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乾隆盛世，可您知道最“盛”的是哪一年吗？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
那一年，大清以空前的盛典庆贺功成名就的乾隆皇帝八十寿辰，连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沾上了喜庆气儿。西华门外，隔上几十步就搭建起一座五彩戏台。台上一桌二椅，委婉的二黄和轻快的西皮不绝于耳，台下是一群群兴高采烈瞧新鲜罕儿的看客。这个台方唱罢，那个台已登场，台上台下兴致淋漓，弥漫着几分浮华、几分奢靡。戏台的长龙绵延不断，一直排到几十里外西直门的高梁桥。
一个叫江鹤亭的扬州大盐商，为了给皇帝祝寿，在闽浙总督推荐下，特意组了个叫“三庆班”的戏班，由当时的徽戏名角儿安徽人高朗亭领班进京献艺。三庆班原打算祝寿结束就打道回府，可谁承想那带着浓郁生活气息的一颦一笑、一起一坐，那白话风格的戏词，那疏密有致又富于动感的唱腔，让京城里上至王公贵胄下到平民百姓心脾顿豁，如入化境。结果三庆班的戏是欲罢不能，于是索性留在京城里安了家，还带动了后来的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纷纷进京。四大徽班进了京，这一驻就是百十来年，竟融化在北京人的神髓里，演绎出京城特有的韵致。
有一首童谣叫：“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说的是：三庆班的连本大戏最是过瘾：一出接一出，一轴连一轴，连续不断。四喜班的曲子很有听头儿：那昆腔之美，勾魂摄魄。和春班的武戏特有瞧头儿：打得那么优美，那么有性格。春台班的童伶最具活力：扮相纯净，俊朗可人。四大徽班的戏除徽调之外，还融合了昆腔、吹腔、四平调乃至梆子腔的曲调，明丽而多变。在扮相和身段上则是将诸家之长熔于一炉，丰富、漂亮而又不失雅韵。这种由粗通文墨的艺人所编的新戏让本来就好找乐子的北京人耳目一新，比之前流行的咿哑啁哳的“京腔”(1)似乎更符合八旗子弟们的趣味。
说来奇怪，根据大清祖制，在旗人居住的内城里是不能有戏园子的，要想去戏园子只能出城。然而皇宫大内里却搭着大戏台。畅音阁上演的是动用无数精良道具的整本大戏。锣鼓点儿一响，成群的伶人一唱就是连续十来天，每天从早到晚十来个钟头。那些精美刺绣缝制出的行头让台下的太妃、格格们看得是眼花缭乱，心旷神怡。想来也是，宫里的太妃、皇后、皇子、格格们整天吃饱了没事儿靠什么消遣？也就只有没完没了地听戏了，他们本来就有的是闲工夫。宁寿宫里每每是唱者如云出岫，听者天昏地暗。而那些讨人喜欢的名角儿干脆被封为“内廷供奉”，专门为宫里服务。
宫里玩儿什么，街面儿上就兴什么。城墙里飘出的皮黄之声很快钻到了京城里那些有钱、有闲，还因为有些文化而很懂得怎么玩儿的达官贵人们的心坎里。听戏和学戏成了主流社会的生活时尚。尽管太平盛世在不经意间开始没落，但那些有钱、有闲的权贵们依然有足够的实力和精神头儿专心致志捧红一门他们所钟爱的艺术。
这门艺术实在是太深也太有魅力了！它集音乐、舞蹈、武术、文学、服装等等艺术于一身，可以演绎世间百态，让人回味无穷。它不仅可以欣赏名伶的演出，更可以全身心投入进去，在学习中不断玩味，不断自我欣赏。若是玩儿得地道，当然也是同道之间相互炫耀的资本。
于是，那些清早起来摇着鸟笼子出城遛鸟的人们又多了一个营生，就是到城根儿底下对着护城河拉胡琴、吊嗓子，听那接着水音儿的回声在城墙之上回荡。他们开始玩儿戏，非常勤奋地玩儿戏。
戏可以使人上瘾。而玩儿戏本身也是一种“隐”的方式。谁会担心一个整天痴迷在戏里的人能篡权谋反呢？后来，甚至有了戏迷们自娱自乐唱着玩儿的聚会。不过这戏并不可以随便唱，必须经过内务府批准，并发给印着两条龙的龙票，这就叫做“玩儿票”，玩儿票的人互相称作“票友”，而玩儿票的场所一般是在某位贝勒、贝子家宽阔的厅堂里，那就是最初的“票房”。
鸦片战争的炮火声并没有对京城里歌舞升平的悠闲生活产生任何影响。伶人们是越唱越精湛，票友们是越玩儿越投入。一门艺术就这样在唱者与听者的默契合作中孕育成熟。京戏诞生了。
京戏之完美几乎达到了无体不备，无美不臻。这门艺术汇聚了徽戏、汉调、秦腔之长，形成了生、旦、净、末、丑等完备的行当，借鉴了昆腔、京腔之美，甚至采用了有北京话特点的念白，称得上是中华戏曲之最高典范。有意思的是，在其最初“三鼎甲”的张二奎、程长庚、余三胜三位大师之中，号称“状元”的张二奎竟然就是票友出身——因酷爱京戏而下海从艺的官吏。可见京戏有着怎样的魔力。
艺术是供人欣赏的。欣赏这种高深的艺术本身还很需要些底子。当初京戏之所以能繁荣不仅靠的是几位名角儿，几位新文人依据演员天赋为其量身订制的剧本，更靠的是经过长时间熏陶出来的消费群体用了真金白银和不知多少时间抬举起来的。
到了晚清，经过几十年培养起来的戏迷队伍已经相当庞大，相当成熟，有的人甚至迷到在生活中一举一动身上都带着戏。就好比一个戏迷走出茶馆的时候，他会摇头晃脑地哼上那句：“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大清国一天天走向衰败，社会风气一天天奢靡。前门外一带逐渐成了城里的各位爷出城找乐子的销金窟。在这儿可以下馆子请朋友吃饭。吃饱了可以泡澡堂子。泡够了可以逛大栅栏和廊房二条买东西……更重要的是，这一带集中着好几家戏园子，那可是能让戏迷们过足了瘾的好去处。
作为“富连成”科班根据地的广和楼终日爆满，古老的“凸”字形戏台三面都坐满了观众。有段相声叫《卖挂票》，专门说戏园子里的热闹。那些戏迷个个都是行家，他们并不关心剧情，甚至并不需要认真看台上的表演，而只是一边喝着滚烫的香片一边眯缝起眼睛沉醉地享受戏中的韵味，恰如其分地在节骨眼儿上喊出那一声“好！”刺激得演员超水平发挥。这就叫“听戏”。
戏园子是个让人松快的好地方。在戏园子里，各路人都能自得其乐。有喜欢轻巧花旦的，有沉迷俊俏小生的，有欣赏正气须生的，也有专爱听铜锤花脸的……在戏园子里人们还能感受到难得的平等。百姓可以和官员一起听戏，奴才可以陪主子一起听戏。布店掌柜屁股底下的那把椅子，兴许就坐过哪位贝子。对于戏迷来说，若是这一晚上能听上那么一句令人销魂摄魄的唱腔，就算没白大老远地从城里跑出来一趟。而且为了听到这句唱腔，他们还得在前门外找客栈住上一宿。因为，散戏的时候城门早就关了。
没过几年，腐败的大清亡了。靠俸禄过活的旗人变成了贫民，可他们也不乐意就这么擎等着饿死。当初潜心钻研过的戏派上了用场，于是有的下海卖艺，幸运的还能给新兴的权贵们说戏。其实很多的新兴权贵是从骨子里向往着旧贵族的优雅文化和与之般配的诸般享乐的。可怜那最没本事的旗人，也就只好终日哼哼着“半截寒窑度春秋”，带着身段和大杂院里的穷街坊一起摆小摊儿、捡煤核儿了。不过这么一来，客观上倒让本来有些阳春白雪的京戏一下子融在泥土里，迅速在下层市民中得以普及。
到了民国，北京城里几乎是个人就能唱上几句皮黄。加之各大戏班将近百年的积累，先后涌现出了包括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马连良等等一大批优秀艺人，使京戏进入了空前繁盛的时期。据说那个时候的外国人对于北京的三大向往就是游长城、逛故宫和看梅兰芳。
外国人未必会听，但他们会看。梅老板的戏真美。看他的戏就像专注地凝视一朵正在绽放的花儿，眼见一层层花瓣儿的展开，释放出精细到极致的美。这样的美来自于梅先生深厚的昆曲底子。昆曲不是戏，是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一脉相承的典雅的诗。那精湛、优雅的词曲间浸润着儒学的魂。世上之美，美不过花；花，美不过女人；女人，美不过昆曲。有昆曲为基础的梅兰芳的戏真格是比女人还要美。在外国人眼里，端庄典雅、美轮美奂的梅派京戏就代表着中国的艺术。
当然，在北京的戏迷心里，对于京戏之美的领悟可要比老外丰富得多。那是雅俗共赏之美，那是形神合一之美，那是中国戏曲无上之美。程砚秋的委婉深幽，尚小云的刚劲俏丽，荀慧生的妩媚娇昵，以及马连良那从容洒脱的身段、流畅华美的唱腔无不让戏迷们酣畅淋漓。甚至有人感慨道：看过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听过马连良的《借东风》，这辈子就算没白活。而虞姬舞剑时所伴奏的那段京胡曲牌“夜深沉”，更是中国音乐的不朽经典。
上世纪50年代以后，京戏改名叫了京剧。原来由名角儿挑班的戏班变成了导演负责制的剧团。台上简单的一桌二椅变成了复杂的布景，名角儿的表演却不能像从前那么松弛和随性，即兴发挥更是不成。又经历了多少次与西洋戏剧和音乐的碰撞和被政治运动所左右，今天的京剧已然不是当初的京戏。
现如今，人们可选择的娱乐方式层出不穷。而类似于当初抬举起京剧的那些个有闲钱、有闲工夫、有些文化，又倾心于传统艺术的人已然寥寥无几。京剧昔日的繁华也只能是“旧梦苍茫云海际，不觉当年似”了。
幸运的是，北京人的气韵里还残存着京戏的腔调。尽管京城的城墙早就不在了，但在公园湖边的早晨偶尔还能听见有人“咿咿呀呀”地吊嗓子，还能摇曳着几段细丝一般的京胡和明快的锣鼓点儿，还能听见有位老人用饱经沧桑的声音在高唱着：“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