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于1913年11月7日生于阿尔及利亚康士坦丁城附近的孟多维村。他的父亲是酒店里的酒窖看管人，于加缪生后的第二年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父亲死后，加缪的母亲当打杂女工来维持家庭生活。当时，加缪全家有五口人挤在伯尔古（Belcourt）工人区的一间公寓里。
加缪从小就很聪明，他的老师路格·杰曼很喜欢他，为他在阿尔及尔公立中学申请奖学金。13岁时，他就开始阅读纪德（Gide）、蒙特朗（Montherlant）和马尔劳的作品，其中尤以马尔劳的文章对他影响最大。他17岁得了肺病，使他不得不离开过于拥挤的家，到叔叔家去住。据他说，他叔叔是“伏尔泰式的人物，有无政府主义的传统”。
1933年，加缪在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读书时，他深受让·格拉尼（Jean Grenier）的影响。加缪说，正是格拉尼使他对哲学产生爱好。所以，加缪曾把他的两本早期著作献给格拉尼。
1933年，加缪参加了由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1873-1935）和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所领导的“阿姆斯特丹—布莱厄运动”（Amsterdam-Pleyel）。这可以说是加缪第一次参加的政治活动。这一活动的宗旨是反法西斯主义。
1934年底，加缪参加共产党。加缪积极地到阿尔及利亚人中间作宣传工作。但是，据说不久加缪就因党组织不重视殖民地斗争而脱离法共。
从1935年起，他开始陆续写作短文。这些文章后来收集成册，书名为《模棱集》（L/'Envers et L/'Endroit）。同年，他还写了第一部剧本《阿斯杜人的叛乱》（Révolte dans les Asturies）。从这时起，加缪还从事戏剧工作。他创办了“劳动剧场”，当演员一直到1937年。
1937年，任《阿尔及尔共和报》记者。
1938年，他的第二部剧本《卡里古拉》出版了。同时，他开始撰写《西西弗斯的神话》和《异乡人》。
1939年，他的短文集《婚礼》（Noces）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缪志愿参军，但因检验身体不合格未被录用。
1940年，因《阿尔及尔共和报》被官方查封，加缪前往巴黎。就在这一年5月，他的《异乡人》正式出版。由于德军入侵，他与《巴黎晚报》编辑部一块离开巴黎。
1941年2月，他的《西西弗斯的神话》出版了。这本书是以人生的荒谬为论题的，它以讨论自杀问题为开端，又以反叛问题而告终。加缪认为，面对着生活的荒谬，不能选择自杀的道路，只能选择反叛的道路；真正的反叛不是自杀，而是继续生活下去。自杀是“把荒谬推到极端而加以接受”。真正的反叛是“至死不妥协，而死也不志愿接受死亡”。
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另一个著作《抵抗阵线》（The Resistance）。这时，加缪已从法国里昂回到阿尔及利亚的俄兰。他在写到为什么他要加入抵抗阵线时说：“我了解到，我恨暴力，但我更恨执行暴力的机关。”
从1941年开始，加缪开始写《鼠疫》。可是，1942年春，因肺病再次发作，加缪回到法国。从此，他参加地下活动多年。
1943年春，他在巴黎格利玛尔书局任编辑，并继续参加地下活动和从事著述。同年，写出剧本《误会》初稿。这个剧本讲一个儿子从外面回家，因没说出自己的姓名，被他的当了土匪的父母所杀害。故事表现了“陌生、放逐、隔离”的中心思想。
1943年秋，他负责《战斗报》，这是由“战斗”地下组织所发行的抗德刊物。到1944年8月24日法国解放时，《战斗报》在首次公开发行时才标出加缪任主编。
《鼠疫》是一部反映德军占领和抗德斗争的小说，背景是阿尔及利亚海滨城市俄兰。故事的主角是李尔（Rieux）医生。这部小说，以表面的恐怖，深藏着生命的欢乐和希望。这部寓言小说以这样的警告而告终：瘟疫病菌可以长年累月地潜伏在“家具和布匹中”，有一天又会“催醒它的老鼠们，使它们死在一个快乐城市的光天化日之下”。这里所说的“瘟疫”显然是比喻着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灾难和不幸。
1944年秋法国解放后的最初三年，加缪的名字随着他的作品《异乡人》、《西西弗斯的神话》等而传遍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1945年9月，上演加缪的剧本《卡里古拉》，非常成功。
1947年，他的《鼠疫》正式出版了，也受到普遍的欢迎。许多作家把《鼠疫》评为“无神的神圣”，而把加缪举为正义者的典范。
加缪任《战斗报》主编一直到1947年6月。那时，法国国内原抗德抵抗阵线内的各派政治活动力量正重新组合与分化。加缪对于新出现的政治形势企图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因此，他的口号是“不要牺牲者，也不要刽子手”（Nis victimes ni Bourreaux）。这一口号后来成为《反叛者》一书的主题。
《反叛者》这本书是加缪在1949年到1950年写的，1951年10月出版。在这当间，1949年，他写的剧本《正义者》（Les Justes）在巴黎公演。
《反叛者》实际上是《西西弗斯的神话》的继续。它以自杀和荒谬为开端，为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作辩解。
《反叛者》和《正义者》，在政治上是反对暴力革命的。但是，加缪同一切陷于绝望的小资产阶级一样，并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他无法论证非暴力的革命何以实现。
从1943年到1952年，加缪和萨特有较多的来往。当加缪的《异乡人》出版时，萨特对这本书的赞扬，使年轻的加缪更加引人注目。但加缪一直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然而，实际上，在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和其他作品中所展开的、否定人生的“荒谬概念”，恰恰是受萨特的《呕吐》和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齐克果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很深影响。加缪和萨特的政治分歧是从1948年开始的，当时的法国政治势力，如前所述，已经发生了分化和重新组合。这一分歧到1952年发展到顶峰。当时，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发表了弗兰西斯·强森（Francis Jeanson）的评论《反叛者》的文章。题目是：“阿尔贝·加缪，叛徒的灵魂”。强森在评论中指责加缪的《反叛者》为反动分子张目。强森的评论发表于六月号的《现代》杂志。接着，八月号的《现代》发表加缪的答复，文中指强森等人“要反抗一切，只不反抗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国家”。同期刊登萨特对加缪的批判。从此，萨特与加缪的友谊就宣告决裂。
1952年至1954年，即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前夕，加缪写了六篇文章，后来收为一卷，书名为《放逐与王国》（L/'Exil et la Royaume，即Exile＆the Kingdom）。
加缪写的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书，是《阿尔及利亚记事》，收在《加缪论文集》（Camus：Essais）中。在这里，加缪为法国的殖民主义辩解。1957年12月，加缪刚刚领受诺贝尔文学奖，就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宣布：“我总是谴责恐怖。我也必然谴责盲目的恐怖主义，例如，在阿尔及利亚街上施行的那种。那种恐怖主义有一天要袭击我的母亲或我的家庭。我信仰正义，但是我防卫我母亲要先于防卫正义。”这就是说，因为他的母亲在阿尔及利亚，他就必须支持法国侵略军的占领。他所指责的恐怖，不是反革命的、殖民主义的恐怖，而是革命的恐怖。
从那以后，加缪撰写最后一部小说《堕落》（La Chute，或Fall）。这部小说反映加缪在《反叛者》出版之后的孤独感，以及因法国国内阶级斗争的激化而产生的“放逐感”。他说，他们似乎被放逐到一个“地狱的前厅”。
1960年2月，加缪在维勒伯利恩因车祸而死。时年四十七岁。
从上面加缪的生平和著作中，可以看出：加缪首先是一个文学家。他与其是哲学家，不如说是“存在主义的文学家”。
加缪的中心概念是“荒谬”（absurd）。“荒谬”是“理性的人”遭遇到“毫无道理的世界”之后产生出来的。面对着“荒谬”，才出现“反叛”、“西西弗斯的嘲笑”和“肉体的反叛”。所以，加缪说：“我反叛，因此，我才存在。”
在加缪那里，对付“荒谬”的出路不在天国，而在现实的生活中；对付“荒谬”的态度也不是像雅斯贝尔斯说的“超越”，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以“荒谬”对付“荒谬”，也就是“反叛”。“反叛”者，就是离经叛道也；也就是视一切现存的秩序和道德于不顾，自己选择自己所要走的道路。加缪认为，像齐克果那样的“跳跃”现实，就是无异于“自贬”，就是自弃。加缪称之为“哲学上的自杀”。因此，加缪认为，既然世界是荒谬的，就无须回避它；我们自己采取“荒谬”的态度就是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使“荒谬活生生地保持下来”。
人在自己的存在中将处处体验到世界的“荒谬”性，因而也会逐渐地体验到自己采取“荒谬”的生活态度的必要性。在生活中遵循现存的道德是毫无意义的；生活的价值就在于敢于反叛一切。正如《西西弗斯的神话》所云：“反叛给生活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