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马上离开呢？何必要等到圣诞节才来救我们呢？九月初的时候，这些问题一直盘旋在大家脑海中。山里的轰隆声不绝于耳，大家心里都备受折磨。他们在黑暗中颤抖着，努力入睡，虽然现在不饿肚子了，可感觉再也不是从前的自己了。8月5日，大山塌陷，爆裂的石头顺着隧道滚下来，差点砸死他们；现在，每次新的震颤都仿佛提醒他们，性命仍危在旦夕。山体的震动和轰隆的声响不断侵蚀着受困人员的心智，他们知道，自己再也不会真正的快乐和自由了。
乔尼·博瑞斯说，他们能顺着烟道或深坑旁的矿洞逃出去。“乔尼觉得，自己是个坏蛋，所以正打算从烟道里逃脱，虽然他知道，烟道都被堵住了，而没堵的那些又都没有梯子。”维克多·塞戈维亚在9月6日的日志里写道。乔尼一直在提这个主意，还成功说服了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和像埃斯特班·罗哈斯这样的老矿工。塞戈维亚又写道：“乔尼绝望、害怕，他要拉着无辜的人跟他一起，我觉得跟他去的人都是死路一条。”听这些人越来越详细地讨论逃脱细节，路易斯·乌尔苏亚决定与上面通话，要求地面上一个大家都相信的人来进行电话干预：巴勃罗·拉米雷兹，塌方后几小时试图进行营救的夜班主管。在地面上，拉米雷兹跟大家说清了任何逃生的“疑虑”：所有通向斜坡隧道的出口都已被彻底堵死，上面海拔五百四十米的地方仍然在坍塌，一旦攀爬过程中卡住，滚落的碎石会对他们或者营救人员造成致命威胁。就这样，目前来说，谁也不再提逃生的事儿了。
今天是受困的第三十四天，就像事故第一晚那样，路易斯·乌尔苏亚觉得自己设法阻止了大家去送命。可维克多·塞戈维亚等人却对他很是不满。“我们在下面备受煎熬，还争吵不断，但是每次上面的人跟主管说话，他总说一切都好。”塞戈维亚写道。乌尔苏亚才是局外人，刚到圣何塞干了几个月的轮班主管，事故前他甚至还认不清手下工人，塞戈维亚写道，他显然是跟那些机修工一伙的（北方人在矿上干的时间最长，他们把机修工也看作局外人）。而机修工对睡在避难所及附近的老家伙们和年轻“一派”也十分不满，他们甚至不再继续给灯充电。“现在，我们又没灯光了。”塞戈维亚写道。
乌尔苏亚唯一能做的一件缓解大家焦虑情绪的事情就是，跟大家传达自己从苏格雷特和其他人那里打听到的救援进展。救援人员、钻机和设备正从美国、奥地利、意大利以及智利最大的矿场赶来。9月7日，乌尔苏亚得知方案B第一阶段（该钻探方案共分两个阶段）已经钻进一百二十三米，仅用两天时间就超过了方案A的挖掘进度。照这个速度下去，B计划根本不用到圣诞节就能救他们出去。这个消息着实让大家松了口气，又避免了一次潜在的反叛，但是乌尔苏亚事情很多，根本无暇担忧这些。他一直被叫去与各种和救援行动扯上关系的人通话：今天是巴基斯坦驻智利大使，明天是以色列驻智利大使。乌尔苏亚跟天主教会的各级负责人通话，还有对立的宗教派别基督教、福音派教会等。当然，这些高官显贵来电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团结一致，为了让被困的三十三人知道整个智利和全世界对他们的全力支持。乌尔苏亚是慷慨感恩的人，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就像被控制的木偶任人摆布，被迫去跟地面上安排的人通话，尽管他完全有权利拒绝。乌尔苏亚肩负着太多责任，不会去主动挑事儿。他是矿工们与心理学家、工程师、医生沟通的桥梁，尤其是跟苏格雷特、矿业部长和总统的沟通。后来，他意识到：“我必须得把活儿派出去一些。”他让“CD”萨穆埃尔·阿瓦洛斯负责温度计和软管，最近井内已经开始输入一些新鲜空气。（阿瓦洛斯注意到，当空气打不进来或钻探到某个阶段时，温度能高达五十摄氏度，湿度也达百分之九十五。）光纤电缆下来后，乌尔苏亚让两个更懂技术的年轻人组成新的通讯团队，负责安装链接：艾瑞·泰特纳，二十九岁，老婆马上临产；二十六岁的佩德罗·孔蒂斯。这个新团队很快与马里奥·塞普尔维达打了起来，因为马里奥觉得，自己有权随时拿起电话与地面通话。“‘狗仔’差点和艾瑞扭打起来。”维克多·塞戈维亚在日志中写道。泰特纳和孔蒂斯都甩手不干，回避难所去了，后来乌尔苏亚又去说服他们回来。
新的光缆很快就付诸使用了。9月7日，孔蒂斯、泰特纳和其他人把光缆连接到三星移动投影仪上，电视画面映射到白色幕布上：智利国家队和乌克兰队正在基辅进行友谊赛。开场前，智利队员们穿着印有“矿工力量”（FUERZA MINEROS）的T恤合影。这三十三人几乎都聚在临时屏幕前观看比赛，多数人穿着地面送下的红色T恤。智利政府拍下了这个场景，并将其发送给全球媒体。曾效力于国家队的富兰克林·洛沃斯为智利电视台提供了一条比赛评论，这倒为整件事增添了一丝怪异的娱乐色彩。新闻主持人嘴角带笑地报道说，一群受困地下两千英尺的矿工正在做着男人们最普通常见的事：看球赛。矿工们笑着向镜头打招呼，相同的服饰让他们看起来好像一支到地下执行任务的考察组。他们无意间成了全球娱乐的对象，却并没有抱怨。维克多·塞戈维亚没有一起看比赛，他不想让外面的人错误地认为下面一切正常。最终，更多的人开始拒绝像鱼缸中的金鱼一样任人观赏：他们把放在“白兰鸽”道口的摄像镜头挡起来几个小时，这样就无法监视下面的一举一动了。
地面上，至少有几家亲属也开始对矿难转为娱乐热点和名人话题感到反感。不仅仅是政客，那些外交官、人道主义者、演员、音乐家也都来到“希望营地”，戴着毡帽、唱着昆比亚-蓝切拉调[1]的“路马克骑士乐队”（Los Charros de Lumaco）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人邀请家属们挤上公交车，去参加在科皮亚波的喜剧秀，女家属们还得到了免费的内衣。这些搞音乐的、搞喜剧的、搞表演的和女式内衣赞助商本意是帮家属们打气，可这些对路易斯·乌尔苏亚的妻子卡门而言完全没有用处。
“我对这些外面来的人不感兴趣，有的据说还是艺术家，”她在给井中丈夫的信里这样写道，“你了解我，也知道我的想法。”卡门完全不搭理那些想把她包装成名的名人和记者。路易斯·乌尔苏亚跟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和乔尼·博瑞斯一样，是受困矿工里最有文化的，记者们打算把卡门和她的两个孩子包装成地下领导者的替身。“我们保证：我和诺莉亚（Noelia）、路易斯（Luis）都不会再回答媒体那些‘白痴的’问题。”她写道。“你家里的人，你母亲、兄弟和表兄妹等：他们也知道我们的态度，应该尊重我们的决定。只有等矿工们被救出以后，我们才会接受采访，所以在那之前，你不会在报纸上看到我们的任何报道。”
矿井下，路易斯正在认真阅读妻子的书信。卡门没有变，她还是那个她。身处荒唐与恐惧之地，她每天的信件是仅有的一丝理智。他写信说，希望她能多写些东西，因为读她的信时，一切仿佛都回归了正常，虽然只是一瞬间，他也仿佛回到了家里的餐桌旁，听她唠叨言说。卡门不禁觉得讽刺：“你总嫌我话多。”她写道。卡门一直告诉他，要依靠共同的信念（“读了我给你的那本祷告书了么？”），要关注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救援行动和他所负责的三十二名矿工的性命，而不是可能到来的名利和财富。她一直没有提过法卡斯那笔钱，直到他后来问起此事，她才回复说：别想着这事，你需要专心救援，现在你们还命垂一线，想着钱不是有点可笑么。路易斯最信任卡门，而她也成了他在地面的“眼目”。政府的人说他们正尽力营救是一回事，而看到卡门信上的话却又另有一番滋味。“你简直无法想象机器和人工调度之浩大……大型探照灯、集装箱，还有那些铲路机朝着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开路。”她写道。“有的卡车挖土运土；有每天上山送水的重型卡车，一次可以拉五千升。我们听到探照灯发电机的轰轰声：每个山角都有巨大的探照灯，那种以前只能在彭塔铜矿（智利最大的矿场之一）或别的地方看到的大灯，圣何塞从来没有过。”
卡门写信给丈夫，主要是让他知道自己爱他。她为他写诗。“慷慨、单纯、受苦的矿工/在大地受伤之深处饮酒/疲惫的双眼看不到世界。/我呼唤矿工，呼唤你的名字/煤炭、尘土、矿石的矿工们/你们的双手被早冬摧残/还有那铁铲、凿石和斧镐。”有时，她的信还会如少女那般顽皮，好像他们才认识几个星期，而不是结婚二十多年。其中一封是这样写的：“你有想过我、思念我么？还记得我用的哪种香水么？”（路易斯没有忘记：塌方后几天，睡在皮卡车座椅上时，他还闻到过她的香水味——一定是沾在衣服上，从他家里带到了座椅上。）不过大多数时候，她的信充满着成熟、浪漫、天长地久的感情。“不许忘记我，”她写道，“记得我的好与坏，当然主要是好。因为我们会再见面，正如第一次见面那样。”信的结尾是一句承诺：“我会一直等你。（Te espero por siempre.）”在当成地下办公室的白色皮卡车里，路易斯握着卡门的这些信件，更加相信自己会神志清醒地逃出这里，与这些怒气冲冲的家伙们一起，他们会一直撑到12月，甚至明年1月。
三十三名矿工的家属大多都知道，自己应该向他们传递一种平静和稳定的家庭秩序，但是自从地面的光缆连通了视频会议系统后，这就更难了。白发的铲车操作员奥马尔·里伊加达，曾用火苗到矿井底部寻找风源的老矿工，现在能在屏幕上看到自己帅气的儿子小奥马尔。可当限定的通话时间结束，屏幕暗淡下来时，两人靠意志力努力地忍住泉涌的泪水。这一刻，在受困的大山面前，他们所感受到的渺小无力让人崩溃。能与儿子视频通话后，双方都更真切地意识到此番困境的真实与恐怖。老奥马尔说：“我想哭但忍住了，可是后来发现我的家人也想哭。”父子都不想让眼泪加重彼此的负担。小奥马尔说：“我们一直相信你还活着，相信上帝会保护你，与你同在。”奥马尔问起抚养他的老阿姨的情况，她有糖尿病，他一直很关心她。小奥马尔告诉爸爸她很好。房租和那些账单呢？“老家伙，你什么也别担心了，我已经都按时处理好了。”奥马尔把房子租出去了一部分。租客们都按时付钱，儿子说。“大家都很好，互相帮忙，也都付了钱。你在下面只管照顾自己就好，其他什么都别管。”其他的亲戚们也一样很乐观。
“他们向我传递了积极的感受，”奥马尔回忆道，“还有乐观的精神，这些我都感触良深。”他在信里跟家人开玩笑，说想吃最爱的食物牛排和牛油果，好像在说：我还是原来的我，那个8月5日离家上班，辛苦工作一天后还要吃些鳄梨的我。“在我们的信中，没有一次误解或是争吵抱怨。相反，我们聊得非常愉快。跟我妻子也如此，她来矿场，放下信后又回到镇上工作。就是一些纯粹的情书。”从上面送下来的信件里，奥马尔·里伊加达感受到了外面等待他的那种正常生活节奏。在圣何塞的深井内，他的职责是完成分配给自己的少量工作，还有就是调整好身体、充分休息，尽管周围一片昏暗，大山不时隆隆作响，身旁工友也怨声载道。多数时候，他在避难所入口边的小床上休息，旁边放个盒子当床头柜。亲戚们给他送来了西班牙小说家马歇尔·拉夫恩提·爱斯丹法尼亚（Marcial Lafuente Estefania）写的一系列精彩的牛仔小说，他还写了《得克萨斯游侠》和《亚拉巴马绅士》、《李德船长》等游侠小说。封面上的主人公穿着造型跟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2]的意大利式西部片中那些戴着宽边平顶帽的牛仔们一样。可奥马尔觉得最有趣的书是保罗·柯艾略（Paulo Coelho）[3]的《炼金术士》。这本小说拥有上百万的读者，现在奥马尔也在海拔九十米的充气床上开始阅读。他读到了牧羊男童横穿沙漠的故事，还有那些鼓舞人心的格言：“……当你想要一件东西的时候，全宇宙都会帮你去实现。”
奥马尔在读书的时候，有四十二个人正穿越阿塔卡马沙漠来到圣何塞，帮他从矿井中获得自由。当然，他们并非牧师，而是卡车司机，运载着能将这三十三人解救出去的设备。方案C需要用到的大型钻油设备包括一个四十五米高的塔台，已经被拆分运输。9月9日，卡车队还在艰难地缓缓前行，不过，还有二十四小时就能顺利抵达了。
8月5日，对于杰西卡·奇拉未合法登记的事实，丈夫出乎意料地给了她一个深情的长拥。现在，她也是不愿面对媒体的一名家属，因为她怕在镜头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如果出镜，我希望他们看到的是迎接丈夫顺利出矿的杰西卡，那个抬头挺肩，给予他力量的杰西卡。有人说听到我哭了，我没有。我要为他而变得坚强，这样他出来后才会重新振作。”杰西卡想让达瑞欧看到她“非常好”，所以她才犯了个错，送下去一张自己与他姐姐玛利亚和路马克骑士乐队成员的合影，照片上的她笑意盈盈。
照片是乐队慰问“希望营地”时拍摄的，通过“白兰鸽”与信一起送给了达瑞欧。他心想，这是开玩笑么？他的妻子在中午的阳光下与六个整洁帅气的男人合影，他们戴着相似的斯泰森毡帽，穿着绣白花的黑色衬衫，比自己年轻、有精神，有几个人的手臂还搭在杰西卡身上。
达瑞欧把照片退了回去，并写道：“给我送这照片是什么意思？我不想看到这些，更不想让那些搞音乐的碰你。”
“他的嫉妒心一直很强，现在被困着，他更是双倍的敏感了。”杰西卡说。
而杰西卡也倍加伤心——因为达瑞欧看到相片后反应激烈、怒言相对，说得好像他在地下受困痛苦，而她却在上面开心痛快一般。事实当然并非如此，营地又不是聚会，住在帐篷里一点也不好受。夜很冷，她还得为了丈夫强打精神，而周围很多人好像并不担心矿工们的性命安危。事实上，没人可以保证达瑞欧和其他三十二人可以安全出来，而有人竟会觉得营地里热闹得好像街道庆典一样，因为矿工家属、救援人员、记者等人越聚越多。“有的人来就是为了吃白食，因为Jumbo超市捐赠了很多食物，有巧克力和茶，还可以排队用小篮子领薯条、热狗和玉米饼，都是随便吃。”
科皮亚波和周边矿区镇子的人一直生活朴素，对买回家的每片烤面包、次等质量的牛肉或是一流的鸡胸肉都心存感激，认为这是上帝的赏赐。而现在“希望营地”食物种类丰富，柴火取之不尽，海鲜口感上乘，于是有的人不禁忘乎所以了。
地下也是如此。嗜酒如命的年轻矿工佩德罗·孔蒂斯已经开始琢磨怎么支配马上到手的钱了。虽然8月5日只上了一天班，却能拿到差不多全年甚至更多的钱。之前，他的工资基本都花在了科皮亚波中心的啤酒屋里了。而如今，他却有钱为父母买房子，还跟工友们说打算送女儿去一流的私立学校上学，要知道在这之前他完全无视这个女儿。吉米·桑切斯和卡洛斯·博瑞斯等一些年轻人开始关注送下来的汽车杂志和宣传册，在自己的小间里翻着欧洲跑车、美国卡车的精美图片——上百万比索的标价不再遥不可及。佩德罗和朋友说他想买变形金刚里的那款大黄蜂，而他的朋友卡洛斯·布古埃诺可没那种奢求，他只想要一辆标致206就心满意足了。上年纪的矿工感兴趣的则是大型运输卡车，可以用来自己做点生意。
可是，这些梦想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这些潜在的购车者——包括佩德罗·孔蒂斯——都还没有驾照。智利比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考驾照的难度都大，因为有理论考试，还不能走后门找关系。有的人写信给家属让他们送些考试材料来。没多久，海拔九十米仿佛变成了驾校，矿工们开始研究智利交通规则和各类问题，比如：为什么雾中行车要减速？如果马路上有匹马，你要以多少速度超越它？如果你以每小时六十五千米的速度撞到行人，他还能活么？
在自己生死未卜的情况下学习考驾照简直是疯了。是金钱让大家狂热，卡洛斯·布古埃诺知道他和大家一样都被钱迷住了，他说：“金钱迷住了大家的双眼。”昭示今后好日子的提醒随处可见。有几天早上，光缆接通传输下来四小时的圣地亚哥电视直播秀《人人早安》（Buenos Dias A Todos）。一天，节目组宣布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邀请三十三人携家属去加勒比海度假休息。“我们要去海边啦！”有人兴奋地大喊。他们已经一个月没见阳光了，多数人都没出过智利，有人甚至从没离开过阿塔卡马沙漠区。然而，不久的将来，他们就要一起去天堂般的碧海沙滩边游玩了。
“一切似乎都太不可思议了，”路易斯·乌尔苏亚说，“可慢慢地，这些遥不可及的事也变得触手可及了”。
乌尔苏亚觉得大家观看《人人早安》节目的时间太长了。一连坐着看几个小时，没人干正事。比如说，现在三餐规律了，厕所区域的排泄物也不少。从前只是驼粪球球，可现在已经是正常的粪便，矿工们排泄的臭烘烘、大坨坨的便便。为了让他们去清理粪便，乌尔苏亚跟地上通话，请求关掉早上的电视节目。没了节目，矿工们终于开始清理厕所了。自那以后，大家只能在下午看看智利足球大学俱乐部和科洛科洛队的足球比赛或是电影。“看些让我们平静的影片，也为了防止我们抱怨。”一位矿工如是说。
但并不是每个受困者在等待救援时都从容自如。9月的第一周，维克多·塞戈维亚在日记里记下了看到的奇怪一幕：埃迪森·佩纳开始在矿井里跑步。他把靴子剪到脚踝那么高，在黑暗中一个人跑来跑去，陪伴他的仅有头盔上的那束光和厚重空气里的呼吸声。埃迪森一直是一班里的怪人：他过去也常只身徘徊在井下，在避难所里唱猫王的歌，在大伙挨饿的时候还跟马里奥·塞普尔维达一起表演变态的装死短剧。可如今，在如地狱般的井下跑步又是更为疯狂的一个举动。他为什么要跑步呢？与地面取得联系后，埃迪森说，他身心洋溢着喜悦与感恩。他曾在井中看到“蓝光”，是信仰之光。他还向上帝保证，要做点什么来表示虔诚。还有什么能比在十度角上坡路这些在地下开凿挖掘的曲折隧道上跑步更加体现忠诚呢？当然，他跑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觉得需要锻炼增强体质。自从吃上真正的食物后，他跟其他人一样开始便秘，异常痛苦。上厕所变成一种煎熬。“我得努力，得使劲儿。大便非常干硬，然后就卡住了，啊，啊，啊，啊，就像生孩子一样，太疼了。”他得采取点措施，既然没有自行车可骑，他就开始跑步了。其他人看到他跑步，都开始大笑。“他们嘲笑我。没有一个人说过支持的话，或许除了乔尼·博瑞斯，他担心我会出意外。”在弗洛仁科·阿瓦洛斯看来，埃迪森跑步似乎是“为了忘记一切，为了让自己疲惫，好睡得着觉”。弗洛仁科也清楚一个人在矿井里行走是多么危险，所以，他总结埃迪森就是智利俗语里说的那种“桥上缺的那块木板”。对埃迪森来说，在这些随时可能被落石砸死的隧道里跑步，他想表明，面对困难自己绝不会畏缩不前。后来，他跟地面要了几双跑鞋，来自某国际知名品牌，稍后又要了一双塑料拖鞋。跑步放空了他的头脑，但同时也提醒他，自己在哪、都经历些什么。“我感到一种彻底的独孤。”他说。
埃迪森·佩纳跑步的同时，其他救援人员在他头顶继续挖掘着。9月9日，方案B组钻机已经挖了两百米。由于岩石硬度大，隧道深度长，还有最初较小井道的角度和曲度等问题，钻头磨损情况比平常更为严重，不得不每十二小时更换一次。钻进速度也从每小时二十米降至每小时四米。钻探队中有来自“中央岩石”和钻探服务（Driller Supply）公司的美国人，也有来自地质技术（Geotec）等本地矿井公司的智利人。大家齐心协力，不停挑战自身和设备的极限。他们如此急切地想救出尚未生还的受困人员，于是劳伦斯·戈尔本和安德烈·苏格雷特曾见过的一幕又出现了：就跟开始搜救时那个钻到矿井最深处还不肯停手的钻工一样，这群人也不愿“放手”。在这种迫切的焦虑之下，他们在本该停止时还继续深钻。然而，尽管救援人员毅力强大、不畏疲倦，可金属钻头只能遵循物理规律，最终在二百六十二米深度废掉了，因为T130钻机的气压突然下降，扭矩仪表也失灵了。救援队抬起下面的巨型锤，放下摄像头查看情况，发现篮球大小的一块钻头卡在洞里，通道算是白挖了。
没多久，方案A钻机的液压也出现问题不能使用了。钻探声停了，这声音曾穿过石壁，给受困矿工带来慰藉。现在，周围寂静一片。与钻头第一次穿过避难所相比，这次大家感到更加寂寞、无助与绝望。他们给地面写信、打电话，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快便得知，他们或许终究还得等到十二月份才能出来。
埃迪森·佩纳独自跑到一条通道里，陷入了比他人更深的寂寞之中，自制的跑靴在井下地面一步一步发出更响亮清晰的声音。路易斯·乌尔苏亚的年轻副手弗洛仁科·阿瓦洛斯决定不再继续坐等救援。他找了绳子和各种攀爬工具，和其他三个人一起向挡道的巨石墙走去。
[1]蓝切拉调：拉丁美洲等地的一种方言，也是一种民歌。——译者
[2]美国电影导演与演员，以牛仔形象为众人所熟知。——译者
[3]巴西著名作家，生于1947年8月。其代表作为1988年出版的著名寓言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the Alchemist），又称《炼金术士》，全球畅销六千五百万册，被翻译成为六十八种语言，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他的作品语言富有诗意和哲理，内容涉及宗教、魔法、神秘传说等，带有奇幻色彩。他的著作全球销量已经超过一点六亿册，是历史上最畅销的葡萄牙语作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