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进入矿井时，艾瑞·泰特纳就知道妻子即将于9月18日智利独立纪念日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一个女孩儿。被困地下的前十七天，他不断告诉自己，必须活下来，这样才能回到地面，看到他跟妻子早就起好名字的小女儿卡罗莱纳·伊丽莎白（Carolina Elizabeth）。或许正是太渴望见到女儿了，他才私自留下了扎莫拉给他的饼干，就在第一晚哄抢食物后——第一周里，他一共偷着吃了四块饼干。第十七天，大家被发现后，艾瑞深信他一定能在女儿出生前被救出，也就能兑现自己对妻子的承诺：这次，他会跟她一起在产房见证女儿的诞生。二十九岁的艾瑞承认，他如今比初为人父时要成熟了很多。作为几个孩子的父亲，他更能理解和感恩家庭生活中的琐碎工作。这次妻子怀孕期间，他一直尽力帮忙，帮她洗衣服，也希望能陪伴她到生产的最后一刻，握住她的手，给予她力量。
现在，艾瑞已经接受错过女儿出生的事实，但同时他也有了一种顿悟。通过视频连接，他看到了地面上的营地，三十三人的家属和几百名救援人员聚集一起的景象。他决定将女儿改名为“希望”（Esperanza）。9月14日，小希望在科皮亚波的一家医院出生了。小姨子带着摄像机进了产房，智利万国视讯频道（Megavision）播放了一段配有背景音乐的视频。可是，艾瑞并没有看到视频。小希望是剖腹产降生的，而据媒体报道，心理学家们觉得，受困地下的他最好不要亲眼目睹血淋淋的手术场景。于是，艾瑞看到的是一段严格剪辑过的视频，通过光纤传输到地下的大屏幕上。其他矿工觉得应该给艾瑞空间，让他一个人来看视频。他独自看到一群身穿蓝大褂的医生围在妻子周围，然后视频就切到一名医生怀抱他女儿的镜头。接着，他看到女儿躺在疲惫、微笑着的妻子旁边，她双眼紧闭，头发湿漉漉、一缕一缕的。由地面上的人控制，这两分钟的视频一遍遍循环播放着。可视频并不是很清晰，艾瑞没法看出孩子到底是像他还是像妻子。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人在受困山洞之时还能见证女儿的降生。后来，我给他指出了这前所未有的特殊性，并问他第一眼看到女儿是什么感觉。他说：“我不知道。是激动，或幸福，还是其他。”采访了艾瑞的哥哥后，世界各地的报纸都报道，在听到女儿降生的消息时艾瑞泪如雨下。他们还报道了宝宝的重要数据：三点零五公斤重，四十八厘米长，出生于下午十二点二十分。这些数字也卷入了故事的发展之中。钻机钻进的最新数据也出炉了：方案B钻机已经钻进三百六十八米；方案A钻进三百米；方案C钻机七天后动工。
最先打通的孔道会被用来降下救生舱。智利海军已经开始建造这台救生胶囊——恰好就在机修工劳尔·巴斯塔斯曾经修理发动机的造船厂，后来海啸冲坏了这里，他才失业。巨大的阿斯玛船厂（ASMAR）分为两个区域，一区是巴斯塔斯曾工作过的小修理间，另一区域是即将建造救生舱的机器间，两区之间得走两分钟的路程。船厂里很多建筑的内壁上还能看见七英尺高的水印，有些地方还湿漉漉的，这是六个月前那次大海啸留下的痕迹。海军已经清理了全部的死鱼，挪走了那些搁浅的船只，船厂恢复正常工作。现在，海军的工程师和机械师团队开始建造NASA同行们口中的逃生舱EV——北美人尤其喜欢缩略语表达。智利团队收到NASA发来的十二页备注，里面详细讲述其推荐的规格：“EV里，应该配备足够大的氧气罐……能以每分钟六升的速度提供医用级别氧气，可持续使用二至四小时……至于空间设置，应该容许使用者伸手碰到脸部。”但是，智利人采用了独创的设计（他们很快会考虑申请专利），9月12日，政府对外宣布了救生舱的基本参数。用钢板建成，外径为五十四厘米，不超过二点五米高，不载人时重约二百五十千克；内部配有NASA推荐的氧气供应设备，还修建了强固的顶部来抵抗高空坠落物的伤害。另外，舱体外还设计安装有轮子，在升井时可避免撞击孔道内壁。（这些可收缩的橡胶轮由意大利公司提供。）如果里面的人失去意识的话，还有一套挽具状安全带使其保持站立姿势。
几天后，智利政府发布了救生舱的设计图纸，舱体外表用国旗颜色喷漆，并纹饰有“Fenix”字样，英语中的Phoenix（凤凰）一词。凤凰座是南天星系中的一个小星座，呈三角和钻石的形状。两个形状相连时，可呈现希腊神话里灰烬中涅槃的凤凰之态。对智利政府而言，这个名字有明显的比喻意味：智利就是一个涅槃重生的国家。几个月前，这里遭遇灾难性的大地震和大海啸，很多人丧生，全民深陷恐慌忧患之中；而现在，本着将人、科技和信念相结合的精神，智利准备用这神奇的凤凰舱进行一次大胆勇敢的救援，这一奇迹定会让整个民族重获希望与新生。这次，政府采用国旗颜色的救生舱进行救援，表明这将会是一次永载史册的国家行为：在英勇的奇迹中，在可以定义一个国家品格的神话中，智利工人阶级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希腊神话里的众神也都不完美，有着这样那样人性的品质，比如虚荣、勇气、自负、亲情和仇恨等。而这些品质，在那些生活在圣何塞坍塌矿井中的人身上，也同样存在。
9月18日智利独立纪念日之前，问题出来了：被困井下的三十三位爱国者该如何庆祝呢？救援队的几位负责人想给他们送下红酒，毕竟这是每年最重大的节日，通常都是家人聚餐畅饮。如果这些象征国家自豪的家伙们在深山“牢狱”中能喝点小酒庆祝的话，整个智利都会觉得轻松舒服一些。“我也想让他们喝点红酒，”心理学家伊图拉说，“但医生们完全反对。”下面有些人严重酗酒，现在禁酒已经四十多天。禁酒的危机反应已经结束：现在，三十三人都是滴酒不沾。再次考虑后，心理学家也同意，给他们红酒这个主意很糟糕。此时，他回想起有些人在戒毒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烦人问题。“一位母亲来跟我说，‘我儿子一直在服药。’”家属们可以给矿工送下衣服等爱心包裹，在这些包裹中，有人藏了一些非法药品。“是大麻或可卡因，我不确定到底是哪种，但这根本不重要。我绝不允许下面任何人出现意识不清的情况。”伊图拉改变了物品打包的程序，严格禁止任何药品的运输。至于独立日红酒的提议，伊图拉指出，矿井通道属工作场合，按法律和常识来说，都禁止饮酒。下面，矿工们也得出相同的结论：我们不需要红酒，非常感谢。
但是，这三十三人还是会享用一些肉卷馅饼和牛排，跟上面的庆祝盛宴相似。他们还决定给总统写一首诗来庆祝。“这差点让‘狗仔’和佩纳打起来，因为他俩对这诗的观点不一致。”维克多·塞戈维亚在9月16日的日志中写道。“后来，扎莫拉又掺和进来，大家争辩得非常激烈，就为了这首庆祝二百周年纪念日的小诗。哈哈哈。”
但是，坏情绪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此时，地面传来好消息：方案B的第二阶段即将完成。9月17日上午，钻机打通了。现在，又有一条十七英寸宽的孔道将受困人员和地面相连。一旦这条通道被拓宽到二十八英寸，这些家伙就可以自由了。如果进展顺利的话，这可能只需要几周的时间。“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大家都非常高兴。”维克多·塞戈维亚写道。第二天，独立日的上午，大多数人都剪了头发、洗了澡、换上了新衣服，“好像我们都是囚犯，而今天是探监日一样”。
外面周年纪念的庆典中，矿工们的相片被反复展示。作为灯光音乐表演的一部分，那张有名的字条（“都在避难所，三十三人”）被放大成两层楼高，投射在圣地亚哥拉莫内达宫殿上。井下，大家吃着肉卷馅饼，喝着可乐。他们升起了国旗，再次唱响了国歌，并看塞普尔维达表演了一段智利传统舞蹈库依卡（Cueca）——这被录了下来，在全国播放。
唯一一个没有参与欢庆的矿工就是富兰克林·洛沃斯，“为了避免跟相处不来的一些家伙起冲突。”维克多在日志中写道。大山中，这群大男人的挫败感越来越强烈，而富兰克林的怒气尤甚，自塌方之日起，这头怒兽就没停止过咆哮。“我一直脾气不好，即使是朋友也这么觉得。”他说道。但是，大多数工友们不知道的是，在易怒的外表下，富兰克林正逐渐变得温和、成熟。他觉得，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原本真正的模样。
三十三人成名之前，只有一个人算是尝到过名望的滋味。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足球明星是很辉煌的荣耀，即使只是在科皮亚波市范围内。富兰克林·洛沃斯绝对算是英雄级的人物，他都有专属的昵称。这可不是一般的昵称，而是有着强大的硬汉气概：“神奇迫击炮”，因为他的任意球可以像导弹一样直接射进对方球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他还曾短暂地效力于智利国家足球队，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红色球衣。大约在那时，他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可他身边一直不乏其他异性的陪伴。“女人，女人，女人。”他回忆起那些年。那时，他去市中心酒吧喝酒，总会有人说：“得了吧，富兰克林，我们请客！就让我们给‘神奇迫击炮’买杯酒吧！”
三十多岁时，富兰克林的职业生涯开始走下坡，但他一直坚持到三十九岁才退役，比多数球员都晚。之后，他感到完全无法填补和适应退役带来的空洞。“前一天，你还有那么多朋友，人们都抢着给你买酒喝——可突然，这一切都不见了。前一天，你身边还围聚着那么多女人——可突然，她们也不见了。”没了事业后，婚姻也出了问题。因为他脾气糟糕、夜不归宿，妻子简直被折磨得痛不欲生。出于怜悯之情，他竟然真的离婚了，“签署了离婚协议等正式文件”。
“神奇迫击炮”变成了出租车司机、卡车司机。五十二岁那年，他又来到极其危险的圣何塞矿井工作，兼职挣钱来供女儿卡罗莱纳读大学——那个在矿场门口流泪，惹得矿业部长当众大哭的女孩。现在，卡罗莱纳和母亲卡拉莉亚，富兰克林的前妻，正在上面的“希望营地”里。尽管他做了那么多卑劣的事情，卡拉莉亚还是来到这饱经风霜的营地，为了孩子们，也为了富兰克林。她有给他写表达爱意的信吗？“没有，她在感情方面一直很冷淡，不愿意流露内心的感受。她会直接告诉我照顾好自己，也只有这样的话。”其实，她此刻的出现，她现在的守候，为了这曾经出轨、如今被困的前夫所做的一切，本身就是一首爱情诗。最终，富兰克林的外甥们都开始替她讲话，他们说：舅舅，卡拉莉亚舅妈每天都来这里！她真的关心你。所以，现在的富兰克林·洛沃斯，从前的“神奇迫击炮”正在考虑一件事情，一件8月5日上班之时完全不可想像的事情：跟前妻复合。
富兰克林打算回归之前那个更简单、没名气的自己：他要跟孩子的母亲再次结合。当意识到这种转变的好处、开始拥抱谦卑之时，他看到身边头脑膨胀的工友们自视甚高、虚荣地享受着上面等待他们的荣耀：庆祝独立纪念日时，他们甚至都穿上了国家队的红色队服。富兰克林觉得，他们竟愚蠢地认为自己是民族英雄，而其实，他们只是一群绝望贪婪的傻瓜，为了金钱来到这破地儿受苦受累，最后终于把自己困在了这鬼地方。现在，他们出名了，是的，但这种名望带来的自以为是的满足感，那种凡事以我为中心的自我感，会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消失得无影无踪。
富兰克林想跟工友们讲述这一事实，但也不甚积极，因为他太清楚，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深有体会。于是，他看着工友们迷恋虚假的公众形象，看着他们变得卑鄙、狭隘、斤斤计较。我要买一辆卡马洛（Camaro）[1]。意大利电视台要采访我。家乡要授予我一枚奖牌！富兰克林尤其反感来自塔尔卡瓦诺港市的劳尔·巴斯塔斯，因为就在塞普尔维达自称“绝对领导”的信件曝光之后，劳尔非常残酷无情地苛责“狗仔”。富兰克林认为，正是劳尔自己的虚荣心才导致了海拔一百零五米处的工人跟下面避难所里的人之间的不合。也是为了避免见到劳尔，他才没去参加欢庆。但在地面上，巧合的是，富兰克林的大女儿卡罗莱纳跟劳尔的妻子卡罗拉却成了好朋友。一封信中，她跟父亲讲到了这份新友谊，她俩每天聊天，为彼此打气鼓劲。
于是，一天，他在海拔一百零五米处找到了劳尔，把胳膊搭在他肩上，讽刺地说：“我女儿说，我必须跟你做朋友，因为在营地里，她跟你妻子是好朋友。看，她在这封信里跟我说的。”富兰克林咧嘴笑着，让劳尔看了看信。“但是，你知道吗，巴斯塔斯，我绝不会跟你成为朋友。绝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让大伙儿间产生了隔阂，我绝不会原谅你。”富兰克林知道，自己听起来像个混蛋，但不管当时还是后来，他都没有为这番话感到不安和内疚：“这是在下面我说过最难听的话。但我是当面直说的，并没有背后说他坏话。”
打算跟妻子复合的富兰克林·洛沃斯还没准备好原谅劳尔·巴斯塔斯。接下来的日子，他也一直保持着这份敌意，甚至当最后大家都开始为升井做准备时，他也没有释怀。上帝保佑，他们会进入钢筋做成的救生舱内，朝地面和光明上升而去。
9月20日，在新近完工的十七英寸孔道中，美国钻工杰夫·哈特、麦特·斯塔弗尔（Matt Staffel）、道格·里弗斯（Doug Reeves）、豪尔赫·埃雷拉（Jorge Herrera）以及智利同仁们开启了方案B的最后一阶段钻探。完工后，井道就会加宽至二十八英寸，足够凤凰号救生舱通过。如果一切顺利，连一个月的时间都用不了。“如果拖到圣诞节，”这帮美国人说，“那我们就不再干这一行了。”为了加快钻进，方案B团队决定让T130钻机凿出的碎石自然落到井内。通过最初的孔道，这台钻机在老工作间内一共制造了几千立方英尺的碎石，就在机修工们曾聚集深坑边吹凉风的附近。路易斯·乌尔苏亚安排卡洛斯·安吉拉带领一队人开铲运机将闪长岩碎石运走。地面的工程师说可以送下发动机所需油耗，但安吉拉说没有必要，因为他清楚下面皮卡车、载人车、挖掘机以及其他机器（一共十六台）里剩余的油量，足够铲车运行好几天了。运载机的轰鸣声让这塌陷的矿井又恢复了往日的气息。矿井正常开采铜金矿石时，这就是矿工们的工作：他们用机器抬举、运载、装卸，机器仿佛身体的延伸部分。这种铲起又运走矿石的感觉和声音很是熟悉，让下面的工人们感到很舒服。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又成了真正的矿工，在矿里卖力劳作，想到完工后就可以回家了。
“凤凰号”救生舱和方案B通道完成后，一名救援人员会坐上救生舱降到矿井下面。他的工作就是在下面监督三十三人进舱——然后，他再最后一个离开矿井。这份使命责任巨大也无上光荣，而得到这份工作就意味着，这将会成为个人职业救援生涯的顶峰时刻。为了选拔合适人员，智利政府组织了一些非正式的竞赛，就跟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选拔测试航天员一样，这在汤姆·沃尔夫（Tom Wolfe）[2]的小说《正确的素材》（The Right Stuff）[3]中有提及。最后，政府选择了十六位“决赛”选手，都来自有救援经验的公司机构——国家矿业公司Codelco、智利海军以及智利国家警署的精英部队GOPE。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Manuel Gonzalez）也在这十六个人之中。他是一名矿工兼救援人员，就在圣地亚哥以南五十英里的厄尔特尼恩特矿场工作。这是世界最大的地下矿场之一，拥有自己的救援队伍，六十二人。这些救援人员就像是矿井里的志愿消防队员一样，大家有自己的专业工作——冈萨雷斯是爆破专家兼轮班主管——但是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他们可以立马开展救援行动。有几次，他的工作竟是找回遇难矿工的尸体。厄尔特尼恩特矿场里也有救援人员比冈萨雷斯攀爬技能更高，但他们几周前被选来参加了第一次失败的救援尝试：那次希望通过烟道爬到受困人员处的行动。“凤凰号”救援方案不需要攀爬能手，而是一名健壮、有耐心和领导力的救援工作者。冈萨雷斯有十五年的矿下救援经验，担任轮班主管，并曾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所以他各方面都满足条件。1984年，冈萨雷斯所在的奥希金斯球队（O'Higgins）曾跟富兰克林·洛沃斯效力的科布雷萨队（Cobresal）展开对决，而他也在那次比赛中射进了短暂职业生涯中的唯一进球。现在，冈萨雷斯是厄尔特尼恩特选出的派往科皮亚波的六名救援人员之一。
到达圣何塞时，冈萨雷斯遇见了其他候选人。他们间立即产生了一种同行竞争的压力。首先，他们得共同努力，为救援做充分准备，但同时大家还得竞争进入“凤凰号”的唯一名额。当救生舱来到矿场后，他们看到，它就跟博物馆里供孩子们玩耍的航天飞船玩具一样，里面有氧气罐、安全带具、灯光、收音机，雪茄形状的钢筋外壳跟公园里旋转木马的材质并无二致。“凤凰号”是一个在大地内部穿行的胶囊舱，更有创意的官员将其命名为“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4]。冈萨雷斯和其他候选人员在“凤凰号”里进行训练，舱体被置放于二十米高的管道中，由起重机操纵上升或下降，来模仿救援的实际情况。每次，一名候选人员进入舱内，在管道里反复上升下降；有时胶囊还会悬空静止，让救援人员体会被困钢筋监狱的感受。这样，他们可以先体验下这种等待的折磨，因为下降过程中，一旦大山开始塌陷、开裂，这种情况必然会出现。
进入救生舱后，受困人员就会升井，见到上面的爱人。但是，谁会在那里迎接乔尼·博瑞斯呢，这个周旋于两个女人之间的家伙？是他一直热切通信的妻子？还是与他同居（大多时间）的女友？从钻机打通联系上三十三人后的几周里，乔尼地下的私生活也跟之前地上在巴勃罗街区时没两样。周末，他八分钟的视频电话也一分为二：四分钟给妻子玛尔塔，四分钟给女友苏珊娜。“我不在乎只有四分钟，”苏珊娜说，“因为每分钟都非常珍贵。”对苏珊娜而言，通过光纤链接跟爱人的这些通话有一种神秘、奇妙的色彩。第一次看到乔尼时，他穿着医务人员的白大褂。这白色的装束和山洞里的光线让苏珊娜觉得，乔尼是在“天堂”里，或者某个遥远的地方。“他坐在那儿，眼睛里闪着光，就像火星人一样。他周身闪烁着亮光，只能看到他的眼睛。那一刻，我以为他死了，公司在跟我开某种拙劣的玩笑。”她哭了起来，虽然心理学家请求她摆出勇敢的脸庞。“你死了！”她对着屏幕说，“我一直哭啊哭。然后乔尼说，‘我还活着。珊娜，我还活着。看着我！你明白吗？我还活着！'”这么戏剧的开端之后，他们才算开始了正常的交谈。乔尼对她说话的语气很温柔，他又开始说那些有关玛尔塔的熟悉的话题。他对苏珊娜解释说，他不愿意跟妻子视频通话，但玛尔塔跟他说她都病倒了，如果跟乔尼说不上话的话，她真的会死掉的。苏珊娜相信他的话，觉得是玛尔塔在试图操纵乔尼，于是她又如往常般原谅了他。
视频电话后，苏珊娜回到跟乔尼同居的家中，淡定地读书、看电视。如今她跟乔尼成了肥皂剧中的卑鄙坏蛋，而玛尔塔则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全世界的陌生人都在唾弃苏珊娜——可她根本不在乎。“我太幸福了，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别人的指责。他还活着，所有那些故事、那些责骂只会让我大笑。好像他们说的坏话越多，我就越能感到他的存活一般。当你跟死亡决斗时，根本没有什么让人尴尬的事。因为，死亡太大了。他们随便说什么都好，就算把我捆起来，痛斥我是‘情妇’，我也不在乎。我过去是‘情妇’，现在我还是‘情妇’。‘他到底有多少女人呢？’‘大概十个！他的女人比鞋子还要多！’”
[1]世界头号汽车制造商美国通用公司在北美国际汽车展上推出的概念车，是隶属于雪佛兰公司的品牌。
[2]1931年生，美国记者、作家，新新闻主义的鼻祖。报道风格大胆，以使用俚语、造词和异端的标点为特征，对新闻运动影响深远。——译者
[3]小说讲述了美国几位著名航空人的伟大事迹，包括查克·叶格（Chuck Yeager），他和X-1研究战机实现了超音速行驶；“阿波罗12号”指挥官彼得·康拉德（Pete Conrad）；1967年阿波罗测试飞行起火中不幸遇难的维吉尔·格里森（Virgil Grissom）；约翰·葛伦（John Glenn），著名航天员，第三位在太空飞行以及第一位绕行地球的美国人。——译者
[4]法国作家，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