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拿成了一个不断处于移动状态的男孩。他不必再到阴暗脏乱的纸厂上班，每天吸入水泥灰，不必再为那个经常不给薪水的老板拼死拼活。他的新工作让他可以跑遍整个耶路撒冷：从玛哈内耶胡达繁忙的市集到罗梅玛（Romema）荒凉的工业地带，从玛寇尔巴鲁克（Makor Baruch）区的劳工阶层住宅巷弄到基瓦绍尔（Givat Shaul）区缓缓起伏的山丘，城市的街道就是他的办公室。制革厂、珠宝工坊、印刷店、钻石琢磨工坊、冶金工厂。最接近从前肮脏工作的部分反倒是前台办公室，他会跟那里的一位漂亮秘书传几张纸条，而后搭巴士或步行前去执行下一个任务。
得到这份工作纯粹是运气。十一年级时，纸厂老板破产，不再付员工薪水。约拿搭公交车到以色列第一大工会——联盟总工会的青年就职办公室。这个工会是一个极有势力的庞大组织，无远弗届的触角深入以色列民间生活的各个角落。对需要找工作的大批以色列年轻人来说，联盟总工会最大的用处就是能提供全国各地公司行号的职缺讯息，其中包括工会所属的各个大型建筑公司和钢铁厂。
“如果你对数字在行，那么我应该可以在我们总部办公室给你一份工作。”年轻职员说。他是个脸颊红润如苹果的比利时年轻人，一头金色乱发看起来颇为潇洒。
约拿心跳加速：在一间真正的办公室里工作，放眼望去，员工们坐在桌前忙着接电话，或在打字机上敲出漂亮的文书。不仅如此，他那时就已经知道联盟总工会是权力的代名词。在以色列蓬勃发展的劳工运动中，它既是循环系统，也是精神中枢。总工会提供健康照护，捍卫劳工权利，在各地兴办学校，并且通过一九五〇年代后期主宰以色列政坛的社会党派，在以色列呼风唤雨。加入联盟总工会的人甚至免费享有一个星期的假期，在奈哈利亚（Neharia）、内坦亚（Netanya）等度假胜地享受碧海蓝天。所以，就算那位年轻职员给他的工作是扫厕所，他也会爽快答应。
“我们需要一个人帮忙收会费，这不是什么特别高级的工作。你得到耶路撒冷各地的工厂跟老板拿名册，看哪些员工缴过工会会费，哪些还没。也有一部分工作是坐在办公室里做的，就是帮忙建立付款计划，好收取滞纳的会费。”
这一连串话让约拿听得心情激动，他转头看看身后，确定职员不是在跟别人说话。
“你几岁了？”
“十六岁，先生。”
“这年纪有点偏小。不过我们……今天早上老板是怎么说的？我们急着找人。”职员露出紧张的微笑，仿佛觉得自己用错了措辞，“正确地说就是，这个工作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不但必须对数字很在行，而且要够狠。那些资本主义老板就甭说了，就连工会里的忠实会员也会搬出一万个理由，解释自己为什么欠缴会费。小孩得了肺结核，在医院里靠呼吸器维持生命，奶奶需要钱买机票到俄国的明斯克，她亲爱的姐姐顾塔可能快死了，医生说她顶多再活几个月，所以她得去陪她，诸如此类的，你懂我的意思吧？你得知道怎么紧迫盯人，死缠烂打。你觉得你做得来吗？”
这种事和约拿的本性简直是天差地别。
“可以，先生，您希望我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早上八点就来。你先去工会税务处找一个叫帕基的人，他人很好，他会给你第一个任务。可能会是去某家资本主义吸血鬼开的工厂，表面说是超优质单位，其实工厂排放的废气正毒化员工的健康。好好享受吧！”
约拿向职员连声道谢，随后转身离开。他感觉飘飘然，全身像是一只正被吹胀的气球。他才十六岁，就要变成联盟总工会员工了，至少也相去不远。当然，这个工作不是真的在当电影明星，但他相信就连阿维格多·薛梅什——不对，应该说维多·詹姆士——也会对他另眼相看。说不定美丽的奥芙拉知道这个消息，也会决定结束跟格利高·里派克的星光情缘，投奔正在崛起的一颗闪亮新星。
“还有一件事，”职员叫道。正跨门出去的约拿猛然转身，看到对方正从发型到皮鞋上下地打量他全身。“去找件好一点的衬衫穿。我建议穿白色，”他清了一下喉咙，“别忘了要熨烫整齐。”
☆☆☆
约拿和他那个身材矮小、崇拜性感女星埃斯特·威廉斯的朋友齐哈在劳动青年夜间部中学连续当了四年的同窗。他们的毕业成绩旗鼓相当，校长摩西·希尔曼（Moshe Hillman）决定让他们俩并列第一，并请两人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词。
希尔曼是个严格要求纪律的校长，曾经和某个刁蛮的学生打斗，将对方压制在地上。他这次出奇地仁慈宽厚，给了两位特优毕业生难得的大赏：一人十二里拉的奖金。“拿去买点好东西吧。”他跟两位男孩说，不过脸色倒还是凶巴巴的。
“谢谢校长！”约拿红了脸说。他跑到书店，用所有钱买了一套印刷精美的法国印象派画册。
正式毕业派对在一处工会交谊厅举行，场面相当简朴，提供的餐食只有一大瓶橙汁和几盘坚果及饼干。毕业生们没待太久，他们大多隔天一早还得上班。
所有当年认识我父亲的人都说他是个神童，一个前程似锦的天才。但是当我到父母亲在洛杉矶的家里，从档案柜里找出父亲十二年级的成绩单时，看到的却相对平凡许多。约拿的成绩表现是相当不错，但称不上天才。他没有拿到什么“特优”，只有两科“优等”：以色列地理和英文。其他八科的成绩不是“佳”就是“尚佳”。破旧的成绩单下方盖了一个以色列所有文件在那个年代都会盖上的紫色印花税戳章，章上是爱因斯坦的肖像。这位白发苍苍、额头满是皱纹的天才代表人物用右手撑着头，一副略显无聊的表情，仿佛表示他觉得约拿的成绩实在不怎么样。
这就是约拿没进医学院的原因，他甚至根本没有申请。那次跟我父亲一起到洛杉矶时，他告诉我他知道自己上的只是夜校，再怎么申请也不可能进入以色列唯一的一所医学院。
中学毕业后一个月，父亲开始服义务兵役。由于他有扁平足、耳膜破裂等一大堆毛病，因而分发到信号兵团做低阶的办公室勤务。
☆☆☆
有些时候，他感觉梦想正离他远去，这时他就会回家。每当他回到卡塔蒙的拉什巴葛街，他都会受到英雄返乡般的欢迎。
十九岁的大兵萨巴戈穿起军服神气十足，他人一到，穿着破裙子的小女生和穿二手旧短裤的小男孩就会在街上跑来跑去。“约拿来了！约拿来了！”他们会蜂拥在他身后高兴地叫着。
在散落着西瓜皮和开心果壳的小庭院里，穿着长袍和拖鞋，身材圆胖的库尔德太太们边晾衣服边转头跟他打招呼。
“资优生喔！高中毕业的！”有人会喊道。
“不是学生，现在是军人呢！你为什么还说学生？”
一些胡须没刮的男人坐着用小杯啜饮热茶，看到他时会把下巴一扬，召他过去帮忙些小事。可以帮我填一张公家的单子吗？可以帮我给我女儿的校长写封信吗？顺便再写一封信给信托局吧？花几分钟教我儿子做长除法好吗？
“等会儿我一定过来，玛莫（mamo，叔叔），”约拿会摸着小男孩的头，对他的爸爸说。“现在我得先回去吃我妈做的库贝，要是我晚一分钟到，我爸不会让我活着出门。”
约拿走到街底公寓楼房二楼的家，三个弟弟妹妹已经站在楼梯口等他。
“约拿！”
“依妈，约拿回来了！”
“约拿，我要给你看样东西。”
“你知道莎拉每科成绩都拿A吗？”
约拿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上图左至右：莎拉、约拿、阿夫拉姆。札胡，伊拉克，1951年。下图左至右：沙洛姆、艾雅拉、约拿、尤里。耶路撒冷，1960年。
“来看小贝比！”
约拿惊讶地发现弟弟妹妹们变了好多。莎拉围着玷污的围裙，现在十四岁的她已经是个逐渐绽放的花样少女，一头乌黑秀发闪亮动人。她做过斗鸡眼矫正手术的眼睛非常善解人意，凝视你时仿佛比你自己更能懂得你的心。阿夫拉姆有着方正的下巴，长手长脚的他相当俊俏，虽然才十一岁，已经可以看出多年后将变成魁梧的陆军伞兵模样。五岁的尤里精力充沛得像部发电机，淘气得惹人爱。他拿着玩具弹弓，像只小黄蜂般地绕着大哥团团转。
约拿蹲下来把他们全部拥进怀里。“我给你们每个人都买了书。”他说。
“yofi！——耶！”
“约拿，你跟我提过的那本书我从图书馆借来了。”
“阿爸说我们没地方再摆书了。”
“他又没这样说。”
“他有！‘再这样下去大家就不必去办什么图书证了吧，家里书那么多，很快就变成图书馆了。’”
“他是在开玩笑啦，傻瓜。”
“约拿，你有没有听依妈说？你知道阿夫拉姆有一本罗阿德·达尔(1)的书吧？上礼拜他把书掉进烂泥巴里，依妈看到赶紧拿海绵一页一页擦干净。真可惜你没看到。依妈后来把书挂在晒衣绳上晾干喔！”
“对，就挂在莎拉的内衣旁边。”
“你不赶快闭嘴，我就把你的嘴巴剪掉。”
约拿像个慈爱的爷爷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弟弟妹妹们斗嘴。他差点儿忘记自己有多么想家。他走进公寓，把步枪靠在墙上，深吸了一口气。调味过的绞肉和加了柠檬片的汤汁从厨房里飘出阵阵香气，温馨地包围着他，仿佛暖乎乎的洗澡水抚慰着倦游的归人。
桌上放了一具婴儿篮，刚出生的艾雅拉裹着襁褓睡在篮里。“她看起来好像你哦，依妈。”约拿向还在厨房忙得没时间出来招呼的母亲叫道。约拿才刚开始轻抚女婴的额头，就听到走道上传来一阵嘎啦声。他抬头一望，眼前出现的是他这几年来见过最悲惨的景象：他那头发像拖把的弟弟沙洛姆整条腿都上了石膏，撑着木头拐杖费劲地往前挪动，眼神害羞地垂落在地面。
“Baruch hashem——老天保佑，”约拿说，“怎么回事？”
“他掉下去了，”尤里说，“是真的掉、掉、掉下去。”
“从窗户摔下去，”阿夫拉姆说，“他以为自己能飞。”
“依妈说她不希望你担心。”莎拉说。
“别七嘴八舌的，我要听沙洛姆自己说。”约拿命令道。
他把七岁大的沙洛姆扶到餐桌旁坐下。沙洛姆说，其实也没什么，他的睡毯摆在窗户边，半夜起来一不小心，人就从窗口摔下去了。
“要去上厕所，结果转错弯了。”阿夫拉姆说。
“我可能是在梦游。”沙洛姆说，他的表情一副睡了好久刚醒过来的模样。
“我实在不太记得了。”
“幸好有西瓜哩。”某人接口道。他们家楼下邻居萨曼是个卖西瓜的小贩，有一阵子窃盗猖獗，他的西瓜一直被偷，他索性晚上睡觉时把货全搁在前院。沙洛姆落在一堆厚厚的西瓜皮上，掉落的冲击力道因此获得缓冲。
“Mizken——小可怜，”约拿同情地笑着说。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札胡的屋顶上当空中飞人，结果掉在死党札卡利亚的胖妈妈身上的往事。“这房子这么小，也难怪沙洛姆一走就走到窗子外头。”
“我们连读书的地方都没有，”莎拉说，“我想安静读书的时候，都会躲在厕所，就像你以前一样。”
“是啊，”阿夫拉姆说，“可是随时都有人要尿尿，所以我们也躲不久。”
全家两个大人和五个小孩共享一间厕所，挤在两个简陋的房间，厨房小得要侧身才能在里头走动。一整排双层公寓楼房后方有一道遍布垃圾的岩石路堤，被当作小区的后院。夜半三更，饥饿的流浪猫在暗巷里搜寻没吃完的罐头，一有所获就会引发一场争夺大战。整条街看起来像是一夜之间胡乱盖起来的，虽然好过破陋的玛阿巴拉，不过也好不了多少。
约拿把疲累的弟弟扶回卧房，帮他在远离窗户的睡毯上躺下。他离开房间时，莎拉正在走道上等他。“对不起，约拿，”她扭着手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打算当老师。”
“我知道，莎拉，你上次跟我说过了。我买了一本书给你。”他伸手从侧背包里拿出一本英文书《种族、偏见与教育》（Race，Prejudice and Education）的希伯来文译本。
莎拉翻了一阵，抱了约拿一下。
“莎拉，你还在那里做什么？”他们的妈妈终于从厨房里冒出来，额头上沁着一颗颗汗珠。
“这里需要你帮忙，我自己一个人搅不动那一大锅哈穆斯塔。动起来吧！”
“约拿给了我一本书。”莎拉说着，口气里带着一丝挑衅，但表情却平静得出奇。
“Shtuyot！——废话少说！”米里亚姆骂道，“你要那个东西做什么？约拿读书就好，你别去烦他。”
莎拉愤愤地转身，跺脚走进厨房。
米里亚姆用围裙擦干手，摸了一下儿子的脸。“库巴诺赫，”她温柔地看着他，仿佛凝视着刚出生的小宝宝，“到房间睡一下，等一下起来吃安息日大餐。”
一小时以后，他被弟弟妹妹们的欢呼声吵醒。拉哈明冲进门，像每个星期五傍晚一样，全身上下手提肩背了一大堆好东西回家。这次是一袋季末的哈密瓜，五磅袋装的米和糖，两打橘子，一堆盒装罐装的椰枣、坚果和烤南瓜子，一盒盒小黄瓜、西红柿和苹果，还有两大条哈拉（challah，面包卷）。
约拿走出房门时刚好看到母亲高举双手，捧住脸颊两侧。
“这么多食物我们怎么办？”米里亚姆一副绝望的表情说，“我们家没地方放啊。”
“如果你不高兴，就把它全搁上意大利大岩山(2)，”拉哈明又气又好笑地说，“不理你了。”
他瞧见大儿子，便把袋子放下，让孩子们收拾袋里的东西。“安息日好啊，布罗尼（broni，亲爱的）。”他说。
“安息日好，阿爸。”
拉哈明走近约拿，摸了摸约拿的军装翻领，仔细端详领角上的缝线。
“好料子，不便宜喔。”
“是啊，爸。他们都对我很好。”
“太好了。脱掉吧，换上白衬衫，安息日到了。”
“好。”
安息日晚餐是全家人的最神圣的仪式，这家人多年来虽然历经风风雨雨，外面的世界有如驴子被剥皮般疯狂暴冲，但这个传统一直没有改变。拉哈明之所以需要每周五晚上这些熟悉的仪式，就好像一个落海的人需要一条救生索，或迷航的船员希望看到能让他安心的陆地。在他从市集采购食材回家之前，孩子们都知道要把鞋子整整齐齐地摆在走道上。在采买了一下午之后，拉哈明尽管疲惫，但也一定会坐在地板上，将一双双的鞋子擦得亮晶晶。擦鞋是安息日大餐前的最后一道程序，其实在前一天，准备工作就已经展开，米里亚姆会用瑞典单口炉烧出来的热水帮孩子洗澡；理发师每个月也会来一次，帮小朋友剪发。
日落时分，一家人围坐在小小的餐桌前。桌底下摆满了哈密瓜，阿夫拉姆和尤里干脆把它们当成搁脚凳，让细瘦的腿在凉凉的瓜皮上伸展。
拉哈明颂祝齐度许酒(3)和哈拉面包卷时，所有人鸦雀无声。米里亚姆和莎拉随后会端出前几道热腾腾的食物，这时餐桌上一下子众声喧哗。
部队是什么样子？弟弟妹妹们忙着转头问约拿·萨巴戈大兵，在他们眼里，大哥总是有新鲜的趣事可以和他们分享。有没有开枪打人？可不可以偷偷透露一些信号兵团的密码？如果说太多会不会惹上麻烦？会不会被抓去关？当约拿终于回答完那些问题可以喘口气时，就轮到他问问题了。弟弟妹妹们看了些什么书？谁记得《暴风雨》（The Tempest）是谁的作品？基数是什么？《第九号交响曲》是谁作曲的？耶路撒冷晚上七点时，纽约是几点？
有时候约拿说话的口气不太像哥哥，反倒像个老师。不过他的弟弟妹妹们通常不在意。餐桌上的益智问答是他们让大哥刮目相看的机会，而在那段日子里，很少有什么东西能比大哥的赞赏来得甜蜜。
晚餐后，一家人——扣掉受伤的沙洛姆——出门进行安息日前夜的例行性散步。他们才刚走到街口，阿夫拉姆和尤里一看到车辆开过就噼噼啪啪地拍手叫喊。
“喂，不要那么坏，”约拿说，“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可以遵守安息日的仪式，人家可能是警察或医生，今晚必须上班。你们有没有想过这点？”
“医生，在这个地方？”阿夫拉姆嘲讽地笑道。
“他们拍手不是为了这个，约拿，”莎拉把抱着小艾雅拉的妈妈甩在后头几步路，追上来跟哥哥说。“只是因为卡塔蒙这一带不常看到车子。我想他们只是觉得很特别，而且不只他们，这里很多小孩都这样。”
“真的？”约拿沉思了一下说，“这里有些人的行为真会让人忍不住以为他们从没离开过札胡。”
札胡家庭出门散步时，他们不是一堆人一块儿走，而是排成一列，好像一座水平移动的阶级图腾。最年长的男性走在队伍前面，接着是大儿子，再来是妈妈，最后则是年纪较小的孩子。现在一下子是约拿跑到队伍后面训斥两个弟弟，一下子莎拉又超到妈妈前头跟大哥说话，整个队伍都失序了。不过这一切并非纯为巧合。这天晚上，约拿不知怎么地有点不太想跟着爸爸走在队伍前方。但弟弟们对汽车拍手喝彩的愚蠢举动让他更深感有理由跟父亲说一件他老早就想说的事。他已经厌倦听到“庵拿库迪”之类的笑话，厌倦看到来自札胡的人被人抹黑，当成乡巴佬看待。可是，这其中多少也有些合乎事实之处吧？只要走进卡塔蒙的街头就能了解这点。那些小孩可以因为一辆破车经过而拍手叫好，仿佛那是一具可以开上太阳的火箭。谁看到这情景不会觉得这些人真是无知的老土？
他在脑海里演练了很多次，将话中的棱角拿掉，希望这些话的杀伤力进到父亲耳里时能减到最低。我深爱、也尊敬我的家人，尤其是爸爸你和埃弗拉伊姆爷爷。可是我不久就要服完兵役准备上大学了，我得为自己的未来打算。我有很多朋友都希望变成真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办法是改用以色列人的姓氏。
一家人沿着弯曲的上坡路往上走时，约拿快步跟上父亲。拉哈明朝他笑了一下，伸手拍他的肩膀。“嘿嘿嘿，埃弗拉伊姆爷爷如果看到你现在快要服完兵役，准备上大学，想必会骄傲得很。他一定会说，‘要不是我的话，约拿恐怕连字都看不懂呢。’”
约拿笑了起来。“他自己如果也有机会去上大学，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真希望我能多帮你一点儿。”拉哈明说。
“你在说什么，阿爸？”约拿问。
“我是指钱。把你送到比较好的学校，让你当医生。”
“胡说八道！”约拿回道。
约拿猜想他父亲偷偷喝过几杯亚力酒——星期五晚上是他一整周里唯一允许自己喝酒的时候。
“阿爸。”他们走到山坡顶端时，约拿语气轻柔地说。
“什么事，孩子？”
“有件事你现在可以做，或者让我来做也行，应该会有点用的。”
“你需要钱吗？我可以给你一些。”
“不是，不是钱的问题。是我们的姓氏，萨巴戈。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姓听起来怪怪的。”
约拿一说完，就觉得表达方式似乎不太恰当。方才他父亲恳切的态度让他以为自己能更坦然地提起这个话题，但他现在忽然恐惧起来，心跳加速。荣誉，对家族的尊敬。对他父亲来说，没有什么处世原则比这些更重要。一家人来到以色列后，父亲做了那么多牺牲，约拿现在怎么可以说这种话？难道他打算剥夺他仅存的权力，让他无法把家族的姓氏传给后代子孙？一个长子打算抛弃代代相传的家姓，还有什么能比此举更加侮辱为人父的尊严？
约拿怕得不敢抬起目光，他怕自己也许会在父亲眼中看到怒意。他忽然察觉到父亲抓住他的双臂。
“那就改了吧！”拉哈明说。
接下来的休假时，约拿坐在户政事务所，细心填写表格上的各个字段。许多以色列新移民都会把自己在母国的名字调整成希伯来名字，例如大卫·本－古里安、果尔达·梅厄本来分别叫戴维·葛林（David Green）和果尔达·梅耶森（Golda Myerson）(4)。改造姓氏是一种爱国的表现，同时也表示认可以色列作为大熔炉的普遍形象，林林总总的旧有族群认同在这个新国家里被熔铸成单一的新认同。不过，一般人倾向以较细致的方式处理这件事，约拿则仿佛拿起钉枪，大剌剌地在告示板上昭示他那充满震撼力的新姓氏：萨巴尔（Sabar）。“萨巴尔”这个希伯来文字眼源于阿拉伯文的“sabra”，意指“仙人掌果”，在俚语中引申为“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仙人掌果外表多刺，里头却鲜嫩甜美，无疑是以色列民族性格的最佳写照。犹太人过去从来不曾将它作为正式姓名，时至今日，依然罕有人姓萨巴尔。打个比方，在当年移民美洲新大陆的第一站——纽约港区的埃利斯岛（Ellis Island）上，即便是那些最热切希望归化为美国人的移民也不至于有人会想到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约翰·亚美利加人”。但在耶路撒冷的户政事务所窗口，约拿却把效果等同于此的名字填入官方表格。
原有姓氏：ג-ב-ג，tzadik-beyt-gimmel——萨巴戈。
新姓氏：ר-ב-צ，tzadik-beyt-reish——萨巴尔。
就这么简单。换掉一个希伯来文字母，一个人就重获新生，自由了。
几个月后，拉哈明也来到户政事务所改名，但他的两个弟弟伊斯拉埃尔和埃利亚胡终其一生都继续叫萨巴戈。早在一九五〇年代晚期，拉哈明已经不认为这样固执地守着原姓能有什么好处。自此，拉哈明、米里亚姆、莎拉、阿夫拉姆、沙洛姆、尤里和艾雅拉都成为萨巴尔。“谁需要萨巴戈？”拉哈明对家人说，“工厂里有人还告诉我，这个字在俄文里是‘狗’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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