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上午九点，经过整夜四百三十英里的行程后，钻探工爱德华多·赫塔多奥（Eduardo Hurtador）到达圣何塞矿场。就在戈尔本部长声泪俱下地宣布“传统救援”没用后几个小时，赫塔多奥就接到自己所在的特拉钻探公司（Terraservice）高层的电话，于是前来参加救援。两小时后，赫塔多奥操作的机器也到了，是一台T685WS旋转钻机，由美国宾州西彻斯特的雪姆公司制造。这是一台履带式移动钻探装置，油罐车长短，桅杆液压钻进。一般情况下，赫塔多奥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会在地质学家或地形测量员的指导下使用钻机钻孔寻找矿石。“是，我钻过很多深孔，但只是寻找矿物，”赫塔多奥跟我说，“我还从未找过人呢。”早有其他钻工开始钻探了，第一批是周六晚开始的。赫塔多奥走进矿场的小办公室，找到了矿主亚历杭德罗·博恩。他看起来又累又颓废。反而是他的经理，佩德罗·西姆诺维奇（Pedro Simunovic）更警觉，更能提供帮助。赫塔多奥需要一名地形测量员告诉他钻探地点，但是目前一个人也找不到。“整个现场一片混乱无序，”赫塔多奥说，“根本没有负责人。”
最终，他找到了测量员，还有一些矿场的工程图纸。显然，从正上方垂直钻进会更快、更准确。而这次，最好就是从避难所旁边通道的正上方钻进。为了寻找理想的钻探地点，他们爬上了这座光秃陡峭的大山，划出了一片区域。然后，一群工人用推土机推平此处，建起了钻机安放“平台”。还没等弄完，就有一位视察的地质学家让他们住手：他在大山内发现了几处可疑的裂缝。他们正站在塌方的真空上方。“这儿随时都会塌陷。”他说。
只好另寻它地，并且也只能斜着钻进了。周一上午晚些时候，一切准备就绪。赫塔多奥觉得有必要对八个人进行一番开工动员，提醒大家这份工作的重要性。或许，每人都应该为即将钻探的深孔祈祷一番。“请信赖那干瘦的家伙。”赫塔多奥如是说。当然，他是指十字架上的瘦家伙。大家低下了头，其中一人说：“嗨，头儿，咱们牵起手吧。”于是，头戴安全帽的八个钻工，手拉手围成一圈开始祈祷，钻工尼尔森·弗洛雷斯（Nelson Flores）把一串念珠放在了钻机上。很快，钻机液压机和旋转钻头就开始嗡嗡运行，桅杆呈七十八度角，倾斜对准地下两千英尺的闪长岩。“难度很大，因为有斜角，”赫塔多奥说道，“根本无法保证钻进方向，没法准确控制偏差。”钻进时，工人们会在钻杆上安装连环钢管进行加长。重力会让钻杆弯曲，所以如果他们恰好钻通到避难所，这就像西班牙足球爱好者们口中的“贝克汉姆射门角度”一样。偏差可达百分之五，也就是说，等钻机到达被困工人所在海拔时，钻头可能会偏离目标一百英尺，而他们想要打通下去的通道却仅有三十二英尺。
特拉公司的大钻机“嚓嚓当当”作响，烟囱里吐冒的灰尘云团摇曳升天，周围流淌着很多废水。寒冷的夜晚，雾气笼罩，叮当的声响和层叠的尘土依旧继续着。附近，矿山其他位置，又有更多的钻机开始工作。很快，周日过去，周一到来，可整个救援行动根本无人负责协调。
周一，当克里斯蒂安·巴拉（Cristian Barra）到达矿场时，所见之处一片混乱，而他的工作就是防止混乱。受总统之命，巴拉来到这里维持秩序——他是拉美民主政府的幕后成员之一，他们严格严厉，有着不说废话、直击重点、速战速决的做事风格。巴拉就职于内务部，一直以来，这就是拉美国家政府最有权力的机构，负责国家的警察机关与安全设施。他在矿场小办公室里找到了矿主亚历杭德罗·博恩和马塞洛·凯梅尼。这两个严重缺觉的中年人穿着牛津布衬衫，戴着白色安全帽，窗外就是他们拥有的荒凉沙漠之山。他们一直跟别人说，他们觉得矿山是安全的。凯梅尼还说，几个月前，他跟九岁和十五岁的两个儿子一起去过井里。
昨天晚上，凯梅尼和经理佩德罗·西姆诺维奇跟矿工亲属们起了一次简短、激烈的冲突。愤怒的家属们发起抗议，强烈要求矿主“出来露面”。在熙攘人群的推推搡搡中，尽管有警察保护，他们俩还是被挤到了一处当地政府建起的帐篷里。西姆诺维奇承受了连炮珠般的辱骂，只能勉强说几句话，而凯梅尼则站在他身后，沉默不语，很多家属甚至都没注意到他的存在。
救援行动无比缓慢，而矿主们压根提供不了任何帮助。“不管是心理上，还是情感上，他们已完全失能，完全无法作出任何决定，或规划下步部署。”巴拉后来说。巴拉是有备而来的。几小时前，拉莫内达宫（La Moneda）总统府邸处，在总统授命下，内务部长签署了全国紧急状态的正式公告。巴拉作为总统的调停者，专门帮皮涅拉总统解决难题，从民族复兴党（National Renewal Party）成立初期开始，他们相识已经二十多年。现在，巴拉接过了圣何塞的烂摊子，他所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调动警察力量，立起围墙，阻止矿工的父亲、兄弟们进入矿山进行唐吉坷德式无意义的救援。
巴拉还制定了一系列协议——进入矿区的权利以及通行的认证等。现在，他带领一帮政府官员前来援救地下的三十三名受困矿工，不仅如此，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在拯救矿业部长戈尔本。跟智利其他人一样，皮涅拉政府的高官们也在电视上看到了部长哭泣的一幕，就因他无法告知亲属们该如何救出被困人员。现在，皮涅拉政府揽过责任，给他提供一个救援计划，这也遭到了一些总统顾问的强烈反对，他们觉得这并非政治上的明智之举：为什么要担此大任，传统和法律都表明，政府不需要也不应该掺和进去。更何况，这三十三人或许早已遇难。
从厄瓜多尔首都基多（Quito）回国的途中，总统在科皮亚波市短暂停留。他简单会见了一小拨矿工亲属，还有几名当地官员，包括西米娜·马塔斯（Ximena Matas）和几位国会保守党成员。当时并没有左翼立法代表在场，例如社会党参议员伊莎贝尔·马塔斯（Isabel Matas）——跟他同名的表哥伊莎贝尔·阿言德是智利畅销书作家。后来，在圣地亚哥，他在总统府召开了一次正式会议，同意政府接手救援行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智利最擅长救援的专家是谁？这人肯定来自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世界铜产量最大的公司。很快，电话就打到了Codelco旗下最大矿场，位于首都圣地亚哥以南兰卡瓜市（Rancagua）的厄尔特尼恩特（El Teniente）铜矿，找到了经理安德烈·苏格雷特（Andre Sougarret），他是这个特大矿场的工程师兼管理者，矿里员工多达七千人，救援可以说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正在召集一支二十五人的救援队伍，突然又接到了第二个紧急电话：你最快什么时候可以赶到总统府？
九十分钟后，苏格雷特有生以来第一次踏进智利“白宫”拉莫内达宫。他一身牛仔装，胳膊下还夹着安全帽。他被带进了一间办公室等着开会，却一直未开。两小时后，一名官员让他去地下室。“我完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后来说。最后，他被告知：“现在要去科皮亚波。”他坐上了一列车队的其中一辆，朝圣地亚哥机场附近的空军基地驶去。到达后，苏格雷特惊讶地发现，皮涅拉总统也会跟他一起登机。起飞后不久，乘务人员给他带来午餐。他吃完后，总统和第一夫人从私人机舱中走了出来，坐到他的身边。总统拿出笔记本，画了一幅简图来阐明他所了解的圣何塞概况和矿工被困之地。总统的大意就是，“好了，这就是大概情况。如果动用一切可用资源，将他们活着救出的概率有多大？”
苏格雷特无法作答，他身边的另一名工程师也无法给出答案。“然后，总统就问我们是否了解别的救援方式，符合当前状况的方式。”苏格雷特说。“我们跟他说，一般情况下，你无法预测救援是否会成功。并且，总的来说，坏的结果比较多。”
刚过下午四点，总统专机就抵达了科皮亚波。天气很冷。一辆客车拉着总统赶往圣何塞，苏格雷特也在后座上。到达后，他们和戈尔本一起参加了一个简单的记者招待会。总统宣布说，政府已经找来全国最优秀的矿难救援专家负责此次三十三人的救援行动，然后他就说到了苏格雷特，虽然当时，他还读错了名字。苏格雷特设法摆脱了记者们的追问。不需要即刻回答具体救援方案之类的问题，这着实让他舒了一口气。
在圣何塞，苏格雷特会见的第一批人里就有总经理卡洛斯·皮尼利亚。“嗨，还记得我吗？”皮尼利亚说道。“咱俩在拉塞雷纳矿场（La Serena）见过。”几十年前，苏格雷特去那里实习，皮尼利亚正是老板。皮尼利亚和其他经理提供的信息给了他一些信心和希望。他得知，井下水箱里储有好几千加仑的水，这就意味着，如果被困人员还活着的话，他们不会很快脱水而死。圣何塞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因此井下有很多以前遗留的通道，这可以保证空气的流通。实际上，站在出口附近的斜坡道上，苏格雷特能感觉到气流进入井下，所以被困人员不会窒息而死。越往下走，苏格雷特越确信了，“就岩石性质而言，这绝对是个好矿井”。这一发现既让人放心，又使人担忧。如此坚硬的闪长岩不应该发生塌陷，可塌方还是出现了，这就说明大山的基本结构肯定已经变形。挡住那三十三人出路的，一定是块非常巨大的障碍。这一推测很快就被地质学家们证实，他们估计，障碍物是摩天大楼大小的“巨石”。绕开巨石重新开凿新通道至少得一年的时间。
从来参加救援的医疗人员处，苏格雷特得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身体健康的人可以维持三十到四十天。但是，如果有人患肺病，比如矽肺病等（智利卫生官员们调出了被困人员的医疗记录，他们发现，下面确有一人患此病），他只能维持一半的时间；而四肢有残疾或严重损伤的人，或许只可维持一两周。四天已经过去了，他们必须尝试各种营救方法。苏格雷特决定，先派一批人加固下面的通道，然后第二批人可以通过烟道寻找被困人员。现场十几个前来指导的专家都觉得，这种“传统”的救援方式最有希望。
“非传统”救援包括九台钻机同时钻探，这就像是救援人员朝同一目标发射了九发子弹，希望能有一发命中。赫塔多奥和其他钻工们晓得，整个智利都在注视着他们。经过三天的钻探，特拉公司已经钻进了三百七十米：赫塔多奥团队暂停了钻进，撤出钻机，让地形测量员来检测进度。结果不甚乐观：孔道弯错了方向。能再弯回来么，有人问。“不可能，”他回答，“这就好像，我们本来想去卡尔德拉，却到了反方向的巴耶纳尔镇。”赫塔多奥后来用泛美高速公路两端的两个城市举例说道。钻探队里，有一个人对这次失败尤为沮丧：就是开始时让大家牵手祈祷的那个钻工。“我们的心情很沉重，”赫塔多奥如是说，“这不再是一次普通的钻孔。”他们又重新开始。每钻进二百米，地质专家桑德拉·哈拉（Sandra Jara）就会检测一次钻探情况。他把设备放进这个直径四点五英寸的孔道里：一个回转仪，根据地球自转和一些物理定律来确定正北方向。这次，钻孔似乎找对了方向。六次十二小时的轮班后，钻机深入到地下四百米，然后五百米。这次的钻探急切、忘我、悲观，因为除了钻头可能偏离目标之外，还有可能打通之后，却只能发现被困人员的尸体。这种可能性非常现实，所以巴拉和内务部制定了特别协议：一旦钻机打通，在苏格雷特的监督下，放置摄像机进入孔内，但是只有矿业部长和摄像人员可以观看，因为可能会拍到死人的恐怖景象：好几具尸体，甚至三十三具尸体。如果被困人员不幸遇难的话，那矿业部长必须负责亲自将噩耗告知亲属。
钻探一直持续了四天、五天、六天，每晚完工后，赫塔多奥都会回到科皮亚波休息。一天，开车返回圣何塞的途中，在C-351高速路和通往矿场小路的交口处，他看到了一个咖啡肤色、非本地长相的女人。她比十几岁的年轻人大不了多少。她转过身，对着皮卡车伸出了大拇指：她是矿工的亲属，要搭便车去“希望营地”。赫塔多奥本来不应该跟矿工家属有交流——巴拉等人制定的多项协议之一——但他还是停车拉上了她。她介绍说叫维罗妮卡·基斯佩（Veronica Quispe），是玻利维亚矿工卡洛斯·马玛尼的妻子。他们寒暄了几句。她说起，科皮亚波家中又断水了，这种无耻之事经常出现在玻利维亚移民或穷人聚居的地方。他把她拉到了大门处。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又见过几次，开车经过大门时，她还会招手。她坐在遮阳伞下面，没有像别人那样的帐篷。然后，他就回到了钻机旁，心想，这次钻机是否朝着维罗妮卡·基斯佩的丈夫钻去了呢。
事故发生后一周，总统皮涅拉宣布，因未能有效监管圣何塞铜金矿的运营，智利矿业监管机构国家地质—采矿服务局局长以及其他两名高层官员引咎辞职。对皮涅拉政府而言，矿难救援是一次潜在的公关危机，但也可能带来难得的好处。总统顾问有责任为总统的任何决定作出风险和收益分析，因此他们开展了一次与矿难和救援相关的人格民意测验，卡洛斯·维加拉·艾伦伯格（Carlos Vergara Ehrenberg）在他的《圣劳伦斯行动》（Operacion San Lorenzo）一书中如是写道。皮涅拉和戈尔本得分很高，而圣何塞的业主们成为全智利最不受欢迎的人。
矿主博恩和凯梅尼都住在圣地亚哥。8月12日，他们返回科皮亚波，接受智利最大的两家报刊的采访。他们宣称对事故没有任何责任，矿工们应该对此事负责。更糟糕的是，在智利政府看来，这俩人竟敢穿着现场救援官员们的红色公务夹克。“这俩笨蛋算是害惨我们了，”巴拉说，“为什么非得穿上我们的红夹克呢？”几天后，戈尔本犯了一个更糟糕的错误，他跟电台记者失言说：矿工们生存的希望很渺茫。戈尔本很快收回了这一言论，但实际上，政府也在做最坏的准备，维加拉·艾伦伯格说。如果找不到受困矿工，政府就会封锁圣何塞，将其奉为“圣地”，不可再次开采。
男人们还在圣何塞采矿时，女人们是不许靠近这里的。据说，女人会带来厄运。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女家属，女友、女儿、姐妹、妻子们都聚集在圣埃斯特万公司矿场的入口处。早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浓雾照亮了这片向风的坡地，很多女人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尤其是那些从圣地亚哥或更南部来的人，比如卡罗拉·巴斯塔斯。烈日晴空下，矿场的落后立即映入眼帘，这里与文明没有丝毫关系。从高速路到矿场大门的沥青路是那么狭窄破旧，看起来都觉得可怜。开车在上面驶过，就像到了电影中的偏远绝望之地，眼前的办公楼也矮小破败。她们看着手机，果然跟丈夫或男友们说的一样，完全没有信号。有些女人很愤怒，她们不相信自己的男人会在如此偏僻危险的地方工作。她们亲眼看到了这里的原始和简陋，根本不是想象中或希望中那般安全和井然有序。男人们说，这里待遇好，比其他工作都好。但是显然，这矿山创造的巨大财富并没有一丝用来加强它的安全性。这些采矿的男人们简直就是抢劫，不是吗？冲进矿山，开采金子，然后打凿的隧道就在他们头顶轰然坍塌。有些女人也生自己的气，怎么会被如此轻易地糊弄呢？现在想来，睡在身旁的大男人们其实也暗示过矿里的真实状况。但是现在，她们来了。男人们搞砸了以后，她们为了家人的团聚，来到了这里。当然，造成事故的并非她们的男人们，而是矿山的业主们。现在，每个女人都必须为了她的男人而战，因为他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们，需要他们回家，尽管他们会酗酒、很轻浮或是有情绪化的坏脾气。
有些妈妈们甚至觉得，母亲的本能和夫妻的感情会把她们拉到完全不同的方向。马里奥·塞普尔维达的妻子埃尔韦拉到达科皮亚波后立即赶到了矿场，带着两个孩子，十二岁的弗朗西斯科和十八岁的斯嘉丽。但是，那里一片混乱，女人们在哭泣、喊叫，警察也吼着让家属离开前门。这一切都让埃尔韦拉意识到，她和孩子们不能在这里过夜。突然间，斯嘉丽仿佛又成了小孩子，又陷入了受惊绝望的歇斯底里之中。埃尔韦拉向医生要了药片才让她镇静下来睡着了。埃尔韦拉要求公司为他们订了一间宾馆房间，面朝广场，在科皮亚波市中心。晚上，跟孩子们在那里，她必须要做一个坚强的女人、坚韧的母亲，要保护他们不会受任何伤害。母亲的本能告诉她，必须让孩子们相信，他们会再见到父亲。但这并非易事，尤其是你亲眼见过了吞噬亲人的险峻大山之后。
即便如此，开始几天，埃尔韦拉还是相信马里奥肯定会逃出来的，因为他可不是一般人。“我太了解他了，马里奥不会让自己那样死去的，”埃尔韦拉后来说，“绝不会。马里奥是那种为了生存会吃人的家伙。如果，非得吃泥巴，那他也绝不迟疑。”所以，开头几天，埃尔韦拉确信，马里奥还活着。“如果我觉得没有任何希望了，会毫不犹豫地转身回家，因为在这些事儿上，我还是很冷血的。”但是，她会担心，要是不吃药的话，那家伙肯定会情绪失控、会发狂。埃尔韦拉跟他过了二十多年，习惯了“忠诚如狗”的马里奥反复无常的情绪起伏，也习惯了他从南到北一份又一份的工作变动。这些年的经验就是，马里奥总能回家；不管是失业或是抑郁，他总能振作起来，回家继续逗女儿笑，继续当儿子的大英雄。每天晚上，她和孩子一起为他祈祷、祝福。
另一方面，莫妮卡·阿瓦洛斯却像在矿场扎根了一样。刚开始的几个日夜，她几乎都不睡觉。莫妮卡，据她自己说，要疯了：她甚至差点丢了七岁的儿子贝伦（Bayron）。她还在矿场，突然意识到儿子不在身边，后来丈夫的朋友伊萨亚斯过来说，他妻子正看着孩子。“别担心，他在娜蒂那儿呢。他没穿衣服，但已经有人给他去拿了。”莫妮卡的大儿子，十几岁的塞萨尔·亚历克西斯建议她回家洗个澡，然后睡一觉。可莫妮卡不听。“我才不在乎洗不洗澡，吃不吃饭。我什么也不在乎了。什么也不在乎了。别人跟我说，‘莫妮卡，你得坚强，’但不，不，我无法坚强。”第一天晚上，她坐在灰色的石头上，只睡了几分钟；第二个晚上，她找了一块木板，蜷缩在上面睡了一小会儿，还穿着给阿瓦洛斯做汤那天穿的运动裤。又一晚，她站在星空下的大山上，坐到砖形的石头上，闭着眼睛，睡着了。醒来之时，却发现自己到了很远的别处。她梦游了，在睡梦中行走在丈夫被困的大山上，潜意识拉着她，一步一步地走过坑洼的大山表面。
与此同时，她十几岁的儿子塞萨尔却似乎瞬间担起了父亲的责任，变得勇敢坚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虽然每天往返矿场，却绝不缺勤一堂课。他正上高三。下午五点，他下课——有时会请求早退一会儿——坐车来到矿里，有时乘坐科皮亚波市府给亲属往返安排的专车。如果没赶上车，他就搭顺风车。学校里，开始几天没人知道他父亲被困了，后来学校管理人员才发现这件事。你可以请一个月的假，他们说。“但是，我不想缺课，我不想落下功课，我会考不好的。”就这样，塞萨尔·亚历克西斯·阿瓦洛斯，被埋工头弗洛仁科·阿瓦洛斯的儿子，每天都按时上学上课。当放学铃声响起，他就奔到矿场看望母亲，看有没有新消息，然后再搭便车赶回科皮亚波，这样第二天就能准时到学校。“我知道，我爸爸肯定希望，”他后来解释说，“我能好好上学。”塞萨尔决定满足父亲的愿望，坚持做一个负责、好学的孩子，这是父母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训诫。或许，他这么做，是一种无言的信念。他相信，父亲还活着。
此时，需要绝对的信念和坚持才会相信，这三十三人还活着，有朝一日还能走出或被抬出矿井。圣地亚哥一家报纸估计，成功救援的概率不到百分之二。其他媒体报道，人只能在地下存活七十二小时，可如今他们已被困将近两倍的时间。卡门，轮班主管路易斯·乌尔苏亚那能言善辩、爱好写诗、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妻子，早就听别人说过丈夫已经遇难了。“当时，主管跟洛沃斯先生都在载人卡车上，往外行驶的时候矿井就塌了。”她刚到这儿不久就有人跟她说。“车被砸了，他俩都死了。”卡门拒绝相信这些，反驳道：“如果被砸死了，他们通过烟道应该早找到尸体了！”但是，这让她很是不安，因为这些死亡的字词好像悬挂在矿井入口一样：他们已经遇难。他们死了。医院里那些官员们也一再重复：“他们已经遇难。”也有人跟阿莱克斯·维加的妻子杰西卡说这话，而她直接昏厥了过去。死亡的恐惧似乎要吞噬这些女人，比如梦游的莫妮卡·阿瓦洛斯，她双眼红肿、头发凌乱。不，姐妹们，别相信他们的话，卡门说。我们要坚定信念。“我们需要祈祷。”卡门在教会里教授教义问答课，她拿出了银色的念珠——“我一直随身携带”——在寒冷的夜里，跟其他几个女人围成一圈，开始祈祷。几天后，她找到了一个小石膏“黑圣女像”（Virgen de Candelaria）[1]：科皮亚波教堂里圣像的复制品。据说，那尊圣像十八世纪在安第斯山附近被发现，自此，手掌大小的圣女石像总会神奇地出现。在采矿的北部地区，这样的石膏像无处不在。现在，卡门和其他女人们决定在“希望营地”建一个神龛，将这尊代表圣母马利亚的小像供奉起来。现在，政府已经建起了野外帐篷厨房，给聚集的矿工亲属们分发食物。就在派发面包的地方，这些女人建起了神龛，将一些石头放在石膏像周围，并把它放到了纸盒里，这样风就不会把许愿烛吹灭。“我们弄了这么个小地儿，人们可以来发泄自己的痛苦，可以来祈祷，可以暂时忘记亲人可能已经遇难的残酷事实。”卡门说。她们跪拜在圣母马利亚的圣像前，身着厚厚的羊毛衫和大皮衣，头顶厚厚的帽子，开始吟诵使徒信经《玫瑰经》（Rosary）[2]，然后又反复吟唱《天父经》和《圣母经》。女人们小声地合唱着：“你在妇女中受到赞颂。”
山上出现越来越多的神龛，大多建在碎石堆上，为某个矿工祈福，石头上的许愿烛一直流着红色的烛泪。绝望和终结感越来越强烈，祈祷似乎成为唯一的出路。安德烈·苏格雷特已经下令让派去加固通道的救援队伍停止工作，因为他们在堵住斜坡道的灰色绞刑架上喷漆做标记，发现这块位于矿井中心的可怕“巨石”仍然还在移动。这块摩天大楼般的大石头正在慢慢下滑：随时可能出现新的塌方。当天晚上，戈尔本和苏格雷特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该矿场关闭，任何人不许进入，出口永久封锁。在跟家属们进行了艰难、残酷的通告后，苏格雷特回到了宾馆。半夜，他才入睡。刚过十五分钟，电话响了。爱德华多·赫塔多奥带领的特拉钻探队的第二次钻孔，在距离地面五百零四米深处打通到一个明洞，但是这离避难所大概还有二百米远。
就在苏格雷特开车赶往矿场的途中，钻探取得突破的消息已经传开了，所有的钻机都停止了工作，因为钻工们需要绝对的安静才能听清桅杆里的声响。当时，是8月15日周日深夜到16日周一凌晨之间，矿工们被困已经十天。特拉的钻工们把耳朵贴在最上端的钢管上：能听到有节奏的声响，敲击声。赫塔多奥让一名警察来听，问：“能听到吗？”那名警官说，能。一会儿，苏格雷特赶到了，也把耳朵贴到了钢管上。可他无法确定，听到的声响是否人力所为。凌晨一点，钻探队在钻孔里放进一台摄像机。那天晚上，雾特别浓，风也格外大，赫塔多奥觉得这不是好兆头。早晨六点钟，摄像机终于到达底部。根据内务部制定的协议，只有苏格雷特和摄像员能够看到显示屏幕。但是很快，苏格雷特就将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了钻工们，并让他们亲自去看一下。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空空的山洞，显然已被开采凿空。那敲击声又怎么解释呢？“心理暗示的作用，”苏格雷特如是说，“他们希望那里有人，所以听到了本来没有的声响。”
一天天过去，悲观情绪越来越浓，那些最活跃、坚定和乐观的女人们也都开始绝望起来。苏珊娜·巴伦苏埃拉，乔尼·博瑞斯的情妇，在“希望营地”里听到乔尼疏远的亲戚们说他或许早就死了。一直以来，苏珊娜总跟乔尼的妻子玛尔塔一起去矿场，这其实很尴尬，因为玛尔塔的家人，包括她嫁给乔尼前生的几个孩子也都在场。
后来，玛尔塔去家里找苏珊娜，苏珊娜给她泡了杯茶，她谈起了听到的坏消息。“听着，苏珊，”玛尔塔说，“咱们就到此为止吧。我来是要告诉你，乔尼已经死了，所以，我需要你交出乔尼的东西。”玛尔塔想要回乔尼的东西，尤其是他的工资单，因为她得用这个去领取矿主和政府提供的死亡补助。苏珊娜听她说完，心想，乔尼还没死，这女人疯了吧。既然她想要，那就给她呗。这些物质的东西根本不重要，她工作了大半辈子，也有自己的储蓄和养老金，谁在乎那点钱啊？但是，当爬上楼梯，走进那个属于她和乔尼的卧室时，她停下了。
“找到乔尼的尸体，我才会给你那些东西，”她说道，“必须向我证明，他确实死了。”
“你还真傻。”玛尔塔回应。这是苏珊娜的陈述，因为玛尔塔否认她俩有过这番谈话。“我怎么把他弄出矿井？我是超人吗？”毕竟，人人都知道，乔尼是被埋在了大山之中。
“要是他死了，好的，你会拿到属于你的钱。但是，先交出他的尸体，我得为他守丧。”苏珊娜说。
“那你去跟他的姐妹们说吧。”玛尔塔说。又是苏珊娜的陈述。
“滚出去，”苏珊娜说，“请离开，别再来烦我了。”
后来，苏珊娜来到矿场，听人们说所有矿工都已遇难。她又听到乔尼的一个亲戚谈论起他的死亡补助。这就是记忆中那些黑暗的日子：乔尼的亲戚们没人正眼看她，因为他俩的关系已经结束。那个收入高、风流成性的不完美乔尼，于她，已经没有意义了。或许，乔尼的亲人们觉得上帝太公正了：乔尼活着的时候，会受她摆布，交出自己的爱和薪水；可如今，他死了，她再也没法占他的便宜了。但是，苏珊娜觉得，乔尼还活着。“他就在下面，为了生存而战。他不帅，但……”她后来说，声音哽咽，开始哭了起来，“他正在战斗。我能看到他在地下，埋……埋在泥巴里。”她仿佛看到乔尼被灰白的砂石泥浆吞没，之前每次回家，她都会帮他把衣服和靴子上的砂石泥浆清理干净。
“他们都死了。”她又听有人说。回到家，她趴在地上放声大哭。“我觉得，自己也快死掉了。”突然，她听到了一个声音。“珊娜。”乔尼就是这么喊她的，“珊娜。”“我发誓，向圣母马利亚发誓，我听到了。”她说。她对乔尼的爱如此强烈，家里的每个声音、每件物品似乎都有了新的意义，她看到了好几次神奇的景象，她深信，这些都是圣灵的神迹。比如，她会觉得整个房子都在颤动，去问邻居是否发生了地震，可别人都说没有。她给乔尼建的神龛里的许愿烛会突然熄灭，然后又自己燃烧起来。有一天，她从矿场回家，看到门口全是警察。邻居们说，听到她家有响动，好像有人在拆房子，以为她被打劫了呢，所以就打电话叫了警察。可当她打开门进去后，却发现一切都在原位。她深信，那些声响，正是乔尼的灵魂发出的求救信息：我还活着，珊娜！我还在努力，别忘记我！有时，她会跟过来的心理专家说这些事情，但是绝不会对其他人诉说：“因为我看得出来，他们肯定以为我疯了。”
其他人也声称看到一些怪异超常的现象。一名矿工的手机打到了家中，虽然他和手机都还深陷地下。有人说看到了三十三名矿工的灵魂在北部游荡。在科皮亚波市胡安·巴勃罗二世街区，很多玻利维亚移民聚居的地方，卡洛斯·马玛尼的一个邻居说，有一晚她在自家前院里看到了马玛尼。在玻利维亚艾马拉人的传统信念中，只有将死之人的灵魂才会在夜间行走。这位邻居跟马玛尼的妻子维罗妮卡·基斯佩和岳母说，她看到卡洛斯坐在她家的庭院里，他戴着帽子，朝一边看着，可当她走近跟他说话时，他却消失了。维罗妮卡和母亲非常愤怒，因为对艾马拉人而言，这就意味着：卡洛斯快死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她们问那位邻居。别再给我们讲这些肮脏的故事！
这种死亡的影像和苦难的想象逐渐蔓延开来。玛利亚·塞戈维亚想象着弟弟勇敢无畏的样子。安静的达瑞欧·塞戈维亚，方方的脸庞、坚忍的性格，就像一名勇士露出坚毅的神情。以前，他只是个胆怯的小男孩，需要大嗓门的姐姐来保护。在帐篷里，她能听到机器钻探的声音，他们正在寻找达瑞欧和他的三十二名工友。现在，越来越多的亲属聚集在此，越来越多的兄弟、表亲，从远远近近的地方来到这里：有来自智利南北两端，也有从附近的巴耶纳尔和卡尔德拉来的。这些家属都知道等待的滋味，他们等待钻工们钻探寻找自己的亲人。“希望营地”里，有超过一千名的亲属，祈祷的人越来越多。“那里就跟耶路撒冷一样。”达瑞欧的女友和伴侣杰西卡·奇拉如是说。
玛利亚·塞戈维亚经常站到高处，凝视着不远处的钻机，倾听着钻探的声音。她熟悉了钻机每个装置的声音规律，了解了每个钻工的工作习惯：金刚石钻机会发出什么声音，钻工们会何时停工换班等等。晚上，在沙漠的夜幕之下，每台钻机都发出一团光晕。这声响，这光线，还有钻进的劲头儿都让人很安心。但是，几天后，一台钻机停工了，又一台也停了。好几个小时，她都没听到任何动静。于是，玛利亚又爬上了旁边那陡峭光秃的山顶，从高处俯瞰矿场，她确认：机器里没有烟云冒出。她爬下山，回到了营地，跟其他家属分享这一发现。几个女人冲到警卫棚旁的大门前。“钻机停了！你们停了！”她们敲锅打碗，制造尽可能多的噪音。最后，戈尔本来到门前说，没有，刚才一台金刚石钻机钻头坏了，我们需要替换新的。请耐心等待。接下来的几天，玛利亚又不止一次爬上山顶，查看钻机的情况，看戈尔本有没有说实话。这位五十二岁的奶奶，在爬山时仿佛变成了十几岁的童子军，其他的女人跟在她身后，一起爬上陡峭的山坡。“我们好像美洲狮一样，在山上来回奔跑。”玛利亚说。
最后，克里斯蒂安·巴拉的警署主管们派出警察驻扎在山脚下，想阻止这群女人爬山。但是后来，玛利亚·塞戈维亚决定，她还得亲眼看到钻工们工作才放心。她又去爬山，警察看了她一眼，就把头转向了一边。她又爬到了山顶，看到钻机桅杆几乎竖了起来，烟尘云团喷涌着升上天空。
她小心翼翼地连滑带走下了山，返回了三名矿工的家属聚居的帆布帐篷里。塞戈维亚和罗哈斯是表兄弟，巴勃罗·罗哈斯、达瑞欧·塞戈维亚还有埃斯特班·罗哈斯的亲人们都聚在一起等待。他们有时会睡觉，但大多情况下，都不会安静过夜。在南十字星下，或迷蒙的雾里，他们会放声高歌，有时会吟唱一首“智利矿工”的赞美诗。或者，他们会讲述有关这三兄弟的故事，他们都四十几岁，在附近的山谷里成长起来。他们小时候，科皮亚波河里还有水流过。
[1]西班牙殖民时期的1583年，政府在玻利维亚小城科帕卡瓦纳竖立了一尊“黑圣女像”，据说它曾多次显灵，令朝圣者趋之若鹜，使这里成为南美人一处宗教圣地，而“黑圣女”也成了南美很多国家的圣人。——译
[2]正式名称为《圣母圣咏》，于十五世纪由圣座正式颁布，是天主教徒用于致敬圣母马利亚的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