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既然是以研究人的生存作为它的基本任务的，那么，存在主义是怎样研究人生的呢？
存在主义认为，要真正地把握人的生活，就必须把人生放在它本身所固有的原始的和自然的状态中。所谓“原始”和“自然”就是保持其原样，保持其本来的面貌；或者，用一般人的说法，就是“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它本来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前面已经说过，存在主义最反对抽象的方法。因为，在存在主义者看来，抽象的方法破坏了人的存在的原有状态，歪曲了人的存在的本来面目，扼杀了人的存在所固有的生命力，淡化了人的存在的多样性，忽视了人的存在的具体性，限制了人的存在的随意性。
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在那篇论述康德的著作《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中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关于人的各种各样的知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任何时代都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那样，以如此深刻和感人的方式论述对人本身的认识。任何时代都不能如此迅速而直截了当地提供这类知识。但是，另一方面 ，任何时代都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那样，对人类本身如此缺乏认识 ，再也没有别的时代，比今天更加把人变成值得怀疑的东西。[13]
显然，在海德格尔看来，20世纪已经把人的问题糟蹋得不成样子；或者，换句话说，人类关于人本身的混乱认识已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荒谬的顶点。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当代人类何以会把人的问题糟蹋成这个样子呢？
存在主义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都不约而同地遵循着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人的存在本身所固有的丰富、具体、多样的特征被一扫而光，剩下的都是没血没肉的“骷髅”，距离原有的生活样态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为什么存在主义者如此强调“存在”的具体性？
存在主义者说，“因为存在本来 就是具体的”。存在主义认为，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没有权力歪曲存在的本来面目，没有权力以任何理由、任何手段对“存在”进行加工、修饰、夸大、缩小或阉割和改造。
存在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存在，都是具体的、多样的。以房屋来说，你所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具体的房屋：张某住的是这样的房屋，李某住的是那样的房屋，赵某住的又是另一种房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试问，你可曾见到“房屋”？或者，更确切地说，你可曾见到“一般的房屋”？人们会说，世界上的现实存在的房屋，当然都是具体的，唯因如此，各个房屋间总是有差别性——有的差别很大，有的差别很小，但现实中确实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房屋。当然也就不存在等同于各种千差万别的房屋的“一般的房屋”。“一般的房屋”只有在概念中，在哲学家的抽象中，才存在。因此，这种“一般的房屋”是虚妄的、脱离于其现实的根基的“幻象”。让我们翻一下字典，查一查“房屋”一词的释义。字典往往是这样给房屋下定义的：“供人居住的建筑物。”这个定义确实概括了所有的房屋的基本特点，但也正因为它概括了所有的房屋 的特点，所以，它也就排除了所有个别的，单独的房屋本身的特殊点：其形状、大小、建筑地点、建筑时间、建筑方向等的差异。具体的房屋之间的差异多到无法用任何数字表达出来！大到外形的差别，小到房屋的每个构件，以致组成每一个构件的每个零件、每个细胞的差别，这些差别又何止千百万！
存在主义认为，既然不能用任何抽象的方法表现出存在的原有的多样性和具体性，既然任何概括都歪曲了存在的本来面目，那么，人们就应该放弃这种“自以为是”的、想要在一个概念里包容一切同类物的奢望或“野心”。
在存在主义看来，如果说连最低级、最粗糙、最简单的“存在”——像房屋、石头、沙粒那样的无机界中的无生命的“存在”都呈现着数不胜数的具体特性，那么，最高级、最复杂、最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人的存在，就更加呈现出无与伦比的、无法形容的具体特性。你看，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人呈现出多么不同的生活方式、态度、爱好和意向啊！就连同一个父母生下的几个兄弟姐妹也有很大的差别，以致在不明各户家谱的人看来，有此兄弟姐妹还可能会被当作相互对立的两家人的后代哩！不同的个人如此，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里的存在方式难道就肯定是一样的吗？事实已经证实，同一个人在一生中会经历多么复杂、多么曲折的生活历程啊！也许有人说，那些极其平庸的人，不是在每天重复着那单调的，不变的存在方式吗？须知，即使在这些人身上，每时每刻也要经历许多一般人的眼光所不能看到的变化：他内在的矛盾、喜怒哀乐的变迁、情绪之升落沉浮……。
正因为人的存在具有比非人的存在多得不可比拟的具体特点，所以，存在主义主张，人的存在是存在的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我们要探讨“存在”，就必须以人的存在为中心进行分析。而要抓住人的存在的典型形式，就必须原封不动地保持人的存在的原有的具体性。
试问，要保持人的存在的具体性，应该采取什么途径呢？既然存在主义否定了以往一切传统哲学家们所采用的唯物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抽象方法，那么，存在主义又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切实可行的、有效的手段来保持人的存在的具体性呢？
对于这个问题，一切存在主义者都异口同声地说：“就从你自己的存在开始入手！”存在的奥秘，人的存在的全部真谛就隐含在“我的存在”，即“我在”之中。我的存在，自己的存在，即“我在”，是人的存在的真正价值之元始，是启开人的存在的大门的钥匙，也是通向深奥而多样的人的存在的桥头堡。抓住你自己的存在，体验你自己的此时此刻的存在，就是把握人生价值和人生真理的唯一方法。
举例来说。我自己的存在，就像一个窗户那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像照相机的取景镜那样，通过它，可以看到那杂多的、千变万化的人的存在。譬如，此刻我在看书。我通过自己看书这一存在方式，可以体验到我自己的存在能力——我的知识的多少、我的理解力的深浅、我的想象力的贫乏或丰富，以及由看书所引起的意向、愿望之强弱等。由此，我即体验到我的存在之趋势、能力，体验到自己所关心的事物究竟是什么等。不仅如此，我还可以体验到别人的存在对我的存在的威胁，体验自己的存在的有限性，体验到自己渴望冲破这个有限性的强烈程度。
再譬如说，你要体验赌马的人的生活方式——那种特殊的“存在”，唯一的办法是你自己去赌马。当你对某一匹马下赌注，就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意识活动——你的大脑活跃起来，思索着哪匹马值得你下赌注，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赌法，成功的比例多少，失败的比例多少。特别有趣的是，当你对某匹马下赌注时，尽管你已决定选择你认为可望取得胜利的马，但你的思维活动并不因此而安静下来，相反，你的思维产生了更大的矛盾。你要接二连三地向自己发问：这匹马可靠吗？你赌这匹马的理由站得住脚吗？这些理由是否会瞬息即变，化为乌有？当你的思维不断地朝着否定你原来的决定的方向发展时，有时，在你的脑海中又会产生另一个与此相反的思维活动：不，我原来的决定是对的，是没有问题的；你会自问自答地说：你看，这么多靠得住的条件摆在那里。这种自我安慰的趋势同那种自我忧虑、自我担心的心理，往往同时存在；一会儿前者占上风，一会儿后者占上风。其变化情况并不单纯地以“占上风”三个字就能概括的。因为，这种变化并不是一方直线上升，另一方直线下降，直至得出相反的结论。变化的情况是曲折、反复的：有时一方上升，上升到某一程度，或者上升百分之五、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四十五，或者有时甚至已上升到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五，但当这一变化形势未成定局以前，很可能在你的思想中会冒出一个因素或问题，突然，使你推翻前此作出的一切结论和判断，于是，变化方面又急转直下，改变了相反的方向。当你的思维如此紧张地活动的时候，你的心脏和全身血管里的血液的流通情况，也瞬息即变，起伏不定。你的手可能会突然一甩，或突然敲打某一个东西，包括敲打自己的脑袋；而你的脚也会忽而跺地，忽而踢石头；你的嘴巴会喃喃不已，或突然怨天、骂人；你的全身神经都高度紧张，有时则又从高度紧张下降到零点——放弃一切意识活动，即出现一种所谓的“全身意识间歇性真空状态”，在这个时候，你一切都不管了，就当着没赌马这回事，而你自己也就觉得自己突然沉落在不知什么地方——自己失落了自己。但这种“全身意识间歇性真空状态”并不长久，一会儿，又变成狂热的追求、渴望、忧虑、不安、绝望，一会儿又觉得精神上忍受不住这一切压力，转化为意识的错乱，错乱到顶点，就像酒醉的人内心烦闷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断地产生一种要“呕吐”的感觉。在你的这一切“存在”中，有时会出现一丝光明，觉得在经历了这一切精神的、肉体的动乱之后，似乎领略到“存在”的一点真理：我就是我，我是自己的主人，我要干嘛就干嘛！其他的一切，都滚蛋！管你三七二十一，我就是要那么干下去，管他赌赢或赌输，反正除了我自己以外，其他的一切都无从掌握、无从了解，我只知道自己还存在，我只知道我正在赌马，至于我为什么要赌，为什么要赌这匹马，我没必要去说。我赌马是我自己的抉择，这一抉择的立脚点，就是“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一个人在赌马的过程中，往往要经历不同的过程，各个人的心理活动不一样，对这些具体的“存在”，无法用一个“模式”来归纳或“一概而论”。以上讲的，只是某一个人在某个特殊时间内赌马的“我在”，是某一个人对“我在”的体验。在这体验中，可以看到，他的“我在”是复杂的、具体的。这种“我在”是“存在”的自我表演，自我变化；它既不受外界的，也不受我自身中的任何因素的支配。这个“我在”，就像那低级的动物——变形虫的变化一样；它在变，变得没有道理，变得没有方向，毫无目的；它的变又不受任何因素的支配。于是，得出结论说：“我在”就是“我在”，除此而外，其他的都是鬼话！让一切都去见鬼吧！
让我再举一例，说明存在主义所说的“我在”是什么意思。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海德格尔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完成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的。当时，正是希特勒上台前后。海德格尔的哲学马上得到希特勒的支持，为什么？因为海德格尔所说的“我在”，希特勒自己深有体会。就让我们随便设想希特勒在某一个时刻的“我在”的自我表演吧。
譬如说，在希特勒决定吞并捷克的那一刹那。希特勒的“我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我在”呢？
“我在”要考虑到侵略捷克这一行动是否值得？有没有价值？它在“我在”的整个自我表演——吞并全球的野心中处于何种地位、何种阶段？“我在”向捷克伸延，会引起何种反应？而“我在”之外的一切“存在”——捷克人、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甚至德国人自己，会对“我在”产生何种具体反应？在这一系列包括其他各种因素的复杂的、不可言状的思索活动中，“我在”一会儿否定自己，一会儿肯定自己；“我在”的侵捷渴望在增加、下降、再增加，直至升到最高点。这时，“我在”可能会突然地发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于是决定不再思索，不再反复听取周围的各种意见。“我在”一旦作出这一抉择，就超出了理性的范围，也超出了周围一切因素的限制，只觉得只有自己存在，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但是，“我在”的这种藐视一切的“自由”，有时也会发生动摇。因为“我在”在脱离了周围一切的时候，有时，也会突然感到自己的“孤独”和“有限”，它觉得自己毕竟受“我在”——其他的存在的包围和约束。他要考虑到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法国人可能会干涉，可能会对“我在”采取行动，限制“我在”的自由。“我在”在趋向绝对自由，即不顾一切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徘徊、心神不定。这时的“我在”实际上还未达到海德格尔所说的“真正的存在”（authentic existence）。实际上，“我在”还未全部排除来自其他“存在”的干扰，“我在”还未成为自己的真正主人。它在这种徘徊中，往往是痛苦的——他忧心忡忡，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恍惚不安。他有恐惧感——担心自己被别的“存在”所吞噬，他尤其担心自己的“死亡”。他感到，“我在”时时受到“死亡”的威胁。当“我在”担心“死亡”的时候，他还没有达到“绝对的自由”，这种“我在”是“非真正的存在”（inauthentic existence）。但是，“我在”绝不会永远徘徊。他在担心、忧虑中是无法长期忍受的，它必然要重新产生一股企图超脱不安的力量。这股力量，或者说，这股趋势比第一次冲破周围限制的力量还要大，它是“我在”经历了徘徊后重新积聚的更大的力量。这就像一股狂风腾空而起，当它要显示它是唯一的存在的时候，突然受到它意想不到的一个高大的山峦的阻碍，迫使它不得不紧急刹车；但它不甘心这一挫折，于是，狂风产生出一种更大的气压，这种气压与其说来自狂风自身，不如说来自山峦的阻碍。山峦的阻碍会使狂风以百倍的疯狂反扑过去。希特勒的“我在”，在经历了徘徊，忧虑之后，终于置一切于不顾——不仅藐视周围的一切，也不承认自己还有理性，于是，“我在”成为非理性的、“纯粹的”“存在”。这种“我在”，置死亡于不顾。终于，它敢冒天下之大韪，采取了侵略捷克的行动。
关于希特勒的“我在”的表演，这不过是一种设想。实际上，任何“我在”都是不可设想的。“我在”只有“我在”自己明白自己是什么。笔者的上述例子，只是一种假设，帮助人们了解存在主义所说的“我在”的含义。
实际上，“我在”的真正含义还没有包括进去。话还要说回来：要了解什么是存在，就要从“我在”入手，而“我在”是什么，只有你自己去体验，从你自己的“存在”中去把握。换句话说，“我在”只有“我在”知道。这也就是存在主义所说的：只有从“我在”出发才能了解一切，才能体验存在。而体验“我在”，只有从自己的“我在”开始。
使用“我在”这个词，只是一个比喻。它所表达的，是一种本己的、亲临的“存在”。在海德格尔那里，为了揭示“存在”的奥秘，曾经借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此在”（Dasein）这个概念，同时，又赋予它以新的内容。
海德格尔指出：“存在作为问之所问，要求一种本己的展示方式，它这种展示方式本质上有别于对存在者的揭示。据此，问之何所问，亦即存在的意义，也要求一种本己的概念方式，这种概念方式也有别于那些用以规定存在者的含义的概念。”[14] 这就是说，既然问之所问 是“存在”，而这种“存在”，又是使“存在者”之被规定为“存在者”的那个“存在”，所以，探讨“存在”的奥秘，不能沿袭传统形而上学那些展示“存在者”的含义的旧概念，而必须使“存在”通过一种新的概念，以其本己的展示方式，自我展示出其本真结构。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求把观看存在的方式解说清楚，要求把领会意义和从概念上捕捉意义的方式解说清楚，要求把正确选择一种存在者作为范本的可能性准备好，把通达这种存在者的天然方式清理出来。观看、领会和理解、选择、通达，这些活动都是发问的构成部分，所以它们本身就是某种特定的“存在者”的存在样式，也就是我们这些发问者本身向来所是的那种 存在者的存在样式。因此，彻底解答“存在”问题就等于说：就某种存在者——即发问的存在者——的存在，使这种存在者透彻可见。作为某种存在者的存在样式，这个问题的发问本身，从本质上就是由问之所问规定的——即由存在规定的。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他存在的可能性外还能够发问存在的存在者，我们用“此在”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15]
海德格尔使用“此在”这个新概念，是为了强调“存在”的意义的自我揭示和自我展示的重要性。如前所述，海德格尔所以要在“此在”这种存在者身上破解“存在”的意义，“此在”之所以能作为“出发点”去本真地展示出“存在”本身，就是因为“此在”是一种“除了其他存在的可能性外还能够发问存在 的存在者”。这种能对自身的“存在”发问、并能自我领悟自己的存在的“存在者”，就是生存于世界中的人。在世界的一切存在者之中，唯有人才关心自己的存在，才能对自身的存在提出发问，才能在自身的存在中自我领悟到“存在”自身。所以，海德格尔指出：“‘此在’是一种存在者，但并不仅仅是置于众存在者之中的一种存在者。从存在者状态上来看，这个存在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存在者为它的存在本身而存在。于是乎，‘此在’的这一存在机制中就包含有：这个‘此在’在其存在中对这个‘存在’具有存在关系。而这又等于说：‘此在’在它的存在中无论以任何一种方式、任何一种表述，都领会着自身。这种存在者的情况是：它的存在是随着它的存在、并通过它的存在而对它本身开展出来的。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此在’作为存在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存在论地存在。”[16]
更具体地说，从“此在”入手揭示“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从每个人的具体的“在世”经验入手，去揭示存在的本真结构。一切“存在”，都是“在世界上”的“存在”；所以，一切“此在”，就是“在世界中存在”的意思。人的“存在”是在其“在世”的“存在”中自我展示的。“此在”的本质，正是明显地表现在：它的“存在”不能靠列举与之相关的这样或那样的“存在者”来说明；它只能以其自身向来如是的那种本己的生存方式去显示。所以，从“此在”入手解析和展示“存在”，就是要在“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寻找一切存在论所源出的基础存在论。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此在”作为解析“存在”的入门，是因为“此在”同别的存在者相比，具有突出的三方面的优点。第一，此在是这样的存在者，它在它的存在中，是唯一地必须通过其本身的生存，即通过其具体的“在世”而得到规定的。海德格尔把此在的这一优先地位，称为“此在”在“存在者状态上的优先地位”。第二，“此在”由于以生存为其规定性，故就其本身而言它就是“存在论的”。而“此在”作为生存之领悟的受托者，又同时地包含有对一切非此在式的其他存在者的存在的领会。这就是说，“此在”不仅领悟到自身的存在，也同时地可以领悟其他一般存在者的存在。这就决定了“此在”的“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第三，“此在”是使一切存在论存在地和存在论地 都得以可能的条件（als ontischontologische Bedingung der Moeglichkeit aller Ontologien）。海德格尔在这里所说的“存在地和存在论地”得以可能的条件，就是指“此在”成为关于“存在”的一切存在论得以存在、并得以存在论地存在的前提条件。
有关“此在”在“存在论”上的上述各层优先地位及其具体内容，特别是有关“此在”在“生存论”上的本真结构，本书在本章下一节及第四章第三节，都将有进一步详细论述。
“此在”的上述重要意义，使海德格尔从《存在与时间》一书的撰写开始，就一直优先地突出“此在”的分析。所以，海德格尔说：“‘此在’是唯一表达‘此在’的存在的一个词。”“要理解存在本身就要理解‘此在’的特定性质。”“正是在‘此在’的存在之中，才迸出 存在。”[17]
美国哲学家威廉·巴雷特在解释海德格尔的这一段意义时说：“没有人（此在），就没有存在；而没有此在，也同样没有世界。”[18]
由此可见，“此在”是存在的基础，是存在的前提和出发点，是存在的最基本因素，是存在的源泉，是存在之奥秘之所在，是存在的最典型形式。而人生就是“此在”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