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特曼以存在主义作为基本方法论，在同海德格尔几乎同期的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建构起独具特色的“非神话化的神学”的理论体系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圣经诠释理论”（Theorie der Interpretation der Bibel；Theory of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s）。
布尔特曼出生于德国北部奥尔登堡地区的威费尔斯德特市的一位牧师家庭。在获得大学教师资格文凭之后，从1912年起，先后在马堡、布列斯劳和吉森任教。1921年起，长期固定地在马堡大学教授新约《圣经》。布尔特曼在1922年至1928年期间，曾同海德格尔保持密切的关系，以致使他着手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重新诠释《圣经》，创造了“非神话化”的方法（Die Methode der Entmythologisierung；The Method of the Mythologizing），强调《圣经》是以神秘化的神话概念向我们传达生存的信息。
布尔特曼的主要著作有：《对观福音书传统的历史》（Geschichte der synoptischen Tradition，1921）、《耶稣与世界》（Jesus und die Welt，1926）、《神的启示与神圣事件》（Offenbarung und Heilsgeschehen，1941）、《新约神学》（Theologie des Neuen Testament，1948）、《在古代宗教中的原始基督教》（Das Urchristentum im Rahmen der antiken Religionen，1949）、《信仰与理解》（Glaube und Verstehen，4 Bde.，1952-1967）、《历史与末世论》（History and Eschatology，1957）以及《约翰的三封书信》（Die drei Johannesbriefe，1969）等。布尔特曼的较为完整的著作目录，可查阅克威兰（Kwiran）编《巴特、波恩荷夫及布尔特曼资料集》（Index To Literature On Barth，Bonhoeffer and Bultmann，1977）。在布尔特曼的最后一部著作《新约注释》（Exegetica，1967）的附录中，整理出布尔特曼本人的几乎全部的著作目录。1971年，《卡尔·巴特与鲁道夫·布尔特曼来往书信集》（Karl Barth-Rudolf Bultmann：Briefwechsel 1922-1966，1971）的出版，也对研究这两位神学家的思想具有伟大的意义。
通过对海德格尔与布尔特曼的来往书信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俩的思想观点，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
同海德格尔一样，布尔特曼在考察和评价西方文化的时候，尤其是作为虔诚的基督徒而探究基督教文化及其教义理论基础的时候，从一开始便强烈地感受到，或者，更确切地说，很直观地认识到：古希腊哲学的思维传统从根本上扭曲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全部西方文化的基础。因此，布尔特曼和海德格尔从一开始研究西方文化和思想传统时，便产生了共同的立场和观点，这就是要重新评价一切文化；而对布尔特曼来说，首先要重新去解释作为新教教义基础的《新约》。
布尔特曼在深入研究希腊文化的基础上，强调“非神话化”的必要性。所谓“非神话化”，并不是否定或取消神话，而是对神话进行诠释和解译。
布尔特曼在提出“非神话化”的任务的同时，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探讨了“诠释”的原则和方法。布尔特曼认为，“说明，作为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部分”。[32] 接着，布尔特曼指出：“当然，解释隶属于历史的方法，也就是说，文本是依据语法规则和语词意义去解释的。与此密切相关的，历史的解释也要求了解文本的个人文风。……注意到语词的意义、语法和风格，很快就导致这样的观察方式，即每一文本都以其时代和其历史安排下的语言说话。因此，解释者必须知道这一点，然后，他必须知道：他所解释的文本从中产生的那个时代的语言的历史条件。这意味着：为了理解新约的语言，尖锐的问题是：‘是在什么地方及在什么程度上，犹太的闪语应用决定着其希腊文本？’正是从这里出发，要求我们研究新约的启示录、犹太教的教义文献和古库姆文本以及古希腊宗教的历史。”[33] 布尔特曼提出的“非神话化”的解释方法，显然是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密切相关——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前理解”概念，尤其成为布尔特曼的存在主义的《圣经》的“非神话化”解释学原则的基础。
布尔特曼指出：“历史的理解始终都预设着解释者对文本所直接地或间接地表达出来的解释题目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解释者立足于其上的那个现实的生活脉络的基础之上。只有生活于某种状况和某一社会中的人，才能理解以往的政治和社会现象以及他们的历史，这就像一个人，只有与音乐有关系，他才能理解论述到音乐的一个文本一样。因此，对于文本的论题的一种特殊理解，以与之相关的‘生活关系’作为基础，始终都是解释活动的预设前提。就此而言，没有一种解释是没有预设的。我把这样的理解，称为‘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