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尔嘉耶夫生于1874年。当时的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帝国。但是，从19世纪下半叶起，俄罗斯帝国已缓慢地滋长着资本主义的因素。代表着新起的俄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先进知识分子，如赫尔岑、别林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F.M.Dostoevski）等人，早在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就以宣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己任。但是，俄国沙皇的军事封建主义统治像一条巨大的绳索扼杀这些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所以，在相当多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往往还笼罩着一层层悲观、绝望、厌世的阴影。说明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别尔嘉耶夫的存在主义思想是有一定好处的。我们回溯一下从19世纪上半叶以来的俄国历史，就可以看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巴枯宁（M.A.Bakunin）、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中，早已种下别尔嘉耶夫式的存在主义思想的种子。
别尔嘉耶夫的存在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还决定于别尔嘉耶夫本人的社会经历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所发生的历史变革。
别尔嘉耶夫出身于俄国军人的家庭。他从小就在俄国军人子弟学校接受教育。他入大学时，正是俄国社会动荡，酝酿着社会革命的时期。当时，一方面，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正大力宣传他们的社会纲领和思想观点；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前身，也正在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纲领。别尔嘉耶夫受到了两者的思想影响。大学后半段生活时期，他尤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本人遂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沙皇放逐到伏罗克达。流放达3年之久。
但是，别尔嘉耶夫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完全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出发。他并不是真正地拥护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这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内同无产阶级的推翻沙皇专制主义统治的革命目标相符合。较恰当的说法是，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
1917年10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大学教授。
但是，他很快就感受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同他的自由主义理想是格格不入的。他所组织成立的“宗教与哲学自由学会”同官方的社会主义政纲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所以，1922年，他便被布尔什维克政府驱逐出境。
可想而知，当时的别尔嘉耶夫的心理是充满着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和对自由主义理想的绝望的。从此，他没有自己的祖国，沦为“异乡人”，心里充满着悲戚和厌世的思想。这一切，是他的存在主义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温床。
他被驱逐出境后，生活在柏林，在美国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资助下，他创立了“宗教与哲学学会”，并于1925年迁往法国巴黎。
别尔嘉耶夫到巴黎后，创办了杂志《路》，并任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社长，出版大量宗教与哲学书籍。从此以后，一直到1948年去世为止，他基本上就定居于巴黎，并不停地著述。
由于别尔嘉耶夫的上述特殊经历和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使他的存在主义比任何一个存在主义者的哲学都更显著地带有“反共”的政治色彩。宗教信仰和存在主义，不过是他进行反共宣传的思想武器罢了。
别尔嘉耶夫的著作有：
《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米凯罗夫斯基的批判》，1901年出版于彼得堡。这部著作表现了别尔嘉耶夫早期动摇于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思想之间的世界观。
1907年，他发表了拉丁文著作：《在永恒的观点下》。这一著作标志着他的宗教思想已成为他的世界观的主导部分。
《创造性行为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Creative Act）于1916年出版于莫斯科。从这本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别尔嘉耶夫在1922年被驱逐出境是很自然的。这本书所宣传的哲学思想是直接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
十月革命后，别尔嘉耶夫继续著书宣传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他的这些思想集中地暴露在他被驱逐后、在柏林出版的著作《不平等的哲学》之中。这本出版于1923年的著作抨击苏维埃人的思想意识形态。
同年，他又把他自己从1919年到1920年间在莫斯科“宗教与哲学自由学会”上发表的讲稿整理成《历史的意义》（The Meaning of History）一书。
1925年迁居巴黎后，别尔嘉耶夫连续发表以下主要著作：《新的中世纪》、《自由与精神》（Freedom＆the Spirit）、《精神与实在》、《人的使命》、《孤独与社会》、《奴役与自由》（Slavery＆Freedom）、《梦与事实》、《现代世界中的人的命运》（Fate of Man in the Modern World）、《俄国观念》以及《精神领域与凯撒领域》（The Realm of Spirit＆the Realm of Caesar）等。
如上所述，别尔嘉耶夫的思想是他个人所遭遇的历史经验的缩影。他的思想代表了没落的、个人理想遭到破产的人的观点。因此，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这样几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一）诅咒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在他看来，这个时代只给人带来灾难、痛苦和不幸。他在《现代世界中的人的命运》一书中，不厌其烦地称这个时代是充满“悲剧”的时代。
（二）悲观和厌世。他诅咒这个时代，却又觉得无力超脱这个现实世界，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悲观、厌世。他说：“悲剧是道德的基本因素，也是最基本的伦理学范畴。”⑤ 他在同一书中宣称，这一悲剧乃起源于人无力解决罪恶与善之间的矛盾和纠缠。
（三）在梦幻中追求个人的自由。别尔嘉耶夫在现实中得不到自由，就必然转向“自我”，寻求观念中的“自由”。因此，在他看来，要得到自由，首先必须避免“对象化”。“对象化”是人处于“受奴役地位”，即失去自由的源泉。什么是“对象化”呢？“对象化”也就是无视个人的个性，抹杀个人的具体特点，而把一切个体看作是某一个人的对象；在这一个人面前，一切人都是同一个东西，即“对象”。他认为，要克服对象化，就要向自己的心灵深处探索自身的价值，在主观的观念中才有真正的自由的价值。自由只有在“虚无”中才存在；真正的自由，乃是“虚无的自由”（meonic freedom）；自由的基础是“虚无”。
（四）只有神才是“自由”的人的归宿。在别尔嘉耶夫看来，神是最自由的；它本身是自由的，同时，只有它才是最尊重人的自由权力。但在人的一生中，有时往往背弃神的教导，辜负神对人的自由权力的尊重，而追求个人的现实利益和把别人“对象化”。因此，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找到真正的自由。这乃是人间悲剧的产生根源。“道德的悲剧性……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基本问题并不是道德标准或善的问题，而是关于神的自由和人的自由的关系问题。”⑥ 而道德又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因此，要寻求真正的自由，必须诉诸对神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