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立克出身于德国斯塔尔兹德尔（Starzeddel）市的一位路德教牧师家庭。他先后于柏林、图宾根和哈勒大学学习和研究神学和哲学，从师于凯勒（M.Kaehler）、吕德格尔德（W.Luetgert）及默迪格斯（Fritz Medicus，1876-1956）等人。他的研究过程使他逐渐地远离他本人童年时代的路德教信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经历的服役生活，使他亲自体验到19世纪乐观主义时代的终结和现代忧虑生活的开端。
通过对《圣经》中的各个最早的预言家们的预言、马克思著作及尼采论著的阅读，田立克进一步认识到单纯地应用宗教语言的局限性。因此，他同另一位神学家和宗教哲学家波恩荷夫（D.Bonhoeffer）持有同一个观点。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田立克返回柏林，拥护社会主义运动，并在柏林大学任教时与同伴创建《社会主义宗教报》（Blaetter fuer religioesen Sozialismus），发行了4年之久（1920-1924）。在1924-1925年期间，他在马堡大学任教，深受鲁道夫·布尔特曼和海德格尔的影响，深入研究了诠释学和存在主义。这段时间，对田立克的思想发展，是决定性的历史转折时期。布尔特曼，作为《圣经》诠释学家，贯彻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诠释原则，创立了诠释《圣经》的“非神话化的方法”（die Methode der Entmythologiserung）。由此在天主教和新教神学中引起了对于《圣经》的诠释的活跃的争论。布尔特曼在1926年发表的《耶稣与世界》（Jesus and the World）和1948年发表的《新的神学》（Theologie des Neuen Testament）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圣经》包含着以神话形式表达的“生存的信息”（existential message），而这些神话形式乃是《圣经》创作时的历史产物。因此，诠释《圣经》的任务是揭示这些“生存的意义”（the existential meaning）。当然，布尔特曼的贡献不只是局限于他的“非神话化的方法”，而且还在于对诠释的神学史的系统研究及其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在海德格尔和布尔特曼的影响下，田立克从此采用了存在主义的诠释学方法去研究神学和人的命运。
从1925-1929年，田立克先是在德累斯顿任教，接着，在法兰克福大学接任马克斯·舍勒的教席。
1933年，正当希特勒上台执政时，田立克发表了《社会主义者的决策》（Sozialistische Entscheidung），严厉地批评了法西斯政策，使他同他所支持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霍克海默（M.Horkheimer）等人，一起离乡背井而流亡到美国。
田立克早在马堡大学任教时，便已开始编写他的庞大的神学研究著作《系统神学》，但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才终于完成它，并加以发表出版，这就是他的三大卷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3 Vols.1951-1963）。其实，早在赴美流亡之前，从1912年到1913年，田立克已发表了许多著作：（1）《论谢林哲学中的神秘主义和知罪意识》（Mystik und Schuldbewusstsein in Schellings philosophischen Entwicklung，1912）；（2）《关于一种文化神学的观念》（Ideen zu einer Theologie der Kultur，1921）；（3）《宗教现况》（Die religioese Lage der Gegenwart，1926）；（4）《宗教的实现》（Die religioese Verwirklichung，1928）；（5）《作为批判和形态的新教》（Der Prostestanismus als Kritik und Gestaltung，1929）；（6）《新教原则和无产阶级的状况》（Protestanische Prinzip und Proletarische Situation，1931）；（7）《宗教哲学》（Religions Philosophie，1925）。
田立克移居美国后，先是在1933年至1955年于纽约神学联合学院任教，接着于1955年至1962年在哈佛大学任教，最后又在1962年至1965年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任教。
田立克到美国后，成果显著，著作等身：（1）《新教的时代》（The Protestant Era，1947）；（2）《基础的动摇》（The Shaking of the Foundations，1948）；（3）《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1952）；（4）《生活、权力和正义》（Live，Power and Justice，1954）；（5）《信仰的主动性》（The Dynamics of Faith，1957）；（6）《历史的诠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1936）；（7）《新的存在》（The New Being，1955）。
田立克的宗教哲学和神学，始终都贯穿着他的独特的存在主义原则。他在1968年所写的《关于自传的反思》（Autobiographic Reflexions，1968）一文中说：“建构起关于生存的真理的体系，这是每一代人都必须不断重新开始的最困难的任务。”这就说明，他把他的全部著作看作是他这一代人“建构起关于生存的真理的体系”的一种理论性尝试；而且，在这个追求生存真理的理论事业中，生存分析将构成最主要的方法论。田立克清醒地意识到现实世界的矛盾性和吊诡性，因此，他的理论探索从不停留在某一个特殊的领域内，而是积极进行跨领域和跨界限的探索，使他的研究不为现实的各个领域的界限所限制，而成为灵活的、主动的和非教条的分析活动和创造性的活动。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来自科学合理性与传统宗教之间的分离，特别是与基督教的分离。他认为这种分离，不仅构成使真理二重化的危险，而且致使一种解放的行为得以绝对化，并使这种解放因丧失掉终极的依据而沦落为一种表面的解放活动。因此，田立克一方面反对怀疑论的“自然主义的内在论”（naturalist immanentism），另一方面又反对“超自然主义的和独断论的内有论”（supra－naturalist and dogmatist intrinsicism）。在这里，明显地显示了田立克思想的特殊的循环论；他所特别强调的是要将历史存在的多样的分析和一贯性的分析，加以综合，把握其整体性；既要看到这种历史存在的现代化的表征，又要在其必然的统一性中加以分析。
田立克的存在主义思想尤其明显地表现在：现实世界的各个构成因素，都不会是相异于其“意义”的；但是，其终极意义只能在“生存的经验”中获致，而这种生存的经验是在分离化和死亡的运动中实现的。在田立克看来，最深层的存在主义的和心理学的“意义”，将导致无法根除的奥秘，但同时又仍然保持理论上的合理性。因此，田立克的思想一直没有脱离其二元性：一方面承认现实生存的不可避免的神秘性及其非理性，另一方面又相信科学和理论的合理性的价值。
在田立克看来，“存在”虽然是必定地遭致虚无，虽然相互冲突的强有力的力量威胁着我们的整合性，但是“存在”始终都在其各自的表现中，例如在肉体与心灵的存在中，显示为整体的责任性和现实性，不断地把握那些奥秘的界限，例如不断地认识“暴力”和“有限性”的真正界限，以便发挥存在自身对于现实的责任。
面对着荒谬与人的某种“职责”之间的选择，田立克主张相对地超越“意义”与“价值”，以便使“人”在其自身之外实现自我中心化，即是说，使人在“超越”其自身的同时，完成自身的、可以站得住脚的生存，不至于在超越中沦落成“无中心的”和无意义的碎片。这种超越性是面对现实、又不受现实限制的自我肯定。而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必须承认现实性和合理性，又同时承认超越性和非合理性；既要承认人的理论和科学能力，又要承认某种不可消除的神秘性的存在。
在他的《存在的勇气》一书中，田立克表达了他一方面反对基础论（fondamentalism），另一方面又反对理性论。他认为，信仰要求终极本体论的现实性（ultimate ontological reality）；但同时，信仰只有通过存在自身的强大力量的把握才包含着“非意义”。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存在自身的强大力量去真正地理解“信仰”，信仰才真正地显示为某种不包含存在意义的奇异性力量。
为此，田立克将“启示”（Revelation）看成为中心概念。但“启示”已不单纯是一种简单的信息和告知，而且它同时又必须是无条件的自身（神）的实现，由此而构成为“存在”的基础。这个宗教哲学超越出静态的本体论的范围，因为“启示”的本质是“心醉神迷”和“奇迹”。这就是说，某人感受到神秘的奇迹的表现，同时这个神秘的奇迹又被某人看作是“个人”。因此，田立克认为，“神”这个词只意味着“无条件的存在者”在“存在”和“意义”之中的维度；它一方面是存在于一切人之中，另一方面又远离着一切人。在田立克看来，宗教的经验当然是通过一种语言和一种具体的象征体系，但它作为一种具体的运动（the movement of incarnation），宗教经验又要求祭献的运动（the sacrificial movement），拒绝各种有选择性的偶像崇拜。
“启示”，作为永远面对现实的实际活动，并不同宗教史相混淆，也不局限于基督教。基督教必须赋予现实存在的一切以“意义”；否则，基督教就是没有力量的。因此，耶稣基督如果成为实际的人类经验所寻求的神的话，那是因为人们认为耶稣基督带来了确定的启示。由此可见，田立克和施莱尔马赫一样认为，必须在现代生活中的批判性文化和宗教之间，找到一种新的综合与统一。他们俩都认为，宗教信仰并不归结为单纯的个人主观的情感感受，但也不是纯粹的理智性认识，更不是意志论的信仰主义。在田立克看来，哲学与信仰的区别，也就是说，对现实的生存和形式的描述同对于一个意义的具体的和象征性的把握之间的区别，乃是一种内在的区别。哲学家是同他所想的相关联；而信仰者则是试图思考他所把握的。因此，信仰，作为一种独特性的行为，乃是人类的“是”对于神的“是”的肯定，是被接受的某种勇气和危险。
田立克的《存在的勇气》这本书发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高潮时期，试图从人类的共同经验中导入人所极需的“生存勇气”，以对抗受战争阴影笼罩的焦虑的人群。
人生在世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的忧虑和恐惧。为了克服这种精神压力，田立克顺着哲学史的发展线索，揭示了生存的勇气的伦理学和本体论的意义。在田立克看来，勇气，如果从人类行为及价值上去看的话，是一种伦理学的概念；但如果从生存的一般性及人之自我肯定的角度来看，是属于本体论的概念。从古希腊以来，伟大的思想家们，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斯宾诺莎（B.de Spinoza）和尼采，都试图从伦理价值，从人的生存的自我肯定等方面，去论述勇气，以便排除一切危害自我肯定的因素，达到自我生存中所必需的超越性。
柏拉图在《理想国》（Republic）中明确指出勇气是一种介于理智和情欲的“善”，是社会上的武士阶级所特有的美德。只有这种美德才使武士敢于奋不顾身地捍卫经教育而制定出来的法制，才使社会得到安定。因此，在柏拉图看来，不论就个人或国家而言，勇气和智慧、节制及正义，都是不可或缺的美德。
亚里士多德认为，勇敢地忍受痛苦和死亡，都是高尚的行为。只有勇敢的人，才能将其高尚的理想与德性的目标付诸于实际行动中。勇气是对自身的本质、内在目标及“隐德来希”（Entelechy）的肯定。
对自身的肯定，就是完成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同时也是对一切妨害自我实现的因素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的自我牺牲精神。因此，这就是“不管……”的顽强的斗争，是随时随地准备为自我肯定作出各种必要的牺牲的精神。在本书本章的前一节（第七节）论述利科的存在主义思想时，曾经提及这种“不管……”（in spite of...）的原则，并也已经提到这种“不管……”的范畴是利科从田立克那里得到的重要启示。实际上，田立克在《存在的勇气》一书中，已系统地论述了这种“不管……”的精神的伦理学和本体论意义，并从西方哲学史的理论传统中吸取了营养。
田立克在分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Ethica）的勇气范畴时，高度重视亚里士多德的“勇气”范畴中所包含的“不管……”的精神，强调这种为达到自我肯定所做出的“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对于捍卫人类尊严的重要意义，特别分析了这种“不顾一切”的精神对于人的生存所具有的伦理学和本体论意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勇气是个人之本质的和实存的肯定，是居于首位的美德。勇气的最大考验就是为正义、为至善的目标而心甘情愿地做出最大的牺牲，视死如归。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古罗马帝国的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B.C.4-A.C.65）、中世纪的阿奎那、17世纪的斯宾诺莎及19世纪的尼采等人，都先后深刻地论述了“勇气”之本质。田立克将哲学史上对于“勇气”的探讨同现代存在主义者对“存在”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强调绝对的信仰与生存之勇气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在田立克看来，只有信仰才接受“不顾一切”的精神，因此，也只有“不顾一切”的信仰，才能产生“不顾一切”的勇气。信仰并不是对某种不确定的事物的理论上的肯定，而是接受某种超越寻常经验的存在。信仰乃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什么看法。信仰是一种被存在的力量所掌握的状态，而这种存在的力量是超越一切现存的事物。凡是被这种存在的力量所掌握的人，都能肯定他自身，因为他深知他被这种存在的本体的力量所肯定。在这一点上，如前所述，神秘的宗教体验与人格的相遇是相同的，它们两者的生存勇气都是以信仰为基础。
一个被疑惑及无意义所把握的人，其自身无法摆脱这种把握，但他仍可以为自身寻求一个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是在他的绝望处境中、而不是在绝望处境之外发生效力的。田立克把这种人所寻求的最后基础称为“绝望的勇气”（Courage of despair）。如果一个人不想逃避这个问题的话，他只有接受一个可能的解答，这就是：把接受绝望本身看作是信仰，并由此看到自身已接近于生存的勇气的边缘了。在这里，生命的意义削减为对生命意义的绝望。只要这种绝望仍然是一种生命的行动，那么，在它的否定性中，就包含着肯定性。否定是借助于它所否定的肯定而生存下来（The negative lives from the positive it negates）。
信仰接受了“存在”的力量，哪怕是在虚无的状态下它也有可能，所以，信仰才使绝望的勇气成为可能。这就是说，即使在我们对意义感到绝望的时候，“存在”仍然可以经过我们而肯定其自身。接受无意义的行动，其本身就是一种有意义的行动。这就是一种信仰的行动。
田立克为了分析信仰中所包含的绝望的勇气，进一步具体地解析了绝对信仰所包含的构成因素。第一，它是一种存在的力量的体验，它即使在面临虚无表现时也会显现出来。第二，虚无的经验是依赖于存在的经验的，而无意义的经验则有赖于有意义的经验。一个人即使陷身于绝望之中，他仍有足够的“存在”才使这种绝望成为可能。第三，绝对信仰意味着接受被接纳的事实。无意义一旦被体验到了，便包含着对一种对接纳的力量的体验。有意识地接受这种接纳力量（The power of acceptance），就是绝对信仰的宗教答案。这种信仰超越了神秘的体验，也超越了“神”和“人”的相遇。真正的生存的勇气，是了解上帝概念的关键；此种上帝概念，既超越了神秘主义，也超越了在主客体范畴中的神与人之间的“人格性”相遇。
在1954年发表的《生活、权力和正义》和1955年出版的《文化神学》这两本书中，田立克主张一种神法学的伦理学（Ethics of theonomy）和一种文化神学。他认为，基督教虽然是一种特殊的宗教，但它包含着普遍的意义，因为它表现着基督事件的永恒的和现实的意义，它自身又包含着自己的批评原则，它是作为整体性的人类的创造物，体现人的真正本质。田立克的思想以完满性和极端性为目标，因此，在他看来，任何“意义”都不存在于外部，任何“终结”都不可能真正地完成。人类历史若要保持其人性，是不可能在“自由”和“宽宏”之外获得其客观的保证的。
田立克的著作全集共十七卷，已于1975年出齐，书名为：《田立克著作全集》（Gesammelte Werke，Bde.I-XVII，1959-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