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伊拉克的穆斯林与犹太人基本上一直相安无事，因此1941年的巴格达法胡德暴乱起初令人百思莫解。事件结束后，亲英派的君主政权取代了狂热的民族主义领导阶级。苏联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盟军开进伊拉克领土，为包括许多犹太人在内的巴格达商业大亨们带来天外横财。1945年德国投降，阿拉伯意识形态者有如遭到致命一击，因为他们的民族主义理想必须在纳粹胜利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发挥。
巴格达的犹太人小区重新燃起希望之火。犹太人建造新学校，扩建自己的房子，并在逐渐发展起来的郊区盖起新住宅。商场大佬们像从前一样神气十足地前往豪华的办公室上班，屠夫、水果贩、铁匠们也纷纷回到犹太区核心的希努尼（Hinnouni）露天市场，在老地方重新开张。夜里，虔诚的信徒一如既往地靠在窗户旁睡觉，免得没听到夏玛许请大家起来晨祷的呼唤声。大家都热切地盼望犹太人在这片挚爱的土地上的生活已经完全回归正常。
可是，1947年11月29日，情况彻底改变了。联合国大会以三十三比十三的票数通过《一八一号决议案》，将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一个犹太国，一个阿拉伯国。英国承诺在次年以前结束托管，让两个新国家顺利接管治国任务。犹太人热情地拥抱这个计划，将之视为圣经预言和锡安主义理想的实现，同时也认为在欧陆发生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之后，犹太人建国具有实际的必要。但是阿拉伯人斩钉截铁地反对这项规划。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埃及、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在表决结束后愤怒地冲出联合国会场。《一八一号决议案》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被抹黑为外国势力窜取权力的企图，阿拉伯人也普遍认为，中东在受帝国统治数百年之后，这样的做法严重打击了他们建立自主强权的梦想。英国人撤离后，暴力迅速在巴勒斯坦全境蔓延，造成数以百计的民众死亡。锡安派犹太人游击队攻击戴尔亚辛（Dayr Yasin）村，屠杀两百五十名阿拉伯村民。几天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采取报复行动，埋伏攻击一个正前往耶路撒冷哈达萨（Hadassah）医院的医疗车队，杀害七十七名手无寸铁的犹太医生、护士和医学院学生。
伊拉克政府毫不隐藏自己对阿拉伯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它关闭了基尔库克通往海法的输油管，减少犹太学校里的犹太籍教师人数，并禁止大多数犹太人离开伊拉克。富有的犹太人因为一些假造的指控遭到逮捕，只有在付出高昂的贿赂金后案子才会被撤销。在巴格达，“打死犹太人”的叫骂声响遍街头，一群愤怒的示威者亵渎了一座犹太会堂。在政府的鼓励下，伊拉克志愿者加入泛阿拉伯辅助民兵组织——阿拉伯救世军，前往巴勒斯坦对犹太人作战。
逐渐高涨的紧张局面暴露出存在于犹太社群内不同年龄层间的代沟。法胡德暴乱发生后才成年的年轻巴格达犹太人纷纷与巴勒斯坦的锡安组织接触，开始酝酿地下活动。他们在出入口有人警戒的地下室举行秘密集会，着手策划武装训练、锡安主义教育和非法移民到巴勒斯坦的途径。在成长过程中发生的那次惨烈暴动让他们的世界观与上一辈截然不同。亲友被杀害的记忆历历在目，他们已经准备好要展开报复。下次阿拉伯暴民胆敢再侵犯犹太人的生命、财产和尊严，他们组成的“救世青年”“阵线”等团体绝对会还以颜色，就算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
可是老一辈的伊拉克犹太人社群领袖将这些年轻运动人士视为威胁伊拉克犹太人未来命运的危险边缘群体。伊拉克犹太裔的实质领导人沙逊·卡督理拉比继续宣示犹太人向伊拉克政府效忠，并表态支持阿拉伯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有些犹太人甚至捐款给阿拉伯战士。但这类行动很快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在一般伊拉克民众眼中，犹太人和锡安主义者已经完全画上等号。
1948年5月14日，英国驻巴勒斯坦最后一任高级专员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来到特拉维夫博物馆，站在一幅锡安主义创建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肖像下方，向群情激昂的民众宣布以色列正式建国。
“以色列圣土是犹太子民的肇始之地，”满头白发的本－古里安高喊。他是一名出生于波兰的锡安主义者；1906年时，年仅二十岁的他就决定前往巴勒斯坦发展。“犹太人民被逐出祖国，颠沛流离，但在流散的历史中一直以故土为信念根源，从未停止祈祷，期待有朝一日能重回圣土，在那里重新恢复政治自由。”
针对此一发展，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札姆·帕夏（Azzam Pasha）通过电台呼吁组织泛阿拉伯圣战。“这将是一场歼灭战，一场惊天动地的屠杀行动，后世必会将它与蒙古人大屠杀及十字军东征相提并论。”
数小时之内，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和伊拉克部队就已经集结在刚成立的以色列国界外围。对伊拉克军队而言，1948年这场以阿战争原本应该代表胜利的一刻，那是他们建国后首度派兵出征国外。但大军很快就被击溃，仅有六万人的以色列部队将缺乏协调的阿拉伯五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伊拉克士兵很快就像战犯般被一车车运回国内。
对内部已经纷扰不断的伊拉克而言，这场失败是一次充满羞辱的打击。伊拉克以戒严法为借口，对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异议分子进行镇压。司法被交付给军事法庭，南部出现一个个大型看守所，羁押政治犯。民族主义派系报纸刊登社论，批评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方式，伊拉克穆斯林则开始以怀疑心态打量犹太裔的邻居和朋友。7月，伊拉克国会立法将锡安主义视为罪行，通过刑法第五十一条修正案，将锡安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同时定义为叛国罪，违反者可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死刑。警方伺机拘捕富有的犹太人，主要目的是为了逼迫他们缴纳高额贿款以换取释放。根据一项统计，截至1948年10月，伊拉克官员向犹太人勒索的金额已相当于两千万英镑。秘密警察对邮件进行过滤，清查伊拉克犹太人与其在巴勒斯坦亲友间的书信往来。凡是寄发或收到这种邮件，甚至只是名字在信中被提及，都可以“战时通敌”的罪名遭到逮捕，数以百计的人因此锒铛入狱。8月，财政部长撤销犹太银行的外汇交易许可。公开反犹太人的新任国防部长萨迪克·艾尔—巴萨姆（Sadiq El-Bassam）以国家安全为由，命令政府遣散所有犹太员工。政府不再颁发医师执照给犹太裔医学院毕业生，并设定高中和大学录取犹太学生的名额上限。
伊拉克政府实施这一连串反犹太措施，其实是为了替自己在巴勒斯坦节节失利的窘境寻找代罪羔羊。但这些举措也是为了安抚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这些人认为犹太人不应当接收英国殖民统治者留下的资产，而且将全体犹太人视同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战争中的“第五纵队”。
当时伊拉克政府掌握的权力非常脆弱，因此它没有本钱激怒批评者，也不敢冒着法胡德重新上演的风险。它知道锡安地下组织正在壮大，但警方无法掌握锡安分子变化快速的行动方式，更无力防止他们从以色列情报局——“摩萨德”（Mossad）方面获取资金和指导。因此伊拉克政府决定对犹太人采取一种以色列学者摩西·加特（Moshe Gat）所称的“控制性压迫”政策。
在伊拉克的大城市中，焦虑的犹太人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最新消息，并且竭力成为隐形人。他们因为害怕被捕，纷纷销毁祈祷书、圣经和带有大卫之星符号的衣物。但是再怎么奢望和解之日终将到来的人，在1948年9月23日这一天也无法不彻底幻灭。伊拉克境内最富有的犹太人沙菲克·阿德斯（Shafiq Adés）向来与伊拉克国王和商界关系密切，但当局却捏造理由，指控这名非宗教界人士援助以色列。这一天，他在位于南部大城巴士拉的自宅门口，在围观群众的欢呼声中被以吊刑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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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他是谁吗，约拿？”沙比（Sabi）问，“他曾经是伊拉克最伟大的犹太人。”
那天下午，约拿刚帮杂货店老板记完账，正准备离开，隔壁织品铺子的犹太裔老板沙比拿了一份阿拉伯文报纸给他看。报纸在札胡是稀有物品，这份报纸是一名受过教育的商人从摩苏尔带回来的，上面刊登了一张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
“他们把他给吊死了，”沙比指着那张可以看到沙菲克·阿德斯瘫软的尸体悬吊在绞刑架上的黑白照片，观察小男孩的脸上有什么反应，“他们不是吊他一次，而是两次。两次哪！一次居然不够。他们把他杀了，约拿，接着又羞辱他。真可恶啊！但愿他精神长存。有些人甚至还打算把他绑在吉普车上拖在街上示众。那些杀人魔竟然这么狠毒！”
“他做错什么事了？”约拿顿了一会儿问道。
“他是个犹太人，就只是这样，”沙比说，“一个犹太大人物，有钱的犹太人。在现在的伊拉克——我帮你直接翻译报纸上写的：‘凡是犹太人都是国家的敌人。’”
约拿弯下身，仔细看了报上的照片。
“可是，我们不也是犹太人吗？”他忍不住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