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日没夜地飘落
我看到叶子在飘，风在吹拂
我看到阳光在消散，天空在远去
我看到人们一脸凝重，匆匆走过
青春、欢乐、爱情、生命、夏天
从他们的脸上和身上一一飘落
像地上的叶片被风卷起
又像薄尘一样消散
——《流逝》（节选）
杜 涯
1968年1月生于河南省许昌县乡村。1988年开始写诗。2002年参加第十八届“青春诗会”。著有诗集《风用它明亮的翅膀》、《杜涯诗选》等。现居许昌。
在近二十年中国涌现的女诗人中，杜涯是我很欣赏的一个，这不仅是因为她的作品质量，还与我的性情相关。也许我在某些场合很多话，很活跃，而我清楚自己在更多的时候的沉默与忧郁。我写过很多忧郁的诗歌，尽管现在看来它们都不够成熟，但那种失落、感伤却一直为我所迷恋。生活已经不可能让我们寻回“看花落也掉泪”的情绪，对逝去事物的怀念与追忆，却是所有人的共同特点。
一
1968年1月，杜涯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县一个风景优美的乡村。这个村庄“绿树成荫，每年春天那里便成了繁花的世界”（杜涯：《我的诗歌，我为什么写诗》，下同）。杜涯在几个兄妹中排行老四，自小就很受父母宠爱和兄姐、表兄姐们的容让，“就连以后出生的弟弟也总让我三分”。尽管如此，杜涯早年的生活相当不幸。“由于某些说不清的原因，在我的幼年，我的家庭、我的家人以及我本人受尽了周围人的欺负，这成了我成长过程中和成年后挥之不去的噩梦记忆。”
事实上，即使是成名以后，杜涯仍然饱受误解与诋毁，为此，杜涯还在2004年9月写过一封致河南诗歌界的公开信，信中，杜涯悲伤而愤怒地写道：“我是多么多么不愿回想那段在郑州的生活啊！想起那一年多的生活我就浑身发冷，衣食无着，借债度日，天已黑透了我还在冷风中徘徊，不知道晚饭该怎么解决。为生计我不得不去拍一些人的门，看他们冷冷的面孔。那时，曾有人劝我写一些挣钱的小报文章，但我观念转变不过来，不愿意写；也有追慕我的有钱人想养着我，被我拒绝。……为了度日，我先后向人借了6000多元钱，这些钱直到几年前我去郑州的《老人春秋》杂志社上班后才慢慢还完。这段漂泊动荡的生活严重影响了我的写作，我的写作因此而整整中断了一年半——就是这段衣食无着、借债度日的生活，竟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造谣……”因为内容与本文主旨无关，这里就不详述了。
因为生活原因，杜涯很小就养成了忧郁而敏感的性格。按照她的说法，大约在九岁那年的秋天，她走进了一片树林，看到树叶飘落，就开始感受到了流逝、消亡和生命的凉意。而在整个童年和少年生活中目睹的许多凄凉而破败的人和事，使她知道了什么是生活和生命。对生活与生命的过早理解增加了一个少年内心的忧郁，十三岁那年，杜涯在乡村初中上学。一天，她独自待在校园里的一棵树下，竟然产生了自杀的念头。“那是我第一次在心中感受到了黑暗。”这种噩梦般的经验，直到杜涯十六岁考上卫校后才开始逐渐转变，但生活已经给了一个女孩子浓重的阴霾，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从杜涯的作品中看到“悲愁、忧郁、黯淡”的面影。
卫校毕业后，杜涯在医院工作了十年，随后离开许昌去了郑州。十年的医院工作生涯，对杜涯对生命的认识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她深刻地理解了生命的美好、痛苦、脆弱、无助与悲凉。这份理解，成就了她的作品最有深度的一部分。
虽然天生多愁善感的诗人气质，但杜涯直到1988年她二十岁时才真正提起诗笔。故乡的风景和童年的经历影响了杜涯迄今为止所有的写作。当然，她不会忘记母亲的帮助——母亲不识字，却懂得许多民间歌谣和经传。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杜涯都在倾听母亲的歌谣和经传。“这些歌经的音乐感极强，文字具有催人泪下的穿透力，不亚于我们现在写的任何一首诗歌。母亲在无意中把最初的诗歌元素教给了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诗歌上的启蒙老师是母亲。上初中后，一位语文老师要求我背唐宋诗词，这是我诗歌教育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所以，我的诗歌源头真正是传统的，甚至是民间的。”
二
杜涯的诗歌如同她的性格，平和、文静，与你保持距离但关系融洽。许多诗人以语言为上，读他们的作品，总会感到一个个词语从纸页上蹦出来，撞击你的视网膜。而杜涯的诗重在氛围的营造，它的力量不是表现为对眼睛的冲击，而是对阅读者身心的包容和感染。如果说那些以意象的特殊性取胜的诗歌是一把刀子，给人刺痛感，那么，杜涯的诗歌就是一个巨大的乾坤袋，你一旦陷进去，就无可脱身。杜涯自己也这么说：“诗歌的最高境界也许和华美和色彩斑斓无关。真正的诗歌应是无声的，是沉默。”（杜涯：《童年·梦·诗歌》）
如果梳理杜涯诗歌的词汇，我们可以发现，春天、秋天、风、桃花、树、树林、泪水、月光、爱情、花、村庄、水……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这些意象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母题：对自然的依恋和时光流逝引起的痛感。下面这首《黄花》堪称典型：
是谁带来了这场爱情
一个上午，悬铃木落花一样飘飞
这座城市看起来像个破败的花园
每次我出门都看到了那片树林
我总是走近它，仿佛它是我的命运
仿佛是它使我迅速衰亡
仿佛我就要喊出一个遗忘的地名
比如：“春天”、“栗树”、“山冈”
或者“风”、“流逝”，但这些都不是
街头有一车车的黄花被人买走
像秋天的风声又被我听见
每次我回转身都看到了那片树林
我总是看着它，我总是喊不出声，仿佛我的爱情
我的衰老的上午
我望不见远处的山
我追赶一车的黄花并看着爱情走远
诗歌的语言极度优美，每一节都是一幅生动凄丽的画面；但又不止于优美，诗行间容纳了多少的哀伤与追忆。一个人在城市里回忆过去，本来，“悬铃木落花一样飘飞”是具有美感的，但在忧伤的“我”的眼中，“这座城市看起来像个破败的花园”。
秋天了，有人在卖菊花，新采撷的菊花在街头一车车地被人买走，“我”的心也随之恍惚起来，不知不觉中又回到了记忆中最美丽的部分。“我”怀念的是一个树林。这个树林，必定发生过刻骨铭心的事情。那是在春天，栗树开花的时节，微风轻拂，艳阳高照，一切是那么的醉人。而逝去的终归逝去了，对于往事，“我”只能无言——“每次我回转身都看到了那片树林／我总是看着它，我总是喊不出声，仿佛我的爱情”。“仿佛我的爱情”看似随意的“累赘”，实际上是诗歌中最重要的部分，它在不经意间为诗歌定了调，并告知人们“我”的忧伤的原因——既是为爱情，也是为时光。
最后一节最令人伤感，一个失去爱情（或者美好时光）的人，追赶着象征青春的菊花，却无能为力，“看着爱情走远”。写到这里，我突然理解了那位朋友的泪水。这无疑是一首优异的诗篇，无论语言、意象还是情境以及内涵，都十分到位。《秋天》也可以说是一首叙事诗，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经过和结果等因素样样不缺，在阅读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一幅幅图画，它们串联起来，就是流动的影像。
一个朋友动情地告诉我，他阅读完这首《秋天》后，无法忍住感伤的泪水。我则告诉他，我虽然不习惯在阅读时过于动情，但杜涯的《秋天》我读过无数遍，甚至在2003年春节期间我妻子分娩前的那个晚上，我都在向她介绍杜涯和她的《秋天》。
时常听到褒古诗而贬新诗的声音，理由是新诗语言粗糙，不讲意境等，我很想请持这些观念的人读读杜涯、杨键、陈先发、蓝蓝等人的作品。我坚信像《秋天》这样的新诗无论如何也不比人们所喜欢的很多古诗逊色，它们是新诗的光荣。
三
从诗歌的叙述方式，可以揣测诗人的性情，言辞新鲜花哨的诗人，性格往往比较张扬；注重作品整体性的诗人，性情则比较低调、隐忍，对诗歌极其认真。杜涯无疑属于后一种。在2002年5月在黄山举行的第十八届“青春诗会”的作品讨论会上，我对杜涯的诗歌和为人给予了一个初识者所能给予的尽可能高的评价：杜涯是一个优秀的女低音，她的诗歌朴素、干净，有一种宁静的美，这与她的性情是相吻合的，最优秀的诗篇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来。
我们已经读到从杜涯心底流淌出来的众多佳作，它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让我们无时不感受到自然景物背后的命运之手。霍金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但你永远不知道究竟注定了什么。杜涯的诗歌试图探寻那只手指向何处，这一切注定没有结局。因此，尽管杜涯的诗里出现过一种又一种怀抱生命的事物，却没有什么不会消逝。看看《我记得那槐花飘落》：
我记得那槐花飘落
那些槐花从早到晚都在空中纷飞
整整几天了
每当我打开窗户，我便看见了
它们迅速消失的身影
那些低垂的槐树就在房前或者屋后
每次，当我从它们下边走过
槐花静悄悄的落着
我看到白色的花瓣落在地上
这时我感到这个世界有多么寂寞
——特别是在无风的时候
我抬头望着繁花的树冠
那些低垂的花束正一个个
消失不见
这时我想，即使无风
槐花也会没日没夜地飘落
我想一定有一个人
要把他们带走
在后山，在倾斜的坡上
槐花已经落了三天三夜
当我在暮春那温和的风中
跑到槐树下，并抬头仰望
槐花，它们已经在我到来之前
悄无声息地落尽了
这种怅惘和挽歌式的低吟因为内心的爱和悲悯而显露光芒，它赋予诗歌一种浓郁的悲剧色彩，从而彰显了诗人沉思者的形象。但如果一味地沉湎于叹息之中，是否会导致另一种结果？当我捧起杜涯的诗集《风用它明亮的翅膀》，在赞叹诗人无处不在的才华的同时，也不得不暗暗感叹其中风格和内涵的单一。这其实是所有诗人遭遇到的共同问题：当他们依靠一批风格相近的作品奠定地位，并一再通过类似的创作进行加强而终于成为异于他人的“这一个”时，另一重阴影也缓缓移近，那就是“重复”。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重复”不总是没有道理的，诗人十品在《一生的意象都在清晰》一文中就认为：“关于杜涯，我始终觉得她是一个境界的化身，她在设计一种让所有人触摸的图景，用普通的树、山坡、村子和风装饰成她自己的故事，然后反复地流连其间，不停地从这些树、山坡、村子和风中间走过，寻找着什么、期待着什么、渴望着什么、想念着什么。读者的想象被限制了，只能沿着一条跑道，沿着杜涯给的跑道前进。我忽然想到了我们的体制，想到了曾为我们的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计划经济和计划经济时代的那些条件和环境，我感到思想的创造需要怎样的一种艰苦历程，还需要怎样的一种勇气和胆识。”
在十品看来，杜涯始终如一的风格具有某种强化效果，是一种难得的优点。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一个能够不停地对自己的创作风格进行微调的诗人值得敬佩，至少，他还有勇气重新开始，去找另一种可能性。
这使我想起了2002年在黄山举行的第十八届“青春诗会”期间的一个夜晚，一大群人跑到宾馆附近的汤口镇上网。路上，杜涯满脸神秘地说要送我一件礼物，她说那礼物就在我的视线之内，要我猜。我猜不出。她用手指了指天上的月亮。第二天清晨，我遇见杜涯，也象征性地“回赠”了她一轮红彤彤的黄山太阳。没想到她竟很感动地说：谢谢你刘春，我就缺少一个太阳。现在想来，这个小插曲多么富于深意：我的诗太理性，需要增强感性（月亮）；杜涯的诗太沉郁，太阳般的刚性正好是一种补充。也许，聪明的杜涯在我要送太阳给她的那一瞬，就已联想到这一点了。
其实，相对于1998年出版的诗集《风用它明亮的翅膀》，杜涯的新作已经具有了丝丝缕缕的阳光，2001年创作的短诗《晴朗的冬天》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一些枯树枝在风中轻微地断裂／轻微的掉落在远处的地上／然而这个晴朗的冬天并不因此／多出什么，也并不因此失去什么。”还有更近的《桉树林》，尽管迷离的惆怅还在，低沉的音调还在，但加入了一些更为坚实也至为关键的东西：面对命运的宠辱不惊。这样的细微变化于一个本来就已经相当优秀的诗人，尤为可喜：
它的道路在红土地上延伸青春
细叶上晃动阳光、蓝天和南方的空气
起风后，光明和梦想会成为真实
遇见它的人会在上午说：大海……
戴斗笠的农妇从林边走过，匆忙看了它
一眼：生活的坚实、依靠，甘蔗的蜜
它的年华、激情，它的土地不会老去——
当人世上的一切都衰老、死亡，连同星辰
难忘美丽的桉树林，那是在海南，整整两天
我穿行于它空灵、飘动和延伸的梦
我曾说：桉树林，请记录我的春天岁月
记录那所有曾经来过又离去的：那存在和消逝
并给我三天明媚、透彻、辽阔
给我两天南方的气温，南方的土地……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杜涯的笔始终环绕着她的故乡。当然，这个“故乡”不仅仅是指身体上的故乡，还有心灵的故乡。用杜涯的话说，她的诗歌中的故乡，“一个是指童年生活和活动过的那一带村落，那个广阔的平原。它大约包括十几个村庄、数条河流、大大小小的树林和无数条白杨林荫道，当然还有无边无际的麦浪翻滚的田野。这个故乡令我伤感、沉痛……第二个是指我心中的故乡。这个故乡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我坚信它是我所来自的地方。……对于这个故乡我只能远眺、思念，无法回去，也无法触摸。但我知道，它是温暖和光明的，我知道我最终会回去的。我知道诗歌能够帮助我。这也许是我能够将诗歌写下去的理由，或者力量”。两个“故乡”的存在，构成了杜涯诗歌强大的张力，也避免了诗歌内涵的单调和浅薄，杜涯从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多愁善感的才女完美地成长为现在的一个厚实朴素的诗人。
还是听听黄灿然的评价吧——杜涯是“1987年我初读多多以来”的二十年中，“最打动我的中国当代诗人。……她的诗不是反应性的，而是创造性的”（《不易觉察的诗和人》）。
四
在我读到的对杜涯诗歌评价的文章中，著名学者林贤治的表达颇有意思。在发表于2006年第6期《西湖》杂志的《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一文中，林贤治对杜涯的诗歌风格进行了总结：“杜涯的诗别具一格，抒情性很强，她敏感于时序的变化。事物的易逝，是挽歌的调子，流布着一种古老的忧伤。……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指杜涯的《致故乡》一诗）的许多意象、语词，在杜涯的诗集中反复出现，可以说，她的所有作品都是这首诗的变奏。她常常重复，集中地写同一事物，像空洞的风，像杨树、栗树和梨树，看得出来，她唯以抒写为满足。在形式上，她也不刻意追求变化，显得相当呆板，然而这正是一个诗人执著于自身情感质地的表现。”
林贤治同时也认为，“不能说杜涯的诗内涵如何丰富，应当承认，社会内容仍然是单薄的。她的诗大多摄取自然意象，很少涉及人事，尤其是村庄里的穷人，所以还不是那种自觉的穷人的歌手。但是，诗中的那份忧伤、惊悚、亡逝的痛感，虽然有着‘古诗十九首’的传统意味，然而到底属于她和她所熟悉的穷人的世界”。
上面两段话，有赞有弹，但终归还是回归到“赞”字上面。赞的时候，甚至把那些“相当呆板”的诗句和重复的诗意也看成“是一个诗人执著于自身情感质地的表现”，可见评价之高。而“弹”的部分，却不是很能服人。一种被反复使用而“显得相当呆板”的形式，与“一个诗人执著于自身情感质地”是否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一首好诗是不是必须出现“社会内容”？写与乡村有关的诗是不是必须涉及“穷人”并要成为“穷人的歌手”？对此我持保留态度。人的情感复杂多变，诗歌也有很多种，有的好诗，其文本就具有自足性，我们不能要求所有风格和内容的诗歌都要“关心人民疾苦”。在我看来，作为一个诗人，李商隐的伟大程度并不比杜甫稍低。某些时候，诗歌的好与坏，不是看内容，而是看诗人是否在某一种风格上达到了令人惊讶的高度。杜涯在她的这一种风格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因而她是优秀的，难以设想她要是直接书写“穷人”，诗歌的质地会成为什么模样。——我们能够强求秦观去写白居易的风格吗？
从行文看来，林贤治对自己的论点也是犹疑不定的。他对杜涯的评价形成了一条起伏不定的线条，在遗憾于她没有充当“穷人的歌手”之后，马上又给予了更高的评价：“杜涯是那种哀歌型的诗人，‘命运的钟声’回响在她的每一件作品之中。她的最温暖的作品，都是为了烘托即时的寒意，而从记忆中升起的。这些以乡村为背景的悲剧作品，延续了古代骚人的易感的传统，暗合了西哲的生命哲学的精义；而在事实上，却是中国乡村在城市崛起的阴影下走向衰败的写照。”在引用了杜涯的《挽歌》之后，林贤治认为这首诗的悲剧性具有哲学的深度，并认为这是中国的诗歌所缺乏的。然而令人纳闷的是，林贤治一方面在盛赞杜涯，并肯定了部分诗人的写作之后，却说：“我们只有喧闹的诗歌，实质上只是一些嘈杂的声音，而不见完整的诗人形象。诗大于诗人。”并茫然四顾：“诗人都到哪里去了？”最终得出了“90年代的中国诗坛是一座空山”的结论。“诗大于诗人”有什么不好呢？诗在，诗人自然就在，诗人的形象难道不是由诗歌而来的吗？我们已经看到过太多有名无诗的人，他们如同跳蚤般在文坛上蹿下跳，在名利场上乱拱；或者他们热衷于政治诉求，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派，唯独不是一个诗人。在我看来，这些人什么都可以去做，最好不要做一个诗人。
在同一篇文章里，林贤治还对诗人杨键的作品进行了批评：“杨键文字清淡素朴，亲切自然，大凡乡村的人物情事，无不可以入诗，但因此也就限于风景画或风情画，发掘不深，不少诗失之简单，像是一沓未完成的素描。”
应该承认，林贤治对杨键的诗歌风格拿捏得十分准确，但是杨键的诗歌是否像他所批评的那样，只是一沓未完成的素描而缺乏深度呢？很值得商榷。我仍然是那句话：这是一个多元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品都把“社会功用”放在首位，诗歌就是诗歌，它有自身的规律与写作伦理。杨键的诗歌并非林贤治想象的那么粗浅和简单。比如诗人柏桦就认为，杨键写诗的笔法是典型的中国画功夫，写意或者工笔兼具，尤其强调简朴、认真、醒目的白描写实；杨键就是以这种方法写出了大量有关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诗篇，也写出了许多动物的悲苦；他一切诗的主题几乎都指向中华大地的苦、人民的苦，哪怕他也写过一些中国乡村之美的诗，但从中都透出一丝细腻的悲凉；杨键加深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对苦难的书写这个部分。诗人庞培则说：“只有杨键一人在写中国百姓的苦难。”（同上）柏桦、庞培的意见可谓和林贤治针锋相对，该偏向哪一方呢，不同的读者会依照自己对诗歌的理解作出抉择。
扯远了，还是回到前面提及的讨论会现场吧。在讨论到我的诗歌时，杜涯开始投桃报李。她对我的作品给予了一些令我汗颜的评价，比如语言非常成熟，有深度之类。最后，她“提醒”我应该坚定地走下去，不要过于在乎别人的意见。我当然明白她的意思。而现在，当我无事找事地试图从她的诗歌中找出一些瑕疵时，她是否也会这么提醒自己？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都在写着，并且相互鼓励。
五
为了显示我对杜涯的了解，在本文结束前，我要披露一个“隐私”。在我们一起开会那年，杜涯的职业是杂志社编辑，那不是一般的杂志，而是一个以老年人为对象的杂志（后来，杜涯离开河南去北京，成为北漂一族，几年后再次回归河南老家）。她很喜欢这份工作，从与老人的接触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东西。也许正因为如此，本就像老人一样善良的杜涯还像老人一般谨慎，不仅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还怕别人给自己添麻烦。因为合肥到郑州的列车晚上十点才开出，而且没座位，所以从黄山回合肥的那天清晨，朋友们叫她与合肥的诗友联系，看能否帮忙弄一张座位票。她连连摆手：不要不要，这样太麻烦别人。我又叫她和我一同到南京乘车，南京车多，座位票容易买。她又连声说：不行不行，这样就说不清楚了。我一愣：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不就是到南京搭车吗？她说，我一个人去南京转车倒还可以，我们一起去就说不清楚了。周围的诗友闻言，足足笑了好几分钟。