开的店里，他从没看过这种东西。约拿心想，好美啊，简直像阿瑟王的长袍。
“我们就坐在那边，感觉那一切完全遥不可及，”父亲告诉我，“有时候我们真的很羡慕，他们拥有那么多，可以过得那么自由自在。”
后来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才明白，他们拥有的东西更加珍贵：兄弟般的情谊。2005年我到以色列时，有一天晚上吉瓦提、埃拉提和萨吉请我到耶路撒冷一家餐厅吃饭，席间众人回顾了他们的年少岁月。他们告诉我，他们一群人几十年来每星期四晚上都会聚在那里喝咖啡、吃甜点。移民到美国的三个人——巴尔－尼希姆、齐哈和我父亲——每次回到以色列也一定加入。中学时代凝聚的友谊经过五十年的岁月风霜，依然坚实稳固，即使各自的父母早已告别人间，家人也遍布世界各地，这群“有缺憾的小孩”依然相知相惜，没有什么能分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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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那个春天夜里的普珥节派对很快进入欢乐的高潮。什洛莫一如往常站在阳台边唱起一首首男高音咏叹调，从抒情动人的拿坡里民谣《哦，我的太阳》（O Sole Mio）一直唱到澎湃奔放的犹太传统歌谣《让我们欢乐吧》（Hava Nagila）。一支临时组成的乐队负责伴奏，节拍打得还算不错。乐队成员包括：一名俄罗斯邻居负责曼陀林，一名刚移民过来的美国人负责吉他，还有学校里一名视障学生哈伊姆·祖尔（Chaim Tzur）负责手风琴，他后来谱写出知名的以色列民谣《人世三真理》（Al Slosha Devarim）。
约拿完全没碰朋友递给他的琴酒通宁，但他的头已经开始晕眩旋转。他希望自己能把这个时刻的声音和感觉全冻结起来，永远生活在其中。“嘿，萨巴戈！”有人对他喊道，是阿维格多·薛梅什（Avigdor Shemesh），他跟平常一样咧着嘴笑。某些人习惯像这样随时带着笑脸，仿佛迫不及待要分享什么惊人的趣事。“我在想，也许我可以到好莱坞去当大明星。”
“真的？”
“是啊，你看我穿这套哈曼装，够帅吧？”
“可是你那个名字，”约拿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必须大声吼，“我从来没在电影的片尾名单里看过像阿维格多·薛梅什这种名字。”
“那些电影明星的名字都是假的，玛丽莲·梦露、约翰·韦恩、波利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这些全都是艺名。他们的原名其实可能都叫阿维格多·薛梅什，或类似的名字。一个人变成明星以后，就得发明新的名字，银幕上放大看比较醒目那种。”
“对，没错，”约拿说，“我印象中彼得·罗尔（Peter Lorre）的本名好像叫拉兹罗·罗文斯坦（László Löwenstein）。”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他们其实都是犹太人。”
“那你到好莱坞以后想叫什么名字？”约拿问道。
“简单，阿维格多·薛梅什变成……哒～哒～嗒哒！维多·詹姆士（Victor James）！”
“优秀。”
“你看吧？连听起来都像阿维格多·薛梅什。记得自己的根源是好事。你会在杂志上看到我坐着豪华礼车，身边围绕着十五个女友。但我在以色列的朋友会知道阿维格多并没有抛弃他们。”
“那我的名字该怎么取，如果我也到好莱坞的话？”
“绝对不能是约拿·萨巴戈。”
要不是约拿还戴着阿恰须维洛许王面具，阿维格多恐怕会看到他脸红了。
“我们想一下，”阿维格多继续说，“约拿不成问题，马上就能变成约翰。不过萨巴戈嘛……哎呀！”
“有了！”阿维格多疯狂地点着头叫道，还扯下面具，让约拿能看到他眼里灵光乍现的神采，“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隆重推荐……哒～哒～嗒哒！约翰·萨维治！”
“太完美了，”阿维格多疯狂地点着头说，“你实在太棒了，萨维治。”
约拿以约翰·萨维治的身份重新登场，在一群群舞客之间穿梭，寻找一位稍早吸引到他目光的以斯帖皇后。
她的名字叫奥芙拉。约拿曾对造纸厂老板的儿子齐安说过一个梦，那梦里的女孩仿佛就是奥芙拉。她泛红的金发如瀑布般流泻在脸颊两旁，天使般的脸蛋有犹和平鸽的羽毛般白皙。他将面具罩回脸上，设法把勇气冶炼成钢。“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隆重推荐约翰·萨维治。”他不断对自己演练这句。
她和一名女性朋友站在门口旁，约拿觉得他如果再不行动恐怕就太迟了。“对不起，公主殿下，”他终于像演员穿越舞台般飞快朝奥芙拉走去，“我能否邀你跳最后一支舞？”在札胡，他一直瞧不起那些跳舞作乐的人，但现在他可是约翰·萨维治，不是约拿·萨巴戈。女孩咯咯地笑，与她的朋友——一位瓦实提王后（Queen Vashti）——交换眼神一番，回过头看他。
“你真可爱，”她搔首弄姿地侧着头说，“可是很抱歉，我已经有人了。”
“他是谁？”他唐突地问。
女孩眨眨眼，和朋友朝门口走去。
“我在等格利高里·派克（Gregory Peck）来邀舞呢，”她机灵地回答，旋即消失在外头的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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