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营地”的篝火下方六百米，在避难所附近，维克多·扎莫拉和几个矿友正在斜坡道上走着，他们在找寻维克多的牙齿。头上的矿灯扫射着满是石块的地面，周围全是可怕的黑暗，让人不禁想万一电池没电了、灯灭了怎么办。每次轮班前，他们都给灯充满了电，但现在已有几个灯变暗了。在这珍贵的灯光下，他们四处找着，希望维克多那珍珠白色的牙齿能反射到光线。但一无所获。
再往上一些，黑暗的隧道内，路易斯·乌尔苏亚、弗洛仁科·阿瓦洛斯，还有机修工卡洛斯·安吉拉、劳尔·巴斯塔斯等人正坐着乌尔苏亚的卡车往上走，他们要到巨石墙那里，希望能听到救援人员的声响。如此黑暗中，任何声音、动静都被无限放大：空气的微弱流通像是微风吹过，而身旁人的呼吸就像是有车辆经过或动物走动发出的窸窸窣窣。但是，他们并没有听到任何救援的响动。
乌尔苏亚交出了白帽主管的权利，但是他依然在提建议，在响应他人的想法。现在，大家群力群策，尽力保证有事可做。卡洛斯·安吉拉、马里奥·塞普尔维达、阿莱克斯·维加、劳尔·巴斯塔斯、卡洛斯·贝里奥斯、弗洛仁科·阿瓦洛斯等人都不愿坐以待毙。有人提想法，大伙儿商讨，乌尔苏亚和班头阿瓦洛斯跟大家说明矿里的情况，头儿和下属共同作出最合理的决定。换作平常的日子，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如今，一人做主显然不是最佳策略。在一个烟道下面，就是马里奥和劳尔想要爬上去找出路的那里，他们点着了手推车上的一个小轮胎，还有一个从机器上卸下来的浸过油的过滤器，希望冒出的烟能升到地面上，让人们知道他们还活着。可是，烟却只是在隧道里盘旋，根本不往上走。不知为何，深坑旁工作间里的微风总是不稳定，好几个小时了，一直在变来变去。后来，空气终于循环往上升了，他们抓紧又点了一次火。一缕青烟缓慢上升，缥缈着消失在手电照不到的地方。他们觉得，这烟可能连烟道顶部都到不了。接下来，他们又把引爆线塞到烟道里的胶管中，然后点火引燃。这些胶管是用来传输电话线、电线以及压缩空气的，理论上，引线燃烧散发的刺鼻烟味会顺着管子传到地面上，只要有人闻到气味，就会知道底下还有人活着。当然，塌方的巨石也可能切断了管子，但他们还是决定一试。这次，烟确实进入了管子里，也向上升去，但是没人知道它会升到多高。他们又到了一个下面堆满石头的烟道处，有人认为如果把石头清理掉，或许能爬上去到另一个出口。马里奥开铲车铲出石头，可根本就铲不完，因为铲出多少，上面就落下多少。“那辆铲车都用坏了。”马里奥回忆说。他们还考虑用钢条和橡胶管造一个梯子，但又很快意识到，这可能连一个人都负担不了，并且手头的一把电锯也锯不了几根钢条。后来，他们把车开到巨石前，使劲地按喇叭，还用大铲车的铲子猛烈地敲打石墙。然后停下来，关掉矿灯，仔细、安静地听着，听黑暗中是否有回应：喇叭声或是击打声。但是，什么也没有，一片寂静，只有挡路的巨石，只有支着耳朵的他们。
就在这十几个人忙着找出路的时候，多数人还是选择待在避难所里。“他们不吵也不闹，这还不错，”乌尔苏亚后来说，“也没有打架。”但是显然大家已经分成两派了，“行动派”和“等待派”。行动派们大多会积极想办法，不愿意屈从于被埋的处境，他们觉得那群干等着救援的家伙都是胆小鬼，不敢离开避难所，因为在坍塌的大山中匆忙逃命的记忆还清晰如昨，想来都令人胆战心惊。
在垮塌的大山中，小小的避难所仿佛是唯一的安全之地：有坚硬的钢门，钢线网眼围栏覆盖着石墙内部，顶上还挂有钢筋网，防止碎石掉落伤人。但这些其实也不堪一击。避难所也深处矿山之中，跟斜坡道和其他矿洞一样，只不过门前有一块蓝白色的标牌写着“紧急避难所”（REFUGIO DE EMERGENCIA）。避难所里有装应急食品的箱子，墙上挂着急救箱，还贴着一张杂志上撕下来的裸体女人的画页。事故发生后的头几个小时里，避难所里依然干净整洁，就像富兰克林·洛沃斯专门清扫整理过等待皮尼利亚的检查一样。这群家伙也遵守蓝牌子上写的“请勿乱扔垃圾”的规定，把垃圾扔到垃圾篓里。还有一个小电子温度计，上面显示二十九点六摄氏度。
第二天中午，三十三人全部聚在避难所里，等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分配“午餐”。他摆好了一排塑料杯，三十三个，往每个杯里挖了一匙鱼罐头，又倒了些水，算是做好了汤。然后，每人分了两块饼干。“请慢用，”他说道，“这很美味。慢慢吃。”大家纷纷去取杯子，有些人还排起了队。这午间的一餐简单之极，不到三百卡路里的热量，他们必须撑到第二天中午。
被困的头几天，大山还轰隆作响了好几次，好像又要塌方爆炸一般。更多的人决定到避难所里面或附近休息。“我试着在外面待着，但根本睡不着，睡着了也会睁一只眼。每当大山又发出声响时，我就匆忙跑到里面来。”洛沃斯如是说。很快，客厅大小的空间里就躺下了二十几个汗淋淋的大男人。有人用堆在里面的塑料担架作成了床铺，还有的直接垫着纸板睡觉，找纸盒子当床头柜。对洛沃斯而言，清洁这里确实很困难，因为人们总是拖着满是煤烟的身体就进来躺下休息。他们整天汗涔涔，身上粘着灰烟黑尘，很快白色的地砖就被弄得黑乎乎、脏兮兮。避难所里充满了这群大男人的汗臭味，“我们根本就没有水可以洗私处，”一名工人说。这里空气也不流通，臭味越来越浓重，好像酝酿发酵一般，简直恶臭无比。“我闻过死人的尸体，但这简直更难闻。”一个工人后来说。
出汗的人尤其想喝水。避难所里那几升瓶装水一天就被喝光了，现在他们只能喝机器里存的水，有好几千加仑，本来是用来冷却机器的。这些水从地上通过水管引进来，接通好多地下水箱，一直到矿山最深处。事故第二天，几个人打开一个龙头洗了个澡，但他们不能再这样做了，因为水太珍贵了。为了保护用水，卡洛斯·安吉拉让胡安·伊利亚内斯把上面水箱的软管关住并封了起来，这样就没人可以在下面放水洗澡了。
现在，他们正在用这个水箱里的水。塞普尔维达组织大家三人一组，每两天一次，开车去取水。他们把水装在一个六十升的塑料桶里，运回来后再分装到各自的塑料瓶。大家看着瓶子里脏兮兮的水，心里想着这可怎么喝？这能行吗？塌方前，他们经常在这些水箱里洗手套。而塞普尔维达，一个抑制不住的冲动，还会跳进去洗个澡。很快就有几个人意识到，他们都在喝他的洗澡水。恶心却又可笑。他们用手电筒微弱的光亮照着瓶里的水，能看到水面上一层黑橘色的薄膜，还有几滴汽油。一个工人觉得，这水闻起来就像满是鸭子粪便的池塘水。可是，尽管很恶心，几口水就会把饥饿赶走。
刚开始几天，饥饿尤其难耐，随时随地都会觉得很饿。突然，他们都不能排便了，尽管会有排便的感觉，但胃里空空如也。富兰克林·洛沃斯过去是一名职业运动员，所以他很快就适应了当前的身体状态。他坐在避难所里，开始目测大家的健康情况。显然，马里奥·戈麦斯，少了两根手指的卡车司机身体最差。他患有矽肺病，咳嗽不止。听他咳嗽，好像就能看到他的过去，仿佛咳嗽也从当矿工的爷爷那里传承了下来。这个老家伙（viejo）能挺过去吗？洛沃斯心想。“老家伙们”确实挺不过去。乔斯·奥捷达患有糖尿病：一天仅吃两块饼干，他会休克吗？一两天后，维克多·塞戈维亚全身突发疹子。是温度太高所致？还是神经性的？或者两者都有？吉米·桑切斯，最年轻的矿工，好像突然变成了老头儿：他根本就不愿起来，昏昏欲睡、无精打采。很快，这种消极情绪就传染给了其他人。
为了避免绝望，大家都在聊天、开玩笑、讲故事、想象救援。乔尼·博瑞斯给马玛尼和桑切斯等年轻没经验的矿工们讲起了矿场的结构，还给他们画了一张图纸。“看，这里就是我们所在的海拔九十米，”他说，“我们能步行到海拔一百九十米，然后再通到二百三十米，再到三百米，四百米。”
“然后，我们就自由了！”维克多·扎莫拉，阿里卡来的流浪汉，在黑暗中大声欢呼，“我们直接爬出去得了！”他一头乱蓬蓬的卷发，宽宽的娃娃脸上散发着兴奋的光芒，他像疯癫的喜剧演员般咧嘴而笑。他正在撺掇乔尼继续下去，可是乔尼并没有意识到。
维克多，头一晚上带头抢吃应急食物的家伙，比身边的任何人都表现得镇定自若。“我们一定能出去，”他不断跟别人讲，“别担心，他们会找到我们。”换做平常的一天，一班的工人们会无情地打趣彼此取乐，而现在，维克多正在戏弄乔尼，好让周围的人放松。“咱们有救了！”他露着牙齿大笑着说道，“只要爬到海拔四百米，然后走出去就可以了。”
“呃，不行，”乔尼依旧正经地说道，“因为四百米那里的石头就跟玻璃一样，非常光滑，根本抓不住，不可能再往上爬了。”
听到这些，维克多故意露出了嘲弄的惊讶。“你是个傻蛋吗？”他问，“我们费力爬到四百米，就是去找死吗？”然后，他就大笑起来，这笑声感染了塞普尔维达。他也重复着“傻蛋”，也笑了起来。突然，所有的人都开始嘲笑起了乔尼。
乔尼·博瑞斯生活在两个难缠的女人中间，他并不在意工友们如此取笑自己。相反，他很乐意看他们笑，因为晚上，当他们睡觉或努力入睡的时候，看起来是那么可悲、那么脆弱。乔尼看到有人的手开始抖动，还有人的胸部震颤起来。他很理解这些人的处境，他们出现的是酒精戒断反应。这些天里，他们从垃圾里找烟蒂，晾干烟草，吸卷烟来满足尼古丁需求。但是，地下可没有酒精来平复紧张的神经。这些强壮的男人，没了这点发酵、蒸馏的“日常用药”，竟然沦为如此虚弱的状态，太可怕了。酒精戒断反应会在末次饮酒后十小时内出现，在停止饮酒后四十八小时或七十二小时达到高峰，其他症状还包括易怒、抑郁等。当然，事故后，这些情绪早就已经很多了，怒气大多都是冲着路易斯·乌尔苏亚。可他恰好不在场，并没有听到大伙对他的抱怨。“他真是没用，”他们都说，“都是因为他，咱们才被困在这里。”
有些人还有第一天哄抢食物剩下的饼干。有时，他们会悄悄溜到别处去吃，这个秘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被困第一天，塞普尔维达带头清点剩余食物的那天，艾瑞·泰特纳抓起了扔到垃圾里的几盒坏牛奶，都已经凝块了，可他还是全喝了，并且也没有不舒服。有时，他还拿此开玩笑说：“就因为那些牛奶，我也得比你们活得久。”
在避难所里，大家有大把的时间玩笑逗乐，但也会轻易陷入长时间的自我反思中。“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无助感，”维克多·塞戈维亚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不知道是否会有人来救我们，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因为在这深暗之中，我们听不到任何声音。”维克多是大铲车司机，来自科皮亚波一个老家族。在四十八年的人生中，他从未走出过阿塔卡马地区，离此地四十五英里远的卡尔德拉港（Caldera）是他去过最远的地方。小学五年级时，他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但他文笔不错，因此从被困那天起就开始写日志。他先给五个女儿写了一段寄语，说如果这里真成为他们的葬身之墓，那这些文字或许能到达她们手中，抚慰她们受伤的心灵。8月5日前，圣何塞还正常运行时，他带来一支笔和一些方格纸，誊写铲车测量器上的信息。另外，他还拿来一些操作机器时需要填写的表格复印件。现在，他用这些纸和笔来记录自己和工友们的地下生活。第一篇日志里，他讲述了塌方发生前的事情。整个下午和傍晚，他都在跟表弟巴勃罗·罗哈斯（Pablo Rojas）喝啤酒。表弟人称“野猫”，如今也被困地下。他们俩哀悼了巴勃罗父亲的去世，还追忆起孩提时在科皮亚波河里玩过的游戏，那时河里还有水流过。在他俩跌跌撞撞回家的路上，醉醺醺的维克多还停下来吃了四个热狗。本来，他觉得自己肯定没法第二天早起上班了，甚至把床头的闹钟都关掉了。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他按时醒来赶去了矿场，没有一点儿醉意。
日志中，他还写道，矿场总经理卡洛斯·皮尼利亚在矿山于上午十一点半发出爆炸巨响后，依然开车离开矿场，无视工人们对矿山安全的质疑和撤离的请求。他还描述了塌方的可怕，斜坡隧道仿佛要将人挤倒一般。写完后，他签了名，准备睡觉，周围的石墙和顶子都随着远处的霹雳声震颤起来。每声巨响都意味着可能又会发生塌方，或许最后一次大塌方会连这避难所、这钢门和防护网一并吞噬掉。
被埋地下的第三天早上，维克多三点半就起来写日志了。他列出了女儿的名字。“孩子们，很遗憾，命运只允许我跟你们生活到8月5日……现在，我觉得很饿、很虚弱。我要窒息了……好像要疯了一样。”
当矿山安静下来，有人就把耳朵贴到墙壁上，因为谈论过太多钻机救援的事儿。大家都跟痴迷了一般，不时地支着耳朵倾听救援的声音。“听到了么？”一个人说。“我好像听到了！你呢？”维克多说，是的，我也听到了。“骗你呢，”他又接着说，“我什么也没听到。”但是，他觉得必须让大家打起精神，因此又说：“声音很弱，但我觉得也听到了。他们要来救我们了。”
乔尼·博瑞斯也把耳朵贴到石头上。“这就跟听贝壳一样。”他后来说。什么也听不到，又什么都能听到，你甚至能听到大海波涛汹涌的声音，可挪开耳朵你就会意识到一切都是幻想。
如今，这些人更是明确地分为两派。在海拔一百零五米附近睡觉的一名机修工把避难所里那些消极的否定者们称为“部落”。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在两派人之间来回奔走，例如塞普尔维达。他发疯般地忙碌着，说话声音很尖、很乐观。避难所里，他粗俗的自言自语调动起很多人的情绪，比如马玛尼、吉米·桑切斯、埃迪森·佩纳等。但他性情飘忽不定：这一刻风趣、斗志昂扬，可下一刻就突然怒气冲冲，要找事儿打架；或者，突然就闷闷不乐、出神不语。乔尼·博瑞斯坐在避难所外面，看到塞普尔维达陷入一种疯狂、愤怒的绝望之中，一直在来回走动着。“他一直有点焦虑。我看到他在斜坡道里上下走着，突然停下来，大声喊道，非常大声，‘我要祈祷！’”周围躺着和坐着的人都被吓了一跳，好几个人都觉得，他好像鬼怪附体的街角预言者一样。
“我很愤怒，”塞普尔维达大声吼道，“我觉得很无助。”到现在，大家都浑身汗淋淋，开始脱掉上衣。而塞普尔维达，这个如狗一般忠诚的家伙，看起来要更热、更湿、更脏，也更加绝望。毕竟，他一直没停下来过，不是爬上烟道逃生，就是忙着搬石头，或来回传递信息。一个工人觉得，此刻的他就像是“一个突击队员”，全身都是黑的，在森林里战斗。马里奥双膝跪地。“你们谁想祈祷，来加入我吧。”他说。乔尼看着他，心想：我们出不去了。狗仔知道。他想跟上帝搞好关系。他觉得我们得跟上帝交谈，请求上帝的宽恕。
塞普尔维达事后回忆说：“我对矿主们非常愤怒，因为他们没有对我们的安全负责。我愤怒，是因为这太不公平了。我的生活已经如此艰辛了，可现在，这一切还是发生了。”他会死去，慢慢地窒息，饿死，在这两千英尺的地下，在智利这处凄凉的角落，远离家乡，永远离开最需要他的亲人们。
事实上，几个小时前，跟乔斯·安立奎（Jose Henriquez）私下聊天时，他就想过要祈祷。来自智利南部的安立奎高个儿秃顶，是一名虔诚的福音派信徒，而马里奥是耶和华见证人教会的一员，他俩算是矿场里为数不多的非天主教教徒。事故前，他俩还探讨过宗教的问题，因为马里奥感到有次看到鬼魂穿过自己的身体，就在地质学家曼努埃尔·维拉格兰丧生的地方。8月5日事故发生后，他们被困地下，乔斯曾在他耳边说：“只有上帝能救我们出去了。”现在，愤怒的马里奥要求祈祷。避难所及附近的矿工们吃惊又好笑地盯着他。只见他转向乔斯，说道：“乔斯先生，我们知道你是一名基督徒，我们需要你带领我们祈祷。可以吗？”
从这一刻起，安立奎就成了矿友们心中的“牧师”，因为他刚一张嘴开始祷告，大家就知道，这个家伙显然知道如何与上帝交谈。安立奎五十四岁，在矿场工作将近四十年，经历过五次矿难，其中包括智利南部的两次严重塌方，大多数人都遇难丧生。其中一次，看似静止的大石头突然爆炸裂开；还有一次，“无声的杀手”一氧化碳让他失去知觉，差点要了他的命。在地下工作的过程中，人的生命如此脆弱；可在未知的命运面前，他却总能大难不死，这一切都更坚定了他的宗教信仰。他是智利南部塔尔卡市教堂的忠诚教徒。
“我们有特定的祈祷方式，”安立奎说道，“如果你们想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可以。如果不想的话，请另找他人。”
“乔斯先生，就按照你所知的方式来吧。”塞普尔维达说。
安立奎双膝跪地，让大家也照做，因为在上帝面前，我们必须谦卑。
“我们不是最好的人，但是，上帝啊，请怜悯我们。”安立奎开始了。简单几句话，却让好几个人深受触动。“我们不是最好的人。”维克多·塞戈维亚深知自己喝酒太多。维克多·扎莫拉太易怒。佩德罗·孔蒂斯（Pedro Cortez）觉得自己是糟糕的父亲：抛弃了妻子，不去探望女儿，连父亲的基本责任都做不到；他知道，自己的离开肯定对女儿有长远的坏影响。
“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啊，让我们也蒙受您神圣的恩典，”安立奎继续道，“请看到我们此时的困境。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您。”避难所及附近所有的人几乎都跪在地上，上帝面前的他们看起来那么渺小、虔诚。安立奎似乎也更高大了。因为按照智利人及矿工们的平均身高来看，他确实也属于高个子，而如今他更是上帝的圣徒。突然间，就在此处，在这如墓穴般的深暗之中，这一平时令人厌烦的宗教仪式正是大家迫切需要的。
“请让我们坚强，帮我们走出困境，”安立奎说道，“凡人如我们，已无能为力。我们需要您的恩慈，帮我们渡过难关。万能的主啊，请帮助我们。”
这群人跪着，安静地祈祷着。在心里，塞普尔维达背诵了《天父经》[1]中一长段绝望的诉说。“因为小时候，我就是这样祈祷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基督主啊，您是天父的儿子，感谢您赐予我们福泽、生命和健康……今天，我请求您保护我们的家人，因为他们尚不知情。请赐予我们力量和勇气，让我们坚持下去，因为我们必须活着出去。”他想到大家借以维生的饼干主食，就又说道：“我不知如何，但请恩赐我们食物。”周围，他看到大汗淋漓、胡子拉碴的工友们，虽然信仰不同，却都忏悔绝望地跪拜在此，有人闭着双眼，也有人睁着，或在祷告，或低语，或划着十字。他看到有人还穿着工服，也有人已经脱掉；有人在哭泣，也有人很惶恐疑惑，好像无法相信自己竟然会跪在这矿洞中，祈求上帝的救赎。
牧师又说，大家正在接受考验，因为过去的生活充满罪恶，所以现在，他们必须跪下，真的跪倒在地上，谦卑地祈求上帝的恩慈。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微若浮尘，牧师说。在地上时，每次下班回家沐浴更衣后，他们就成了王子、国王、被宠溺的儿子、吃饱喝足的父亲或浪漫的“罗密欧”。他们觉得，自己劳动挣钱，一家人才能生活富足。作为养家糊口之人，全家人都得围着自己打转。现在，大山坍塌，巨石将他们困囿于此，而这巨石之新、之完美，在某些程度上，好似神的审判。我们都有罪，牧师说，让我们忏悔赎罪吧。我们在天上的父，请原谅我对妻女大呼小叫，一个矿工说。原谅我用药物玷污了身体之圣庙，又有人说。在智利，大家小时候就被教导说，要用第一人称跟上帝交流。这些人请求上帝原谅自己对爱妻的背叛，原谅自己的嫉妒心和无节制的欲望。他们请求上帝指引救援人员到来，他们在这狭小之地和深暗之道耐心等待，等待救赎，等待开始全新的生活，成为更好的人。
祈祷成了日常仪式。每次正午吃饭前，大家都聚在一起，听安立奎布道。后来，也有其他人开始讲道，比如奥斯曼·阿拉亚（Osman Araya）。他在经历了混乱的成年早期后，转而加入福音基督教。每天的祷告和吃饭是大家唯一聚集在一起的时间。很快，每次祈祷集会都加上了一项自我批评，大家为自己犯过的大错小误检讨道歉。对不起，我吼你了。对不起，我没帮你去运水。每过一天，祈祷致歉集会上照明的灯就越少；能亮的灯，光线也越来越暗。这很可怕，因为每次祷告都意味着他们朝黑暗更近了一步，朝那最终、无穷无尽的黑暗。之后不久，胡安·伊利亚内斯从车前灯上拆下来一个别针大小的灯泡，还从一辆车（下面共十九辆）上拆下来一节电池，用几股电线将它们连了起来。之后的祈祷就一直笼罩在这微弱的灰色灯光中。在乔尼·博瑞斯看来，昏暗的光线里，他们似乎都显得更高大了。他知道，这是光和影产生的错觉，但小小灯泡下，他们或站立或跪地，虔诚地聆听上帝的训诫，这景象确有一些神奇。
维克多·塞戈维亚又写了一篇日志。在安立奎带领的祈祷中，他哭了。他还是写给女儿们。“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带给你们的痛苦，”他写道，“我愿舍弃全部，抚慰你们的苦楚，但我无能为力。”他完全理解了牧师的布道，深感自己在大山、在上帝审判面前的渺小。就在同一天的日志中，他还反思了自己的人生——“现在，我理解了，酗酒有多么糟糕”——他开始接受死于圣何塞的结局。“一生中，我从未想过，会如此死去。”他写道。就几天前，他还舒服地在家，身边围绕着引以为豪的一切：他的音乐、矿场的朋友、举办的聚会等等。“我不知是否罪有应得，但这太残酷了。”他开始跟过去道别，跟女儿们、跟父母、跟外孙们，他允诺说：“我爱你们，不管在哪里，我都会保护你们。”几个小时后，他又写道：“给你们带来痛苦，我很愧疚，知道矿场的境况，我本不该继续在这里工作。”然后，他告诉女儿玛丽特萨（Maritza）如何处理他的后事，并请求她帮助母亲还债。或许，最终，有人会发现他们的尸体，并把这些笔记转交给玛丽特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维克多也算在天有灵，对家人有所照顾吧。
有人说，食物加热后，能量更大、营养更多。于是，被困第三天，矿工们决定煮一些汤，在矿洞里来次野餐，就在机修工们工作的车间，空气还比较流通的那里。他们设法让所有人都从避难所出来，顺着上坡去到海拔一百三十五米处。
在一堆灰石块中间，他们生起了一小团火，从一台大机器上卸下了空气过滤器的盖子，反面朝上当锅用。乔斯·安立奎还带下来一部手机，他觉得可以录下这次聚会，但是他不知怎么用相机，就把它交给了克劳迪奥·阿库纳（Claudio Acuna）。马里奥·塞普尔维达是这段录像的主要叙述者，他对着阿库纳和相机说话，那语气表明，他深信，有一天外面的人会找到这段录像。“金枪鱼豌豆汤！”他宣布。“先倒入八升水，再加一罐金枪鱼，再撒一些豌豆。这小火一煮，我们肯定能活下去！”在他周围，戴着黄安全帽或红安全帽的工人们四处走动着，大多数脱了上衣，有几个坐在火边的石头堆上。相机里，一片黑暗之中，跳跃着一簇橘色的火苗。有时，阿库纳会把镜头对着车灯，但多数情况下，录像里都是一片黑暗，只能听到塞普尔维达说话的声音。“我们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智利人。现在，让我们喝一顿美味的浓汤吧。”他说。阿库纳关掉了手机相机，为了省电。几分钟后，他又打开了，录下塞普尔维达给大家盛汤的一幕。他用金属杯子舀汤，杯子跟过滤器盖子做成的锅子底部不断撞击，发出“当啷当啷”的声音。他把汤倒到塑料杯里分给大家，这汤热乎乎也黑乎乎的。
“都有了么？”塞普尔维达问，“这还有一点，要是还有人喝的话。”他用自己的锡杯子刮了刮锅底子，然后开始对着摄像头跟儿子说话。“弗朗西斯科，上帝告诉我们要当一名勇士，这就是勇士的胆子。”他想象儿子正在看他，他就是一名勇士，正在给其他勇士做饭，大家不抛弃、不放弃。你要知道，儿子，勇士并不是只能杀死恶龙——或英格兰人，就像我们最爱看的电影《勇敢的心》里梅尔·吉布森一样。勇士还可以拆开发动机当锅，做汤给兄弟们吃；勇士还会用高亢的语调来振奋他们的精神。
接下来，安立奎要祈神赐福这丰富的一餐，阿库纳就关了相机，跟大家一起祈祷。所有人都谦卑地低下头。安立奎感谢上帝赐予的食物。然后，大家坐下来开始喝“汤”。汤上还真漂着一层油，可能是金枪鱼里的，也或许就是煮汤用的水里的汽油。坐在那里，如此放松、愉快，有人回想起了大家上次的聚餐，在科皮亚波维克多·塞戈维亚家中。那是一个周三的下午，最后一个轮班结束后，他邀请一班大部分工人到家中聚餐，南部的工人们要到晚上才坐上去往圣地亚哥的客车。
这得是两周前的事儿了，大家赶到那个以矿物命名的街道——塞戈维亚家所居住的黄铜街。阿莱克斯·维加带了一口大锅，他们准备做“肉汤”，一道混合鸡肉、猪肉、鱼肉和带皮土豆的汤，锅底会铺上几片卷心菜。按照食谱，这些都得用水煮，最后再倒点酒进去。准备齐全开始煮汤了，大家又喝了些啤酒和红酒。当然，塞普尔维达可没喝，他是耶和华见证人教会一员，于是负责盯着点儿锅子。喝了几轮后，埃迪森·佩纳拿起了一只话筒——塞戈维亚是音乐爱好者，所以家里有很多乐器——用浑厚的嗓音唱起了带点智利口音的英语，主要是“猫王”的歌曲，包括他的《蓝色羊皮靴子》。“嗨，那可是老年人唱的歌。”佩德罗·孔蒂斯还有其他年轻点的矿工们喊道，他们在取笑埃迪森，因为他们热衷雷鬼音乐和昆比亚舞蹈，这来自美国南部的古老音乐仿佛属于上一代人。
是的，我们都玩得很尽兴，在维克多·塞戈维亚家里，这些人都回忆起来了。可是，聚会没持续多久，因为大概四点半左右，“野猫”巴勃罗·罗哈斯的手机就响了。那会儿，塞普尔维达刚宣布肉汤做好了，满屋子弥漫着炖肉的香味，小酒过后的大伙儿都感觉无比温暖惬意。巴勃罗·罗哈斯和维克多·塞戈维亚是表兄弟，电话带来消息说，巴勃罗的父亲去世了。这不算很意外，因为老罗哈斯当了一辈子的矿工，退休后嗜酒如命。他经常出现在科皮亚波的广场上，连续饮酒好几天，还在街上乞讨买酒喝。最近这几年，他喝得越来越多，几乎是在慢性自杀。而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给巴勃罗很沉重的打击。他没哭，但是表哥维克多看得出他心情很糟糕，于是就说，或许巴勃罗最好去医院看父亲一眼，不要担心聚餐的事儿。
巴勃罗离开后，大家都没心情吃饭了。很快，聚会就散了。路易斯·乌尔苏亚来迟了，他赶到时，最后一个客人正准备离开。乌尔苏亚也没吃，那一大锅肉汤就那么白白浪费了。
“那么一大锅啊！我们一口也没吃，就空着肚子回家了！”佩德罗·孔蒂斯大声吼道。此时，海拔一百三十五米，大家都围坐在石头堆上。那时，刚煮好的猪肉、鱼肉和鸡肉，用白酒煨炖好，满满一大锅。可现在，他们只能喝一杯用卡车过滤器盖子煮的“清汤”，用的是塞普尔维达的洗澡水，里面只加了一罐金枪鱼泥、几粒豌豆和一点机油调味，没有一点盐——就这，还得分成三十三份。
短短两周内，矿工们的生活竟发生如此搞笑的变化：他们刚结束了一班工作，努力地开采铜金矿石；他们生活过得不错，有酒有肉，那锅炖肉得有一人那么高，虽然都没有吃成；有人的父亲、叔叔从矿场退休后，喝酒致死；然后，他们又回来上班，被埋地下，拿肮脏的机器用水煮了汤，感谢上帝赐予的这些食物，再跟兄弟们一起分享。如果能从这里出去，他们一定会跟亲人们讲述这个有关食物、亲人和朋友的故事，一个有关两顿饭的故事：一顿是在地上，漂亮的盘子，丰盛的食物，几乎没人吃；另一顿则在地下，饭少得可怜，可人人都把塑料杯底舔了个精光。
吃完饭后，有几个人特别兴奋，因为他们说，听到远处有钻机的声音。
“我都感到振动了，”有人说，“我听到了。”大家都安静下来，看自己能不能听到。
“骗人，什么也感觉不到。”有人回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又讨论了一会儿，后来，连那些说感到轻微振动的人也都承认，振动停止了、消失了，或原本就是他们想象的，根本就不存在。维克多·塞戈维亚扑倒在避难所外斜坡道的泥土上，又开始写日志来竭力摆脱抑郁的情绪。“这里，没有白昼，整天整天的黑暗、爆炸。”他描写了身边睡觉的工友们，有些人用塑料瓶当枕头。维克多和其他人都觉得要“精神错乱”了，他写道。如今，被埋地下已经四天了。他画了标有REFUGIO的岩石，石头下的门道处横七竖八躺着二十几个睡觉的人。这简图线条生硬、粗糙，就像警察画的犯罪现场的草图一般。他又写下了五个女儿的名字，还有他父母和自己的名字，然后用一个心形把名字都圈了起来。“别为我哭泣，”他写道，“我们的过去是快乐的，一直是。想想那些烧烤和炖肉。”
第二天中午，祷告时间，牧师要他们打起精神，要坚强起来，维克多也记下了牧师的话。被困在圣何塞，“是上帝对我们的考验，好让我们反思以往的过错，”牧师如是说，“等出去后，就是我们的重生。”
下午四点一刻，他们觉得又听到了钻机声。有两个人兴奋不已，大声喊叫起来，但不到一个小时，这个声音又消失了。
地下实在太热了，并且总处于这种担心的状态，维克多又出疹子了。等那听到钻机声的兴奋过去后，维克多看着身边这群安静下来的家伙。“我们就像穴居人一样，满身烟尘，大多数人都明显瘦了很多。”
最终，8月8日，傍晚七点一刻，被困七十八小时，维克多记录下了回转、旋磨以及敲击石头的声音。三个小时，声音越来越大。晚上十点，乔尼·博瑞斯也相信了。确认无疑，这就是钻机的声音，透过几千英尺的岩石传过来。奥马尔·里伊加达说，这是一台干挖出泥钻机，钻头是一只大锤子，因为如果是金刚头钻机的话，没这么多噪音。很快，到处都充满了声音，每面墙上都轰轰作响。声音越来越大，对操作这类机器的工人而言，气压明显可察。“哒哒哒，嚓嚓嚓”。是钻机，气压钻机在石头上钻探，显然朝他们钻来，因为声音越来越大。
“笨蛋们，听到了吗？”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大声喊道。“听到了吗？多么美妙的声音啊！”
有人往下来，要救他们出去。
“这些钻机一天就能钻一百米，”有人说。
大家都在心里做起了算术题。或许，最早周五或周六，他们就能打通下来，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五六天，他们还得靠饼干充饥。
每天中午吃饼干的时候，有人把饼干含在嘴里很长时间，不往下吞咽。他们觉得，这饼干的味道本身就像吃饭一般，好像他们吃的是一整袋饼干，而不只是两块。仅仅几天的饥饿就能让人做出反常的举动。因为有一天，避难所急救箱里的生理盐水突然消失了。“生理盐水不见了，兄弟们，”中午集合时有人说，“谁拿了，请上前一步，交出来。如果已经喝了，那也请说一声。”没人走上前，尽管有几个人知道到底是谁偷的。是“CD”萨穆埃尔·阿瓦洛斯，那个兜售盗版光盘的家伙。“我没吱声，”事后萨穆埃尔咯咯笑着说，“那只是我某晚上做的一件疯狂的事儿。”他一直在偷着喝，已经喝掉一半多了。“尝起来咸咸的。”
“好吧，如果没人知道去哪儿了，我们得找出来，”有人说，“大家都开始找吧。”
这群人就开始假装寻找这袋珍贵的生理盐水，萨穆埃尔也跟着找了起来。突然，他不无讽刺地喊道，“啊，看，在这儿呢。我找到了。”
然后，塞普尔维达就把袋子里剩的盐水倒了几滴到大家的水杯里，又舀了每天一匙儿的金枪鱼泥罐头。有时，他还会在水里再加一点盐水。有几个工人注意到，马里奥给大伙儿倒水、放豌豆或添牛奶的时候，他额头上的汗水也流到了杯里。他边倒边跟大伙儿说，这一切都太美味了，兴奋、专注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现在，大家不光喝着塞普尔维达的洗澡水，又喝上了他的汗水。
[1]源自《圣经·马太福音》。——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