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哈特在方案B钻机上工作时，总会在衬衫袖子上系一面美国国旗，有时他戴的安全帽后面也会突出这么一截布旗。钻探时，他总是一只脚踩在钻机上。一天，矿业部长问他原因，他解释说，钻探是一种“感觉”。“只有真的置身其上，你才能感受下面的情况。”地下，金属钻头不断摩旋、敲打着岩石，振动感沿着钻杆传上来，杰夫的脚就能由此判断这是“好振动”还是“坏振动”。“我们就是这样判断钻头是否完好，或者刀刃是否磨平的。”他说道。现在，这些美国人保持更高的警惕，因为圣何塞的岩石比预期的要坚硬。随着方案B最后阶段的逐步深入，大概每隔十或二十米他们就得停下来换一套新的钻头。“越来越伤脑筋，因为越往下越黏稠，”哈特说，“孔道开始弯曲。我们以为钻管应该是顺着孔道中心往下钻进，但实际却不是，钻管一直在摩擦着内壁。扭矩值越来越小。”哈特和另外三个美国人本来是两人一组，每组轮班十二小时。可现在，每组连续工作达十六甚至十八个小时，然后才在矿场的帐篷里休息。朝受困的大活人钻进要比朝地下水位或矿脉钻进的压力大得多。一想到如果有人生病，多等一个月的时间可能就会要了他的命，哈特立马有一种紧迫感。他也是一名父亲，有时也会离家数月出去工作。现在他想让孔道底部的那些父亲们尽快回到他们的孩子身边。很快，这种压力就让这些美国人彼此恶语相向，跟下面的智利矿工们一样。
T130钻机离目标越来越近，而这三十三人生活休息的通道里又出现了新的困扰。起初是无休止的热气和轰鸣声，然后脏水、泥巴和菌类都进来了。现在，尘云和水汽慢慢侵入下来。自9月27日起的七天内，海拔一百零五米和避难所上方便盘旋着一层砂尘样的雾霭，久久不散。“现在是早上七点四十，到处都是尘土和水汽，”维克多·塞戈维亚在日志中写道，“好像浓雾翻腾了进来，一切都蒙上了水汽。”
大家就在这水汽氤氲的尘雾中睡觉、活动，维克多想，吸入这些会不会让人生病呢。祈祷会还继续着，但只有几个人参加。一些人传看着那些让他们签名的国旗和相片，这些东西似乎已经成为智利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物。“要是有我们三十三人的集体签名，肯定会更值钱。”维克多写道。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在写信，因为他们意识到，很快这一切都会被载入史册。他们会如何回忆这次事件呢？该怎样写呢？毫无疑问，他们会记下那些致力于救援的男男女女们的奉献与牺牲，还有他们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和坚定的信念。“诗人”维克多·扎莫拉早就写了这样一首诗，并在地面上发表。“昂扬起斗志，同志们，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快来，同志们，我们必须祈祷。”诗的开头讲述了他们在地下的第一次祈祷。他还写到了离家的悔恨。“……那刻，我唯一所想/是跟妻儿们说抱歉/他们等我归家、渴望团聚。”诗的最后一句表达了万分的希望：“智利，我们在你的怀抱中。”
但是，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难道不就是一系列的背叛吗？人们看不到破败矿井的危险性，无视那些伤亡，看不到矿山最终塌方致人死亡的必然结果。矿场业主们该对此负责，但是为他们效力的主管们也有责任，至少一名工人争辩说。一次集会结束后，一个矿工开始攻击轮班主管路易斯·乌尔苏亚和弗洛仁科·阿瓦洛斯。就因为你俩无能，我们才被困在这里，他说道。如果你们要求关闭矿井，我们就不会被困。他威胁说，等回到地面，他要以“准谋杀罪”对他俩进行刑事指控，并要到电视台宣传主管和工头在8月5日塌方事故中的失职。
不管故事如何讲述，都会产生这个问题：谁会受益呢？咱们得学聪明些，几个工人说，不能再像从前那般，让别人从咱们的苦难中获益。几名矿工坚持，面对地面上猛烈的媒体攻击，他们必须严格遵循胡安·伊利亚内斯起初提议的沉默协定。8月5日到22日之间发生的一切都属于集体，而不是任何个人，伊利亚内斯如是说。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地下故事”出售所得的金钱就可以大家平分。但是，大家都面临着个人利益的诱惑，有时这些诱惑会通过亲人的转达及“白兰鸽”通道送来的信件到达地下。“我收到了一份很棒的工作合同。”埃迪森·佩纳跟伊利亚内斯说道，他想知道接受这份工作算不算破坏规定。这是一家美国的运动鞋公司，因为佩纳被称为“运动员矿工”，所以他们要付钱请他拍鞋子广告。马里奥·塞普尔维达也来问伊利亚内斯问题，毕竟这协议是他的主意，并且他已经成了地下的法律顾问。塞普尔维达并没有说是有采访或其他媒体邀约，但他来问询到底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事儿本身就很可疑。
“听着，伙计，”伊利亚内斯说道，“你必须谨慎，因为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界线非常模糊……如果你搞砸了，我会让你进监狱的。咱们先说清楚了。下面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你个人的。什么也不是。你是想说，如果我们把你一个人扔这里好几周，完全只身一人，然后我们再来救你，你会跟现在一样健康、精神吗？这是一个人能做到的吗？不，伙计。你能坚持到现在，完全是因为背后有其他三十二人的支持和帮助。”
9月快结束了，胡安·伊利亚内斯、路易斯·乌尔苏亚还有其他人觉得，有必要将他们间的口头协议正式化，使其具有法律效力。“家属们的强烈欲望一定会让大伙儿违反协议规定的，”乌尔苏亚说，“欲望能让人改变。”伊利亚内斯和乌尔苏亚看到，大家都在向媒体泄露零零碎碎的信息。在写给地面的信中，在和心理学家伊图拉的交谈中，他们都要求找一名公证人，可以将三十三人的口头协定付诸书面，并能证明他们都签字同意了这些条款——即使此刻他们还被困大山等待救援。
伊图拉同意了矿工们的请求——并因此和皮涅拉政府起了矛盾。“他们要解雇我。”他说。矿工们并没有告诉伊图拉他们要跟公证人谈什么，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想媒体揣测出他们的意图，因此官方人士也只能推测：这受困的三十三人难道要忘恩负义，打算控告正在实施援救的政府？他们已经跟某方达成电影拍摄协议了吗？伊图拉跟官员们说，他并不担忧，因为他们还在地下，“实际上什么也做不了”。
10月2日，公证人来到了矿场。大家跟他谈了他们的打算。公证人说，他可以咨询律师然后起草文件。可是，只有等他们都回到地面上，这一切才能有正式的法律效力，因为公证人必须在任何文档签署的现场——而不是，从两千一百英尺远的地方，通过视频会议观看就行。
公证人离开时，T130钻机已经钻进四百二十八米，离打通只有一百米的距离，很快这些矿工们就能彻底自由了。
但是，救生舱降下前，受困矿工还得完成一项“采矿”任务。他们需要在方案B孔道底端引爆炸药，因为即使孔道打通了，救生舱也无法进入，除非他们可以将孔道口旁边的石墙凿掉一部分。相对而言，这是常规的采矿工作，但是需要用气锤在石头上砸出一个洞才能放上炸药。气锤需要压缩空气，之前是通过管道从地面输送过来，但是8月5日塌方发生时，这些管道都被切断了。豪尔赫·加利古洛斯过去的工作就是维护压缩空气供给，现在他正在装配连接一些两英寸宽的管子，用来输送空气。腿已经不肿了，他拿着管子跑到海拔一百三十五米，那里，维克多·塞戈维亚和巴勃罗·罗哈斯终于有足够的气压带动气锤，在石头上凿出了八个孔洞。
在干活的过程中，豪尔赫一个人走在海拔一百零五米附近的通道里，恰好碰见了乔尼·博瑞斯。乔尼正为新接手的医护职责烦恼——他手里拿着好几个地面送下的塑料药瓶——出于某种原因，他以为豪尔赫正在矿井里悠闲地散步。
“嗨，讨厌的家伙，”乔尼说，“你又在闲逛，是吗？”
豪尔赫自己也很累、很沮丧，于是他伸出拽管子拽得脏兮兮的手，在乔尼的白大褂上抹了又抹。“看吧，我到底有多懒。”他咕哝着说。然后，他就打了乔尼一巴掌。
乔尼把药瓶放到地上，回过神儿，一脚踢到老豪尔赫的腿上。在被困地下八周多的时间里，一班的矿工们有过数不清的争吵和威胁，但这才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肢体冲突。当时有一人目击，路易斯·乌尔苏亚，但他什么都没来得及说，打斗就结束了。
10月9日，杰夫·哈特和T130钻机的工人们离海拔一百三十五米的工作间还有不到一英尺的距离，这时钻机突然发出一声巨响。“我们差点被吓死。”哈特后来说，有几秒钟，钻探队都觉得，这次钻孔又要失败，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钻机一直没停，气压或扭矩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哈特一直没明白，到底是什么引起的那声巨响。
戈尔本部长已经通知家属们，一旦孔道打通，工作人员就会吹响号子。早上八点零二分，汽笛的鸣声响彻大山：方案B钻机已经通到目的地。在“希望营地”，家属们高呼：“去国旗那！”大家都朝着石头堆下面代表着三十二名智利矿工和一名玻利维亚矿工的那些国旗处跑去。在这里，家属们曾相聚一起，分享好消息或面对坏消息。“当他们全都活着出来之时，我们会更加喜悦。”玛利亚·塞戈维亚对记者说。移出钻头和测试孔道的稳定性及安全性还需要两三天的时间。稍后，在新闻发布会上，戈尔本说，钻探了三十三天才通到三十三人处。按计划，最后一人进入救生舱升井的时间将会在10月13日：如果将年、月、日的数字相加，也会得出数字33。
海拔一百三十五米，大家聚集在此，来看这将他们送到地面的孔道。他们相互拥抱，用亲人们送下的相机拍照，庆祝这次打通。离自由只有一步之遥了。但是，维克多·塞戈维亚却很担心：开口看起来太小，他现在就能想象到升井过程中必然会面对的幽闭恐惧折磨。片刻后，矿工们将硝基炸药包放到附近凿出的小洞里。他们引燃了有着一百二十一年历史的圣何塞铜金矿中的最后一次爆破，这次相对较小的爆破会让他们重返自由。
第二天早上，几个人都被石头里传来的遥远轰鸣惊醒。可以听到岩石持续坠落的声音，或许是来自弗洛仁科·阿瓦洛斯瞥见的那个裂缝，就像矿山内的一次大风暴，跟8月5日困住他们的那次一样。别名“CD”的萨穆埃尔·阿瓦洛斯竟然能在这隆隆鸣声中睡着，后来卡洛斯·博瑞斯踢了他一脚才把他弄醒。“嗨，‘CD’，快起来，笨蛋！大山又响了。戴上安全帽。我们该怎么办？”佩德罗·孔蒂斯，那个想买一辆黄色卡马洛的年轻矿工，也被老矿工巴勃罗·罗哈斯叫醒了。
“大山裂得厉害。”巴勃罗说。
“是，一直这样啊。”佩德罗回答说。一连串巨大的霹雳声打扰了他的睡眠。现在，每隔几秒钟就传来一次轰鸣，一直持续了四小时，但大家无计可施，于是佩德罗又躺回到充气床上去睡觉。这让巴勃罗很生气，他不明白，在大山听来要塌方时，竟然还有人能睡着。“这很搞笑，因为新闻中，大家都说井下的老人才是帮助我们这些年轻人活下来的专家，”佩德罗后来说，“可现在，这帮老家伙们却恐慌地来找年轻人。”
很快，所有睡在避难所附近的矿工都起来了，大家聚到“白兰鸽”输送孔道处。老矿工们看起来都很沮丧，乔尼·博瑞斯已经哭了。我们必须给苏格雷特和戈尔本打电话，他们说。我们得告诉他们，不能再等两三天了。他们需要现在就把我们救出去。“有神话说，金矿里都住着恶魔。”一个年轻点的工人说。有人觉得这些轰鸣正是怪兽发出的怒吼，它很愤怒，因为他们要离开了。周日，可以跟地面通话的一天。在下午的通话中，好几名工人都祈求家属转告苏格雷特和戈尔本，请他们看在上帝的分上，加快救援进程，因为大山内的恶魔很生气，不想放他们离开。但是救援指挥们依然坚持之前的计划：在那个周日以及接下来的周一，他们继续测试井道的稳定性，并用沙袋装满“凤凰号”救生舱来模拟营救过程中的下降和升井。
伴随着底下传来的如岩滑一般的轰隆巨响，大山内的雷鸣声终于停止了。后来，大家下到矿井深处，发现好几条下陷坍塌的通道，包括海拔四十四米处的隧道，就是马里奥·塞普尔维达过去曾祈祷的地方。
10月11日，周一，地面救援人员将“凤凰号”救生舱深入到地下六百米进行测试。矿井内，大家开始清理避难所，就像人们长途旅行前都要好好整理一下家里一般。路易斯·乌尔苏亚召集大家开会，这是被困三十三人的最后一次会议。他说，大家应该记住矿山坍塌时、饥饿难耐时的互帮互助，还有这为了生存而并肩作战的漫长六十九天。然后，几名矿工走出来表达感激、赞颂友情。维克多·扎莫拉表达了对马里奥·塞普尔维达的感恩，是他在避难所里大家情绪最低落的时刻激励着他们。豪尔赫·加利古洛斯，腿肿了好多天的北部老矿工，走上前来感谢南部来的机修工劳尔·巴斯塔斯。“他一直表现得很绅士，我很欣赏他这一点。是，他有时候脾气很爆，但他一直在帮我。”加利古洛斯说完后，路易斯·乌尔苏亚看着他和乔尼·博瑞斯，说道：“我们有两位矿工经常在一起工作、彼此帮助，但是最近，他俩大打出手。我觉得，他们应该上前握手言和。”在三十一人的注视下，加利古洛斯和博瑞斯握紧了双手，拥抱了彼此。
最终，胡安·伊利亚内斯走上前，用威严的男中音进行了一次发言。“因为这将是大家最后一次的相聚，我觉得有必要达成一个协议，这对大家以后都好。”他说道。从现在起，到出去以后，大家都应该尊重大多数人的共同决定。他们即将各回各家，很多人都会远离此处，“所有人再次相聚几乎不可能了。不管是否愿意，每个人都应该遵从集体的决定”。伊利亚内斯提醒大家之前的协定：他们不能单独泄露集体的经历。这些故事会是大家最宝贵的财富，属于这个大集体。“我希望各位都能尊重我们之前的协定，像大男人一样。这并不仅仅是集体的利益，更关乎自爱，因为只有真正自爱的人才会去捍卫他人的权益。”演讲最后，伊利亚内斯有些失控，因为他正请求大家信守一个口头的承诺，这个神圣、沉重的话题就像是说话时呼出的气息那般缥缈，转瞬即逝。他请求大家忠诚于荣誉和团结之类的抽象概念，要抵制住外面的种种诱惑——地上疯狂、自由世界里的真金白银和名声。一名工人上前表示异议——埃斯特班·罗哈斯说，他不信任伊利亚内斯，也不同意他说的话。有些赞同罗哈斯的人窃窃私语，突然间，会议气氛变得极其紧张。每个人都得独自照顾家人，而不是依赖某个集体，这是理所应当的责任。但是，这只是少数人的观点，最终大家达成一致，任何书籍或电影带来的收益都需平均分摊。然后，他们投票选举伊利亚内斯成为大家出去后的正式代言人。
对马里奥·塞普尔维达而言，这一投票结果让他很是受伤，这些他为之付出和奉献的矿友们也让他很寒心。井下，他拥有着全新的使命，成为正义之声、真理之声，要为矿友们积极争取权益。但是现在，到达地面后，他却无法讲述阿塔卡马沙漠所见证的奇迹。“他们把我踢出了领导层，”他说，“井下漫长的七十天时间内，这是最大的背叛。”
受困圣何塞也让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充满了使命感，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作为一名工人的伟大。他对矿井有所亏欠。10月12日下午，离第一名工人乘“凤凰号”升井仅剩十二小时，他准备跟井下的矿洞和通道告别。他走到自己在避难所的休息处，竖起一块纪念牌，纪念在这里的这段时间。最后一人离开之时，这些弯曲回转的通道将成为时间“胶囊”，成为智利及采矿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注定会被封存和隐藏数十年甚或几个世纪之久。因此，马里奥留下了一封告别信，在床边石墙的钢筋网上，他放了一块纸板，上面写着他的全名、出生日期以及“马里奥·塞普尔维达自8月5日至10月13日曾在此驻留”这样一句话。他还贴上了家人的相片，并用塑料花圈环住，还有他收集的一些小国旗。然后，他就在海拔九十米附近收集石头留作纪念，这里曾见证了很多次冒险行动，包括引爆炸药试图发出信号那次。“对我而言，那里代表着生命、希望以及存活的欲望。”马里奥说。他打算把这些石头送给救援中起关键作用的总指挥安德烈·苏格雷特和工程师安德烈·安吉拉，还有智利总统。
与此同时，劳尔·巴斯塔斯也在做离开的准备。劳尔也收集了一些石头——但他只是把石头带到深坑处，朝空旷的悬崖扔去以发泄愤怒。接招，圣何塞！然后，跟其他矿工一起，劳尔带着记号笔，在圣埃斯特万矿业公司所有的器械车辆上愤怒地一通涂鸦，写了一些“感谢”矿主和矿主他妈的话。劳尔也去跟自己睡觉的地方说再见了，在海拔一百零五米处。他用家人送下来的复印相片做了一张拼贴画，并找出了那些陪他度过漫漫孤独长夜、抚慰他无限思家之情的照片。“我看着这些东西，想起了井下的种种，吃不到的美食、错过的生日等等。”他说。他走到一处僻静、没人看得见的通道，点燃了这些相片。“我希望远离这一切，这些糟糕的回忆。”他说。很快，相片都化作灰烬，被通道里的微风吹散了。返回海拔一百零五米后，他销毁了任何可能留下的痕迹。跟马里奥·塞普尔维达一样，劳尔·巴斯塔斯也想象到了圣何塞未知的未来。很久以后，有人会带着摄像机重回这段历史之中，重回这些他曾遭受最可怕孤寂的山洞里。“我不希望任何人看到关于我的任何东西，不希望他们说，‘看，这里，这就是劳尔·巴斯塔斯睡觉的地方。’”
“这一切都应该是私密的，是我一个人的秘密。”
离开矿井前，维克多·塞戈维亚专门写了最后一篇地下日志。“大地将要生产三十三个孩子，经过两个月零八天的孕育之后。”他写道。他回顾了在圣埃斯特万公司以及其他矿场里工作的历史，那种种回忆竟可追溯到1998年。这十二年间，他干过的所有工作，他见到工友遭受的事故，都在脑海中重演。他当过钻工，负责过爆破，开过大铲车。一名卡车司机在邻近的圣安东尼奥矿井塌方中遇难，另一名工人在赶往矿场的路上出事故丧生。他在圣何塞也亲眼见过两人丧命。维克多并没有责怪矿井，“那些没有投入资金来巩固井下安全的家伙们”才应该对此负责。这么些年了，矿井好像他的第二个家，他对这些简陋的构造和粗糙起伏的内壁有着持久不变、坚不可摧的感情。日志中，维克多画了一个心形，并在里面写下了“我爱圣何塞”。这矿井跟他很像：有缺陷、被忽视，可也值得尊重和爱护。“圣何塞是无辜的，”他写道，“犯错的是那些不知如何妥善经营的人。”
在参与“凤凰号”救生舱设计的那些智利和NASA官员以及工程师中，还有两位海军军人，一名美国人及一名智利人，他们在各自国家的潜艇舰队中都有着丰富的救援经验。两位潜艇兵曾实践过的水下救援跟圣何塞即将展开的救援行动相似。他们一致同意，矿工们的升井也应该遵循潜水救援的原则：身体最为强健的工人先进入救生舱，因为他能更好地应对升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复杂状况。有鉴于此，智利救援负责人们决定，三十一岁的健壮工头、乌尔苏亚的二把手弗洛仁科·阿瓦洛斯将成为三十三人中第一个升井的矿工。
弗洛仁科·阿瓦洛斯出来前，一个人必须先下去。救援行动即将展开的那天上午十点，曼努埃尔·冈萨雷斯得知他会是进入“凤凰号”的第一位救援人员。在英国海湾（bahía Inglesa）的海滨城市用过午餐后，他就由司机开车带到了圣何塞，抵达方案B孔道的现场。这是一辆载人厢式车，车窗贴有有色防晒膜，可以保护其免受车外喧嚷场面的干扰。曾经荒芜沉闷的山坡如今到处是人：家属和救援者们可以感到欢庆的气息；记者和摄像人员准备向远近各地直播庆祝现场。冈萨雷斯下去、第一名矿工升井后，两名海军医疗人员也会下到井下，但是目前，他才是关注的焦点。夜幕降临，救生舱和井道的最后准备工作完成，冈萨雷斯严肃紧张的脸庞出现在营地里的大屏幕上——救援人员也为家属们支起幕布，以便他们追踪救援进展。钻探现场的他抬起头，看到了上面山脊上排列的记者和摄像们，各处都是灯光，好像进入了一个圆形大剧场，精彩的一出戏剧即将拉开帷幕。
冈萨雷斯走向救生舱，晚上十一点零八分，他进入舱内，系好安全带，准备就绪。他身着橙黄色连体衣，头戴白色安全帽，表情严肃，无法完全抑制对未知的恐惧。之前他已被告知，送他下井的系统设计有多个安全保障冗余度——比如，这台奥地利制造的、升降救生舱的大吊车能负重五十四吨，大概是舱体本身重量的一百多倍。但是，踏上救生舱的钢板后，他就立足于一百三十层楼高的井道之上；从上到下，自由落体都需要十二秒钟，一旦发生意外，肯定必死无疑。
“请保持镇静，”救援总指挥跟他说，“我对你有绝对的信心。”
智利总统和矿业部长也在现场。“祝你好运，曼努罗。”总统称呼他的昵称。
十一点十七分，“凤凰号”开始降下。救生舱以八十二度的斜角进入矿山，冈萨雷斯看不到下面的井道。他有收音机，但大约一百米左右，信号就消失了。舱内还安有摄像机，如果出现问题，他可以用手势跟地面沟通。“我的任务是确保一切运行正常。”他说，在这十七分钟的行程中，他基本都在四下查看。下到两百米，他看到一股水从井道裂缝中流出。温度越来越高：地上的夜晚春寒料峭，但矿井深处却俨然热带的酷暑。离底部一百五十米时，他感到了轻微的变化，因为井道不再呈八十二度角倾斜，而是垂直通到下面。他最大的担心是救生舱打开时矿工们的状态。很有可能，有人会很恐慌，甚至没等轮到他，就硬闯进救生舱里。
实际上，下面的矿工们正面临着相反的问题。有一个人不想离开矿井。“凤凰号”之前在井道内测试时，曾导致石头滚落，现在维克多·塞戈维亚确信，只要他进入，这些松动的石块就会卡住救生舱。更糟糕的是，大山的塌陷让救生舱即将进入的山洞墙壁上裂开了一条大缝。“在这儿，至少我还活着，”他说，“为什么要进入那井道里找死呢？”
“听着，”弗洛仁科·阿瓦洛斯说，“我第一个进去，如果我被困住了，咱们都别想出去了。”这番话终于让维克多平静了些。后来，当弗洛仁科准备升井时，大家都低下头进行了最后一次祈祷。六十九天前，他们跪在地上，祈求上帝救出他们。现在，他们要祈求上帝保佑弗洛仁科，保佑他的升井“之旅”安全。这将是三十三人最后的私密一刻，很快，营救行动就会被公开放映。更有舞台感的是，他们还在救生舱出现的地方安装了很多亮灯，随之而来的摄像机会将直播视频影像通过光缆传输到地面。然后，智利政府会将视频输出到现场的媒体和卫星卡车上，信号再传输到沙漠星空上的人造卫星，世界各地大大小小屏幕前的几亿人都会注视着圣何塞矿井的内部。救生舱离目标越来越近，当时是圣地亚哥时间晚上十一点半，伦敦和巴黎天还未亮，新德里是正午时分，洛杉矶则是晚餐时间。
救生舱从井道中滑下，降到了海拔一百三十五米的山洞里。光着膀子、穿着白色短裤的乔尼·博瑞斯第一个走到门前，欢迎身着崭新橙黄色连体衣的冈萨雷斯到来。乔尼眼含热泪，两个男人立刻拥抱了彼此。转身面向其他的矿工，这位救援者宣布：“上面有密密麻麻一堆人等着你们！”其他人都走上前，跟他握手或拥抱，冈萨雷斯还开了一个紧张的玩笑：“你们这群家伙最好别吃我豆腐！因为后面还有两名海军特战潜水员正跟着我，他们可最擅长打架了！”
对这群被困十周的家伙们而言，冈萨雷斯看起来特别干净、清爽。迷人的微笑、胖胖的脸颊、阿塔卡马烈日下工作数日造就的古铜肤色，他就像来自遥远、明亮世界的旅游者。“之前，我们完全感觉不到其他人的存在。”一名工人说，而现在，一个来自人间的活生生的同胞竟来到他们当中。
对冈萨雷斯而言，这三十三人就跟原始人一样。好几个人都袒胸露背，短裤卷起成“尿裤”的模样，靴子也剪切得各式各样。“他们好像山洞里的野人。”冈萨雷斯会在井下待二十四小时，稍后，他就有机会四处看看：拐弯处，他看到为遇难工人建起的神龛，越溜达他越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过去那更简单、更危险的采矿历史之中。“这些人完全没有任何防护设备。”他说。没有防护面罩，也没护目镜，井内的湿热度远远高于其他矿井。日常的工作环境简直是“惨无人道”。他说。在这里呆一天都是对身体和耐力的巨大考验，可这群家伙却生活了漫长的六十九天。天呐，他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现在，他必须救出他们。“我叫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来自厄尔特尼恩特的救援人员。”他用平静、威严的语气说道。他告诉他们通过井道上升的旅程是什么样子。“听着，只会感到轻微的摇晃，不要害怕……气压的变化会比较明显。”升井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包括检查弗洛仁科的血压和脉搏。“啊，没关系。”冈萨雷斯看着这些高读数说道。“反正，这只是法律所需。”他核查了一份清单，给弗洛仁科绑的安全带装上了监控器，又在他手指头上绑了一个。冈萨雷斯来到海拔一百三十五米不到十五分钟，弗洛仁科·阿瓦洛斯就准备踏入“凤凰号”救生舱中。“我们上面再见。”他走进舱内，在冈萨雷斯关上门时，他对其他人说。几秒后，“凤凰号”开始上升，跟电梯一样平稳，救生舱很快消失在井道内。上升过程中，弗洛仁科感到好像进入了石头的身体内。“感觉很好！”他朝下面的人大喊，“这里感觉很不错！”下面的大家也呼喊着回应他，他们的声音从他脚底传上来，弗洛仁科慢慢上升，离开了这个生活了十周的“家”，这个囚禁了他漫长十周的监牢。
地面上，弗洛仁科的妻子莫妮卡和儿子正在出口附近等待：莫妮卡曾梦游走遍了这座大山，他的儿子、七岁的贝伦也一直在此守候。山坡下远处的“希望营地”里，“市长”玛利亚·塞戈维亚正在大电视屏幕上观看救援，想到这群大男人要挤进这条石头通道，她就断定说：矿山就像是生育他们的一个女人。跟在圣埃斯特万公司矿场上的很多女人一样，玛利亚也能切身感受到这一类比。“如果你准备要生孩子，你就会知道孩子可能会顺利降生，但是也可能出现风险，甚至根本就生不出来。”婴儿可能脐带绕颈致死，也有可能在产道中窒息而亡。这些男人在山中上升之时，救生舱可能会掉回井里，或者大山会塌陷毁坏井道、产生裂缝，困住“凤凰号”和里面的“乘客”。玛利亚·塞戈维亚生育过四个孩子，现在她为之战斗的这些矿工就要从大山母亲两千一百英尺长的“产道”中上升出来。如果大地不准备松手，那他们就出不来。但是，或许，大地根本就不想再留他们了呢。
救生舱内，弗洛仁科是清醒的，他会亲眼见证这次重生，舱内小灯照亮的井道内石壁在眼前缓缓滑下。他还戴着8月5日下井时的那顶有些褪色的红色安全帽。当时，午夜差几分钟，在缓慢上升的旅程中，10月12日变成了10月13日。耳边只有救生舱发出的“咣当咣当”之声：听起来好像在坐一辆年头已久的过山车。能感到前后晃动，但三十分钟的行程中，弗洛仁科一直很平静，因为大山内的漫长磨难即将结束。他很孤单，但上面有十二亿人在热切地等待，视线全部聚焦在大山内即将突出的圆柱形舱上。
弗洛仁科开始回想大山内发生的一切，随后，外面生活的种种回忆也涌现出来：遇见孩子母亲的那一天，儿子们出生的那一天，孩子们开始上学的那一天。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多么幸福啊。而现在，他依然很幸福，坐着救生舱从矿井的石洞内缓缓上升，承载着那么多看不见的男男女女的希冀与祝福。他能感到，空气越来越稀薄，耳朵堵塞了，然后嗡的一声耳鸣了。救生舱进入井道的最后一段，外面的微风吹进舱内。有几秒钟，周围全是钢铁加固的内壁，咣当声也消失了，一切都静得可怕。突然，收音机里传出响亮而刺耳的噪音，他听到了人的声音，很多人呼喊指令的声音，朝他、朝彼此，地面上的各种声音在头顶上方盘旋。突然，外面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凤凰号”还在缓慢上升，外面涌来那么多光线和色彩，弗洛仁科抬起头，看到一个晒得黑黝黝的男人，头戴白色安全帽，正从舱门的钢筋网里盯着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