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难所里，达瑞欧·塞戈维亚，那个跟女友深情拥别的工人，从晚上到第二天早晨，几乎都没说一句话。他粗糙的脸上伤痕累累，面部表情很是丰富：比如，他眯起眼，就表明很坚决；而眉头紧蹙，则说明很担忧。被困地下的这头二十四个小时里，他浓浓的眉毛皱得紧紧的，显然是在说，我很困惑也很恐惧。他一向少言寡语，他姐姐玛利亚（Maria）可以证明。玛利亚的童年都用来照看这个小弟和另外四个弟弟妹妹了，他们家人都喊他的中间名字，阿图罗（Arturo）。十几岁时，达瑞欧·阿图罗·塞戈维亚就开始下矿工作，用套在胸部的皮袋子运送矿石。他像老牛一般欣然地接受了这份重体力活儿。亲戚们都嘲笑他的蛮劲儿，都叫他“皮袋子”。
小时候在阿塔卡马长大的达瑞欧沉默寡言，而他姐姐玛利亚却恰恰相反，她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父母无暇照顾他们，玛利亚便负担起了保护弟弟妹妹的重任。如今，塞戈维亚家的孩子们都人到中年，五十岁左右，但矮矮胖胖的玛利亚，终日户外工作晒得黑乎乎的玛利亚，却依然是出事儿时掌控大局的人。今天也不例外，虽然她人在沙漠另一边，离科皮亚波三百英里之远。当时，她正在智利北部港市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的市政大厅，跟达瑞欧下矿打工的目的一样，她也是为了战胜生活，给自己赢得尊严。从记事起，她便是如此。九岁那年，她就开始照顾六岁的达瑞欧，那时他们家在沙漠里的圣菲利克斯镇，住在山谷中用石块、木条和电线围搭起的房子里。那里的山谷因为附近的畜栏而得名“鹿圈峡谷”（La Quebrada de los Corrales）。天气常年干旱，可一旦下雨就惨了。雨水敲打着油布做的房顶，很快屋里就水流成河，淹没了他们睡觉、吃饭的地方。湍急的大雨淋倒了石头堆砌的墙壁，冲走了他们的全部家当。后来，十四岁的玛利亚怀孕生子。如今虽然只有五十二岁，她已经幸福地当奶奶了。但是这些贫穷的回忆，这雨水冲坏家园的经历，让她变得非常强悍和难缠。如果有人惹到她，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好几年来，玛利亚·塞戈维亚一直不厌其烦地出入市政大厅，想要申请营业许可证，以便正大光明地推童车或铁皮车到街头、海边去兜售冰激凌和肉馅卷饼。如果证件不齐，警察随时会逮捕你，玛利亚可是知道这种因卖烤饼而被抓入狱的滋味儿。她正在排队等着换新证，这时手机响了，是弟弟帕特里西奥（Patricio）的妻子。
“喂，玛利亚，帕特里西奥给你打电话了么？”
“没有。”
“你知道阿图罗的事儿了么？”她弟妹问道，用的是达瑞欧的中间名字。
“不知道。”
“你还是给你兄弟打个电话吧。”
几分钟后，帕特里西奥把噩耗告诉了她：达瑞欧·阿图罗在矿里出事了。他被困在下面了。
玛利亚挂了电话，觉得必须知道更多信息。幸好，市政厅这里有公用电脑。于是她上网搜索，看到了一篇报道，发现受困人员的名单里有达瑞欧，更令人难过的是，他的大头照同时出现在了电脑屏幕上。达瑞欧很小就在矿里工作，现在她站在那里，盯着弟弟的脸，想着这次事故一定很严重，没法轻易逃脱——否则达瑞欧肯定能设法回家。
几分钟后，玛利亚走出市政大厅，直奔公交车站，准备坐长途车南下。好几个小时后，车才穿过阿塔卡马沙漠，于下午四点到达科皮亚波。她直接赶到医院，那里聚集等消息的妻子、孩子和女友们。当然，还没有任何消息。玛利亚觉得她得到矿里去，跟弟弟离得越近越好。但是一名医院工作人员告诉她，“他们不让任何人靠近那里。都封锁了。你必须在这里等消息。”他们反复说，“你必须在这里等消息……必须在这里等。”但他们越强调，玛利亚就越想尽快赶到弟弟身边。她给住在科皮亚波的儿子打了个电话。
“当然了，妈妈，我带你去。”儿子说。他先带着妈妈回了自己家，给她穿上一件厚厚的外套，带了几条毛毯，因为儿子说，“妈妈，矿场那边很冷。”她准备了一下，又带了一壶咖啡，还有一些三明治。她知道，她必须在那儿等着，并且很有可能，这又是一次对耐心的大考验。生活教给玛利亚的经验便是如此：想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你得耐心、得坚决，得让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听到你的声音，因为只是看你破烂的衣服、结满老茧的双手、饱经风霜的脸庞，他们会轻视你、把你当下等人对待。
浑身裹得厚厚的，玛利亚就跟儿子一起赶到了圣何塞。那时已经接近午夜，塌方后近三十六个小时。她看到有家属围坐在火边，有的在满是灰尘的地上来回走着；有的坐在切片面包大小的灰色石头堆上，满面愁容与担心，无助地盯着跃动的火焰；还有的双手插兜站在灯柱下，昏黄的灯光似乎要被阿塔卡马无限的黑暗吞噬一般。整个矿区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悲伤和无助感，就像感染了疾病的疫区。“整个场景看来可怕极了，”玛利亚·塞戈维亚后来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种触目惊心、那种悲伤、那种胃里翻腾作呕的感觉。当然还有担心，我跟弟弟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他正身处可怕的深洞之中。”
那里有消防车、几个警察，但是没有营救行动，暂时没有。她看到了警官罗德里格·博杰（Rodrigo Berger），他人很礼貌随和，但知道的也不多。大家都在等待新的营救人员，好集合进入矿洞。他们大多从其他矿场赶来，圣埃斯特万公司并没有自己的救援队伍。几十个戴安全帽的人在入口处徘徊，而家属们只能等待。等待，等待，等待，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家都深陷哀痛之中。虽然谁也没说，但很可能，被埋的工人都早已遇难，或处于濒死边缘。一直以来，他们已很擅长否定这种可能，可如今这一切突然来到了，并且那么真实，就连入口那些久经沙场的救援矿工都不愿踏足进去。
地下深处，达瑞欧·塞戈维亚就在避难所里，依旧沉默寡言。地上，寒冷的夜里，姐姐玛利亚相信弟弟还活着。如今都已人到中年，她还会像从前那般站出来保护他，一如小时候生活在圣菲利克斯那个逢雨成灾的陋室里。很快，她就开始说话，告诉那些家属们她的想法：“皮袋子”达瑞欧·阿图罗·塞戈维亚和其他那三十二个工人都还活着，他们需要我们行动起来，为他们而战。
乔斯·维加（Jose Vega）七十岁，瘦高精干，烟褐色的皮肤，鬓角卷曲。十几岁开始，他就在矿里打工，四个儿子也都从事这一行。幸运的是，8月5日矿难发生时，三个儿子已经远离这份危险的工作。只有阿莱克斯这一个儿子还在坚持。
“我们得去救他，”乔斯跟儿子乔纳斯说，“备好装备，咱们进去找他吧。”
乔斯找出了工作时留下的一些装备：指南针、GPS接收器、测量深度的装置，还有应急氧气罐。他的两个儿子都要跟他一起进去，这就意味着，维加家里三个不再从事采矿工作的人又会再度进入矿场，去救这一个因固执或缺钱而不愿离开的亲人。到达圣何塞时，他们发现那里聚集了警察、消防人员，还有其他矿里赶来营救的工人。参加救援的人，六人一组进入矿洞，可突然有人说，“事故家属不能下去救人。”轮到他登记时，乔斯·维加用了假名，但被告知得等几个小时才能进去。当时乔纳斯看起来很疲惫，乔斯就让他先回家休息一会儿。“等轮到咱们进的时候，我再打电话喊你。”周五下午四点，乔斯接到通知，说很快可以下矿。他并没有给儿子乔纳斯打电话。“我一个儿子已经困在里面，”他后来说，“我们三个也要下去，那矿里有太多姓维加的人了。”
其他救援小组正从矿洞里出来，他们看起来忧心忡忡。乔斯跟米奇拉铜矿（Michilla）来的救援工人聊了起来。米奇拉在此以北三百英里，位于安托法加斯塔附近。他们描述了里面的景象，满含泪水。大山还在动，他们说，隧道墙上不断有石块脱落，而且脚底下和头顶上都有许多大裂缝。米奇拉铜矿的救援组长说，“谁都不能再进去了！”但是外面一片混乱，好像根本没人负责整个救援行动，也没人要阻止包括阿莱克斯·维加的父亲在内的下一组人进入。
下午的阳光消失了，傍晚来临。这一行人刚从洞口进入不久，乔斯·维加就意识到情况的严峻了。“说实话，一切都太可怕了。”他们接近斜坡道被堵塞的地方，就是卡洛斯·皮尼利亚和巴勃罗·拉米雷兹前一天所到之处，巨石前堆满了石头。乔斯跟另外一个人，加利古洛斯的亲属，商量了下，他们决定去找最近的烟道。找到后，组里一名较瘦的年轻矿工同意下去。被拴着降下去又拉上来之后，他说，下面可以看到一条畅通的隧道，可以通到另一个通风烟道，或许再到下一个隧道，就能找到那群被困矿工了。但是乔斯说，他们不能再继续往下走了。于是，他们爬出了洞口，跟下一组准备进矿的专业救援人员汇报了情况。
智利矿业部长劳伦斯·戈尔本（Laurence Golborne）于周日凌晨两点到达圣何塞。他也看到了围在篝火旁的男男女女，看到了他们的困惑和悲痛。他还穿着前一天去厄瓜多尔进行国事访问所穿的西装。几个家属拦住了他，询问他们听到的传闻：“他们都死了，是不是……”作为智利的政府官员，跟拉美其他地方一样，人们都觉得你的工作就是提供错误信息，试图操纵平民；他们觉得，从你入职那刻起，人性和道德就都被弃之不顾了。越贫穷的人，越觉得政府如此。“告诉我们实情吧，部长先生。”可事实就是，现有的信息都是支离破碎、不准确的。据戈尔本得到的消息，受困工人有三十七个。或者，三十四个。他还被（错误地）告知，矿工中有几个秘鲁或是玻利维亚来的非法移民。
迄今为止，戈尔本的职业生涯中并没有很多矿业相关经历，这次事故简直让他措手不及。他是一个富足的商人，开着自己的公司，有市政工程学位，辅修化学，之前从未在政府任职。就职矿业部长后，他对复杂的矿业领域还不如对南美的高级料理熟悉，因为他在圣地亚哥贵族街区开有自己的餐厅。他在采矿业的唯一经历就是，二十几年前做过矿场行政人员，和数据打交道。他来科皮亚波的旅程也是漫长曲折的。当时他正随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在厄瓜多尔进行国事访问，接着乘商务机经济舱飞回圣地亚哥，又坐上智利空军飞机赶赴科皮亚波。经历了二十几年的左翼统治后，如今智利政府的领导人们大都是商务人士、政治家、思想家等等，而戈尔本作为其中一员，此时此刻引人注意的并非只有他的西装革履。在绝对拥护左翼的地区，他是保守党的高层官员，而且此次现身矿场也非同寻常，因为以前一直都是矿业公司自己来组织和实施救援行动。
“当时，那里的人们的态度就是，‘噢，你来了啊’。他们没有明显的敌意，可也不是特别欢迎。”戈尔本后来说。他看着救援人员聚集在矿场入口，他们来自彭塔铜矿、埃斯康迪达铜矿（Escondida）以及其他矿场等。午夜刚过，他们就穿过锯齿状参差的洞口，消失在黑暗的隧道里了。
这支救援队主要由警察和当地矿工组成。矿工救援分队的队长叫佩德罗·里韦罗（Pedro Rivero）。他头上扎着染黄的马尾辫，采了一辈子的矿，救援经验非常丰富。不上班在家时，他喜欢穿异性衣服，这在当地男性主导的矿区里无人不知。可尽管如此，他还是深受矿友们尊重，因为毫无疑问，他是个非常英勇果敢的救援专家。他带领的小分队里也有一个圣何塞的工人，巴勃罗·拉米雷兹，夜班主管弗洛仁科的朋友。这一行人在矿里开了四点五公里，到达堵塞隧道的花岗岩巨石前。他们组装好设备，可以下到更深处，希望能到达二百八十五米下的避难所。他们带着绳子、滑轮、滑轮组和木板，在烟道口上搭起了平台。烟道有二米宽、三十米深。
里韦罗、拉米雷兹，还有其他五个救援人员向下穿过了好几个烟道，从海拔三百二十米被堵之处下到了海拔二百九十五米。里韦罗从未来过这个矿场。只见眼前的情况越来越糟。越往下走，温度越高，碎片、瓦砾铺满了隧道，石墙上开始出现许多裂缝。每条隧道里都有那块灰色的巨石挡路，他们停下来，朝着被困工人们的大概方向大声喊叫，用矿工间常用的称呼：“老苦力们！在哪里？（iVuejos culiados！Donde estan？）”每往下一级，危险就更大。他们就像在攀登喜马拉雅山一样，只不过方向正相反，目标是“攻下”山中央而非山顶，空气越发稠密，温度也越来越高。海拔二百九十五米，他们停下来弄了个基地营，组装起更多的绳索，准备继续沿烟道下行，下到海拔二百六十八米。
拉米雷兹一个人先出发，刚降下几米，就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烟道壁上也出现了裂缝，在那块从上而降的摩天巨石的挤压下，它们正在慢慢开裂。又一次，他朝下喊叫了几声，可还是没人回应。快到烟道底端了，但他完全看不到下面海拔二百六十八米的隧道。相反，所见之处堆满了碎石，像悬挂的石墙一样，好像随时都会坍塌，封住出口。“谁要从那里通过，”拉米雷兹后来说，“都会有被埋的危险，因为那些石头全都摇摇欲坠。”这样行不通，我们根本过不去，他心想，这里很快就要塌了。想到这些，拉米雷兹突然觉得很有挫败感。他想起了卡车司机马里奥·戈麦斯，还有那些机修工人。跟皮尼利亚一样，他也确信，他们肯定被塌方压死了，因为当时正是午饭时间，他们肯定正开车往上走，也就在这位置附近。但是，其他人可能在更深处，还活着，拉米雷兹又想。在圣何塞，大多数加固工和重型机器驾驶员根本不会准时出来吃饭，他们不是提前就是推后。“矿场里就是如此。你总能避开命运的安排，”他说道，“当矿工就有这点好处：奇事怪象会随时出现。”
此刻，奇怪之处就是，或近或远的石头不断坠落，大山隆隆响个不停。他朝烟道顶部的里韦罗喊了起来。
“你们这群混蛋，快拉我上去！”
上面，里韦罗和其他人也听到了周围雷鸣般的隆隆声。突然，一大块石头塌落下来，切断了跟地面的通信设备电缆，附近好像有炸弹爆炸一样。里韦罗大喊：“红色警报！红色警报！”
他们正使劲把拉米雷兹拉上来，可烟道的墙壁开始塌陷，有几块石头压住了绑在他们身上的绳子。本来他们准备顺着绳子，跟着拉米雷兹，从烟道爬下去的。有那么一会儿，大山像是要把他们吞噬一般，落石拉着绳子，要将他们拽到烟道里去。拉力非常大，里韦罗失足倒在地上。他跟同伴一起，一边奋力避免被拖下去，一边使劲向上拽拉米雷兹。当拉米雷兹的头从烟道里冒出来时，他们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拖了出来。同时，有人从靴子里拿出一把小刀，切断了所有的绳子。那一刻，他们才安全了一些。
这群人开始返回地面。里韦罗注意到，拉米雷兹很是闷闷不乐，他肯定是为下面的朋友和工友们担心。里韦罗想，一切都结束了。下午三点，里韦罗和拉米雷兹一行人返回地面，走进了阿塔卡马的烈日之下。再次塌方的消息已经传出来，传到了聚集在外的救援人员那里，包括乔斯·维加，阿莱克斯的父亲。“里面有成千上百万吨的石头，他们不可能还活着。”附近一个救援人员说。
“他说完后，一片沉默。”乔斯回忆道。
当时，戈尔本也在那里等着救援队出来。看到他们的样子，他很震惊：挫败的表情，红肿的眼睛，还有抹得黑黑灰灰的脸，好像他们在里面跟怪兽大干了一仗似的。“我无能为力了。”里韦罗说道，语气中透着凝重的终结感。里韦罗或其他“常规”的救援队伍根本无计可施，现在该轮到戈尔本去通知那些等在外面的家属们了。
作为现场职位最高的官员，戈尔本到来几个小时，莫名其妙地就当起了代言人，尽管他在矿里并不具备任何法律权力，准确说来，他这算是侵犯个人财产。但矿主们对媒体或亲属都三缄其口，记者只好都围住这位英俊又有教养的部长。家属们已经焦灼地等待了两个小时，现在只见戈尔本离开了矿场入口，走到停在大门处的救护车旁。他站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拿起了喇叭，电视台摄像机全程直播了他的讲话。
“救援很不顺利。”他说道。救援队刚准备下到海拔二百三十八米就发生了岩崩。矿山又塌方了，救援人员不得不逃离。听到这里，好几个家属都倒吸了一口气。“我们正在寻找其他办法，制订其他方案。”戈尔本说，但说这话时，他低头看到了卡罗琳娜·洛沃斯，前足球球星富兰克林·洛沃斯的大女儿。她满脸悲痛和无助，眼泪止不住地流，好像怎么也流不尽。（戈尔本当时就是这种感觉，怎么可能流那么多眼泪呢。）他停了下来，低头看着人群，又把目光移开。突然，他感觉“喉咙发紧”、鼻子发酸，几秒后他才能勉强说话。“我们会尽快跟大家汇报消息……”他又停了下来，因为这太难了，要跟这么多善良的好人，这么多妻子、儿女们说，他们的爱人、父亲被埋在下面了，而他却不知如何营救，也不知是否能救出他们。“我们也得保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他又说了几句，然后觉得自己又要哽咽了，只好转过身背对着人群，放下了喇叭。
“可以看到，部长先生已经失控，他显然非常震惊。”智利国家电视台TVN播音员凝重地说。整个智利弥漫着深深的震惊和悲痛，因为部长们一般不会在电视直播时痛哭，而眼前这一幕让成千上百万民众感受到了此刻的真实与艰难。肯定发生了特别悲剧、痛楚的不幸，否则那么坚强的大男人怎会如此难以自已。
戈尔本从椅子上下来，被记者们围住。他们提了很多问题，他只能含糊地回应，要去研究“方案、方法”。他说话的时候，喇叭里传来了一个女人，或者说很多女人痛哭的声音。从烟道下去救人的“短期”方案应该行不通，戈尔本咕哝道。
附近一个男人大声回应：“部长大人，我们都看出来了。请告诉我们实情！你们能救出他们么？我们都还蒙在鼓里！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了五十个小时了！五十个小时！”
戈尔本说：“我们要抱有希望，但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散布不现实的乐观。”
听到这些，塞罗内格罗（Cerro Negro）矿场的一名矿工兼亲属怒吼道：“大卫杀死了歌利亚（Goliath）[1]！他只用了一块石子儿！”
“你不能就这样垮掉！”一个女人说。“你是大部长。你是权威啊。你得挑起大梁啊！”
此刻之前，戈尔本只是一名优秀的斯坦福大学及西北大学毕业生，有着出色的个人简历。但他从没有认为自己是人民之子，也未真正地体察、体恤过民情，甚至根本不曾想过，作为人民公仆，人们期待他临危不惧的同时，也质疑他能否从容应对。
在玛利亚·塞戈维亚的记忆中，接下来的几小时是这样的：下午逐渐消逝的阳光下，她跟其他亲属眼睁睁看着所有的救援人员胳膊下夹着安全帽离开了这里。消防车也驶离了矿场入口。她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跟大多数其他家属一样。他们都在哭，她也在哭，但是最终，玛利亚停了下来，开始想：哭有什么用。后来，她找到了有线电视网（CNN）驻智利的记者，说：“不，不能就这样放弃了。”她说到了救援人员的撤离，她的愤怒和伤害。“被埋在下面的不是狗。”她说。“他们都是大活人啊。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得寻求帮助。必须救出他们来。”她给总统打电话说，请求其他国家的援助，我们必须把这些人救出来。
接下来的日子，玛利亚·塞戈维亚还有其他女性家属都认为，她们必须发声和抗议。警察要求她们撤离矿场入口，把她们赶到山下，赶出了大门外。“我们就像狗一样，夹着尾巴撤了出来。”一位女家属回忆道。玛利亚和其他亲属得不到消息，他们就聚到大门外，开始敲锅子、打盆子。只能如此。万不得已，他们还会堵路、挡大门，一次不行就多次。每次他们发动这些抗议，都会有警察站成一排，阻止他们进入矿场。“我们有知情权！”这些女人们大喊。“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出来！”稍后，一个官员出来，跟他们谈话。卡门·贝里奥斯，路易斯·乌尔苏亚的妻子，看到矿场的业主之一亚历杭德罗·博恩从旁边经过，她上前质问他：“你连个秘书都没有么，你怎么就不打电话通知我们出事儿了呢！我竟然只能在公交车上听到信儿！”他咕哝着，走开了。
玛利亚·塞戈维亚很快意识到，要想帮助弟弟，她就得呆在这儿，呆在矿场这儿。“我们必须在这里住下来。”她告诉其他女人，母亲、女友和孩子们。“我们必须坚守在此，直到最后一刻。”玛利亚在离大门最近的地方搭起了帐篷，其他家属也在周围安顿了下来，很快人们就把这称为“希望营地”（Campo Esperanza）。这座希望的营地引起了很多慈善组织和好心人的注意，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更远。他们纷纷驱车来到这如月球表面一般干涸死寂的沙漠。他们带着爱心捐赠：木柴、防水布、食物等等。科皮亚波市政府提供了帐篷。一座小教堂也拔地而起。最终，政府甚至建了一所学校，让跟父母一起驻扎此地的孩子们有地方学习。
玛利亚·塞戈维亚并非唯一的负责人，也不是唯一决定常驻圣何塞的人，但她离大门最近，是最常代表大家发言的那位。一辆拉着柴火的卡车来了，司机问：“把这些东西卸哪儿？”“那边，”玛利亚说道，“我们确保每人都会分到柴火。”那些来跟亲属谈话的政府官员也常常先去见玛利亚。他们往往会被玛利亚的决心打动，还有她对弟弟的爱，以及不屈不挠地维护那群被埋矿工尊严和人格的斗志。很快，这个在海边卖冰激凌、糖果和馅饼的女人就开始跟一些国家重要官员熟络起来。“别忘记我弟弟，别让那些人活埋在这里，”她告诉他们。她身边的亲属和救援人员越聚越多，玛利亚作为代言人，被大家昵称为“市长夫人”（La Alcaldesa），她成了“希望营地”的“市长”。
但是，这一切大多发生在之后。短期内，就在三十三位被困矿工家属让矿业部长痛哭流涕、开始敲锅打盆抗议后的一两天，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玛利亚和其他家属站在圣何塞大门前的营地上，他们看到一辆奇怪的车隆隆开来。
[1]《圣经》故事中人物。非利士人与扫罗和以色列人争战，前者派出巨人迦特人，旗开得胜四十日。后，派出耶西放羊的小儿子大卫，他轻装上阵，仅带弹石的机弦和五块石子前去迎战，一石即击中巨人歌利亚额头致其死亡，成为典型以弱胜强的代表。——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