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叫《第三日报》，该报却是智利第二权威的报纸。就在矿工马里奥·塞普尔维达登上智利和全球电视的几小时后，8月28日出版的《第三日报》就大篇幅地报道了这位矿工的事迹。该报道称，马里奥的照片已经上了《纽约时报》、伦敦《卫报》以及西班牙《国家报》头版。报道引用了他8月26日视频中的讲话，并且采访了他的妻子埃尔韦拉。“埃尔韦拉并不为丈夫所具备的领袖品质而震惊。”该专题作者说。报道还引用了马里奥家书里的一段话，其中主要讲述了矿工之间的相处。信的开头说：“我是绝对的领袖。我组织活动、发号施令，并且一如既往地控制着脾气。但最妙之处就是，大家都尊重我，凡事都是在我知情后才实施。” 埃尔韦拉说，一个政府办公室的社工从她那偷走了这封信，并交给了报社。但许多矿工的家属都对此表示怀疑。这份报道跟其他报纸一起塞进“白兰鸽”，下到了矿工处，并开始迅速传阅开来。昏暗的灯光下，大家捧着报纸，读着有关自己的报道。照片上，被困山洞里的马里奥也在看着大家。
无论公正与否，对这些被困矿工而言，这篇报道绝对有自我推销的嫌疑。马里奥等人最先提起过，如果卖掉故事的话，大家会非常有钱。而在某些人看来，这篇文章就表明，他正极力把媒体的聚光灯拢到自己身上，等回到地面后，在妻子的帮衬下成为媒体名人。大家觉得，马里奥的那些话既搞笑又侮辱人。在这里，他们觉得三十三人是群策群力，但外面，全世界都被误导，认为马里奥是他们的“绝对领导”。此时，他们被困地下快四周了，每个人都拼命地保持头脑清醒，还有几人努力寻找出路，所有人都为别人的安危着想。的确，马里奥不止一次站出来拯救大家的生命，但也都是在其他人的帮助下：爬上烟道寻找出路时，劳尔·巴斯塔斯和他在一起；怒吼着号召进行祈祷时，乔斯·安立奎和奥斯曼·阿拉亚才是祷告主持者。虽然很多时候，马里奥用恳求的声音呼吁同伴振奋精神，但也有一次，他绝望泪奔、精神崩溃，是同伴们让他重新振作了起来。但是，在这篇报道里，在这份传遍智利大街小巷的报纸里，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却宣称自己是队长、是英雄。
有几个人，尤其是机修工们认为，那封家书和报纸上的报道是马里奥疯狂抢占公众焦点的证据，他们对他的怀疑变本加厉。劳尔·巴斯塔斯开始不留情面、不分场合地调侃打击他的自吹自擂。
“劳尔·巴斯塔斯喊我出去，取笑嘲讽我，”马里奥说，“他会说：‘你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的头儿。你以为你是谁啊？’安吉拉也一样。”
马里奥向愤怒的工友们解释说，他写那封信是为了鼓励自己的儿子，一个他拼命保护的男孩。他把自己说成唯一的领导，因为他想让弗朗西斯科相信，爸爸有一颗“勇敢的心”，爸爸就是带领大家去战斗的“梅尔·吉布森”。但是，这番解释并不能挽回他在工友中损毁的名声，他的这封信让三十三人越来越疏远。
那些睡在避难所附近的矿工们继续支持这个“如狗一般”的家伙。“我们在下面的领导就是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奥马尔·里伊加达后来说，“他让我们勇往直前。我们对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我也绝不会否认，因为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富兰克林·洛沃斯听到巴斯塔斯对马里奥的嘲讽后，谴责他“蓄意挑拨”。马里奥本人认为，他的“敌人”们正在“密谋整垮”自己。在有人和他对着干的时候，别人都袖手旁观。马里奥决定去“摊牌”，去海拔一百零五米的地方直面那些工友。
“路易斯·乌尔苏亚在那里，胡安·伊利亚内斯还有豪尔赫·加利古洛斯，全都在那里。我进去说：‘听着，你们这帮狗娘养的。’我得把话说清楚。我不是什么头儿。混蛋们，头儿是那个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担心你们的傻瓜，担心这个肚子疼，那个需要帮助。头儿是那个打扫整理的傻蛋，是那个告诉大伙儿清理工作区域的白痴。头儿是那个刚到海拔一百二十米戴上手套收拾卫生间大便的傻瓜，因为有个笨蛋把自己的大便涂在了门上。你知道是哪个傻蛋做的这些事儿吗？是我，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后来，马里奥给地面打去电话，严厉斥责那个心理学家（没有证据）将自己的信件泄露给了媒体。“你个狗娘养的，”他劈头骂道，“你他妈算哪门子专家，你个混蛋，就那样把我的信给传了出去？”
就在马里奥竭力收拾自己捅出来的篓子之时，有人却注意到，他正在霸占接通地面的电话，通话时间远远超过时间限制。连那些拥戴马里奥的人都觉得，这突如其来的名声冲昏了他的头脑。维克多·塞戈维亚在日志里写道，马里奥总是在垂头丧气地踱来踱去，因为虽然成了名人，他却仍然困在洞里，什么也做不了。而在那些不相信马里奥的人中，劳尔·巴斯塔斯最愿意表达对这个“如狗一般”的家伙的怀疑和恐惧。他认为，马里奥就是个典型的街头小混混，每次打架斗殴都会轻易让他身陷囹圄。自钻机打通后，巴斯塔斯总能听到塞普尔维达和扎莫拉开些过火、恼人的玩笑，打趣不久前他们几乎要饿死的窘境。“他们说，他们有把小折刀，打算要用来宰人。他们会吃掉某某人或第一个死掉的人。他们说，这是玩笑话，但这些事儿本就不应该开玩笑的……我掂量着他们的话，我能看出他们有这种残忍的倾向。”无论判断正确与否，巴斯塔斯相信，机修工们的正义感让主管路易斯·乌尔苏亚不再受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和避难所里他的“同伙们”的压制。现在，他开始担心自己的个人安危，尤其是自己已经公然与马里奥为敌。他在家信中对妻子透露了这件事情。“劳尔说，他一直睡不好觉，”卡罗拉·巴斯塔斯说，“因为他总得睁着一只眼，保持警惕。”
几个矿工跟心理学家伊图拉谈到了所受的欺负。“连话都不能说，因为总有人控制着你说话的内容，”其中一名矿工在和心理学家通电话的时候提到，“我很害怕。”
“接近能够罩着你的人。”心理学家建议说。
言语上的冲突仍在继续着。每天，维克多·塞戈维亚都会在日记中写下新的争执。一天晚上，克劳迪奥·雅尼兹和富兰克林·洛沃斯大声争吵了起来——富兰克林一直“郁郁寡欢”——那天晚上，克劳迪奥把一根管子放到了自己床边，因为富兰克林威胁说要揍他。“在饥肠辘辘、心灰意冷的二十多天里，我们一直团结一致，”他写道，“但食物一到，情况刚开始好转，大家就露出了爪牙，想证明谁更粗暴。”
在心理学家看来，这些人显然已经四分五裂了，而恐惧是井下“当权者危机”带来的必然产物。在和矿工们的通话以及跟家属的咨询中，他进一步了解到这些冲突。乌尔苏亚是一个“消极领导”，在没有绝对的有力权威之时，“有些人会自视领导，其他人则随心所欲。”心理学家说。“在下面，如果有人出格了，”其中一名矿工后来跟伊图拉透露说，“我们中间有五六个人就会凶巴巴地怒视着他，直到他认错听话为止。”虽然现在大家能躺在新的充气床上休息，但这种新的恐惧却搅得他们心神不宁：如今与自己一起被困的不仅有同生共死的兄弟，还有一帮不尊重自己的人，一些有可能在自己睡着的时候发动攻击或可能会背叛自己换取财富的人。
“我觉得，大家争执不断的根源就是恐惧。”维克多·塞戈维亚在8月31日的日志中写道。他还认为，在外面等着他们的金钱让一些人昏了头，他很感激自己的家人从没在信中提到钱的事儿。当天，海拔九十米处，大家在每日祈祷仪式上提到了彼此间的争吵。“我们祈祷，并呼吁大家保持冷静，不要再争执不断。”维克多在日记中写着。几天后，“白兰鸽”送下了三十三个十字架，据说这些十字架来自罗马，由教宗亲自福佑过。维克多把十字架挂在自己充气床上方，并祈祷工友们能够和睦相处。
那三十三人当然对彼此间的纷争感到不光彩，在受困后第四周，这些纷争已让他们四分五裂。但同样的环境下，换成任何其他三十三个人，应该也不会比他们强到哪里。想象一下吧：被困闷热又潮湿的洞里；忍受三个礼拜的物资匮乏和饥饿；全球媒体就像看杂技一样全程追踪报道他们日常的点点滴滴。可同时，大家依然困囿深暗之内，大山还一直隆隆作响，仿佛暗示故事的结局或许就是大家都葬身乱石之下。想象一下，自己声名鹊起、腰缠万贯，却只能任陌生人来决定什么时候吃饭、吃些什么东西，甚至和家人通话时间都被限制。再想象一下，全国人民都把你看作勇气的化身，你象征着采矿人所有的优秀和坚韧品质，而这也代表着国家的核心认同感，身为矿工的你该有多大的压力啊！
在送下来的各种报纸中，矿工们知道，自己的故事对全智利人民意味着什么，他们感受到身上所肩负的责任：必须履行自己被赋予的坚韧、信念和友爱情谊。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多时恶言相向，大多数人始终没有放弃追求外界眼中的团结一致和民族骄傲。从某种意义上说，矿井里本就是这般模样，大家同处性命攸关的困境之中，工友的侮辱和打趣也可算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矿里，就算你对别人很糟糕，第二天他也会既往不咎，他只想继续处下去，这就构成了彼此间的信任。”伊图拉说，“你会觉得，这家伙是不打算放开我了。”但只要大家还能保持忙碌，还把自己当矿工看，那彼此至少能保证表面上的团结。
事实上，这些人也确实形成了独特的工作节奏，一种完全不同于8月5日前的工作状态。他们昼夜不停地卸载来自地面的供给品、药物和个人包裹，也负责维护和地面的通信联系，保证灯一直亮着。“白兰鸽”里也发生了一些趣事。比如，为了让某个满腹怨言、牢骚不断的家伙闭嘴，其他矿工把几本牛仔小说、口袋本圣经和MP3都给了他。可后来，又有人抱怨说，凭什么自己没有MP3。于是，很快大伙儿就人手一个。为了大家的娱乐，上面还送下一台三星SP-H03可移动投影仪，只有巴掌大小，能把画面投射到白布单上，让矿工们看上视频、电影以及电视直播。而最美妙的是，“白兰鸽”开始送下真正的食物。每日供给的热量从五百卡路里到了一千，很快又会增长到一千五百卡。大家开始吃上真正的饭菜，由地面的厨房专供，有肉丸、面包、鸡肉、面食、马铃薯和梨等，所有吃食都做成美味的小份。
接下来的几天，工人们心存感激地狼吞虎咽着。后来有一天，地面救援人员在本该空空如也的“白兰鸽”里发现了一块没吃过的点心。一名矿工退回了当天的甜点，并附上字条：你们送下的这东西不好吃，有其他好吃点儿的么？这块儿被退回的点心表明：这些人再也不像从前那般饥不择食了。
8月30日，大家在海拔九十米祈祷和睦相处的前一天，救援人员开始钻探第一个升井通道。Strata 950是一台巨大而精密的钻机，得用好几个比喻才能完整全面地进行描述：三层楼高，主体框架像纪念碑或大露台，六根两层楼高的不锈钢支柱撑起巨大的白色金属顶盖，其上方也支有四根白色圆柱。这个庞然大物架在刚刚浇筑铺设的水泥平台上，里面载有一系列的液压操作杆和手柄，用以控制一人高钻头的钻进。首先，Strata950会钻一个十五英寸的孔道。然后，再用另一钻头将其拓宽为二十八英寸，用作升井救生通道。第一个小点的钻头是由一排彼此咬合的带有钢珠的圆盘组成的。这些圆盘磨碎石头、钻出孔洞，并以每秒九点五加仑的速度向洞中注水来减小摩擦。巨大的钻头不断旋磨，朝闪长岩大山深处钻进。身着黄色工服的救援工人齐心协力，抬升、翻转、码齐并下移各种沉重的钢筋组件。人人分工负责，就像一条粉碎岩石的流水线。然而，这台机器产生的噪音简直跟跑道上滑翔的直升机一样。钻头以每分钟二十转的稳定速度持续钻进，从日出到日落。晚上，救援现场亮起很多白色照灯，工作人员就像科幻电影里的演员。他们在灯光下劳作着，朝地下二千一百英尺深处的那群不再饥饿但愤怒不已的矿工们努力钻进着。
9月1日早上，NASA的医疗专家和工程师团队到达科皮亚波。他们从波士顿出发，历时两天。在开车从科皮亚波到圣何塞的路上，麦克·邓肯博士（Michael Duncan）饱览了沿途干燥光秃的景象，这里地质的色彩和纹理像从火星移植过来的一样。他记起，智利正在这片沙漠中修建一套设施：月球火星阿塔卡马研究站。这里恶劣干旱的环境被作为实验室，用来研究其他星球存在生命的可能性。他们驶入矿区，立即注意到现场热火朝天的救援，看到戴安全帽、穿工作服的男男女女。在山顶，他们看到了正在施工的方案A大型钻机。NASA的专家们在现场探视了好几天。9月4日，他们正在现场一个小办公室里和智利的救援官员们谈话，突然外面传来巨大的欢呼声。他们打开门，看到人们正在鼓掌欢庆，迎接一排卡车穿门而来：分两步走的方案B所需的第一个钻头到了。
智利的官员们让NASA来的专家们也跟矿工们聊聊。许多来访的大人物都会被带到通讯棚中跟底下的矿工们通话：有小说家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还有在安第斯坠机事故中幸存的四名乌拉圭队员。一名智利技术人员递给阿尔伯特·何兰德（Albert Holland）电话。“你好，”何兰德说，然后，他就不知该说啥了，这是他知道的唯一一个西语单词，他根本听不懂话筒中传来的叽里咕噜的西班牙语。“你说‘bien’就行。”地面上的一个智利人说。何兰德照做了，很快对话就结束了。NASA的代表们和矿工家属也见了面，人们介绍他们是美国航天团队的专家，来为救援提供专业帮助。何兰德说，救援队正在不遗余力地解救被困人员。一个手握消防栓、皮肤黝黑的五十多岁女人走上前，代表们得知，她是“希望营地”的“市长”。玛利亚·塞戈维亚一直在听着何兰德的讲话，并且深受感动。这位来自安托法加斯塔、在沙滩卖面食的女人给了航天专家一个衷心的拥抱。“我一下子就相信他了。”她说。
太阳落山后，NASA的专家们也见识到了此处夜空的景象。几十年来，宇航员经常光顾这里，因为他们觉得，在地球上没有比这里更接近太空的地方。“整个银河系像一道圆弧横跨天际，连接起身后山脉的轮廓和面前叠嶂的群山。”何兰德后来说。“感觉就像站在一个璀璨的大碗下方。沙漠、夜色和星斗，万籁俱寂……璀璨、永恒、静谧。”在广袤的宇宙之幕中，何兰德说道，矿区里“密密麻麻的一群狂热之人”，他们正努力将三十三个“笨蛋”救出深暗的大山。
在下面，三十三名矿工还不能抬头仰望美丽的银河。他们在夜晚的静谧和地心的炙热中度过了无数小时。听不到方案A钻机的声响，周围的寂静不时被矿工们的呻吟声所打断。他们或许不会再挨饿，但喝了大量的干净水后，有几个人却无法排尿了。他们开始全身浮肿，膀胱涨得生疼却一滴尿也挤不出。他们纷纷向“医疗志愿者”乔尼·博瑞斯抱怨。于是，他用电话和地面取得了联系。来自卫生部的医疗队听了乔尼反映的情况后，问他：你之前插过导尿管吗？他们说，对付尿潴留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根管子，插到尿管里，直到膀胱，再导出排净里面的尿液。上面送下了这个操作需要的导尿管和手套。“你们说该怎么做，我来试试。”他说。不言而喻，8月5日上班时，他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竟得往矿友的生殖器中插导尿管。幸运的是，还没等进行这一令人不舒服又尴尬的操作，医疗人员就告诉他：等等，我们先给你送点药品下去！与此同时，乔尼尝试了一种土方儿：热敷。他找了几只装水的瓶子，把它们放在卡车尾气管附近，然后发动引擎对水瓶进行加热。“这个温度刚好可以加热，还不会融化掉塑料。”他解释道。乔尼把这些热水瓶给了维克多·塞戈维亚——憋尿最严重的家伙，并帮他把瓶子放在工作服和盆骨之间。几小时后，塞戈维亚终于能排出细细的一小溜儿尿液了。乔尼向地面汇报了情况，他们让他把尿液取样送到地面进行化验。
接下来，乔尼戴上手套，去处理矿工们面临的最严重的疾病：身体上的真菌感染。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系之前，只有几个人有这个皮肤问题。但现在，可以洗澡后，他们身上失去了灰尘和泥土的保护，根本没法抵御淋到身上的真菌。地表钻机不断产生废水，再加上矿井内本有的闷热和潮湿，洞穴几乎变成了真菌繁殖工厂。泥土开始腐烂，当风在井里偶尔吹过时，乔尼都能闻到腐烂的气味。“那味道就像河底的淤泥一样。”他能看到真菌的滋生、蔓延，在巷道和避难所的顶子上。“就像从顶子脱落的细小发丝儿一般。”他说。这些丝状物被称为“菌丝”。“它们会掉下来，像下雨一样，亮晶晶的。对着灯光，它们甚至会发亮，就像微小透明的毛发。”当矿工们光着膀子睡觉时，这些菌丝就会掉在他们身上。醒来后，菌丝会落在他们的充气床上，并开始在那里滋生。猖獗的红圈长满他们的身体。乔尼戴上手套，研究这些菌类是如何侵袭工友们的后背、手臂和胸膛的。每一处伤口都直径几毫米，中间有个小脓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似乎渗到了皮肤更深处，乔尼一直耐心地涂抹药膏也不管用。乔尼很担心，这些红色的脓疱会很快感染。他都能想象到，这些真菌正一点点渗入到皮肤深处，继而引发他根本无法阻止的感染，尤其在这种湿热的环境之下。乔尼担心，如果真要被困到十二月，这些真菌会从内部感染，夺走半数人的性命。他们将会死掉，然后再被这些存活于阴暗潮湿之地、寄生于矿工日渐苍白的皮肤之上的真菌分解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