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数千年的库尔德历史中，库尔德人一直能够维持自己的族群特征。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许多其他族群早已完全相互同化，形成单一主流文化。相反地，几乎所有来到这个山岳地带与他们比邻而居的外族—斯基台人（Scythian）、阿兰人（Alan）、阿拉米人（Aramean）、亚美尼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土库曼人、土耳其人等——都被库尔德化到难以辨识的程度。
——梅尔达德.R.伊札迪，《库尔德人的故事》，1992年
耶和许瓦·凯尔曼（Yehoshua Kellman）对札胡怀有高度期望。年轻的他充满理想主义的热情，在犹太人办事处的安排下来到这块崇山峻岭的遥远土地。犹太人办事处是在犹太圣地接受英国托管时成立的半官方锡安组织，负责统筹犹太事务。凯尔曼在欧洲服务几年后，办事处派他和其他几个人到伊拉克，希望将犹太人对“法胡德”反犹太暴动的怨气转化为大举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动机。凯尔曼将法胡德视为一个转折点，他认为阿拉伯世界中人数最多、经济条件也最好的伊拉克犹太社群可能终将醒悟到“归乡”（aliyah）——离散犹太人回归犹太故土——的急迫必要性。
他了解札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库尔德斯坦的犹太裔生活中心，札胡位居土耳其边界的战略位置还使该地有潜力在未来兴建通往圣地的地下铁路时当作关键的中转停留点。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有些札胡犹太人已经接受召唤，投奔巴勒斯坦，不过其中少数人因为在新的国度中找不到工作，最后还是回到老家。
当凯尔曼在1943年抵达札胡时，他信心十足。这里的犹太男子粗犷精壮，而且工作勤奋，完全不像他在巴格达看到的那些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巴勒斯坦需要的正是强健的男子汉。几个人前来迎接他，护送他到札胡犹太社群的非正式领袖、大地主摩西·嘉贝的住处。嘉贝在伊拉克各地都有生意伙伴，他的世界观也比大多数札胡犹太人要宽广得多。他对法胡德暴动略有所知，也在书报中读过关于犹太人重建祖国运动的事。他以巴勒斯坦英国托管总督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的姓氏为灵感，为儿子取了音形近似的犹太名字什穆埃尔（Shmuel）。后来他又把孙子取名为魏兹曼（Weizmann），因为世界锡安组织主席名叫哈依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
可是当凯尔曼问嘉贝，他未来是否愿意协助他将札胡的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时，嘉贝马上摇头。他解释道，他用锡安领导人士的名字为小孩取名是对成立新犹太国家的运动表达象征性的支持，但这并不代表他或任何其他札胡居民真的有意移民到那里。
三天后，凯尔曼垂头丧气、双手空空地离开札胡。
“我不懂。”他回到巴勒斯坦后上司问他。
“他们就……该怎么说呢？”凯尔曼回答道，“他们对锡安主义的看法跟我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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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斯坦是一个地区，不是国家。对生活在此的宗教弱势族群而言，这个事实很可能提供了一种保障。这个位于中东阿拉伯世界北方尽头、被崇山峻岭环抱的弧形地理区域面积超过五十万平方公里，略大于西班牙，略小于法国。它大致沿着托罗斯（Taurus）山脉和札格罗斯（Zagros）山脉的走向，从土耳其东南部及叙利亚东北部往北延伸到接近苏联领土的地方，接着再往南伸展到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部。
这个地区曾发现可追溯至十万年前的人类穴居遗迹。但库尔德人的集体认同关键主要不在共同的过去、语言、种族史或宗教；数千年来，库尔德斯坦经历过太多动荡，教科书上提到的国族凝聚因素在这里并不适用。库尔德认同的根源其实在于山区艰困生活塑造出来的某种独立性格与意识，那是一种边境心态，其中的荣誉感与兄弟之情的重要性远大于一个人碰巧相信哪位上帝，或刚好说的是何种语言。库尔德人的集体意识维系了好几千年，在不断发生的战争与侵略中一直屹立不摇。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领土遭到欧洲列强瓜分，虽然库尔德人的土地被划入五个不同国家的势力范围，却没有因此而瓦解。
对生活在这些偏远山区的人们而言，数百公里外大城市中的宗教狂热和民族主义运动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欧洲犹太人长期面临恶毒的反犹太主义势力威胁，即使在巴格达，犹太人也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敌视。但库尔德地区的犹太人几乎不曾遭遇这种处境。他们工作、生活、向犹太上帝祈祷、说着自己的语言，这个情况在两千七百多年来未曾受到大幅扰乱。
遗世独立的环境孕育出手足兄弟的情谊。在这个地区经常会发生的洪水、饥荒与库尔德部族血腥斗争中，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经历的是同样的痛苦。如果哪一年小麦、五倍子或烟草的收成格外丰饶，所有族群都能受益于大地的恩赐。在相当程度的意义上，他们在身为穆斯林、基督徒或犹太人之前，首先是库尔德人。穆斯林在逾越节结束后会送面包和牛奶给犹太人当礼物。他们喜欢吃犹太人在逾越节时食用的未发酵面包“马特佐”（matzoh），并将它称为“节日面包”。犹太人在安息日时不可生火，这时他们的穆斯林邻居就会为他们端上热茶。有些穆斯林甚至会在犹太教赎罪日（Yom Kippur）那段时间请犹太会堂看守人每天一大早就叫醒他们，因为他们认为在犹太人忏悔的日子里早起会带来好运。犹太人对穆斯林也会以相同的包容与尊重回报，例如在伊斯兰教斋戒月（Ramadan）期间，由于穆斯林不可抽烟，犹太人也会跟着在公共场所禁烟。
在库尔德斯坦，无论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或苏非（Sufi）密契主义、巴哈伊信仰（Bahaism）以及古老的库尔德信仰“耶兹德教”（Yezidism），宗教信仰可谓百花齐放，共存共荣，极端主义几乎不曾出现。信奉伊斯兰的库尔德女性出门不需要戴上面纱，她们可以在市集上买卖商品，也拥有相当的自由，可与丈夫之外的男人说话。犹太男性穿的宽松长裤与刺绣罩袍和穆斯林兄弟们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别是犹太男子特有的穗子（tzitzit）会从他们身穿的衬衫底下探出来。
这也就难怪库尔德斯坦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会是被称为“绅士战士”的萨拉丁（Saladin）。萨拉丁是一名库尔德总督的儿子，1138年出生于提克里特（Tikrit）。他恪遵伊斯兰教义，提倡穆斯林圣战（jihad），并透过外交及武力双管齐下，统一了从叙利亚到也门的伊斯兰世界。在那个欧洲接二连三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年代，萨拉丁的军队在1187年将法兰克人逐出耶路撒冷，随后又成功遏阻了狮心王理查德（King Richard the Lionheart）及其率领的十字军进犯，让原本信心十足的欧洲基督教国家遭受空前震撼。不过，时至今日，世人记得萨拉丁的原因主要不是他在军事上的足智多谋，而是他时时展现的绅士风范。理查德王的坐骑阵亡时，萨拉丁立刻派人送了两匹马给他作为替代。理查德王在雅法（Jaffa）战胜后病倒，萨拉丁得知后又差人送上水果和以高山纯净冰霜制成的雪酪给他吃，设法缓解他的发烧状况。基督教十字军屠杀了数以千计的穆斯林战犯，但萨拉丁在赢得胜利之后，却保护基督徒免于骚扰，平安地撤离耶路撒冷。
基督教军队对耶路撒冷进行血腥攻击遭到萨拉丁挫败，西方基督徒虽然因此觉得难堪，却禁不住对萨拉丁产生敬意，纵然他的种种作为反讽地体现了基督教所提倡的价值。但丁（Dante）在《神曲》的《幽冥界：地狱第一关》（Limbo，the First Circle of Hell）中，将萨拉丁描绘成一名充满德行的异教徒：“我看到伟大的萨拉丁，然他疏离而孤独。”苏格兰历史小说家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在《十字军英雄记》（The Talisman）中，将萨拉丁刻画成令人喜欢的人物。萨拉丁去世后葬在大马士革的欧玛雅德（Omayyad）清真寺；十九世纪末，当他朴素的木造陵墓变得破旧不堪时，德国威廉二世大帝（Kaiser Wilhelm Ⅱ）甚至主动派人以华丽的大理石为他打造新的陵墓。“九一一”之后，在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的高峰期，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在电影《天朝王国》（Kingdom of Heaven）中铺陈萨拉丁的故事，挑战美国假借文明冲突观点，以过度简单武断的方式将人类分成“善良基督徒”和“邪恶穆斯林”的绝对二元论做法。
2007年，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伊拉克南部依然甚嚣尘上，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在公立学校课程中加入“宗教比较研究”的学门，内容涵盖犹太教和基督教等非伊斯兰宗教。“我们试着为所有宗教相互包容的理想铺路，”库尔德人居住区苏莱马尼亚的库尔德斯坦学院讲师法德勒·马哈茂德（Fadel Mahmoud）在2007年底告诉一名美国麦克莱契报业集团（MaClatchy Newspapers）记者，“我们现在没兴趣谈论争议性问题。”
萨拉丁精神仿佛就这样悄悄地流在库尔德人的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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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胡的居民如今仍然将我父亲成长的那个既狭小又凹凸不平的街巷城区称为“mahala Juheeya——犹太街区”。巴格达的阿拉伯政治高层曾在某个时期将这片市区命名为“解放街区”，但札胡人对这样的名字并没有认同感。千百年来，犹太人一直在那些街道上生儿育女、抚养家庭，库尔德人不会急着抹除这些历史记忆。
库尔德斯坦的穆斯林人如果要让犹太人消失，或至少让他们失去亚拉姆语和自己文化的根，其实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一九四〇年代末期，居住在库尔德斯坦的两万五千名犹太人只占全库尔德地区约六百万人口中不到两百分之一。但是，早在二十世纪末开始出现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之前，库尔德斯坦就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证明，不同文化可以在保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前提下依然兼容并蓄。当然，地理位置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高耸的山岳宛如坚实壁垒，将行政官僚、宗教狂热分子和其他各种文化均质化势力阻绝在外。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库尔德斯坦没有国家地位的事实。当地所谓的“政府”，其实是由一些独立的部族首领所组成，他们的治理模式首先着眼于自有领地的在地需求，由于各部族的需求经常互相抵触，因此争斗不时出现。对于那些在大学讲堂、国会乃至联合国等遥不可及的国际组织酝酿生成的抽象知识和理论，他们没有耐心了解，况且他们也不容易取得这类信息。
库尔德人在外形上没有共同特征。千百年来，不同种族的人透过入侵和迁徙，在此交融混合。印欧语系的亚利安人、斯基台人和波斯人，阿尔泰语系的蒙古人和突厥人等，他们都在种种历史情境下来到库尔德地区，让这里变成一个民族万花筒。外貌接近北欧人的金发碧眼库尔德人与褐色眼睛、深色肌肤的库尔德人在同一条街上走动来往。此外，除了在中古时代两三百年间出现过王朝统治和知识分子对族群认同的思辨，库尔德人基本上根本不会为自己贴上任何国族认同的标志；总之，中央机构不存在，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这个情况可能让库尔德人后来希望立国时遭遇更多复杂因素的阻碍，但在长久的历史中，它无疑酝酿出一股惊人的包容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