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与鞋匠
当林肯在参议院发表他的第一次演说时，有一个傲慢的议员站了起来，他来自富裕显赫的家族，从心里看不起林肯这个来自最底层的律师。他说：“林肯先生，在你开始演讲之前，我希望你记住，你是一个鞋匠的儿子。”整个参议院的人都笑了。
林肯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抬头环顾参议院，对大家说：“我非常感激你使我想起我的父亲，他已经过世了，我一定会永远记住你的忠告，我知道我做总统永远无法像我父亲做鞋匠做得那么好。”林肯转过来，眼睛直视那个尝试羞辱他的人，“就我所知，我父亲以前也为你的家人做过鞋子，如果你的鞋子会磨脚，或者有不合适——虽然我不是一个伟大的鞋匠，但是我从小就跟父亲学到了技术——我可以改正它。对参议院里面的任何一个人都一样，如果那双鞋是我父亲做的，而它们需要修理或改善，我一定尽可能地帮忙，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我无法像他那么伟大，他的手艺是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的。”
在林肯看来，他父亲的深度与他的高度相比，毫不逊色。
清华教授和老校工
“清华教授和刚才擦桌子的老校工。到底谁更应该被尊敬？”
我在给清华大学生上职业规划课前，向在座的200多位同学提出这个问题。我知道在清华这样的学校，学术能力几乎是唯一的价值评价标准。这个提问甚至有点挑衅。
下面果然一片安静。
我清清嗓子说：“他们一样重要。”
“我们可以从学历和工资层面知道两者的差别，但是这两个人为自己的生活所付出的努力和智慧，不会有明显的区别。那位老校工之所以是老校工，也许并非个人不够努力，而是生活的选择，或者错过了某个机会。而那位清华的教授，除了个人的努力和天赋，也许还有家庭的经济、教养环境和社会机遇的帮助。他们的职位无论高低，都受很多非自己的因素影响。我们不应该用职位的高低判断人格的高低。”
“但我们可以从他们对待别人、对待自己工作的态度判断他们的人格。我也经常在各大学见过那些不好好讲课、没怎么做研究、忙于项目、没有心思上课、10年不换PPT的教授。”我继续说。
“我刚才看到了那个擦黑板的校工，他的年龄与我父亲相仿。他先是用洗干净的湿毛巾把字全部擦掉，然后用力在黑板槽里面把粉笔灰抹干净。他做这件事情时非常慢，这样会少扬起一些灰。然后他用餐厅刮桌面的一种橡皮刮来回刮了三次，使黑板变干。当所有这一切做完以后，他退后一步，眯着眼睛看看黑板是否干净。当他看到边角有一个刷子够不着的死角，便向前探着身子，走过去用手擦拭干净。看到我过来，他赶紧加快手上的动作，然后拿起水桶离开，顺带给我一个微笑。”
“所以我认为，一个不好好讲课的教授，跟一个刚才认真擦黑板的校工相比，后者的生命更有价值。因为我们并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生命的起点和终点，但是我们能够选择在路上以什么样的态度和姿势前进。”
农民和诺贝尔奖得主
1999年，杨澜在美国采访了198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美籍华人崔琦。他们在房间里坐下，开始谈那段美国人不太会感兴趣的中国生平。
崔琦1939年出生于河南平顶山宝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母亲王双贤小时候家境殷实，三个哥哥都是读书人，家里却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让她学习。王双贤从小立志让自己的孩子读书。在日后困苦的生活中，硬是供崔琦的三个姐姐先后从大学毕业。
崔琦12岁（1951年）那年，由于当地连续两年没有开中学，母亲决定把他送到香港读书。1958年，崔琦在香港培开中学考取了美国全额奖学金。父亲重病在床，作为唯一的独子本该回家尽孝，母亲却隐瞒了此事。第二年，父亲去世。因为害怕崔琦分心，母亲一直守口如瓶。1967年，28岁的崔琦在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一年后，母亲王双贤去世。崔琦12岁的那一次与家人分开，竟成诀别。
谈到这里，杨澜问崔琦：“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将会怎样？”杨澜讲完以后停顿了一下，她等待崔琦讲出那个她期望的答案：知识改变命运，人应该在年轻时开阔眼界，如果当时不离开，可能我现在只是一个农民，更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崔琦却说：“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这样，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爸爸妈妈就不会死。如果时光倒转，我宁愿陪在父母身边，不去什么香港、美国……”说着，60岁的崔琦哭了。
杨澜也哭了，她以一个主持人的直觉明白这才是这次访谈真理乍现的瞬间，她多希望聘请的两位美国摄影师此刻能理解崔琦说的话，推出一个特写镜头抓住这一刻。让杨澜吃惊的是，审片的时候，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个特写镜头。她问摄影师：“你们不懂中文，为什么会拍下这一幕？”摄影师说：“你们不是在讨论妈妈吗？世界上‘妈妈’这两个字是相通的。”
此事震撼了杨澜，她回忆说：“诺贝尔奖也好，科学成就也好，社会承认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失去和永远的心痛。如果我做节目，还停留在讲述人们所谓的成功故事层面的话，我们也就失去了对人性更深层的了解和体会，最终归于浅薄。”杨澜隐隐约约感觉到了生命其他维度的存在。
如果时光真的可以倒转：12岁的崔琦被母亲牵着手站在村口，等待送他出县城的班车。而他在恍惚间，突然窥见自己未来50年生活的两个版本——一个是河南平顶山平凡的农民，一个是诺贝尔奖得主，他还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吗？还是12岁的崔琦需要更多经历、理解更多、体会更多，又或者拥有或失去了其中一样，才能知道另一样的重要？
这一切都没有人知道。后来他回到香港的母校与同学座谈，记者问他：“到了这个年纪，你觉得什么最重要？健康、事业、宗教，还是别的什么？”他安静了一下回答道：“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认为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此刻的崔琦认为，宽度比高度更加重要。
那一年杨澜27岁，她的采访经历让她比常人能更早触及这个生涯的智慧：生涯不仅有高度，还有宽度。正如坐标系显示的一样，这两条轴线只在原点相交——即使再高的高度，也无法弥补任何一点宽度。它们本就是两个维度的东西。
不识字的农民，还是诺贝尔奖得主？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
（资料来源：优酷网《杰出华人——崔琦》）
在每一个维度上，我们的人生起点都不平等，也充满了限制。但是至少我们有了更多的生命维度：高度、深度、宽度和温度。如果道路不能行，至少我们还有天空和大海可以前进。立体的生涯让我们的生命有了更多可能——在更多领域找到那些能够改变的限制，而接纳那些不能改变的限制。我们身处现实的残酷、社会的不公平、人生的不平等，但依然能找出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活出自己最好的可能。我们尊敬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