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被埋矿工取得联系后的头几天里，智利医疗救援队的专业精神救了这帮工人的命。卫生部长杰米·马纳里奇（Jaime Manalich）召集医疗队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必须克制“把食物塞进孔道”（一名NASA医生的表述）这一“完全可以理解的欲望”（各级官员和钻工的表达），不能立即给下面饥肠辘辘的矿工们食物。如果人超过五到七天没有进食，身体就极度缺乏磷酸盐和钾，无法吸收碳水化合物。没了这些化合物，尽情的饱餐会引发心力衰竭。这是二战后期得出的经验教训，那时美国大兵给集中营幸存者们提供了很多C-口粮[1]和巧克力条，却无意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智利医学界的权威们也咨询过NASA专家以及世界各地的医疗机构，采纳了他们的一些建议。现在是“慢了又慢”。刚开始几天，每天只给矿工们提供五百卡路里的能量，主要是喝一种能量饮料，里面混合了钾、磷和硫胺素，一种饥饿状态下身体可以吸收的维生素B。在没有硫胺素的情况下，进食可能会引起韦尼克-科尔萨科夫综合征（wernicke-korsakoff）[2]，这是一种神经功能紊乱疾病，会引发严重的肌肉失调。智利医疗队还送下了尿液试纸，跟NASA用来监控宇航员健康状况的试纸相似，主要测试“尿比重”值（脱水指标）、尿酮值（饥饿指标）以及肌红蛋白（肌肉分解时产生）。三十三人中，有十六人肌红蛋白呈高阳性：肌肉组织的分解已经引发了早期的肾衰竭。他们给这些人送下了额外的水，还有一些简易床，这样就不用睡在坚硬的地上了，因为在不平整的石面上睡觉也会导致肌肉分解。（智利政府发出公告，寻求适合“白兰鸽”孔道大小的可移动、可组装简易床，后由一家当地公司提供。）很快，这些面临肾衰竭危险的矿工们都开始恢复起来。智利政府完全“按照教科书模式”来应对最初的治疗阶段，NASA医师詹姆斯·波尔克（James D. Polk）事后会说，“而正是因为这样……在所有的三十三名矿工中，没有出现任何一例并发症。”
为进一步评估矿工们的健康，医生还送下去一个体重计。这是一个用带子和线绳巧妙组成的称重装置。把它绑到加固通道时用的摘樱桃篮子里，升起篮子，他们坐在带子上，悬在空中，然后另外一名工人就可以帮忙称重了。他们个个都像脸色惨白的巨大标本一般。瘦小的阿莱克斯·维加发现自己瘦了16公斤，现在只有46公斤重；高一点儿的富兰克林·洛沃斯也吃惊地看到自己瘦了18公斤，下井时他重约86公斤。
医生又问乌尔苏亚，下面有没有人有注射针剂和量血压的经验。他跟大家商讨这个问题，然后有人记起，乔尼·博瑞斯好像说自己做过这些事儿。
“我们需要你给大家注射。”乌尔苏亚告诉乔尼。起初，乔尼不同意。“这家伙很顽固，但最终我们说服了他，这工作只有他能做。”电话里，乔尼对地面的医疗队说，他一生之中只给人打过一针：十四岁那年，给他当护士的母亲注射过。但是，他知道怎样量血压，因为苏珊娜就是高血压，他经常给她测量。太好了，他们说。你就是下面的护士了。很快，拉美媒体就把他称为“豪斯医生”，取自在当地很受欢迎的一部美国电视剧名。NASA还告诉智利医疗队，长时间在没有阳光、封闭、紧张的环境下生活——受困井下或空间站工作——会导致维生素D缺乏和一种叫做“潜病毒复活”的症状。乔尼必须给大家注射维生素和肺炎、破伤风、白喉疫苗。注射时，他温和平静，这也是生活中他的女人们仰慕他的地方。
送下救命疫苗的管子里还有更多的私人信件，回头时也会把矿工们的回信送到地面。维克多·塞戈维亚写了一封充满绝望的信。“我不会欺骗你下面的情况了。我们都很糟糕。周围全是水。大山还在轰隆作响。这里如地狱一般，我快要疯了。我试着坚强起来，但是睡着时，我会梦到在烧烤，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在这漫漫黑暗之中。每一天都精疲力竭。”亲人们读到这封信后决定告知心理学家。
但是，在他的日志中，维克多写下了其他矿工们信里读到的好消息。“其中一个工友被告知，莱昂纳多·法卡斯给我们名下的账户里打了五百万（比索）。”法卡斯，他写道，正在筹措捐款，要让大家都成为富翁。“这样，我们就再也不用工作了。”
在矿工们请求总统将他们从“地狱”中救出后的两天，救援队就降下了一台摄像机，这样外面的人都能看到这里如“地狱般”的样子了。弗洛仁科·阿瓦洛斯拿着摄像机，光膀子的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做导游，胡子拉碴的阿莱克斯·维加当助理。大家拍摄了大概三十分钟的视频。当晚黄金时段，有八分钟的视频面向公众播出。
播出的视频中，马里奥先介绍了路易斯·乌尔苏亚，他坐在白色皮卡车里，正在给地面的救援队绘制地图。然后，镜头逐渐向避难所走近，两名看上去非常疲惫的工人，奥斯曼·阿拉亚和里那恩·阿瓦洛斯，正坐在那曾被打劫的应急食物箱上。“这里，我们有两名重要的矿工正在看守‘白兰鸽’。”马里奥用脱口秀主持人那般欢快的语气说，他似乎想要缓和那俩家伙阴沉的表情。他们俩站了起来，打开箱子，里面有上面新送下来的五瓶纯净水。“无论如何，”马里奥说，“我们尽量认真地整理，所以，这里看起来还不错。”
然后，视频切到了豪尔赫·加利古洛斯，马里奥叫醒他时，他立马坐直了身体，目光冷淡、茫然。旁边还有一个张着嘴巴在睡觉，摄像机的光线打到他身上都没有醒来。克劳迪奥·阿库纳坐起来，挤出了一丝微笑，并跟家人打了个招呼。接下来，到了避难所里，马里奥称之为“我们的餐厅”。埃迪森·佩纳直视着镜头说：“请快点救我们出去，拜托了。”马里奥带观众到一张桌子前，五个人围聚在那里，正在玩多米诺骨牌。“这里是我们每天开会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规划各种事宜，”他说，“这里，我们还每天祈祷。三十三人聚在这里，一起做决定。”然后，马里奥走近维克多·扎莫拉，来自智利和秘鲁边境的阿里卡城镇的孤儿。“我们没法确定他到底是智利人还是秘鲁人。”马里奥开玩笑说。大家都笑了起来，扎莫拉也露出了大孩子般的笑容。被困的第一晚，扎莫拉就带头哄抢了应急食品，当然了，地面上看视频的人对此并不知晓。他对着镜头说话，看起来、听起来比其他人都要镇静。他点点头，安慰家人说，“照顾好自己”，还说，“我们都会出去的”。然后，他对救援人员说：“必须要感谢你们，没有抛弃无助的我们，感谢你们的勇气。”扎莫拉说话语气非常平和，他似乎已经完全接受了当前的困境，就像一名无意闯入矿井的哲学家或励志演讲者一样。“感谢你们在外面的努力，”他对着看不见的救援人员们说，“而且，你们知道吗，伙计们？我们要给你们报以最最热烈的掌声。”他周围的矿工们都开始鼓掌，然后视频就剪到了大家高喊“智利—智利—智利”的场面。后来奥斯曼赞颂了上帝，大家齐声唱起了国歌。
视频最后，马里奥·塞普尔维达站在屏幕中心，光着膀子，做了一段激情澎湃的陈述。“亲爱的朋友们，一百五十年前，矿工的大家庭成立，可如今我们已大不相同，”他说道，“今天，矿工们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可以坐下来，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今天，矿工们也可以挺胸抬头，在智利的任何地方坐下交流。祝福所有的智利人。”
这一视频引发了强烈的国民自豪感。首先，人们都被这个满脸煤尘、食不果腹的马里奥·塞普尔维达所感动，他那近乎疯狂的流利言辞，身处潮湿、黑暗、脏臭之地时所表现出的非凡勇气，感染了拉丁美洲的每一个普通人。接下来几周，智利和世界各地的报纸和网站文章都称他为“超级马里奥”。他那充满激情的演讲形象已经飞越了智利的边境，乐观、普通的他成为这一戏剧性事件的中心人物，这种疯狂的正能量将全世界的人们团结到了一起，这种沙哑的乐观精神也再次证实了人类精神之伟大。这些深陷两千两百英尺地下的大活人，他们不是神话中的人物，尽管他们的故事有着史诗般的神奇。人们以为被困大山中的他们已经遇难，但这个视频证明了他们的生命力。在水花四溅、阴沉黑暗的深井下，他们活得如此真实、如此脏污，看来绝望、听来却希望满满。这些令人难忘的形象被反复播放着，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这三十三人的神奇故事被再三地转述着。电视和电脑关掉后，他们的故事还在传颂，在私人谈话间，在公共场合里。你听说了么，南美洲的那些矿工们？你看到他们的视频了吗？没有设备能监控人们的集体潜意识，也没有全球范围的心灵地震仪或测量器来跟踪人类梦境的波动。但假如这种设备存在的话，在八月份的最后几天里，它们设定在山洞、坟墓、通道等黑暗可怕之地的噩梦和美梦的数值一定会大幅升高。
对那些认识那三十三人的人们而言，这八分钟视频带来的感触却大不相同。杰西卡·奇拉，与人生伴侣和孩子父亲达瑞欧深情长拥的她，在看到视频后陷入了一种焦虑哀伤的状态。视频中的达瑞欧·塞戈维亚已经完全不是她认识的那个男人了。从他黯淡的眼神中，从他揉太阳穴和避开摄像头的动作中，她能看到他正在承受无限的折磨。他姐姐玛利亚，“希望营地”的“市长”，看到了视频中的他，心想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拥抱。大多数矿工都不似从前。认识奥斯曼·阿拉亚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名虔诚自信的福音教会信徒；可视频中，他看起来很谦恭、很受伤，而在赞颂上帝之时，他也明显在克制自己的眼泪。“野猫”巴勃罗·罗哈斯有一个侧面镜头，光着膀子坐在地上，看起来精疲力竭，整个人都小了一圈，好像他人到中年的大头移到了小孩的身体上一样。豪尔赫·加利古洛斯在家人眼中是一个高大、强壮、骄傲、固执的家伙，可视频中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在厚厚的煤尘和真菌皮炎的遮盖下，家人几乎都认不出他了。
如果他们看到政府剪掉的视频部分，这三十三人的家属以及全智利都会更加焦虑不安——一则新闻报道就暗示了救援人员所见到的矿工们的真实情况，其中五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根本不愿意在视频中露面。在未公开的镜头中，马里奥·塞普尔维达扑哧扑哧走过泥浆，给观众展示了破败的卫生间。视频快结束，在总结当前状况和情绪时，他开始失控了。“我们会出去。我们不会一直在这儿。家人需要我们。”他说，“我们很感恩，兄弟们……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别让他们看到这里的湿热和糟糕。”他还提到了死亡，这近在咫尺的终结。“这里是勇士们的天下。如果我们必须为祖国奉献生命的话，我们会毫不迟疑，在此地或其他任何地方……请转告家人，我们爱他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背后有很多很多好人。”然后，他又提到了家乡帕拉尔，他在圣地亚哥居住的街区以及参加的运动俱乐部等等。他说道：“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心就如此大小，”他用双手在胸口前比划出一个圆，“我要将这颗心掏出来，给上面需要的人。我会一直战斗，直到最后一刻。”
最后，跟很多其他人一样，马里奥也觉得需要对家人讲话。“弗朗西斯科，”他开始了，尽管刚说起儿子的名字，他就痛哭了起来。咳嗽了几声，他又继续说道：“我的宣言：狗。勇敢的心，牛蛋。梅尔·吉布森，牛蛋。爸爸会永远保护你，我的小大人。我向你发誓，我会一直在你身边。”说完这些，“超级马里奥”就完全无法控制情绪了，从摄像机前扭开头，示意弗洛仁科·阿瓦洛斯别再录了。当矿业部长和其他救援官员看到这一视频时，他们一致同意尊重塞普尔维达的愿望：只截取播出了部分视频片段，这完整的录像以及其中令人不安、悲伤的影像都被存入了政府档案馆内。
心理学家伊图拉在研究了下面送来的这段长视频后，完全有理由乐观地看待这三十三人的精神状况。他又进行了一些电话咨询，评估了井下和地上的初期对话，伊图拉宣布，下面三十三人全都状态不错。“他们很正常。”他说。救援队中有几个人觉得这医生肯定是疯了，竟然这样说，但临床证据表明确实如此。“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他们都很健康，”他后来说，“他们很害怕，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害怕是正常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尖叫着要求出来。”除了别的之外，心理学家很感动于这群矿工对他人表现出的关心——在跟部长的第一通电话中，他们问询了卡车司机比利加斯的情况；视频中，塞普尔维达和扎莫拉都记得向救援人员表示感谢。这群家伙没有向恐慌屈服，他们还保持着一定的组织性，这让伊图拉很是惊喜，因为根据对大批男女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受困狭小空间的人往往会变得暴力、残忍，甚至连墙上都会溅满鲜血。伊图拉的专业理论是建立在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3]的人本主义理念之上，因此他相信，他完全可以治好下面的那些矿工。“这是一次合作，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直到你们获救之日，”伊图拉在电话中对矿工们说，“我会陪伴你们直到最后。”被发现之前的十七天里，不管发生了什么，他都不感兴趣，他说。“我不是来判断是非对错的。那肯定都是万不得已之举。”
伊图拉手里有这三十三人的很多案卷文档，由智利的医疗权威机构和社会服务组织收集而来。在这些记录中，他看到，很多人之前就一直在承受采矿业特有的折磨，也饱受智利工人阶级常见的家庭和背叛等问题的困扰。其中一人曾有自杀倾向，两人患有癫痫，还有一人被诊断为躁郁症——而根据观察，他知道，好几名矿工都养着情妇，在“希望营地”这临时小镇里，妻子们第一次知晓了或确认了这些女人的存在。伊图拉是一名专门研究采矿人员的心理专家，所以这些事情并没有蒙住他的双眼，因为他清楚，矿工们的生活中除了压力和苦痛，还有采矿业的超常男性文化所赋予的不屈不挠、兄弟情谊以及自我价值。但是，伊图拉或智利任何人都从未治疗过被隔离如此之久的患者。如果真得到圣诞才能获救，他们被困地下的时长将是空前的，得有之前最长时间的两倍。他们就像在大山太空站里执行任务的宇航员，或是无人星球上的漂流者。如何在这种封闭、孤立的环境中生活呢，伊图拉通过邮件请教了NASA的专家们。很快，航天局的心理学专家阿尔伯特·何兰德（Albert W. Holland）就从休斯敦乘飞机赶来，同行的还有NASA的两名医生和一名工程师。何兰德在邮件中对伊图拉说过，他必须让矿工和家属们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他称之为“长时程思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场马拉松战役。”他告诉伊图拉。很快，马拉松这一比喻就从智利心理学家那里传播到矿工和家属们中间。
在国际空间站（ISS）上，宇航员们每周都会跟家人进行视频交流，而智利救援队伍也为被困矿工们准备了相似的设备。目前，地面和矿井之间尚没有视频链接，所以，救援队让每个家庭录一段短视频送到下面去。心理学家要求他们传达些正面的信息，最好别提家庭的困扰。显然，阿莱克斯·维加的五个家人对此是牢记于心，他们在大山脚下的一块篷布下开始录制问候视频。
“你好，亲爱的。”阿莱克斯的妻子杰西卡说道。阿莱上班那天早上，她赌气没亲他，从那时到现在，这是阿莱第一次看到妻子的脸庞。她说话的声音自然、温柔，刻意掩饰着过去三周的种种煎熬与苦痛：最开始几天，她努力安排孩子们正常入学，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后来大多数人都已放弃、认定他们已遇难之时，她依然执着地挂念着、等待着。“我在这里，希望能带给你力量，我的爱人。孩子们都很好，他们也带给你很多吻。”她温柔含蓄地说，等他出来，他们要“好好庆祝一番”。她坐在一面国旗前，国旗中间贴着阿莱克斯的一张肖像，干净、帅气，跟电影明星一样。接下来讲话的是流浪歌手罗伯特·拉米雷兹，他写过一首纪念阿莱克斯的歌。罗伯特是阿莱克斯姐姐的男朋友，他喊阿莱的昵称，鸭仔。“疯狂的鸭仔，你可真是吓坏我们了。等你出来，我要跟你比赛喝龙舌兰。”姐姐普里西拉用欢快的语气说：“小弟，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次教训。希望你看得到，我们肯定能经受住上帝的考验。这次也不例外。”她开玩笑说，视频里蓄起胡须的他就跟“狼人”似的。阿莱克斯的父亲乔斯，当时曾试图下井救儿子，他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矿工安全帽。“儿子，我要问候你，还有你的同伴们、兄弟们，他们不再只是一般的同事，他们和你一起经历了这次艰难又伟大的行程，他们是你的兄弟。”四十多个亲人都聚集在帐篷周围，乔斯说，只是视频中挤不下这么多人。然后，哥哥道歉说，没有什么要说的，因为“我们维加人都不善言辞”。一个表哥又说：“阿莱克斯，因为你，维加家族前所未有的团结。”镜头前的大家都纷纷点头。最后，大家唱起了被发现那晚他们唱的歌，期间，罗伯特分别指向阿莱克斯的父亲、家人，还有国旗上他的肖像，借此说明这首歌就是为他和家人而作。歌曲结束时，普里西拉开玩笑地举起拳头，大家齐声高喊：“鸭仔会回来！”
8月28日，矿井内，三十三人围在摄像机的小屏幕前观看视频。二十三天来，第一次瞥见外面的世界。路易斯·乌尔苏亚看到了妻子卡门，她看起来疲惫、沮丧。稍后，他写了封信，让她振作起来。但是，有三个人并没有收到视频信息——至少看起来如此。“他们都非常失落，尤其是乔斯·奥捷达，他的视频文件就在里面，但是播放时出错了，”维克多·塞戈维亚在日志中写道，“他特别沮丧，当后来再打开时，他甚至都不想看了。”
加利古洛斯家人的视频里还有一个惊喜：跟豪尔赫疏远的二十六岁儿子米格尔·安吉尔（Miguel Angel）也出现在屏幕上。
事故发生前，“我们之间出了问题。他非常抗拒、抵触我，”豪尔赫说，“我们没有很多联系。”对任何男人而言，当父亲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在豪尔赫的一生中，当一名矿工父亲的意义发生了巨大变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豪尔赫成长过程中总是看到父亲一人进入小矿井工作。那时他大概六岁，父亲在井里干活，他就在外面玩耍。黑暗的地下，父亲拿钉子镐敲凿；外面的阳光下，豪尔赫也挖小洞，再用木板盖住，玩起了“矿工”游戏。十二岁那年，他就开始打工挣钱，往驮兽背上搬一百磅重的麻袋；后来，（跟达瑞欧·塞戈维亚一样）他也用狼皮袋子从矿井里往外搬运石头。几十年的地下工作让豪尔赫变得很强硬、很顽固。你若问他为什么快六十岁了还在矿下打工，他或许会说，“因为这里是勇敢者的天堂！”他工作很卖力，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免受这种艰辛和危险的折磨。可他的回报就是，一个儿子根本不理解父亲的粗鲁和怒气。8月4日，踏入劫数难逃的圣何塞的前一天，豪尔赫给儿子米格尔打电话，他们最近刚生了一个小男娃。几年前，加利古洛斯的第一个孙子出生不久就没了，但这个新生的男宝宝很健康。
“我问米格尔小宝宝的事情，他就说，‘关你什么事？’”
“那你小闺女还好吗？”老加利古洛斯又问道。
“怎么了？”他儿子怒气冲冲地回答。就这样，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结束了。那十七天里，豪尔赫一直在想，那会是他跟儿子的最后一次对话，儿子生硬无礼的态度充斥着他痛苦的回忆，过去的生活还有那么多未完未了之事，他对这一切都无法释怀。
但是，送下来的第一封家书中，米格尔·安吉尔就说了些支持的话。现在，视频中，豪尔赫·加利古洛斯看到摄像机前站着或坐着的兄弟们、小姨子、巴耶纳尔来的侄子——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一边是小豪尔赫，另一边是米格尔·安吉拉。8月4日那天，对父亲粗率无礼的他，如今却满是鼓励支持的话语。“老家伙，照顾好自己，”他说，“请一定要坚强起来。”
看完视频，“我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喜悦，一种强烈的感情，”豪尔赫说，“但是稍后，我就开始恶心，很抑郁。这种感觉很难描述。”一生中，他最渴望儿子的认可，如今这一梦想实现了，可他却陷入了长时间的恐惧中。他很难解释具体的原因。或许，他意识到，只有被活埋，儿子才肯原谅他，才能释怀莫名的怒气。又或许是因为现实的残酷，他无法与儿子在一起，也不能看到他的小孙子，而他的家人们却团聚集合在地面上。“我非常渴望回到他们身边。”他说。
在长期的采矿生活中，豪尔赫不得不勇敢坚强。十二岁那年，第一次勇敢地下矿打工；快六十岁了，肌肉没了，肺也坏了，却依然坚强地继续工作。但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勇敢和坚强：两周的饥饿和湿热已让身体极度虚弱，完全靠别人的喂食维生，看得到家人的爱却无法回应。突然间，这些本该让他感觉良好的东西却令他无比痛心。几天前，他迫不及待地想吃东西，可如今，上面救援人员送下的巧克力营养液却在肚子里翻江倒海。“那些坏牛奶开始报复我们了。”他说。
牧师乔斯·安立奎喝了他的那瓶营养液后也开始恶心，还差点昏过去。佩德罗·孔蒂斯看到后，就把自己那瓶给了别人。很多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胃肠和泌尿系统紊乱，接下来的好多天，他们都会备受折磨。好几个人需要排尿，可却尿不出来，最后大家都难受得厉害。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就跟“护士”乔尼·博瑞斯说，下次再跟上面的医生们通话时，一定记得要些治疗药物。豪尔赫·加利古洛斯更是无力应对这些症状。他腿肿得厉害，走几步都疼痛难耐，一种真菌性皮炎长满了全身。在每天的聚会上，他经常无法站起身，大家都站在他周围，祈祷他快快康复。
自钻机打通发现三十三人之后，维克多·塞戈维亚的日志里也不全是喜悦。“克劳迪奥［雅尼兹］整天睡觉，醒来就是指责，简直太扫兴了……［达瑞欧］塞戈维亚差点跟富兰克林打起来。”他在8月24日写道。“大家的情绪都很糟糕。援助到来之前，一片平静，大家每天一起祈祷……可现在，有了援助，我们非但没有更加团结，反而整天打架吵嘴……”每隔一天，维克多都会写下大山隆隆的轰鸣之声，这总会让人记起困住他们的那次塌方。逃离这耳边的折磨似乎很容易，但是目前，他能做的只是等待救援——等待食物。“现在，我知道笼中困兽的感受了，一直需要依赖人类来喂养。”他写道。几乎每一天，日志中都会记录一次新争吵。可8月28日那天，看了第一批视频后，他的情绪很高涨。“一切都很有秩序……今天，大家的精神都不错。我们都很开心。”穿了好几周汗涔涔、湿乎乎的衣服，他们也都脱了，现在几乎都光着膀子。上面送下来一批新的尼龙T恤，跟国足的红色球衣一样的颜色。很多人都穿在了身上。
8月28日傍晚，这群穿上新制服的国家英雄们又聚在一起开了个会。“我们谈了一个出去后的私人问题，”维克多在日志中写道，“我们是唯一知道这段经历的人。我们一定会适时地将其公布于众。”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他们切身的经历。从前，他们是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冒着生命危险在这烂糟糟的矿井中谋生，可现在，他们谈话的对象成了总统和部长，还有一位人人爱戴的智利偶像——足球明星伊万·萨莫拉诺（Ivan Zamorano）。这位球星跟富兰克林·洛沃斯进行过一次简短的电话交谈（他俩曾做过两年的队友）。这种成名的感觉很有传染力，对马里奥·塞普尔维达的影响尤其显著，他一直在喧嚷他们的故事能卖一大笔钱。孔道里也会送下报纸，大家看到有则报道将他们与被困安第斯山的乌拉圭橄榄球队[4]相提并论；文中，这群乌拉圭人将故事版权卖给了一家影视公司和出版社。胡安·伊利亚内斯说，圣何塞里的故事属于大家，他们必须共享，这是明显的事实，无可争辩。伊利亚内斯又说，他们应该遵循之前一致同意的“沉默协议”，对事故和后果严格保密。维克多·塞戈维亚一直在写的日志也是这次抗争的记录，也应该属于大家。所有矿工一致同意：维克多成了正式的记录者。
第二天，维克多用新送下来的笔和本子开始记录。马里奥·塞普尔维达过来跟他聊天。维克多的日志是一件“圣物”，马里奥说，这可能就是讲述这段故事的那本书，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很多钱。维克多思索了片刻，写下：“写这日志的初衷，是为了生存，并非出书……我并不觉得，这有多了不起。”五年级就因打架退学的维克多从没想过，写东西会让他感觉良好，会让他有一天成为作家。他从未走出过科皮亚波附近的沙漠城镇，但是，地下，他记录的故事有一天却会传遍全世界。
圣何塞矿场地面上的拖车和平房里，救援负责人们建起了临时工作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事件的进展，都在关心支持着这三十三人。“我们可以跟任何国家请求援助任何东西，并且人们一定会尽力帮我们送到。”克里斯蒂安·巴拉说。全世界的钻探专家和钻井技术员都朝矿场赶来：他们来自约翰内斯堡、柏林、宾夕法尼亚、丹佛、科罗拉多，以及卡尔加里和亚伯达[5]，甚至还有人来自美国驻阿富汗的军队前线作战基地。智利人正在重演采矿史上最伟大的救援活动——2002年宾夕法尼亚矿坑危机（Quecreek）的奇迹营救——这当然也需要全世界的参与。
在美国那次煤矿矿难中，工人不小心爆破了地下水，九人被困井下。救援人员打通了垂直深度二百四十英尺、宽三十英寸的井道，用钢筋篮子将受困人员升井救出。这次，智利必须钻比那深八倍的孔道。于是，他们从国家铜业公司位于智利第五年夜区（Fifth Region）的安迪纳分部（Andina）找来了智利最大的钻机设备，澳大利亚制造的Strata950天井钻机。跟之前打通三个斜孔的小型钻机不同，这台三十一吨重的机器只能垂直向下钻进，将于8月30日在之前被断定不稳定的区域开工，就是三周前爱德华多·赫塔多奥带领的特拉钻工队想要钻第一个洞的地方。这台大钻机得到十二月份才能打通孔道，但是还没等开工，其中一个钻探队里的机修工人伊戈尔（Igor Proestakis）就跟领导们提出了另一种方案。为什么不能用更大型号的钻机直接加宽第三个孔道呢？就是通到工作间的那个六英寸孔道。几天后，安德烈·苏格雷特同意了二度钻孔的提议，称其为“方案B”。该方案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将孔道加宽到十二英寸；第二步，再度加宽到二十九英寸。
可是“方案B”有个问题：在智利，从没有人从侧面钻探过二十九英寸宽的孔道，更不用说当下的深度需求。钻探如此大号的斜向孔道，最有效的机器就是雪姆T130XD。很快，这样一台装置就从科皮亚波以北六百英里的科亚瓦西铜矿（Collahuasi）[6]运了过来。在征询了世界各地采矿公司的建议后，苏格雷特钻探队决定，为了加快钻进速度，他们接受宾夕法尼亚州中心岩石有限公司（Center Rock Inc.）的援助，使用他们提供的一种群集钻机：其实就是四个排球大小的钻头连接到同一根钻杆上。这一重约两万六千磅的设备用来进行方案B第二阶段的加宽。UPS速递公司同意免费运输：首先用卡车装载连夜从宾夕法尼亚送往迈阿密，然后空运到圣地亚哥，最终再用卡车送到科皮亚波，计划于9月11日到达。当然，智利也有很优秀的钻工，但是这一孔道的深度和斜度需要钻工进行设计外的操作，因此智利决定向堪萨斯州莱恩勘探公司（Layne Christensen）的钻探专家们求助。谁最擅长操作雪姆T130呢？公司电话打给了杰夫·哈特（Jeff Hart），当时他正在阿富汗给美国部队钻挖水井。
很快，方案A和方案B就开动起来，但是这两个方案都会挑战钻机的设计极限，失败的概率很高。于是，苏格雷特决定再准备一个方案C：一台大型的石油钻机，光组装就得好几天，可一旦开工，实际上要比方案A还快。加拿大精密钻井公司（Precision Drilling Company）正好在智利南部有一台闲置机器：三十七辆卡车才能将这台421型号设备从一千公里的工作现场运来。所需技术和人员来自南非建筑工程管理服务公司（Murray & Roberts）。
在一连串的通话中，苏格雷特给乌尔苏亚概述了这三种钻探方案。当然，哪种最先打通并不重要。都解释完后，好像方案B会最快。
智利政府正在整理来自各种不同机构的资源，好几个高层官员都驻扎在矿场或附近，包括两名皮涅拉内阁成员。整个援救行动就像是智利的登月发射计划，跟外太空探索一样，这次行动也需要一个名字。卫生部长杰米·马纳里奇给总统皮涅拉打去电话，建议以采矿保护神的名字命名，称其为“圣劳伦斯行动”（Operacion San Lorenzo）。
可是据维加拉·艾伦伯格的幕后消息说，总统不喜欢这个名字“Lorenzo。”总统重复道。不行，这听起来太像Lawrence，就跟说劳伦斯·戈尔本一样。在拉莫内达宫，总统顾问们一直进行着有关救援的民意测验，最近的结果却令人忧虑：尽管总统支持率依然很高，可戈尔本部长更高。之前在皮涅拉内阁中不起眼的戈尔本如今却成了救援的形象代言人，有点让“老大”相形见绌。
“就叫‘乔纳斯先知行动’（Operation Jonas the Prophet）吧。”总统说。可这名字一直没有流行起来。相反，救援现场的男男女女们早就接受了“圣劳伦斯行动”这一称呼，而聚集在矿场的智利人和全球媒体也都逐渐开始用其来指代营救受困矿工的救援行动。
随着“圣劳伦斯行动”的开展，为了保持地下工人的高涨情绪，也为了避免彼此攻击，心理学家伊图拉找到了一个带来快乐的设备：可以通过电话连接，听到亲人们的声音。8月29日，妻子、兄弟、母亲、姐妹、父亲、儿子、女儿们被领着一个个穿过列队的警察和防护栏，来到一个金属的小通讯棚里，大约六乘八英尺大小，就在离打通孔道几步远的砂土堆上。那里有一台摄像机和话筒，跟井下通道里的摄像机和话筒相连接。为了这一刻，心理学家还给被困矿工们专门写了一封信。其中，他特意告诉那些有两个家庭或别处留情的工人们，在这些视频电话中，他们应该优先考虑自己的妻子和家庭。“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早就看到了营地里因女友而起的冲突，”他后来说，“并且，我还告诉他们，那样做更简单：因为毕竟情人和女友比妻子要更宽容一些。”
不管怎样，有些女友甚至连进入营地都有麻烦。乔尼的女友苏珊娜·巴伦苏埃拉说，法卡斯资助之后不久，乔尼的妻子玛尔塔就“背叛”了我，有警察过来护送我离开了新建起来的为家属提供隐私、躲避媒体的“希望营地”。8月28日，美联社拍到一张苏珊娜的相片：她站在营地外，手举牌子，上面写着大字“存在的勇气”，还有一张乔尼的相片，以及小号的字“送给你，我的爱人，你的珊娜”。这张特写照传遍了全世界，苏珊娜被称为乔尼的“妻子”。但是几天后就真相大白了，因为救援行动里的社会服务工作者们意识到，乔尼实际上跟营地里的另一个女人成婚，他们跟地下的乔尼本人确认后知道，他好几年都没跟妻子居住了。玛尔塔也被拍到手举海报在营地里，上面满是乔尼的肖像。于是，记者们便开始用想象力推断——并作为事实报道——事故后，玛尔塔才与苏珊娜在营地里相见，也才知道她的存在。但事实上，她们俩已经认识很长时间了。
苏珊娜很坚决也很狡猾，为了进入封锁的营地，她不惜像间谍那般乔装打扮。她看到一堆鱼和蔬菜正被运到给家属和工人们做饭的大厨房。“我穿上围裙，拿起一条鱼和一个洋葱，径直从守卫那里穿了进来，”她说，“记者们看到我进入，问我是家属吗，我回答说，‘不是，我是厨师。’”就这样，苏珊娜还设法进到通讯棚里，跟乔尼通了话，尽管心理专家强烈反对。
不管怎样，在这次通话中，矿工和家属们并不能聊很多，因为伊图拉将通话时间限制为十五秒钟左右；下一次通话大概是一分钟。伊图拉考虑的是矿工们不得不面对的心理马拉松，就跟食物的供应一样，开始阶段小剂量的亲情会更明智一些。“十五到三十秒之间，你无法传递信息——只会是见面的问候。只是相见了，”他说，“你会说‘我爱你，有我在’。也就这些。你不会有时间说‘你父亲很伤心，奶奶病了，儿子也不上学了’等等。”
这是NASA给的建议，但是伊图拉忘记了，这三十三人并非宇航员，也不是自愿困在山洞好几个月。几次太短的通话后，矿工们开始觉得自己被当成了孩子。这完全可以理解。让我们跟妻子、孩子说话吧，他们说。我们是大男人，不是什么也不懂的孩子。心理专家们的家长式作风在地面拍摄的视频中清晰可见：一名矿工的妻子正在棚子里跟丈夫通话。
“你好，我的爱人。”这位年轻的妻子怯怯地说。
伊图拉坐在一边，看到女人刚要开始失控，他就厉声地对她说，“振作！”
“大家都很好。”女人继续，听起来乐观了些。她说了一些亲人的名字，然后又说“我想你了”，声音又开始有些绝望的痕迹。
“振作！”心理专家又命令道。然后，这位年轻的女人又努力开心起来，几秒后，专家说，“准备结束吧。”
即使在救援人员于井下和地面之间建立起永久光纤链接后——包括电视信号输入和不间断的通话连接——心理专家依然将矿工与家属的接触时间限制在每周八到十分钟之间，这大约是NASA给宇航员们规定的时间。（最终，维克多·扎莫拉带头向心理专家进行“罢工”抗议，他们反身背对着摄像头，拒绝跟家人谈话，除非他给大家批准更长时间的视频通话。）跟外部世界的接触会“让你脱离现实，”伊图拉说，“会让你进入一个束手无策的世界。”伊图拉正努力保护矿工们免受这种无助感的折磨：在下面，他们可以帮忙救援，但是他们没法回家当好父亲或好儿子。外面，家人需要他们，他们富了、有名气了，孩子们也需要抚养和保护。但是，这些人还无法回到这样的世界啊。尽管伊图拉尽力保护，但他们还是被拽了进去，因为没人审查或监控下去的私人信件（虽然矿工们对此严重怀疑）。通过“白兰鸽”送下去的信件，扎莫拉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学校很受欺负：“你爸爸出不来了！他被石头砸死了！”富兰克林·洛沃斯得知，他前妻也在地上，孩子们希望他俩能复合。还有其他人获悉，他们生命中的女人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决定要迈出下一步，要嫁给他们。在埃迪森·佩纳收到的一封信中，他的女友安杰丽卡·阿尔瓦雷斯（Angelica Alvarez）提出了结婚的问题，而埃迪森回答说：“我不懂你为什么要嫁给我……最近这些时间，我一直在反思自己搞砸的事情，以及你因此而遭受的痛苦……但是，我也不希望你去找别人，我想让你幸福，尽管我从来只会让你痛哭。”
不知怎的，这封信就出现在马德里的《国家报》（El Pais）上，很快埃迪森的表白就传遍了整个西语世界。或许，这些矿工们并非完全不能帮到家人——至少在电话里，他们能够下达命令，监控事情进展——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完全无法对抗媒体的攻击。有些记者愿意付钱给家属，以获得矿工信件的内容。但是，大多数记者只是花言巧语把信骗到手，很快，智利多家报纸都在重印地下矿工信件中的话语。这些信件有时又会流通回地下：虽然矿工们表示怀疑，但伊图拉和救援行动负责人决定不审查送下去的报纸。
地区办公室负责选送阅读材料的工人们只是把圣地亚哥报纸卷起来，就塞进了“白兰鸽”管道中。第一次打开这些记录外面世界痕迹的报纸，矿工们看到自己出名了，他们的相片出现在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是的，地面上一些过分拘谨守礼的工人会把穿着暴露的女人相片和广告剪掉，但没人阻止8月28日版的《第三日报》（La Tercera）下到井下。里面，有篇关于某矿工的专题文章。文章引用了他在矿井里写的一封信。当其他三十二名矿工读到这些文字时，他们不经意地瞥见了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内心不为人知的一面。
[1]一种罐装预制的湿式口粮，最早是由美国陆军提出的。当新鲜食物A-口粮和包装好的非熟食B-口粮难以取得或条件过于恶劣使战地厨房无法展开时食用，以及在紧急口粮（K-口粮或D-口粮）短缺时食用。——译者
[2]一组主要由维生素B1缺乏引起的脑病，一般多由长期饮酒过度所致，也可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维生素B1缺乏致病。——译者
[3]美国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事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实践与研究，并因“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心理治疗方法而驰名。——译者
[4]指的是1972年的安第斯山空难。1972年10月13日，一架载有四十五人的客机遇上风暴坠毁在三千九百多米高的安第斯山脉上。机上四十五名乘客中包括乌拉圭的橄榄球手及其家属，二十一人当场丧生。其余二十四名幸存者中，八人在逃生时被雪崩夺去生命，十六人于同年12月22日之前陆续走出雪域生还。幸存者为了在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中存活，被迫以遇难者的人肉果腹。该事件也被搬上银幕，这便是电影《劫后余生》。——译者
[5]卡尔加里：加拿大西南部城市；亚伯达：加拿大西部的一个省。——译者
[6]位于智利北部、伊基克港东南一百八十公里处，海拔四千米，归斯特拉塔、英美资源集团等所有，在智利矿难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