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战争的创伤在欧洲尤为突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初，德国、法国和整个欧洲都始终没有从战争恐怖、经济危机和社会道德败坏的气氛中摆脱出来。一部分人怀着美丽的憧憬向往和平的到来，希望和平可以给社会带来安宁和幸福。但是，残酷的事实——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接二连三的经济动荡和萧条等等，使某些人的善良愿望破灭了。在战后的欧洲，特别是法国、义大利、德国，悲观、失去信心、互不信任的心理很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就像瘟疫一样迅速地传播开来。
如果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反映了垄断资本阶级狂妄、孤注一掷的世界观的话，那么，萨特的存在主义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对生活不抱希望，然而充满着空洞的个人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在战争、失业、通货膨胀和社会堕落的打击下，小资产阶级忽而悲观失望、生活无着落、绝望到极点，忽而想入非非，充满着幻想，狂热到极点。所有这些，在萨特的著作中都得到了最生动的描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短的10年，萨特因写出存在主义的哲学和文学著作成为举世闻名的哲学和文学家。在萨特的周围，也兴起了一批有影响的人物：马塞尔、加缪、梅洛-庞蒂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等人。
存在主义迅速地越出了德国和法国的国界，在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蔓延开来。连一向在思想传统上比较保守的英国也出现了存在主义的狂热信徒。英国著名的剧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1930-2008）和苏格兰心理学家罗纳德·莱英（Ronald Laing，1927-1989）是在英国宣传存在主义的主要人物。
20世纪50年代，存在主义哲学越过大西洋传到了美国。当时，萨特的《无出路》（No Exit）和《苍蝇》以及加缪的《异乡人》等剧本首先在纽约上演，并迅速地在美国各地掀起一股推崇存在主义的狂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中漫延着的悲观、失望和彷徨的思想情绪，也同时反映在当时的文学、史学、宗教界当中。
20世纪50年代英国兴起的“愤怒的青年”（The Angry Young Men）与发端于美国、后来又流行于欧洲各国的所谓“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和“嬉皮士运动”（Hippies）等，都是和存在主义一样的社会现象。英国属于“愤怒的青年”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说：“当今之世，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时代，世界上谁都给恐惧和不安弄得六神无主了……目前要分辨好与坏都很困难……我只有迫使自己幻想该怎样活下去。”与莱辛一起的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1931-2013）在他所写的《局外人》一书中，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存在主义的宗教”作为根治当前社会弊病的药方。
英国的这些“愤怒的青年”，大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都经历过战争的严酷考验。他们对战争的残酷性记忆犹新。在他们看来，生活就像一场恶梦。战后的动荡不安又使他们感到困扰，他们感到生活既无意义又无目的，到处都碰上“此路不通”的牌子，因此，他们不仅感到自身前途茫茫，连自己的国家、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究竟会往何处去，也无从了解。因此，他们整日在沮丧、彷徨中，在无聊的“个人刺激”中度过。
同在欧洲一样，美国的“垮掉的一代”是一群悲观厌世、狂妄蛮干的青年。他们的作品、行为，同存在主义所主张的人生观一脉相承。他们否定一切，厌恨一切，只有自己的存在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的愤世嫉俗使他们厌恶清醒，他们的自我扩张使他们否定一切客观存在。于是他们酗酒、吸毒、赌博、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横冲直撞，让自己永远处在半昏迷的状态；在狂热的爵士音乐的伴奏下疯狂地跳摇摆舞；他们乱搞男女关系，寻找“性刺激”。他们认为，人的最正常状态就是失去理性。因此，他们幻想自己是疯子，有的也真的成了疯子。他们在美国丹佛一个厕所的墙上，写道：“如果你热爱生活，可耻便是你的名字。”他们老是嚷着要自杀，真正自杀的却不多。在美国，这些“垮掉分子”（Beatnik）越来越多。美国的耶鲁大学里，这些垮掉分子经常聚集在斯特林纪念图书馆地下室的厕所里开会。厕所是他们最喜欢的地点。在他们的心目中，世界已到了末日阶段，全人类都濒临死亡，他们既否定过去，又否定未来，只有眼前的存在才是靠得住，而眼前的存在中，唯一确实存在的就是“自我”。
所有这些反映在文学界和社会生活中的颓废厌世人生观，都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孪生兄弟。他们都有同样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当我们巡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社会生活和人的整个思想面貌和精神状态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认识存在主义泛滥的社会现象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存在主义似乎不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为人们所传颂。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在实际上，由于产生和滋长存在主义的社会条件并没有消除，存在主义思想的幽灵仍然游荡在欧美各国的社会上。人们在口头上不再更多地谈论存在主义，只是因为追求时髦的西方人不愿意连续十年以上一直重复着同样的存在主义概念。他们热衷于用新的概念代替旧概念。但是这些名称却装载着同样内容的思想。更何况存在主义经过十多年的传播已经在相当多的欧美人当中留下较深的印象。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相当多并不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欧美人士，特别是青年一代，实际上仍以存在主义人生观作为他们行事处世的指导思想。美国电影《毛发》很生动地反映了这个事实。
美国的“嬉皮士运动”、“耶稣运动”（Jesus Movement）等等就是其中的典型。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社会及世界局势是与20世纪50年代有所不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未能消除社会的不平等。相反，旧的问题未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失业、物价飞涨、越战升级、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使欧美许多人不能不为自己和世界的未来而担忧。悲观厌世已不是一部分人的奢侈品，而变成许多人的必需品了。所以，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存在主义也和欧美其他流行的哲学流派一样，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要经历各种变化。20世纪60年代后的存在主义不仅在传播的广度上有新变化，而且，存在主义本身也正发生变化，存在主义信奉者的队伍分化是显著的。
就连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和萨特，也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不再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存在主义的某些思想，也正演变成其他的更加“时髦”的哲学流派。
住在香港地区的中国人要理解当代存在主义所鼓吹的那种思想是不难的。因为目前的香港社会也到处显示出存在主义所鼓吹的恐惧、绝望、冒险、赌注、以自我为中心、反理性等思潮和情调。在香港的电影院里，每天可以看到以“世界末日”、颓废、厌世、狂妄、纵欲等内容为主题的影片。1978年9月，笔者观看名为《刀女》的影片。片中的一群女青年每天过着酗酒、凶杀、斗殴、抢劫的生活，她们没有理想，能过一天就算一天；她们目中无人，只相信自己的意志；她们想怎样“存在”，就怎样“存在”。影片最后以“荡妇党”头目的狂叫结束。这一影片难道不是存在主义的最好写照吗？
综上所述，存在主义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社会生活。
目前，存在主义主要可分为三大派别：
1.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这一派存在主义者比较接近中下层群众，具有较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只能从个人求解脱中寻找出路，因此，他们只看到自己，不相信自己。
2.以雅斯贝尔斯、马塞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这一派人都是基督教的信仰主义者。他们在否定生活、否定社会之后，把目光转向天国，祈祷于上帝的存在。
3.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这一派人因德国在二次大战的惨败而悲观失望，转向隐居生活，企图逃避现实。这一倾向，反映在他们的著作中，就表现出更多的抽象的思辨。他们的著作，越到晚期，越玩弄抽象、晦涩的哲学概念。他们的存在主义哲学到后来，越局限在少数哲学家和追随他们的青年学生的小圈子里。1976年，海德格尔去世后，这一派存在主义者面临着分崩离析的边缘。
但是，海德格尔的逝世，一点也不意味着存在主义思想的消亡。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一方面，海德格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发表的新著作，特别是有关批判形而上学和有关语言以及有关艺术的著作，仍然产生越来越深广的影响；另一方面，他的学派慢慢地演变成各种新的思潮：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深受海德格尔思想影响而在近30年来的西方思想领域内占据重要地位的新派别，包括：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诠释学、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学派”、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以及以李欧塔为代表的“后现代派”等。此外，在哲学思想领域之外，海德格尔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文学艺术界和美学界以及神学理论界。
海德格尔对于20世纪60年代后的思想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有人承认一种“后海德格尔主义”的时代的到来——这个“后海德格尔主义”的主要特点，是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诠释学、语言理论、科学技术理论及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思想为基础，或多或少地吸收尼采主义、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及象征主义等各种派别的思想观点和方法，集中地批判传统西方文化、道德和艺术，提出了“重新建构”适应于“后现代性”社会的崭新文化的宏大而又有点含糊不清的目标。
海德格尔同萨特一起，一直以其深刻思想，影响着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后发表的海德格尔著作，包括：《尼采》两卷本（Nietzsche，2 Bde.，1961）、《关于物的问题》（Die Frage nach dem Ding，1962）、《技术与转向》（Die Technik und die Kehre，1962）、《路标》、《艺术与空间》、《论思想之物》（Zur Sache des Denkens，1969）、《现象学与神学》、《赫拉克利特》（Heraklit，与欧根·芬克〔Eugen Fink〕合著，1970）、《谢林论人的自由的本质》（Schellings Abhandlung ueber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1971）、《早期作品集》及《逻辑学》等。这些著作都是在人们所谓“存在主义过了时”的时代中出版的，但由于这些著作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它们不仅对存在主义本身，而且也对其他哲学派别及对其他人文学科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海德格尔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后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在西方思想界刮起了一股研究热潮，方兴未艾。
萨特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也同样地不断发表新著作，继续扩大他的存在主义的影响。
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继续发展，表现了存在主义的极其复杂而深刻的成熟形态，也表现了它对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的新发展所作出的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