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小时前，我此刻站立的舞台和你们的座位都还空空荡荡。一小时之后，这里又将空空荡荡。我猜想，在大多数日子里这地方都是空的，空空荡荡是它的自然状态。如果这地方也具有意识，它一定会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感觉厌恶。这无疑是对我们存在意义的一个极好勾勒；至少对我们这场聚会的意义而言是这样的。无论是什么让我们齐聚一堂，我们都不占据比例上的优势。我们可以沾沾自喜于我们的人数，可就空间意义而言这却是微不足道的。
我想，人们的任何一次聚会莫不如此。但当事情涉及诗歌时，那就另当别论了。首先，诗歌的写作和阅读都是一门原子化的艺术，其社会性远低于音乐或绘画。此外，诗歌显然渴求虚空，比如说，它就始自无穷之虚空。尽管其主要原因仍在于，从历史的角度看，诗歌读者在社会人口中所占比例一直不大。因此我们应该替彼此感到欣慰，哪怕仅仅是因为我们来到这里本身——尽管这看起来全然无足轻重——就是历史的继续，而这座城市里的某些人却认为这历史业已终结[2]。
在所谓有记录的历史中，诗歌读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未超过百分之一。这项统计的依据并非任何专项研究，而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精神气候。事实上，这气候之变迁有时还使我们援引的这个数字显得有些奢侈。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无论是灿烂的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启蒙时期，均未让我们感觉到诗歌的受众人数众多，更不用说是千军万马了，也不曾让我们感叹其读者范围之广泛。
情况始终如此。我们称之为经典作家的那些人，其名声并非源自其同时代人，而是源自其后代。这并不是说，后代就是他们的价值之数量体现。后代只是向他们提供了他们当初本该享有的读者规模，尽管这是事后而为的，颇费周折的。他们的实际处境常常相当逼仄，他们依附于保护人，或是纷纷拥向宫廷，就像如今的诗人纷纷拥向大学。显然，他们不得不寄希望于主顾的慷慨，但同时也旨在获得读者。当识文断字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时，诗人在哪儿才能为他的诗行找到一只同情的耳朵或一只关注的眼睛呢？权力的位置往往就是文化的位置，况且那里的食物更美味，那里的交际也比包括修道院在内的其他地方更丰富，更温情。
许多个世纪过去了。权力的位置和文化的位置分道扬镳，似乎也不会再走到一起。这当然是你们为民主付出的代价，为民有、民治、民享的规则付出的代价，在这个民族中，依然只有百分之一的人阅读诗歌。如果说一位当代诗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同行有什么相同之处，那么这首先就是其作品的极小发行量。有人因其性格或许会乐于玩味这一窘境的经典特征，为能承继这一神圣传统而骄傲，或是追随众多先辈的脚步，在对现实的坦然接受中获得一种同等程度的慰藉。将自己与辉煌的过去联系在一起，这样做最能让人获得心理满足，这仅仅是因为，过去之清晰远胜于现在，不用说，也胜于未来。
诗人永远能凭借语言步出困境，这毕竟是他的职业。不过，我在这里要谈的并非诗人的困境；归根结底，诗人并非牺牲者。我在这里要谈的是诗人的受众之窘况，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座的你们之窘况。因为，我这一年的薪水由国会图书馆提供，我以公仆的心态、而非其他的身份接受了这份工作。因此，这个国家的诗歌受众便成了我关心的问题，我这位公仆便觉得现今的百分之一比例是可怕的，不体面的，如果不说这是悲剧性的。这一评估与我的性格无关，也与一位作者因为他的书卖得不好而生的懊恼毫无干系。
在这个国家，任何一位诗人的第一或第二本诗集的标准印数约在两千至一万册之间(我指的仅为商业出版社)。我所知的最近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合众国的人口约为两亿五千万。这就是说，一家出版某位作者第一或第二本诗集的标准商业出版社仅在瞄准总人口中的百分之零点零零一。这在我看来是荒谬的。
数世纪以来，妨碍公众接触到诗歌的障碍是印刷品的匮乏和识字水平的限制。如今，这两者实际上均已普及，于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比例就再也说不过去了。事实上，即便我们维持百分之一的比例，出版者们印出的诗人诗集也不该是两千至一万册，而应为二百五十万册。我们这个国家能有这么多的诗歌读者吗？我相信，我们有的；事实上，我相信我们的诗歌读者比这还要多得多。究竟有多少，这自然需要进行市场调查，可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回避的。
因为市场调查就其定义而言是有局限的。就像任何社会学调查一样，这需要将人口调查数据划分为不同的组群、阶层和类别。他们假定每一社会组群均具有某些固定特征，据此对他们制定区分对待策略。这样做自然会减少人们的精神食粮，导致他们的智性障碍。他们相信，诗歌市场是面向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的，出版者们仅以这类人为目标读者。蓝领阶层是不会去阅读贺拉斯的，身着工装裤的农民也不会去读蒙塔莱[3]或马维尔[4]。同样，也不能指望一位政治家会背诵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或伊丽莎白·毕晓普[5]。
这很愚蠢，也很危险。详细的理由之后再讲。此刻我只想说明，诗歌的传播不能依据市场标准，因为任何一种此类测算都会对潜在的读者估计不足。至于诗歌，市场调查的最终结果即便是借助计算机得出的，也依然纯粹是中世纪性质的。我们全都识字，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诗歌读者。书籍的传播就是以这一假设为依据的，而不是什么令人恐惧的需求概念。因为在文化领域，并非需求创造供给，而是相反。你阅读但丁，是因为他写作了《神曲》，而不是因为你感觉到了对他的需求：这个人或是他的诗都是你无法变幻出来的。
应该更大规模地向公众提供诗歌。诗歌应该无处不在，就像环绕着我们的大自然，就像诗歌从中汲取过很多比喻的大自然；或者说，诗歌应该像加油站一样无处不在，如果不能像汽车这样多的话。书店不仅要设在大学校园或主要街道上，而且还应出现在装配厂的门口。我们视为经典的那些作品应该出版便宜的平装本，在超市里出售。这个国家毕竟是一个有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国家，我不明白，那些用来生产汽车的方式为何不能用来生产诗集——诗集可以把你们带往更远的地方。是因为你们不想走得更远吗？有可能是的。但是，如果的确如此，这也只是因为你们没有交通工具，而不是因为我构想中的距离和目的地并不存在。
我想，即便对于一只同情的耳朵来说，这些话也会显得有些疯狂。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而且这建议还非常符合经济学。一本诗集印上两百五十万册，每册的定价比如说是两美元，它最终获得的收益会超过印数一万、定价二十美元的同一本书。你们当然有可能面临仓储难题，但此时你们便会被迫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推销此书。此外，如果政府意识到建立你们自己的私人图书室之于你们的内心天职恰如商务午餐之于你们的外在天职一样重要，那么，政府或许会给那些阅读、写作或出版诗歌的人减税。主要的输家自然会是巴西的热带雨林。不过我相信，一棵树若是在成为一部诗集还是成为一沓备忘录这两种命运之间做选择，它是会选择前者的。
一本书能走得很远。文化领域的破釜沉舟并非一种可供选择的策略，而是一种必要，因为选择性的文化市场定位无论其目标何在，都注定会失败。因此，尽管对自己此刻所面对的听众并不了解，但我仍想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即在技术已不显得昂贵的当下显然已出现这样一个机会，有可能使这个国家步入经过启蒙的民主制。我还认为，应当尽早利用这一机会，在文字被视频取代之前。
我建议我们从诗歌开始，这并非仅仅因为这与我们文明的发展遥相呼应——歌先于故事——而且还因为诗歌的生产更为便宜。十来本书便能构成一个像样的开端。我认为，一位普通诗歌读者的书架上大约摆有三十到五十本不同作者的诗集。在每个美国家庭，摆下一多半这样的书只需一层书架，或是一只壁炉台——或是在最糟的情况下，一个窗台。十来本平装诗集的价格，即便在当下最多也只相当于一台电视机的四分之一。人们不读诗，其原因并不在于人们缺少对诗歌的渴求，而是因为没有能刺激这种渴求的可能性，亦即一书难求。
在我看来，书籍应该被送到千家万户的门口，就像电能，或者像英格兰的牛奶，书籍应被视为公用事业，它们的定价应是极低的。此外，诗歌还可以在药店出售(并不仅仅因为它们可以减少你们看心理医生的费用)。至少，一部美国诗歌选集应被放进每一家旅馆每一个房间的床头柜里，与《圣经》放在一起，《圣经》肯定不会排斥这位邻居，因为它并不曾排斥身边的电话簿。
这一切都可以做到，尤其是在这个国家。因为撇开其他事情不谈，美国诗歌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遗产。有些事情旁观者看得更清。美国诗歌就是一例，而我就是这个旁观者。在大洋此岸近一个半世纪里创作出的诗歌，其数量会使任何一种文学的同类产品相形见绌，也胜过我们那迷惑了全世界的爵士乐和电影。我猜想，关于它的质量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因为这是一种渗透着个人责任感之精神的诗歌。对于美国诗歌而言，最为陌生的东西莫过于欧洲大陆的那些伟大特色，诸如牺牲者的感受及其剧烈摆动、热衷指责的手指头，语调高昂的语无伦次，以及普罗米修斯式的矫情和片面之词。当然，美国诗歌也有其缺点，即过多目光狭隘的愿景和累赘的神经质。但是，它们依然是淬炼心灵的绝好材料，而百分之一的传播方式却使这个民族丧失了一种不但能培养耐力、更能产生自豪的天然资源。
诗歌实质上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艺术，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个国家就是诗歌符合逻辑的居所。在这个国家，无论现代派还是传统派，他们身上的这种个人主义倾向都发展到了乖戾的极端，不管怎样，这也是符合逻辑的。(事实上，现代派就诞生于这种个人主义。)对于我的眼睛和我的耳朵来说，美国诗歌就是关于人的自治之顽强不屈、持续不断的布道，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称它为一个抗拒连锁反应的原子所唱的歌。它总的调性就是韧性和坚毅，就是毫不畏惧地直面最糟糕的事情。它的眼睛始终是圆睁着的，与其说在表示惊叹或期盼启示，莫如说在静待危险。它很少给予安慰(欧洲诗歌、尤其是俄国诗歌的最爱)；它充满清晰明了的细节；它没有对黄金年代的眷恋；它赞赏大胆和逃脱。如果有人要给它找一个座右铭，我建议就用弗罗斯特《仆人的仆人》一诗中的这一行：“最好的步出方式永远是穿过。”
我敢于以如此概括的方式谈论美国诗歌，这并非因为美国诗歌自身所具有的力量和规模，而是因为我的话题就是如何让公众接近美国诗歌。在这一语境中必须指出，关于诗人的角色或诗人的义务等古老观念已被他的社会所彻底颠覆。如果有人认为一位自谋职业者也具有社会功能，那么，诗人的社会功能就是写作，他进行写作并非是在接受社会的委托，而是出于个人意愿。他仅对他的语言负有义务，这一义务就是写作好诗。在一位诗人写作的时候，尤其在他写作好诗的时候，在他使用他所处社会使用的那种语言写作的时候，他便向这个社会迈进了一大步。而社会应做的事情就是也迈上一步，在半途迎接诗人，也就是打开并阅读他的书。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在抛却义务，那么过错也不在诗人，因为他始终在写作。如今，在任何一种文化中，诗歌都是最高的人类语言形式。若是不阅读或不聆听诗歌，整个社会的语言能力便注定会下降，便会使用政治家、商人和骗子的语言——一句话，也就是社会自身的语言。换句话说，它便会丧失其进化潜能，因为，我们与动物王国其他物种的区别仅在于言说这一天赋。人们对诗歌常常发出种种抱怨，比如说诗过于难懂、晦涩、深奥等等，这些抱怨所指的并非诗歌的状态，坦白地说，它实际表明了某个社会在进化阶梯上所处的位置。
诗歌的话语是具有延续性的，它也始终在回避套话和重复。没有套话和重复，这正是艺术的推进器，是艺术有别于生活的主要特征，而生活的主要修辞方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恰恰就是套话和重复，因为生活永远是从零开始的。因此毫不奇怪，当今社会在偶遇了不断延续的诗歌话语时会晕头转向，就像坐上了一列失控的列车。我曾在一个地方说过，诗歌不是一种娱乐方式，就某种意义而言甚至不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我们的人类物种和遗传学目的，是我们语言和进化的灯塔。我们在童年时似乎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那时阅读、背诵诗歌，为的是掌握语言。成年之后，我们却放弃了这种练习，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语言。然而，我们掌握的不过是一种习语，它或许足以用来欺骗敌人，出售产品，与人打赌，获得晋升，却肯定不足以用来治愈痛苦和唤起欢乐。一个人在学会将他的语句变作一辆满载语义的大车之前，在学会从爱人的相貌中分辨出并爱上那种“朝圣者的灵魂”之前，在熟知“一度荣光的任何记忆/都无法补偿之后的漠视，/或使结局少些苦涩”[6]这样的诗句之前，在这些东西注入他的血液之前，他就仍属于无语言家族。这样的人是大多数，这或许能让人聊以自慰。
阅读诗歌至少是一种语言上强烈的潜移默化。它还是一个高效的精神加速方式。一首好诗能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覆盖一片巨大的精神领地，最终常常能使人获得一种顿悟或启示。之所以能赢得这种效果，是因为诗人在写作过程中采用了(更多是无意识地)人类的两种主要认知方式，即西方方式和东方方式。(当然，这两种方式每个人均可随时采用，但不同的传统对它们仍持有不同程度的偏见。)前者注重理性，注重分析。在社会层面，它伴随着人的自我主张，就整体而言是对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7]之命题的图解。后者主要诉诸本能的综合，要求自我否定，是佛陀的最佳化身。换句话说，一首诗能提供出一个完整、公正的人类精神活动的范例。这便是诗歌的主要魅力所在，此外，它还对语言的韵律和音调财富加以利用，这些财富自身便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一首诗实际上就是在告诉它的读者：“请像我一样。”你在阅读那一刻就变成了你阅读的对象，变成被称作诗的那样一种语言状态，它的顿悟和它的启示都会变成你的顿悟和你的启示。你合上书页时，这些东西依然归你所有，因为你再也无法返回你没有得到它们时的空虚状态。这便是进化的实质所在。
进化的目的既非适者的生存，亦非不适者的生存。若是前者，我们便会以阿诺德·施瓦辛格[8]为榜样；若是在伦理上更为高调的后者，我们则不得不以伍迪·艾伦[9]为乐。无论你们是否相信，进化的目的就在于美，美比一切东西都更持久，美能派生出真，就因为美是理性和感性之综合。在一位旁观者看来它永远如此，它只能在语言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而这就是诗的作用——它既是语义的，也是语音的，两者都同样根深蒂固。
就这一领域的积累而言，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超过英语。诞生于英语环境或是融入这一环境，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种最大的恩赐。剥夺这一语言的使用者充分融入这一环境的权利，这就是一桩人类学罪行，而当今的诗歌传播体系归根结底就是这种犯罪。焚书或是不读书，我并不确知哪种举动更为糟糕，但是我认为，象征性地出版图书介于这两者之间。请原谅我的言辞如此激烈，但是，当我一方面想到诗人们用这一语言写作的大量作品均无人问津，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令人震惊的人口增长前景，我便会感觉到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文化倒退。我担忧的并非文化，也不是那些伟大的或并不那么伟大的诗人们的作品之命运。令我担忧的是，人类在无法清晰地说出心声、无法表达自我时，掉头诉诸行动。因为，行动的词汇是有限的，就像人的躯体语言十分有限一样，因此，他就注定会采取暴力行为，使用武器而非修饰语来拓展他的词汇。
长话短说，那些可爱的、离奇的陈旧方式该中止了。应该组建全国性的经典和当代诗歌销售网。我认为，这应该由私人企业组建，但应得到国家支持。其目标年龄组应在十五岁以上。重点放在美国经典诗歌上。出版哪些人的哪些作品，这应该由内行的两三个人，亦即两三位诗人来决定。热衷于意识形态争吵的学院派专家应被排斥在外，因为在这一领域，无人享有指点江山的权威，唯一的依据就是趣味。美以及与其相伴的真不应服从任何哲学、政治甚至伦理教条，因为美学就是伦理学之母，而不是相反。如果你们不同意这一点，那么就请你们回忆一下你们恋爱时的情景。
不过也应该记住，社会中总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为每一个时期(通常是一个世纪)指认出一位伟大诗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逃避阅读其他诗人的责任，或者是——就这件事而言——为了逃避那位天选诗人，只要你发现他或她的性格并不合乎自己的口味。事实上，在任何一个阶段，在任何一种文学里，都会同时存在好几位同样伟大、同样重要的诗人，他们都能照亮你前行的路。无论人数是多是少，他们归根结底都能被归入各种已知的性格，必然如此，他们之不同便由此而来。他们凭借语言之恩赐来到世上，为了向社会提供一套美学标准的层次体系或色谱，供社会遵循、忽略或关注。他们与其说是榜样，莫如说是精神导师，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他们若是没有这种意识则更好。社会需要作为整体的他们，如果我提出的计划能得以落实，也不应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以偏爱。因为在这些高地上并无等级，荣耀应该均等。
我怀疑，社会钟情于一位诗人，是因为较之于好几个人，一个人更易忽略。一个社会若是拥有好几个扮演着世俗圣徒角色的诗人，便会变得更难统治，因为政治家就不得不拿出至少与数位诗人相当的视界高度，更不用说是措辞水平了，而这样的视界高度和措辞水平已经无法再被视作例外。但是，这样一个社会或许会比我们迄今所知的所有社会都更民主。因为，民主的目的并非民主自身，否则便是多余。民主的目的就是民主之启蒙。没有启蒙意义的民主，至多也只是一片治安状况良好的热带雨林，其中还有一位被指定的伟大诗人扮演人猿泰山。
我在这里要谈的是热带雨林，而非人猿泰山。对于一位诗人来说，被人遗忘并非一场了不得的悲剧，这是在所难免的，他能承受。与社会不同，一位好诗人永远拥有未来，就某种意义而言他的诗作就是一份邀请，邀请我们领取未来的样本。关于我们自己，至少可以这样说——这或许也是对于我们的最高赞誉——我们就是罗伯特·弗罗斯特、玛丽安·穆尔[10]、华莱士·斯蒂文斯和伊丽莎白·毕晓普的未来，我仅提这么几位……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代人都是未来，更确切地说都是逝去者的未来之组成部分，尤其是逝去诗人的未来之组成部分，因为当我们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我们便能意识到，他们是知道我们的，这些在我们之前出现的诗歌实质上就是我们的基因库。它不需要我们去尊崇，它在召唤我们去阅读。
我再重复一遍：一位诗人永远不会是输家。他深知，会有人继承他的事业，在他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行。(事实上，正因为继承者人多势众，激情四射，高声喧哗，哗众取宠，才把这位诗人挤入了忘川。)他能承受，就像他不怕被视为娘娘腔。无法承受被遗忘之命运的恰恰是社会，与每一位诗人其实都具有的精神毅力相比，恰恰是社会成了娘娘腔，成了输家。社会的主要力量就在于复制自我，对于社会而言，失去一位诗人就等于毁灭了一颗脑细胞。这会妨碍一个人的言说能力，在需要作出伦理选择时无所适从，或者，这会使活的话语结满修饰语的硬壳，使人变成一个热情接纳胡言乱语或纯粹噪音的容器。不过，负责复制的器官并未受到影响。
对于某些遗传缺陷(在个体身上或许并不显眼，在群体中则触目惊心)，治疗手段并不多，我在这里提出的建议也并非一种治疗手段。我只是希望，我的这个主意如果能得到支持，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我们这种文化萎靡症蔓延至下一代的速度。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我接受了这个富有公众服务精神的职位，或许，拿到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付给的薪水让我有些脑袋发热。或许，我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位卫生局长，把一张标签贴在当今的诗歌包装盒上。这标签上写着：“如此经营方式有害国家健康。”我们活着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染病。
常有人说，忘记历史的人注定会重复历史，我觉得第一个道出此言的似乎是桑塔亚那[11]。诗歌不作如此断言。不过，诗歌与历史还是有某些相似之处：诗歌也诉诸记忆，它也能造福未来，更不用说当下了。诗歌肯定无法减少贫困，但它可以驱除愚昧。再者，它还是唯一可以抵御人心之庸俗的保险装置。因此，诗歌应该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
在一个人口两亿五千万的国家，一本两美元一册的美国诗歌选集可以卖到五千万册。也许不会很快卖光，但能常销，卖上十来年，便能全都卖出去。书籍找到了自己的读者。如果卖不出去，那就让它们躺在那里好了，落满尘土，腐烂分解。总会有一个孩子，他将在垃圾堆里拣起一本书来。我就曾是这样一个孩子，如果我本人的例子有任何价值的话；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也会这样做。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我认识的一个人[12]当时身在俄国，正在把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译成俄语。我认识他，是因为我读到了他的译诗，那些被译成俄语的诗作极为出色，我非常想结识译者，同样也非常想看到原作。他给我看了那本硬皮书(我认为是霍尔特出版社[13]的版本)，翻开的一页上恰好是《幸福因失去长度而达到顶点》一诗。这一页上有一只巨大的十二号军靴留下的印迹。这本书的扉页上还盖着一个图章，图章上的字样为“斯塔拉格3B”，这是二战期间位于法国某地一座关押盟军战俘的集中营。
这就是一本诗集最终找到其读者的例证。它要做的事情就是时刻待在近旁。否则它就不会被踩到，更不可能被拣起。
[1] 1991年10月在国会图书馆所作演讲。——原注。译者按：此文原为担任美国“桂冠诗人”的布罗茨基1991年10月2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作演讲，后经修改刊于1991年11月11日的《新共和》(New Republic)。此文原题“An Immodest Proposal”，是对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一个温和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 1729)一文的戏仿，斯威夫特的“建议”旨在“防止爱尔兰的穷人孩子们成为他们的父母或国家之负担”。俄文版题为“Нескром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2] 暗指福山的历史终结说。
[3] 蒙塔莱(1896—1981)，意大利诗人，197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布罗茨基的《在但丁的阴影中》一文就是写蒙塔莱的。
[4] 马维尔(1618—1678)，英国玄学派诗人，布罗茨基翻译过马维尔的诗。
[5] 毕晓普(1911—1979)，美国女诗人。
[6] 弗罗斯特《提供，提供》一诗中的诗句。
[7] 此处用的是拉丁文“Gogito ergo sum”。
[8] 施瓦辛格(1947年生)，美国电影中的壮汉明星，后任加州州长。
[9] 伍迪·艾伦(1935年生)，美国喜剧电影明星、导演。
[10] 穆尔(1887—1972)，美国女诗人。
[11] 乔治·桑塔亚那(1863—1952)，西班牙哲学家，批判实在论代表之一，1872年移居美国，曾任教哈佛大学，著有《理性生活》、《存在的领域》等著作。布罗茨基所引之语出自桑塔亚那的《理性生活》(The Life of Reason)，原文为：“Those who don'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fulfit it.”
[12] 即安德烈·谢尔盖耶夫(1933—1998)，布罗茨基的友人，俄国诗人、翻译家。
[13] 这家出版社的全称为“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