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斯吉学院的教学实验改革宣告失败后，我转到了阿德莱·史蒂文森学院，这是比较传统的一所学院。在那里我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心理学系研究生专业的建设上。刚进学院时并没有研究生专业，社会心理学同仁中也没人积极从事实验研究。我敦促系里先后聘请到两位出色的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佩蒂格鲁（Tom Pettigrew）和安东尼·普拉卡尼斯（Anthony Pratkanis），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很活跃。不久，我们三人就建立了一个应用社会心理学研究生专业，吸引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前来就读。
但是，对本科生十分有利的学习环境，却影响了研究生的科研训练。由于心理学系教授散居于校园的各个角落，研究生们很难与我们互动。在哈佛、明尼苏达大学和得州大学时，研究生的办公室多半紧邻我的办公室，我们全天都可以轻松自由地进行交流。我认为，保持密切的师生联系是办好研究生专业的关键所在。我说服校长给我们配了一个拖车式活动房作为工作室，就停在史蒂文森学院边上。工作室既提供了实验场所，也可以作为研究生助理的办公室。它并不奢华，但也不像弓街9号的阁楼那么寒酸。
1977年，我勉强同意担任代理系主任，直到找到正式的系主任就任为止。那年，研究生学术报告委员会决定邀请阿瑟·詹森为心理学系的教授和研究生们做一场报告。詹森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他研究人类智商后得出结论认为，不同种族平均智商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受到基因的影响。这无疑是一条爆炸性的结论，尤其在人权运动如火如荼的当口，很容易引发过激的反应。
我读过詹森的一篇代表性论文，看得出他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并不是一个偏执狂。但作为社会心理学家，我认为詹森忽视了环境和情境对种族差异的影响。我不想邀请他来做报告，但并不是因为他备受争议，而是考虑到系里经费有限，我更希望请一位我认为所做研究更为有趣的心理学家。但是研究生委员会认为，如果能面对面地以友好的姿态质疑詹森的观点，该多么令人兴奋啊！作为系主任，我不想挑起争论，也不想回避它，于是同意邀请詹森。
詹森在电话里接受了我的邀请，让我吃惊的是，他同时提出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詹森解释说，之前几个月在数所大学里，他的讲话都被学生们的尖叫淹没，学生们还向他吐口水、对他推推搡搡。我向他保证，这些过激举动绝对不会在加大发生，因为我们的学生思想开放活跃。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学术研讨会在系研讨室举行，规模通常很小，大约只有10位研究生和七八位教授参加，大家围坐在圆桌边进行研讨。我开玩笑说，我们的研究生从不向客人吐口水，但詹森并没笑。
不久，令我吃惊和失望的事情发生了。詹森来加大的前一天晚上，几百名学生举行了一场集会，烧了他的一本著作和一些研究论文，宣称第二天晚上要大闹报告会现场。我在得州时就已熟悉右翼分子的偏执行径，如今面对自由主义者的偏执行径却非常震惊——这些人与我的价值观一致，但其行为与我在奥斯汀遇到的非民主分子如出一辙。
学生的愤怒和潜在的暴力行动令我左右为难。我答应确保詹森的安全，但200名学生“袭击”20人研讨室的场景十分令人担忧。我该叫警察来保护詹森吗？还是该取消报告会？显然都不行。我不想制造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的场面，也不想屈从于非民主的粗暴行径。左思右想后，我找到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办法：研讨会改在一位教授家举行，在系研讨室门上贴一张公告，宣布报告会改在校园外举行。当一群本科生赶到研讨室准备闹事时，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他们气坏了。
第二天的学生报纸就对我进行了攻击，称我是种族主义者，居然敢邀请詹森来学校作报告，他们还骂我是懦夫，不敢让学生跟詹森见面。不过这种中伤对我没有丝毫影响。10年前我在奥斯汀被人骂作“黑鬼情人”，如今又在圣克鲁兹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作为奥斯汀事件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呼应，当晚我也在家里接到一通令人不快的电话。不过对方是一位愤怒的学生，而不是一个声音粗哑的男子；电话是晚间八点打来的，而不是凌晨两点。但是仍让人觉得不安。
“明天的师生面谈时间不变吧？地点仍然在克雷斯吉咖啡屋外的露台上？”
“当然。”我回答。
他不怀好意地说道：“你最好别失约。”
第二天我照旧来到露台，走到往常坐的桌子边，见到三位学生在那儿等我：哈尔、尼尔和朱莉（当时约书亚还在上高中）。薇拉已告诉孩子们我接到电话的事，以及可能会遇到的麻烦。于是他们前来给爸爸提供精神支持，必要时还可以充当保镖。10分钟后出现了几十位学生。其中一些人举着火把，他们一边高呼口号“阿伦森是种族主义者”，一边列队登上小山坡，来到露台上，在我桌边围成一圈。接着有人摁下录音机开关，对着麦克风一条一条地陈述我的罪状，然后将麦克风塞到我面前说道：“你有什么话要说？”
我做了所有信奉自由主义的教授都会做的事情：对他们进行了五分钟的讲演，赞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我告诉他们，很遗憾没让他们听到詹森的报告，但他们前一天晚上焚书并叫嚣要攻击报告会现场的行为令我别无选择。我告诉他们，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强化我们自己的信仰，也包括聆听和讨论诸多严肃学者的各种观点，其中有些观点我们也许并不赞同，有些观点甚至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冒犯。在大学里，大家通常在争论中学有所得，但必须要讲民主。学生们倾听着，有几位甚至鼓起掌来。之后，他们就静静地散去了。
我朝自己的孩子们看去，见他们正咧着嘴笑。
“还不错，爸爸。”哈尔说。
“好极了。”朱莉说。
“咱们喝点咖啡吧。”尼尔说。
我花了好长时间才从这件事的阴影中走出来。不过詹森事件也让我看到学生身上难能可贵的品质：虽然思想异常活跃，但也乐于倾听教诲。之前我从未遇到过能将这两种品质合而为一的学生，甚至在哈佛也没有见过。大概是因为哈佛的本科生比加大圣克鲁兹分校的素养更高，也更有学问。但在我看来，他们也更循规蹈矩一些。我很欣赏加大圣克鲁兹分校的学生，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怕得罪人，同时也愿意倾听。作为我对他们褒奖的回报，学生们扎堆般地去听我的社会心理学导论课。1979年，女校友协会决定设立年度优秀教学奖，并将该奖项第一个颁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