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社会的另一场变革风起云涌。T组旨在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障碍——触摸别人是好的、健康的和充满人情味的行为。但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社会逐渐发生改变，开始强调划清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触摸别人是无礼的、不得体的和做作的行为。我已经从T组学到，通过语言和肢体接触向别人表达正面的感受是可贵的行为。当然，带有表明权力或者支配目的的触摸是不得体的，我理解并接受女权主义者对它们的批判。毫无疑问，无论在T组还是在大千世界，不受欢迎的触摸都是错误的。但不久后就几乎没人关注触摸的得体和不得体之分，所有的触摸都被视为有所图谋。我感觉自己深陷在两种相互冲突的社会哲学里。
有一个学期，我的大班课“社会心理学导论”配有四名研究生助教。艾丽卡和苏珊娜都是三年级学生，两人从入学起就一直跟我工作，与我和薇拉的私交很好；亚历克斯是二年级学生，刚来跟我工作不久；另外一个一年级女生我叫她露易丝，但跟她一点儿也不熟。期末时，我和助教们一起对课程进行总结性回顾。露易丝用指责的语气对我说：“我对您有意见。我注意到当您与助教们交流时，触摸女学生的频率远远高于触摸亚历克斯。我觉得那是性别歧视，也有失身份。”
我思量了一番，然后回答：“是的，正如你所见，我和苏珊娜、艾丽卡交谈时的确频频触碰对方的手臂或肩膀，但我碰过你吗？”
“没有。”她答道。
“我也没有碰过亚历克斯，对吧？”
“对。”她回答。
于是我说：“我和艾丽卡、苏珊娜认识好几年了。这么说是不是更恰当：我触摸熟人的频率比不熟的人要多一些？”
“也许吧。”她说，但显然并未被说服。
苏珊娜和艾丽卡饶有趣味地把这件事讲给薇拉听，但我觉得哭笑不得。阿伦·古尔维奇，你在哪里？1953年，当这位老哲学教授将手放在我头上，对我说“好孩子”的时候，我只是将其视为一种温情的表达，一种体现师生之情的举动。如果发生在怀疑之风日盛的今天，学生会不会认为这一举动有失体面，甚至视它为性骚扰？我与露易丝的交流，折射出圣克鲁兹分校和全国其他大多数高校校园内的这种不良风气。
一天上午，学校新近成立的性骚扰委员会派一名代表出席了心理学系的教授例会，并宣读了师生行为守则。我认为几乎所有条例都合情合理，也对她的大部分发言内容表示赞同。这位代表不仅提出滥用教授之权实施性骚扰明显有悖伦理，也提请教授们注意另一些轻微的侵犯举动。她说，学生经常会对教授有所迷恋，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想要性接触。事实上，她们经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但随即她的话就不合情理了。新守则要求男教授尽量避免带女研究生参加研究会议。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斯蒂夫·赖特（Steve Wright）立刻提出异议。他说，像实验社会心理学会年会之类的一些学术会议，吸引了该学科最优秀的研究者和领军人物。对我们的研究生而言，出席这些会议是结识这些心理学大家的绝佳机会，学生们的饭碗很可能就握在这些人手上。他一语中的地强调，这项规定会让女研究生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
性骚扰办公室官员耸耸肩，没有回应斯蒂夫，继续宣布下一条针对所有教授的规定：从现在开始，只要听说哪位教师和哪位学生之间可能有性关系，就必须向她的办公室汇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我理解有误，于是举手提问。
我说：“如果一位学生告诉我她认为X教授可能和Y学生有染，我就得把这个谣言上报到你的办公室？”
“就是这个意思。”她说。
这简直难以置信。环顾屋内其他同事，大家居然神色如常。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觉得上报谣言是个好主意，还是吓得不敢反对，抑或仅仅是漠不关心，也可能是像我一样，觉得条例实在荒唐，根本不愿理会，于是不想发言表态。
我不禁思绪万千。我想起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我漫步在校园里，突然一位美丽的少女从树背后跃出来，投入我的怀抱。我们热烈拥抱。她就是我的女儿朱莉，那时正在上大二。几周后朱莉的一位室友不经意间提起，自己的男友罗恩问她，朱莉是否仍然在和阿伦森教授谈恋爱，他的一位朋友曾亲眼看见两人在校园里亲密地接吻。她大笑着告诉罗恩，朱莉姓阿伦森。谣言就是这样传开的，将拥抱传成接吻，接吻就变成了一段绯闻。但如果朱莉不是我女儿，而是某个女学生出于顽皮拥抱我，结果会怎样呢？是不是所有旁观者都必须将这一幕报告给性骚扰办公室？我们的校园变成什么地方了？犹豫再三，我还是开口表态了：“我不会上报谣言。”
会议已变得荒诞起来。我的思绪又回到了1951年，想到一起打棒球的发小比利和艾尔嘲笑我跳出来反对约瑟夫·麦卡锡和他对公务员的政治审查。“是大学里教的吧？”他们曾问道。快40年过去了，那个时代的荒诞再次重现，我突然觉得一阵眩晕。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我对性骚扰官员的动机并无异议。但作为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我知道她采取的措施很可能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甚至可能具有危险性。让人们报告无中生有的谣言是极权主义的做法，容易散布恐惧心理，压制异己人士，殃及无辜。
我再次环顾在场的诸位同事，其中有三位都娶了自己的学生。新守则要将他们的结合列为“不体面的”婚姻吗？这位官员声称新守则是为了保护那些“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生，那些“的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成熟而能干的女生又应该如何呢？这样谈恋爱是对的，那样是不对的——学校真想整天忙着管这些事情？
几天后，我的朋友、社会学家戴恩·阿彻（Dane Archer）也参加了类似的会议。他从会议室走出来，大步迈进我的办公室。像我一样，戴恩对上报谣言的要求很是震惊，但他也觉得很有趣，因为新守则与我们一些同事娶了学生的事实相冲突。他刚刚在哈佛校友杂志上读到一篇很搞笑的文章，说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主动提出要上交自己的结婚证，因为与他相濡以沫60年的妻子在结婚前是他的学生。
“但我认为加尔布雷思理解错了，”戴恩说，“我认为目前的新规定是说教授可以跟学生结婚，只是不能和他们约会。”
几周后，几张没有署名的传单贴到了校园各处的树干上和布告栏里。传单上写得很清楚，只是搜集一对广受欢迎的男教授的信息，两人并未被指控性骚扰。我见后惊讶地摇摇头，没把它当回事，认为这只是一出幼稚的恶作剧。可不久后的一天早上，几张手写传单上出现了我的名字，恶作剧突然变得不好玩了。传单上写道：
如果你觉得自己和
埃利奥特·阿伦森
的任何交往经历跟性骚扰有关，请拨打
性骚扰办公室电话×××××
我们会确保投诉的匿名性
传单底部有一行小一点的印刷体，说性骚扰办公室“以前没有收到过相关信息”。
我顿时觉得胸口发闷。谣言和诽谤即便最后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也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当一个人并未被指控有任何作奸犯科的行为时，要证明他的清白几乎不可能。但我竭尽全力搜集证据。几周后在我的要求下，当时担任心理学系主任的雷·吉布斯和性骚扰办公室官员进行了交谈，得知尽管任何人都可以给她的办公室打匿名电话，但他们至今还没有接到一通电话。几天后，我自己办公室的电话响了，电话里传出一位学生呜咽的声音。
她犹犹豫豫地开口说道：“阿伦森博士，我向您道歉。我选修了您的社会心理学课程，认为您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但那群人要我帮他们张贴有关您的传单，我很不愿意。可他们说：‘他没有你想得那么好，你会明白的。’于是我听从了他们。但后来我听说根本没有一个人打电话过去，我觉得自己坏透了……”
“谢谢你，”我说，“真的很感谢你告诉我这件事。但你怎么知道没有人打过电话呢？”她突然把电话挂了。
事情就此结束。嗯，也不尽然。我怀疑一些看到传单的学生和教授也许真的认为我满校园地骚扰学生。接下来的几周我都心神不宁。在校园里穿过走廊或者人行道时，如果迎面过来的女生和我没有眼神接触（正如平常我们大多数人那样），我就会觉得不安：她是不是觉得我是性骚扰者才转移视线的？内心有一个声音在问：“干吗管别人怎么想你？”但另一个声音一直在回答：“我发现自己还是很在意别人的看法。”
几周后的一个周末，老友拉尔夫·哈伯来访。周日的早午餐上，他仿佛要验证我内心哪一个声音更强烈，问道：“我听说你调戏学生，怎么回事？”原来本校一位学生是他们家的好友，拉尔夫从她那里得知了谣言。拉尔夫说：“我对她说，以我对你的了解，任何这样的指控都不是事实。但她坚持说自己的消息绝对可靠，而且你已经被带到了某委员面前。”
这时我发现自己已没有痛苦和烦恼，能以调侃的心态对待此事了。“当然不是，”我告诉他，“没有指控，哪来的委员会。而且，他们没有说我是调戏学生之人，而是说我是性骚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