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哈明跟儿子见面的时间非常少。约拿早上四点就起床，弯身趴在桌上做功课，六点钟准时出门，离开他们在玛哈巴拉的小屋到工厂上班。傍晚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匆匆吃了母亲做的晚餐，五点半又再出门，前往夜间授课的“劳动青年中学”。拉哈明有时会刻意晚睡，煞有介事地查核账目或阅读晚报，但在蜡烛越烧越短的深夜里，他其实是想和儿子共度一些亲子时光，盼望透过儿子年轻的双眼，以色列种种令他不解的谜题能变得清楚些。他还希望那双眼睛能透露出一点别的讯息：他对爸爸依然尊敬。但约拿晚上十一点才从学校回家，一进门就累得倒在睡垫上，像一袋从卡车上摔落地面的笨重哈密瓜。
“Lila tov，motek——晚安，宝贝。”拉哈明一边说着，一边把儿子的头发都摸乱了。
“Lila tov.”约拿说。他的声音仿佛被消了音——因为他已经用被单盖住头，遮掉还在晃动的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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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顾祖父最后几年的人生，我不禁讶异于他面对失意时表现出的执着。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经验会逐渐磨蚀梦想。时间让我们看清自己的能力与极限，我们学会调低期待。降低标准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防卫机制，让我们能够为了一些小小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它在我们终于明白有些希望永远遥不可及之前，先获得必要的心理保护。这也是所有移民必须接受的生命折冲：牺牲自己拥有的曾经，成就下一代可能享有的未来。
但如果一个人固执地坚持到底，我们该如何理解？应该为他钢铁般的决心拍手叫好，还是以悲悯之心看待他的痴愚？倘若拉哈明拉低自己的抱负，没有人会责怪他。但他从未这么做。当他最后终于把身段压低到接受为别人效力时，他对自己承诺，那只是暂时的事。他相信老板们一定会注意到他的生意头脑，让他担任管理职务。如果他做得巧，甚至可能很快地成为公司总经理。
但这样的事情从来不曾发生。他与弟弟一起经营的整地公司关门后，他在一家书籍装订厂找到一份劳力工作。装订厂的业务是为以色列政府机构印制官方文件及书册，单调重复的工作使得他长期背痛，手指满是被纸张割伤的痕迹。下班时，他会在废纸篓里搜寻零碎的纸张，拿回家充当卫生纸。
他知道自己的情况并不是最糟的。他在装订厂附近的街角看到一些打零工的库尔德人，那些可怜的家伙在那儿等上半天，只为了偶尔有人需要他们把钢琴、床或其他的笨重物品抬上狭窄的公寓楼梯，借此赚几个子儿。拉哈明至少是处理印刷物，不是搬运沉重的行李。当他把一沓沓纸张从一台机器移到另一台机器时，他想到一些增加效率、提升工人生产力的办法。他心想，有朝一日，他也可以负责管理这样的地方，只要他能得到老板的注意就行了。
拉哈明对老板罗特贝格（Rothberg）先生颇为敬畏，他是一个穿着考究的德国犹太人，能言善道，砂色的头发梳理得光洁体面。拉哈明心想，如果他能甩掉一些自己的库尔德特质，用罗特贝格那种模子重新塑造自己，那么他在以色列一定很有机会出人头地。有一天，他鼓起勇气找老板谈。
“你是个老实的好人，”罗特贝格说。他拍着拉哈明的背，指引他到办公室坐下。“如果我们公司能有更多人像你一样就太好了，哈比比(1)。”
拉哈明觉得受到了鼓励，他开始向老板描述他们在老家库尔德斯坦开的各个商店，“我们的店可都是全札胡经营得最好、也最赚钱的呢，”他向罗特贝格夸口。接着他说，他还在以色列观望，看是否有好的投资机会。“如果你需要新的合作伙伴的话——”
罗特贝格打断他，只差没有捧腹大笑。一个只是负责把装满纸张的推车从一台机器推到另一台机器的低薪劳工，会搬出这样的提案也真够狂妄了。“你是个好人，拉哈明，不过还是把你的钱留在银行吧，你有那么多小孩，最好别轻易冒险。”
可是一年以后，公司经营不顺，债主纷纷开始打电话来讨债。罗特柏特这时找了拉哈明过来，说他愿意向他贷款，同时让他当公司里的领班，如果表现良好还能继续升迁。“我们公司正在扩大业务，”罗特贝格睁眼说瞎话，“这可能是你的大好机会。”
拉哈明把所有剩下的存款几乎全借给罗特贝格，金额是六千里拉，相当于今天的五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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