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决定给您写这封信，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我俩都是作家。我想，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在发表文字或进行演讲之前，往往会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用心地字斟句酌。即便他最终介入了公共事务，他仍然会竭尽全力地回避时髦用语、拉丁词汇和各种行话。当然，在与两位或更多交谈者对话时很难做到这一点，这甚至会让他们感到做作。但是在自言自语或独白中，我认为是可以这样做的，尽管我们总是会根据听众选择措辞。
总统先生，我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我们都在各自的警察国家里生活过。不那么冠冕堂皇地说，我们蹲过的监狱空间不足，时间却很充裕，它迟早会让人变得深思熟虑，无论他性情如何。当然，您在你们的监狱里待的时间要比我在我们的监狱里待的时间更长，尽管我在布拉格之春前很久就被关进了我们的监狱。不过，尽管我有一种近乎爱国主义的信念，即俄国深处那个充满尿骚味的水泥笼子使人产生的绝望较之于我曾经想象的文明布拉格城里整洁的拉毛水泥墙囚室，能更快地让人意识到存在的随意性，但作为善于思考的动物，我想我们有可能是一样的。
长话短说，在我想到写作此信之前很久，我们就已经是笔友。但是这个念头并非出于我的文字意识，或是因为我们如今的处境与过去迥然不同(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自然了，也没有任何人必须永远当作家，就像他不必永远做囚徒)。我决定写作此信，是因为我不久前读到了您最近的一篇演讲，您在演讲中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与我相去甚远，于是我想，我们两人中间有一个人是错的。恰恰由于这过去和未来并不仅仅属于您和您的国家，而是与全球相关，于是我决定给您写这封公开信。如果话题仅涉及过去，我或许完全不会写作此信，即便写了，也会是一封“私人”信件。
我读到的您那篇演讲刊登在《纽约图书评论》上，题为《后共产主义的噩梦》。您从回忆开始，谈到您的朋友和熟人当时在大街上都躲着您走，因为您当时与国家关系紧张，遭到警察的监视。您进而解释了他们回避您的原因，并用您惯常的不带怨恨的著名姿态说道，您让那些朋友和熟人感到不适，而“不适”——您接着引用了一句传统观点——“最好远远躲开”。接下来，您的大部分演讲都在描述后共产主义的现实(东欧，也包括巴尔干地区)，将民主世界面对这一现实的态度与躲避不适的举止相提并论。
这是一场出色的演讲，其中含有大量出色的洞见和有说服力的结论。但是，请允许我返回您的起点。在我看来，总统先生，您著名的彬彬有礼对于您此处的事后洞见而言并不合适。您能断定吗，那些人当年之所以躲避您，只是出于因“潜在的迫害”而感到的窘迫和恐惧，而不是因为他们在感觉到那个体制似将天长日久之后才将你剔除了出去？您能断定他们中的某些人最终没有将您视为一个有污点的、不可救药的人吗？您能断定他们不认为在您身上浪费大量时间是愚蠢的吗？您让人感到不适(如您所强调的)，可与此同时您却成了不当举止的合适范例，因此也就成了可观的道德舒适之源泉，一位病人常对健康的大多数扮演此种角色，您没有想到这一点吗？您没有想象过吗，他们会在夜晚对他们的妻子说：“我今天在街上看见哈维尔了。他不可救药了。”也许，我误读了捷克人的性格？
他们被证实是错了，而您是对的，这无关紧要。他们将您除名，这首先是因为，即便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标准来看您也不是一位受难者。此外，我们每个人身上不都存有某种罪过吗？这罪过当然与国家无关，却能被感觉到。因此，每当国家之手触到我们时，我们便会含混地将其视为我们应得的惩罚，视为天意那迟钝的、却在意料之中的工具之触碰。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警察机构的主要存在意义[2]，无论是穿便衣的还是着制服的警察，或者，这至少是我们全都无力抗拒逮捕的主要原因。人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国家是错的，可人们却很少坚信自己的纯洁。更不用说，抓捕人和释放人的原为同一只手。因此，人们在获释之后很少会因为遭遇回避而惊讶，也不期待众人的热情拥抱。
这样的期待在这样的情形下注定会落空，因为没有人愿意听人提起罪过和报应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在一个警察国家，英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是向人们提起此事。这会让人彼此疏离，一如任何一种强调美德的举动，更何况英雄永远是从远处打量才最美。总统先生，您提到那些人回避您，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由于他们认为您就是一个善与恶在其中对峙的试管，他们不愿参与这次试验，因为他们对两者均持怀疑态度。这种身份再次让您成为了一个合适的例子，因为这两种极端在警察国家是相互消解的，因为它们是互为因果的。您没有想象过吗，这些小心谨慎的人会在夜晚对他们的妻子说：“我今天在街上看见哈维尔了。他太高尚了，这不真实。”也许，我再次误读了捷克人的性格？
他们被证实是错了，而您是对的，我再重复一遍，这无关紧要。他们当时剔除了你，因为他们曾为相对主义和利己主义所左右，而在我看来，正是同样的信条帮助他们在如今新的情形下也顺风顺水。作为健康的大多数，他们无疑在您的天鹅绒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这场革命归根结底声张的恰恰是利己主义，就像民主制由来已久的作为。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我担心它也的确如此，他们便已经为他们之前过分的谨慎向您还债了，而您如今掌控了一个与其说是您的，不如说是他们的社会。
这里没有任何不当之处。不过，事情也完全可能是另一种结局——当然是对您而言，而不是对他们而言(这场革命能够如此天鹅绒，是因为暴政在当时穿的是毛料而非装甲，否则我就不会有这份权利来评论您的演说了)。因此我想说的是，您在引入不便的概念时，很可能有些词不达意，因为利己主义，无论个人的利己主义还是国家的利己主义，从来都是以他人为代价的。一个更好的概念是人心的庸俗，总统先生，可是这么一来，您的演讲就无法得出一个响亮的结论来了。讲坛会对我们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抵制，无论是否身为作家。由于我并不曾面临您的任务，我此刻便想把您的讨论带至我认为合适的地方。我不知道您是否会赞同结论。
您在第二段的开头说道：“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民主世界的主要噩梦就是共产主义。如今，在它开始像雪崩一般解体的三年之后，它似乎被另一场噩梦所取代，这场噩梦就是后共产主义。”然后，您相当详细地描述了民主世界如今对生态、经济、政治和社会灾难作出的种种反应，而这些灾难的发生地之前却被人们视为风平浪静的地方。您将这些反应与对您带来的“不适”作出的反应相提并论，认为这样的立场会导致“脱离现实，并最终与现实妥协”，“这会导致绥靖政策，甚至助纣为虐。这种立场的后果甚至就是自杀”。
正是在这里，总统先生，我认为您的这个比喻让您露馅了。原因在于，无论共产主义的噩梦还是后共产主义的噩梦都不能归结为不适，因为它过去、现在以及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帮助民主世界让“恶”外在化。而且还不仅仅是民主世界这样做。对于曾生活在这场噩梦里的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尤其对于那些与这场噩梦战斗过的某些人，它的存在是一种可观的道德满足之源泉。因为，那些曾与恶战斗或抵抗过恶的人几乎能自动地把自己当做好人，不会再进行自我分析。因此，如今或许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和整个世界，无论是民主世界还是非民主世界，应该将“共产主义”这个词从东欧人的生活现实中抹除，这样人们才能意识到，那种现实过去和现在都是一面镜子。
因为人类之恶始终存在。地理名称或政治术语提供的并非一架望远镜或一扇窗户，而是我们的自我映像，亦即人的负面潜能。在我们那块土地上长达三分之二个世纪中发生的巨大事件，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共产主义”。通常而言，标签丢失的意义远胜过它们表达的意义，就数千万人被杀、多个民族的生活均被摧毁这样的事实而言，这个标签就更无意义了。尽管刽子手和牺牲者的比例有利于后者，但是考虑到当时技术条件的落后，我们那个王国发生的事件之规模仍表明，前者的数量也可能达到数百万，更不用说还有数百万帮凶了。
说教不是我的强项，总统先生，更何况您还是一位改变了信仰的人。用不着我来告诉您，您所谓的“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堕落，而非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我们这个物种的问题，因此便是一个长期持续的问题。无论作为一位作家还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您都不该使用这样一个术语，它遮蔽了人类之恶的现实——我还要补充一句，这个术语就是由恶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遮蔽恶的现实。您也不该将它称为噩梦，因为人类的堕落并非一种夜间活动，至少在我们这个半球不发生在夜间。
如今，“共产主义”一词用起来依然很方便，因为“主义”表示一种既成事实[3]。尤其是在各斯拉夫语言中，如您所知，“主义”指的是某种具有外国意味的现象，如果一个词以“主义”结尾，这指的就是一种社会制度，这种体制会被视作一种强加。的确，我们那个特定的“主义”不是在伏尔加河畔或伏尔塔瓦河畔被杜撰出来的，尽管它在那儿以非同寻常的力量开花结果，但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我们那片土壤特别肥沃，因为它在不同的维度和其他截然不同的文化区域也开出了同样繁茂的花朵。这表明，我们的“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外来的强加，不如说是一种有机的起源，这起源甚或是无处不在的。因此人们应该能想到，无论是民主世界还是我们自己，与其高声呼吁相互“理解”，还不如来一点自我反省。(“相互理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您打算为这种理解采取什么步骤呢？或许是谋求联合国的支持？)
如果无法进行自省(在威逼之下都要回避的事情为何要在闲暇安逸时去做呢？)，那么至少关于外来强加的神话也应该被破除，因为，一个理由就是，坦克兵和第五纵队在生物学意义上毫无差异。我们为何不干脆从这里开始呢？即承认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纪发生了一场人类学意义上的巨大倒退，无论它是由什么人或什么事引起的。它吸引了大量自私自利的民众，他们在行动中将他们的公分母降低为道德最低值；他们的私利——生活的稳定，还有被降低至相同水平的生活标准——是靠牺牲另一部分民众(虽说他们属于少数派)的利益获得的。死者的数量便由此而来。
把这一切都看成一个错误，一个可怕的、或许是某个无名的外来者强加给人类的政治异类，这很方便。如果这位外来者带有相应的地理或外国姓氏，其拼读能完全遮蔽其人类属性，那就更方便了。组建起反对这个异类的舰队和堡垒，这很方便，就像如今很方便地解散那些舰队、拆除那些堡垒一样。我还要再说一句，总统先生，如今站在讲坛上彬彬有礼地谈论这些问题，这也很方便，尽管我丝毫不怀疑您的彬彬有礼之真诚，我相信您的彬彬有礼的确是您的本性。能在手边找到这种活生生的范例来证明这种做法在世上行不通，并给它加上“主义”二字，这也很方便，就像如今向它提供各种“知识技能”再冠以“后”一样的方便。(可以预见，我们这个被“后”装饰了的“主义”会被傻瓜们挂在嘴上，方便地流传到未来。)
因为有件事真的会造成不便，尤其是对于西方工业化民主制的牛仔们而言，这就是，认识到在印第安人的领地上发生的灾难是大众社会的第一声哭号，一声仿佛来自未来世界的哭号；认识到这并非“主义”，而是在人类心头突然裂开的一道深渊，它吞噬诚实、同情、礼仪和正义，饱食之后，呈现给依然民主的外部世界一个相当完美、平滑的表面。
但是牛仔们憎恨镜子，这或许仅仅因为他们在镜中比在野外更容易辨认出那落后的印第安人。因此，他们更愿意骑上他们的高头大马，搜索没有印第安人现身的地平线，嘲笑印第安人的落后，在被别人——首先是被印第安人——视为牛仔的过程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满足。
总统先生，您常被喻作哲人王，您自然能比许多人更好地体会到，在我们那“印第安部落”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及其“高贵野蛮人”的观念(这观念实际上始自地理大发现时代)，这种观念认为人性本善，但总是受到不良体制之毒害，坚信体制的完善必将使人复归其始初的善。因此我认为，除了先前已被承认、或我希望已被承认的这一点外，我们还应加上一点，即正是“印第安人”在完善自己体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他们抵达了该计划的逻辑终点：一个警察国家。或许，这一成就显而易见的野蛮性质会使“印第安人”想到，他们应该退回内地，他们不应让他们的体制过于完善。否则，他们就可能失去“牛仔”向他们的保留地支付的津贴。或许，人之善和制度之恶间的确存在某种比例关系。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也许有人就该承认，人性并不真的那么善。
我们是否就落入了这一处境，总统先生，或者至少您是身在其中了？“印第安人”是否该模仿“牛仔”，或者是否该祈求神灵指点出别的道路？但愿他们所遭遇的悲剧之规模本身足以保证此类悲剧不再重演？但愿他们的悲伤和他们对自身遭遇的记忆足以创建一种更加富有平等精神的纽带，胜过自由的企业精神和双议会的立法机构？如果他们要起草一部宪法，他们或许在一开始就应该承认，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和他们的历史都会让人想起原罪。
如您所知，这可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概念。翻译成日常生活用语，其含义就是：人是危险的。这个原则除了能为我们敬爱的让雅克·卢梭作一脚注外，或许还可以使我们创建一种社会秩序，如果不建在其他地方，那至少也要建在我们的国土——这片深受傅立叶、蒲鲁东和勃朗毒害而忽略了伯克和托克维尔之理论的国土；这种社会秩序仰赖的基础更少自我标榜，比我们习惯的更少，但或许其后果也更少灾难性。这也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关于自己、自己的局限以及自己在世界所处位置的新理解”，而这正是您在演讲中发出的呼吁。
您在演讲的结尾说道：“我们应该找到一种与邻居、与宇宙的新关系，找到这种关系的形而上秩序，这种秩序就是道德秩序的源泉。”如果真的存在这种形而上秩序，总统先生，那么它也是十分灰暗的，其结构方式就是各部分间的相互漠视。因此，人是危险的这一概念便十分接近这一秩序在人类道德中的显现。每一位作家都是读者，如果看一看您的书架，您就会意识到，您的藏书大多以背叛或凶杀为主题。至少，以人性本恶为前提创建一个社会，这看起来比以人性本善为前提要更为保险一些。这样一来，至少有可能使这个社会在心理上更安全，如果不是在实际上(实际上也同样可能)，因为其大部分成员，更不用说其间注定会发生的各种意外，都有可能显得更加令人愉悦。
真正的彬彬有礼，总统先生，或许就是不让人产生错觉。“新的理解”，“全球责任”，“多元文化”，这些概念其实并不比当今那些民族主义者们的怀旧乌托邦或那些新贵们[4]的创业幻想好多少。此类命题无论多么确切，其前提依然是人性本善，依然是人关于自己的这样一种观念，即他要么是堕落的天使，要么是潜在的天使。此类话题或许适合那些为工业化民主制操心的无辜者或煽动者，却不该由您道出，您应该对人类心灵状况的真相一清二楚。
而您目前的有利地位，我想，不但允许您向人民传授您的知识，而且也可以对他们的心灵状态多少有所矫正，您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变得和您一样。因为，使您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并非您的坐牢经历，而是您阅读过的书籍。我斗胆建议，第一步，最好能在国家的主流日报上连载这些书籍中的某几部。考虑到捷克的人口数，这一点应该能做到，甚至可以下达总统令，尽管我不认为您的国会会反对这项计划。只要把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普拉东诺夫、加缪或乔伊斯提供给您的人民，您就至少可以使欧洲中部的一个民族转变为文明的民族。
对于世界的未来而言，这样做要比模仿牛仔好得多。这也会成为一种真正的后共产主义，而非这种学说之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如今让您深感忧虑的“对世界的仇恨、不顾一切的自我肯定和利己主义的空前泛滥”。因为，抗拒人心之庸俗的最好办法就是怀疑的态度和良好的趣味，我们可以在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发现这两者的融合，我们也曾在您的作品中看到它们。如果说一个人的负面潜质会借助凶杀而表露无遗，那么，他的正面潜质则会在艺术中获得最佳体现。
您或许会问，我为何不向我生活的这个国家的总统提出这个不切实际的建议呢？因为他不是一位作家，他所阅读的东西也大多是些垃圾。因为牛仔们相信法律，他们将民主制简化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一片治安状况良好的大草原。而我向你提出的建议却是文化面前的人人平等。您应该作出决定，看哪种方式对您的人民更好，看哪些书更适合拿给他们看。虽说我如果是您，我就会从您的藏书开始，因为显而易见，您关于道德准则的那些知识可不是在法律系学来的。
忠实于您的
约瑟夫·布罗茨基
[1] 刊于《纽约图书评论》，系对该刊1993年5月27日发表的哈维尔先生的演讲稿作出的回应。——原注。译者按：此文刊于1994年2月17日的《纽约图书评论》，原题“Letter to a President”，俄文版题为“Письмо президенту”。捷克总统哈维尔的演讲系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所作，后以《后共产主义噩梦：一种交换》(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An Exchange)为题刊出。
[2] “存在意义”一词用的是法语“raison d'ètre”。
[3] “既成事实”用的是法语“fait accompli”。
[4] “新贵们”用的是法语“nouveax rich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